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世界秩序的轉折點與21世紀美國的沉痾
來源：《紅旗文稿》2017/3
作者：楊光斌 林雪霏
2016年無疑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特朗普的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被視為「黑天鵝」事件，兩個最老牌也是最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居然逆流而動。對此，普遍性的看法是，經濟全球化逆轉了。這種看上去或許不錯的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展了至少500年，經濟全球化浪潮本身不會消退，只是誰來主導、什麼主義（思潮）來主導的問題。過去100年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潮，大致是三個主義輪流登場的過程：
從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到1929年大危機的第一個30年是放任自由主義即古典自由主義，
1940—1970年代的第二個30年是帶有國家主義或者說社會主義色彩的凱恩斯主義，
第三個30年即1980—2008年則是新自由主義。
因此，兩隻「黑天鵝」逆經濟全球化之勢而動，不能說經濟全球化就此逆轉了，只能說是過去30多年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遇到重大挫敗的結果。
特朗普企圖對這種挫敗震蕩進行調整，然而，他主張的反經濟全球化、民族主義、「孤立主義」與所謂的「親勞工階層」等，其實是重拾脆弱時代即19世紀美國的政治理念——基於民族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用19世紀的藥方治療21世紀美國的重病，特朗普並沒有為現有困境開闢「第三條道路」，其政策主張更多是解構而非建構式的。
一分析特朗普的總統競選綱要及其上任以來發表的一些言論和政策主張，可以看出其內涵主要包括：
反建制，反20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化建制。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始終充滿自信地認為自己是民主的典範，並在世界範圍內極力推廣「民主加市場」的現代化方案，卻少有人反思美國民主政治的弊端。特朗普指責奧巴馬政府無能、抨擊華盛頓傳統政客，折射出美國民主政治的現有困境：美國政黨政治的空前「極化」使美國的分權體製成為福山所言的「否決型體制」；無休止的黨爭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導致國會很難達成政策共識；府會間的平衡遭到破壞，即使是利國利民的決策也多半難產；國家治理與政府權威不斷弱化。特朗普本身作為政治局外人，又頻頻發表挑戰現有政治格局的言論，將自己塑造成反體制的戰士，恰恰體現了美國民眾對現有政治體制的反感。
反「政治正確」，反對文化多元主義。
特朗普自選舉開始就以反精英、反「政治正確」的形象出現，他貶損女性、稱墨西哥移民為「強姦犯」、上任後簽署「穆斯林禁令」禁止全球難民和西亞北非七國公民入境，儘管這些過激的言論招致世界相關各國及美國各方的批評和抗議，卻也為他帶來了很多關注。特朗普以極盡誇張之能事去挑戰精英階層、挑戰「政治正確」，將那些過去刻意不被討論的問題擺到了桌面上。
奉行民族主義的「美國優先」，以美國本國的經濟利益為首要標準去指導政策制定。
這可能是歷代美國總統在其位謀其政的核心原則，但自二戰以來，特朗普是第一位旗幟鮮明地公開表明這一主張的總統。這不僅展現了他的離經叛道和狂傲不羈，更預示著他對美國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的全面變革。作為一種發展戰略，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強調利益為先、美國為先，通過資本迴流和製造業的復興，強調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以及不干涉主義，調動所有注意力與資源集中於國內事務，保護和增進美國經濟利益。這既是回應當前美國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也是在美國經濟形勢較為低迷情況下的應對策略。
特朗普將美國現存的社會問題都歸咎於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少數族群和移民等，基於反多元主義、反建制和本土主義的思想理念，他提出包括反經濟全球化、反移民、「孤立主義」與所謂「親勞工階層」這四重政策取向。從更廣泛的視角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不是一起簡單的孤立事件，更是一場美國反民主體制的社會運動，它表達了美國社會對於民主體制現狀的憤怒，特別是廣大白人勞資階層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感。二一個倡導文化多元主義、貿易自由主義和對外政策世界主義的美國，為什麼一下子要採取「收縮戰略」？這不能不討論導致美國衰退的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運動。
如本文一開始所言，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經濟全球化退潮或逆經濟全球化趨勢，而是要看什麼樣的經濟全球化出問題了，從500年全球史看，經濟全球化本身不會就此衰退。
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凱恩斯主義壓制了放任自由主義40年之後，1979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執政、1981年里根在美國執政，古典自由主義開始以「新自由主義」的面目風靡全球，謂之「經濟全球化」。30年後，即2008年金融海嘯，經濟全球化觸礁，新自由主義宣告失敗。
嚴格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場經濟自由化運動，但後來新自由主義的涵義擴大化了，還包括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文化自由化（文化多元主義）。這場「三化運動」，傷及很多國家包括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重創了美國自身。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化的學說在政策上以「里根經濟學」表述出來。所謂里根經濟學，就是哈耶克的自由化加弗里德曼的貨幣學派，形成了產權私有化、市場自由化、預算穩定化（最小化）的新自由主義。
1991年冷戰結束之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便是「去國家化」，內在的邏輯就是用金融資本而撤除國家圍牆。這樣，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自由化和貨幣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大大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形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金融資本社會，「華爾街」就是金融資本社會的代名詞。經濟形態變了，人們的理性和偏好隨之改變，其中改變最大的無疑是製造商，有誰還願意投資那些回報率極低的製造業呢，只有傻瓜才無視可以一夜暴富的「華爾街」。就這樣，象徵著美國工業驕傲的底特律——美國傳統的工業基地，破產了。商人出走了，把製造業遷到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而新一代年輕人更不願意從事報酬相對很低的製造業。
里根經濟學又稱「涓滴經濟學」，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滿，即富人富起來，百姓才隨之受益。但是事與願違。不同的經濟形態對於平等的意義完全不一樣。農業經濟時代相對平等，尤其是對於美國這樣廣袤無垠之國度而言；
工業經濟時代，不平等的幅度開始拉大，但可控，比如1980年企業內部的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差距不超過50倍；
但是，到了金融資本時代，金融資本所製造的不平等以幾何級數增長，在華爾街工作的回報與在製造業工作的回報簡直如天壤之別，更別說華爾街與中南部農民之間的差距了，企業內部的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差可以達到550倍。
在整個社會的鴻溝形成之時，象徵著不平等重要指標的最低工資，2006年與1968年相比，實際價值下降了45%。這就是「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民主。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是美國金融資本，撤除國家圍牆的自由化運動產生了虹吸效應，不但吸食著國內財富而製造國內不平等，也直接掠走了其他國家的財富，比如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泰國、印尼等國的財富一夜減半，從而製造了全球更大的不平等。
對於金融資本製造的國內不平等，近年來美國國內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民主之春」運動等只是這場抗爭運動的預演，大規模的反抗就是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而對於其製造的全球不平等，轉型國家只能以失敗的民主化來消極回應。
民主本來是平等化的產物，當社會出現空前的不平等的時候，民主本身也會被重創，「自由主義民主」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民主」或者「市場民主」。其實，在資本權力當家的社會，民主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的，只不過冷戰時期的話語權之爭構建出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恢復了民主的本來面目——資本主義民主。
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組合，從來不是和諧的，正如19世紀西方嚴重的社會對抗。特朗普當選，內在的政治經濟邏輯就是傳統產業工人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作為傳統產業代言人的特朗普看準了這一點，而已經和華爾街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希拉里·柯林頓則成為這種矛盾的焦點。
政治自由化相比經濟自由化，政治自由化自冷戰開始就在有計劃地進行，可以說，戰後美國西方社會科學都是圍繞「自由」而建構起來的。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基於蘇聯改革帶來的政治變動以及東歐的變化，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亨廷頓寫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都是在宣告自由主義民主的勝利。冷戰結束一時間讓整個西方世界陷於大狂歡之中，宣稱所謂「社會主義必然滅亡，資本主義必然勝利」。民主的第三波衝破了傳統的國家圍牆，金融資本長驅直入。伴隨著這一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也加大了「民主革命」的力度，到1998年，美國民主基金會的活動經費從幾千萬美元迅速攀升到16億美元，開始設計「大中東民主計劃」，在各地搞「顏色革命」。結果，冷戰後一直擠壓俄羅斯生存空間的美國在烏克蘭栽了大跟頭，敘利亞內戰最終也把美國擠出去，美國還在伊拉克付出了5000多人的生命。
在世界歷史上，以「推廣民主」之名而搞擴張，美國是第三個。第一個是兩千年前的雅典，以輸出民主之名到處征戰，最終產生了內亂，雅典衰敗。第二個是拿破崙，其結果眾所周知。美國步了雅典和拿破崙的後塵，誰能想到，冷戰後單極霸權的美國，僅僅20年就陷於危機之中。
文化多元主義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化權力，並於上世紀80年代最終形成了作為「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價值觀多元化、道德標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課語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性行為多元化，等等。
從政府機構和公共輿論，到社區和家庭學校，言必稱「多元」，而且成為一種不能觸碰的「政治正確」。可以想見，文化多元主義對於盎格魯—薩克森人的「美國信條」是多麼嚴峻的挑戰，也可以想像其中文化右翼的反彈。
也正是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原則下，出現了亨廷頓所說的美國「國民性危機」，「美國信條」受到空前挑戰。
第一，蘇聯解體和外部安全壓力的消除，使得美國國內的凝聚力大大下降。
第二，多元主義的意識形態，挑戰了美國國民特性中尚存的文化核心的合法性地位，而且民主黨人已經成為多元主義的代言人，柯林頓總統說美國需要繼獨立戰爭和民權運動之後的「第三次偉大革命」，以「證明我們即使沒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歐洲文化也能生存」。
第三，二戰之前，美國移民主要來自歐洲，但60年代開始，第三波大移民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同化越來越難。
第四，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移民群體共說一種非英語的語言的現象，在美國的墨西哥人都說西班牙語。美國南部的「拉丁化」讓美國白人憂心忡忡。特朗普對墨西哥移民、對阿拉伯人的態度即凸顯了其文化右翼的特點。
三美國建國200年來，從一個弱國走向強國乃至超級大國，從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種族主義走向國際主義、自由主義、文化多元主義，人們尤其是精英階層，已經太習慣於20世紀以來，尤其是冷戰勝利之後美國的新政治傳統，即所謂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然而，這是美國強大之後的故事，而且這「三大自由」的泛濫給美國帶來嚴重的危機。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特朗普，顯然是對美國200年政治走向的一種再定位。在美國獨立之初的近百年，凡是關稅低的時候就爆發經濟危機，而高關稅則帶來製造業的繁榮。19世紀中葉，歐洲的英法等國奉行的是世界主義貿易政策，而「美國尋求國家幸福的方向恰恰與絕對貿易自由相反」，「當歐洲各國正滿懷激情地努力使普遍自由貿易成為可能，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正在為實現這個偉大的仁慈目標而努力並爭取取得重大進步的時候，美國卻為了促進國家的繁榮而試圖重新採用已經在理論上被徹底駁倒、遭到唾棄的重商主義原則。」 （[德]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邱偉力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74-75頁） 這樣，當發達的歐洲都在推行自由主義貿易的時候，作為弱者的美國經濟學界興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當時最有名的經濟學者都是貿易保護主義者。流亡到美國的德國人李斯特，接觸到美國當時流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學理論之後，在1830年代寫下了振興德國經濟的國民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完全違逆亞當·斯密的世界主義貿易理論，相信只有強國才可以搞自由貿易，強大之後的德國才能實行斯密的學說。
李斯特生動地描述了200年前的美國是如何反主流理論而建構起自己的製造業並成為與英法齊肩的強國，其中的奧妙就是「製造商必須過來」。特朗普的一些主張可以說是一下子回到200年前的重商主義。
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事實上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雖然通過帝國主義擴張和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清洗而拓展了自己的領土並擁有海外殖民地，但國內事務的危機（內戰、進步主義時期的國內失序等）嚴重地束縛了美國的對外手腳。因此，即使到了一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關於國際關係的「十四條」所主張的各民族自決權，也是美國無力干涉他國事務的寫照。
直到二戰結束，美國才真正成為世界性強國，並在英國的利誘之下不得不從傳統的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美國立刻利用各種「國際制度」建構了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諸如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WTO（之前是「關貿總協定」）、世界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等。「反者道之動」，贏得了冷戰的美國在狂熱中把自己陷於不利的境地，這歸因於一套錯誤的組合拳，其中新自由主義難辭其咎。
尤其是冷戰之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以自由化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曾想，以貨幣主義而非製造業主導的美國經濟政策，在這場歷時30年的經濟全球化運動中，殺傷了對手的同時也誤傷了自己，幾乎掏空了自己的製造業，基於傳統製造業立命的美國白人處境艱難，由此才催生了以白人為主體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特朗普主義」，其實質就是種族主義。
在實行對外政策的孤立主義、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商主義即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20世紀之前的美國，在國內奉行典型的「白人至上主義」，這和當時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一脈相承，認為西方的發達歸功於優越的民族基因，而這一理論的基礎便是社會達爾文主義。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比如托克維爾、《論自由》的作者密爾等，基本上都是種族主義者，都在為本國的對外擴張提供種族主義理論基礎以粉飾自己的侵略行為。同樣不例外的是，從美國的「建國之父」到19世紀的白人統治者，奉行的都是白人至上論，並對原住民實行了「種族清洗」。因推廣民主而被稱為「傑斐遜式民主」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其實是一個最臭名昭著的種族滅絕主義者，他說「一旦我們不得不對哪個部落舉起斧頭，我們就不會將斧頭放下，直到該部落被根除或趕離密西西比河……戰爭中，他們會殺死一些我們的人，而我們將滅其全部。」1820年代左右，當時的總統傑克遜更是印第安人的殺手，其1830年頒布的《印第安清除法案》，直接導致20000名印第安人死亡。
在1850年左右，一個加州州長宣稱，「一場根除戰爭將在兩個種族之間繼續直到印第安人滅絕」，繼任者表示戰爭「必須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對許多部落的根除戰爭」。就這樣，在現為美國人佔據的地區，哥倫布到達之前印第安人口估計在400—900萬之間，1900年人口普查時印第安人只有23.7萬，減少了95%；其中，加州於1849年建州，10年之後，印第安人減少了80%（第三帝國12年殺掉歐洲70%的猶太人）。 希特勒和希姆萊在思考他們的種族滅絕（途徑）時都曾把美國的種族滅絕例子作為參考。
可以說，正是靠對異質文化的種族清洗，才最終在盎格魯—薩克森人內部建立起自由民主政體；靠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才扶植起美國製造業並使美國強大起來；靠對外政策的孤立主義而置身世界麻煩之外，才集中力量搞國內建設而不至於在過度擴張中消耗國力。特朗普所主張的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和19世紀乃至二戰之前的美國政治傳統何其相似？！四美國過去三十幾年的故事驗證了歷史制度主義的一個假說：制度變遷的非預期性。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不遺餘力地推行了以自由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也全面力推自由化，其結果卻事與願違。
經濟自由化掏空了國內的製造業並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政治自由化的對外政策大大消耗了美國的國力並把美國從所謂「普世價值」的道德高地上拉下來；
而文化自由化即多元主義的後果則比經濟和政治上更深遠，直接挑戰了美國賴以立國的「美國信條」並使得美國支離破碎。
比較而言，經濟後果和政治後果都是可以修復的，但文化上的「去美國化」所招致的「國民性危機」則是致命性的。
放在更長遠的歷史光譜上看，過去100年西方歷經放任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特朗普，也不屬於1929年之前的放任自由主義，因為他表示要國家投資更多的基礎設施，這一點頗有凱恩斯主義的味道，但他的減稅主張又不同於凱恩斯主義。
所以，特朗普的主張不是過去100年中的任何主義，反而可以回到美國100年前的歷史去理解。從他廢掉TTP並號稱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言論看，他已經是典型的現代版孤立主義者，這和美國19世紀之前的對外政策如出一轍；從他羞辱女性、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看，他是一個典型的反文化多元主義者，這和19世紀的白人優越論者相似。也就是說，特朗普似乎試圖在用19世紀美國的政治傳統來矯正整個20世紀演變所導致的政治社會亂象。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或許會發生「19世紀的美國」與「21世紀的美國」的遭遇戰，這不是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而是已經被淘汰了的「文明」比如白人優越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衝突，美國的社會分裂極有可能因之而加深。看看大選中白人的狂熱，就可以窺出白人的強烈的危機感。在很多白人看來，出了一個奉行文化多元主義的柯林頓總統，已經讓他們難以忍受，後來居然還出了一個奉行有色人種的美國總統，為此他們幾乎絕望。看到民眾中的這種情感的特朗普，在大選中火上澆油，怎麼能激發白人的熱情怎麼說，美國已經存在的「文明的衝突」幾乎演變為「文明的戰爭」。看看特朗普當選後美國大學校園的絕望情緒和上任後民眾的反對聲音，就可以知道這一點。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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