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中日：大唐和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爭奪1

作為一個沒有完全被平定的強大地方割據政權，高句麗似乎應該在百濟戰事期間有所動作，以牽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戰時並沒有對百濟進行有效的協助。

大唐帝國在征討百濟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顯慶四年)年底，已經對高句麗進行了一輪軍事打擊，大唐鐵勒籍將領契苾何力率薛仁貴等名將在橫山(今遼陽附近)擊敗高句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唐軍攻勢凌厲。

結合大唐高宗對來到洛陽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的決定，可知征討百濟拯救新羅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次籌備已久的軍事計劃，而東征高句麗則是一次軍事警告。事實證明，高句麗在西面受到了強有力的軍事壓制，陷入軍事被動，自顧不暇，已經沒有餘力對百濟進行軍事援助。

史料記載，大唐出兵百濟之際，日本大和朝廷接見了高句麗一支多達百名成員的使團，並與之進行了緊急磋商。這支使團直到百濟戰爭接近尾聲才離開日本。

由此可見，日本的最終出兵，與高句麗的居中斡旋、慫恿也不無關係。

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沒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國東北方向與蝦夷人作戰，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斷扣留。大唐朝廷已經清醒認識到，使團作為一種合法的情報搜集機構，很可能會對唐軍推動百濟戰事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高句麗與日本之間隔有新羅、百濟，日本沒有任何借口以陸上途徑出兵協助高句麗。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經開始秘密趕造運兵船隻。

平定百濟的捷報很快傳至洛陽城，大唐高宗及帝國上下對蘇定方的戰績感到由衷欣慰。

百濟戰事的順利結束對於整個帝國意義重大：

第一，大唐在隱忍多年之後在帝國東北方重塑國威，為屬國新羅洗雪國恥；

第二，清除新羅反抗力量，也就意味著割據政權高句麗失去了一隻有力的臂膀，這將為接下來平定高句麗的戰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就意味著隋及唐初未能完成的宏願將在高宗時代得以實現，遼東作為中華帝國神聖不可分割之地將再一次回歸到中央政府懷抱。

8月，高宗皇帝下詔，「賜天下大酺三日」，以示慶賀，並於中秋之日命人撰寫《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中秋，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非常，對於唐朝人來說更是良辰吉日。大唐高祖年間，李靖將軍征討匈奴得勝，即於中秋節凱旋長安城。

為解決百濟戰後事宜，高宗皇帝再下詔，將百濟原五部三十七郡改設為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馬韓(今韓國全羅北道益山)、東明(今韓國忠清南道扶余郡)、德安(今韓國忠清南道論山市恩津面)、金漣(不詳)五個都督府。

熊津都督府下轄熊津、東明、帶方等八州，治所在熊津州。後來又將五個都督府全部合併為熊津都督府。從此，百濟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在法理和事實上徹底成為歷史的煙塵，其領土終於劃入大唐版圖。

與此同時，王文度被任命為熊津都督，全權負責原百濟地方的軍政事務，撫納百濟殘黨，並招募平定高句麗的奇才良策。

9月，蘇定方將軍從朝鮮半島經由海路而後陸路回到東都洛陽。

原百濟王扶余義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在內的十三名王族成員，七百餘名原百濟高官、將領，以及大約一萬兩千餘名原百濟上層人士，也被帶回大唐。

數年之前，百濟一意孤行，與高句麗合作，攻佔新羅大片領土，對百濟王室來說，唐高宗那句「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猶在耳旁。

高宗皇帝對百濟王室進行了一番象徵性訓斥之後，進行特赦，並給予高規格的政治禮遇，這批包括王室成員在內的百濟籍人士從此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內。

不久之後，扶余義慈去世，高宗皇帝特別下詔賜其為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並特許其舊臣送喪赴哭。扶余義慈被葬在大唐名將秦叔寶墓旁，唐朝人為其樹碑立傳。

日本使團在唐軍平定百濟捷報傳至朝廷一個月後被解禁，在洛陽則天門，他們目睹了蘇定方押解舊百濟王扶余義慈等貴族成員班師回朝的情景。隨後，日本使團離開洛陽，順著西南季風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蘇定方歸朝之後，留下左驍衛郎將劉仁願率領一萬唐軍駐守泗沘城，暫時代理新羅軍政事務，新羅方面則由王子金仁泰等率領七千新羅兵馬配合鎮守。王文度作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時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龍朔。

李唐王朝的輝煌其實絕不限於貞觀、開元這樣的經典時代，顯、龍年間也是一個不失鐵血與尊嚴的偉大時代，甚至有其特別的神韻和內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後，仍有海外著名李姓華人取名為「顯龍」，這蘊含著一個深刻理解祖國歷史的後人對其祖先的深沉懷念。

「龍朔」這樣一個華麗威武的新年號並沒有給當時的一位將軍帶來好運，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戰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鍋，被除名為民，後復拜左衛郎將--他卻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隨著百濟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濟雖然只能作為一個地理和歷史名詞存在，但這裡還不太平，不僅不太平，這片土地還將見證中日之間的首次大對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將軍劉仁軌登場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後奉詔任檢校(代理)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

這位平民將軍生於隋朝末年，身處亂世家境貧寒，但「恭謹好學」，買不起筆墨紙硯，就在地上書寫，讀書涉獵廣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後，新政權給了這樣一個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機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將。

現在看來，劉仁軌將軍當為千年以來「中國抗日第一將領」，這不僅是因為劉將軍是第一位對日作戰的中國將軍，更是因為在他的策劃和指揮下，中國軍隊取得了歷史上第一次經典的對日完勝戰役。這位將軍是幸運的，他身歷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在太宗之時，作為地方治安首長，劉仁軌就因不畏強權深獲太宗賞識，由地方官而任朝官。高宗年間又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權臣李義府。公元660年(唐顯慶五年)，高宗東征高句麗之時統水軍，他督海運，負責後勤補給。年尾不宜出海之時，被上司李義府惡意催發，結果遭遇海上風浪，船覆。幸虧高宗皇帝明辨是非，雖將劉仁軌免職，卻命其以白衣罪身隨軍效命。

劉仁軌部與劉仁願駐軍順利會師。在劉仁軌的隨行人員中，還有其政敵李義府的心腹，不僅對其進行掣肘，甚至勸劉仁願不要分戰功與他人，要尋找機會排擠劉仁軌。

劉仁願並非蠅營狗苟之輩，並且與劉仁軌一見如故。二人雖皆為武將，但劉仁願頗有儒將風範，英雄相惜，不僅沒有加害於仁軌，反而對其信任有加，甚至將軍事指揮大權交與仁軌。

歷史對這段佳話褒獎有加，《資治通鑒》有載為證：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指劉仁軌)，仁願不忍殺。

百濟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後，百濟舊地先後出現幾支反叛力量，他們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峴(今韓國大田市附近)等城，或與唐羅聯軍形成靜態對峙局面，或頻繁進行小股騷擾。

叛軍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濟將領黑齒常之為首的兵民合體勢力。黑齒常之在戰前的職位相當於唐朝的地方刺史，戰後初期，黑齒常之率領部眾向蘇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羅聯軍送款。

本來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該出現的反叛隊伍，但是蘇定方的個人錯誤鑄成了悲劇。

蘇定方作為一員攻城將領是優秀的，他戎馬一生，馳騁疆場數十年，從大唐西域到東北亞轉戰數千里，可謂攻必克戰必勝，但卻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犯了一個人類中世紀的將軍常犯但是作為唐朝名將不該犯的錯誤--在已經取得勝利之後縱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齒常之在懼怕之餘，利用當地反對民意，率領十餘名親信遁歸本部，糾結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區為基地的軍事堡壘。他們通過結柵以自固的方法，擁兵自保，不僅得以據守，而且在旬月之間收留原百濟殘眾三萬餘人。

8月26日，蘇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勢險要，唐羅聯軍沒有取得實質性的軍事進展。

從黑齒常之戰後初期的投誠行為來看，他並沒有太強的反叛野心；從他此後的軍事動作來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鞏固任存山，以求自保，並沒有加入進攻唐軍的行列。可以說，黑齒常之所部是一支處於觀望態勢的兵民雜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則以任存山城為據點，其領軍人物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龍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稱領軍將軍，鬼室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誘各地叛軍，勢力迅速擴張。這股勢力進一步佔據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內)，並在泗沘城南嶺豎起四五道大柵，試圖圍困泗沘城裡的唐羅守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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