中國改革分三步:社會大步走 政治需勇氣
作為長期關注改革問題的學者,周瑞金提出了「改革三步走」的意見,希望在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有一個階段來加快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從而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訪談對象】
周瑞金,現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生產力學會副會長。曾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以「皇甫平」署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發表後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梁輝 發自北京
【先驅語錄】
如果不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不解決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的話,就會影響到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同時,在社會矛盾多發的情況下,如果突出政治體制改革,而社會基礎、公民素質沒有準備好的話,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出現不穩定的狀況。
中國國家大,人口多,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預想的效果,問題的解決要有一個過程。
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而言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
【訪談動機】
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二十多年過去了,儘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社會氛圍日益活躍與開放,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並不盡如人意。
「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進一步擴大開放。
有了堅定的決心,改革的進程問題也留給專家學者無限的思考空間。作為長期關注改革問題的學者,周瑞金提出了「改革三步走」的意見,希望在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有一個階段來加快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從而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經濟—社會—政治三步走
《國際先驅導報》:您說的改革三步走是指哪三步?
周瑞金: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我們今天的發展很快,2010年就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000美元。可以說,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發展三步走目標是清晰而明確的,但是我們的改革跟發展三步走並沒有對應的步驟。我認為,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規劃。
第一步是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現在,30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階段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
在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轉向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之間,還有一個階段,需要花大概15年時間,推進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這就是改革的第二步,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30多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已經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貧富懸殊、官員腐敗,社會事業滯後,民生問題突出,以及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所引起的生態破壞等。
社會體制改革為今後進入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真正實現憲政民主,打下紮實的基礎。到2025年至2050年,完成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經濟富強、憲政民主的國家,建設法治文明、自由發展的社會。在這一階段,需要改革執政黨的執政方式、領導方式,調整執政黨與民意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選舉民主從量到質的提升、擴大,協商民主與直接民主互動,監督和制衡體制健全完善,同時社會思想文化更加活躍,輿論更加自由開放。
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增長上,還要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個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滿意度的和諧社會,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權和私人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社會真正進入一個民主、和諧、幸福、法治的發展階段。這應該是21世紀中葉實現的目標。這樣就跟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發展三步走戰略配合協調起來了。
當下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
Q:在你看來,當下最為緊要的是社會體制改革?
A:我認為,當前中國需要一個「社會進步運動」,也就是社會體制改革,來解決這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借鑒世界歷史的經驗,歐美國家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當中也出現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的美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基本被財團和寡頭所壟斷,權力與市場結合,權力與資本結合,官員腐敗也很普遍,社會失業工人很多,社會貧富差距大。20世紀初,在威爾遜總統支持下,美國媒體發動了「扒糞運動」,充分揭露社會陰暗面,引起全社會的震動。由此推動了後來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出台。
像歐美一樣,我們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化解社會矛盾,為第三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創造好的條件。
Q:您所說的社會體制改革具體包括哪些方面?
A:社會體制改革,包括社會建設,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民生問題,比如教育的讀書難、醫療衛生的看病難、住房保障的房價高、還有就是就業難等等。讓老百姓共享改革的成果,通過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一個利益均衡的社會機制。
第二是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第三是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利。比如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等,社會問題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制度。因此,政府要推動、協助、保護社會組織的發展,而不要視為對立的、異己的力量。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
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改革太急不一定能取得預期效果
Q:關於改革路徑的問題,有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要提前,否則社會體制改革難以推動。您怎麼看?
A: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過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體制改革的意見。當時為什麼提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呢?是因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已經涉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這其實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至於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所以,四位一體的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今天為什麼提出改革三步走?這是因為考慮到不同階段重點不同的問題。第一階段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這是大家的共識。但現在的社會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都預示著,如果不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不解決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的話,就會影響到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同時,在社會矛盾多發的情況下,如果突出政治體制改革,而社會基礎、公民素質沒有準備好的話,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出現不穩定的狀況。
Q:這樣的話,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更滯後了?
A: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是大家的共識。社會體制改革中包含的政治體制改革先行,符合大家的願望。比如,執政黨內的民主制度、幹部人事的選舉制度,以及人大、政協制度的改革等等,這些都可以在社會體制改革的同時推進。
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問題,執政黨的理念和制度如何保證既能體現黨的領導,又能體現出人民當家作主,又能體現依法治國,這個目標提出了,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我所說的改革三步走的社會體制改革,並不是學術上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恰恰是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打下更好的社會基礎。
總體來說,中央領導集體還是處於改革主動態勢,掌握著改革的主動權。當然,改革也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干擾和制約,需要有勇氣衝破。我國國家政治體制的特點、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公民意識缺乏,都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急不得,還是要有步驟、有階段的推向前進。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在不斷推進當中,只是還沒有到達憲政民主的改革階段。
何況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所以相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而言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此前,可先解決社會問題,建立社會利益的均衡機制,讓社會和諧一點。
改革需要上下結合
Q:您認為國民心態的容忍度,以及社會的壓力承受度能跟「三步走」和上拍嗎?
A:現在老百姓的意願主要是要求解決民生問題,利益公平分配的問題。除了西藏、新疆問題有政治因素之外,這幾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基本上屬於利益博弈與衝突的問題。現在到農村找農民談,他們要求的不是選舉民主,而是要求調整長期以來分配處在邊緣的狀態。
儘管執政黨的執政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領導層還不致於出現東南亞國家那種權貴腐敗集團。只要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變,就會推動執政黨在領導全國改革中克服自己消極的因素,自我凈化一些東西。
當然,改革需要上下結合,改革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在民眾當中,讓民眾的改革積極性推動上面,上下結合,克服改革道路上的障礙。這需要公民力量的壯大,需要發揮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
中國的改革從發展經濟、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著手,逐步推進,這條思路是對的。但現在我們大家都心裏面有點焦急,確實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遲緩,很多問題始終繞不過去,提了很多年都解決不了。但是,中國國家大,人口多,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都很大,改革如果太急了,不一定能取得預想的效果,問題的解決要有一個過程。但是社會體制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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