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殺人：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筆部隊」

作者：劉立軍 時間：2012年3月19日 10:40

筆征：作為一種侵略——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筆部隊」

內容提要：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日本的武裝部隊在中國燒殺搶掠，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文學界和一些日本的思想家、作家爭先恐後，「前赴後繼」地發動「筆征」，在侵華戰爭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從戰前的宣傳，到戰爭的醞釀、發動，以及戰後的反思，日本的文學界不是歌頌真、善、美，而是公然宣揚假、惡、丑，或顛倒黑白為侵華戰爭歌功頌德，或為侵華戰爭的罪惡百般狡辯。這是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極其骯髒的一幕。

關鍵詞：侵華戰爭 文化侵略 筆部隊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開始膨脹，開始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侵略和滲透，包括軍事挑釁、商品傾銷、移民滲透和文化侵略等等。迄今我國大多數人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大屠殺記憶猶新，但對日本當年的文化侵略卻知之甚少。這一方面是由於文化侵略本身潛滋暗長，不易覺察;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戰後日本極力掩蓋事實真相。在日本侵華期間，尤其是「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一些文人、記者，以及「士兵作家」、隨軍僧侶等，紛紛攜筆走上戰場進行「筆征」，組成鮮為人知的「筆部隊」。他們以筆為槍煽動「聖戰」、美化戰爭，為侵華日軍歌功頌德。

與那些在戰場上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兵朝夕相處的，還有一批日本文學家、記者、詩人等。「筆部隊」主要由隨軍記者、士兵作家和職業作家三部分組成。這些「筆部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行「筆征」，或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鼓吹侵略，美化戰爭;或一手操槍一手握筆，一邊親自參與屠殺，一邊宣揚「聖戰」和「武功」;或參加各種軍國主義文化和文學組織，炮製「戰爭文學」……

這些表面上文質彬彬的「筆部隊」與窮凶極惡的槍部隊互相配合，上下呼應，雙管齊下，相得益彰。槍部隊在戰場上源源不斷地殺人，「筆部隊」筆征四方，不停地煽動「愛國主義」，為槍部隊喝彩打氣。「筆部隊」是日本侵華文學的炮製者，也是侵華戰爭的煽動者、鼓吹者，是所謂「思想戰」、「宣傳戰」的主體，是日本對華進行文化侵略和滲透的主力，在侵華戰爭中起到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一、「筆部隊」的戰爭叫囂

日本「筆部隊」的活動軌跡，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國力蒸蒸日上，古老的中華帝國則死氣沉沉。也是從那時候起，正在崛起的日本對中國這個東方巨人由崇拜、景仰，一改為居高臨下的傲慢和蔑視。

日本的「筆部隊」及「戰爭文學」與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日本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日本早期的一些啟蒙主義思想家和作家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其中福澤諭吉、中江兆民、保田與重郎、武者小路實篤等人更可謂「功不可沒」。被稱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福澤諭吉是日本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最早關注中國問題的日本人之一。他對「國策」形成過程中的「貢獻」在於，《文明論概略》第一次把中國從「文明」國家的檔次降低為與日本平起平坐的半開化國家。到了後來，福澤諭吉乾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而中國則被說成是「野蠻」國家的代表。正是這位出身低賤而又性格叛逆的學者，堅決主張日本「脫亞入歐」，並推動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而被稱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則有過之無不及。在其《三醉人經綸問答》中，中江兆民精心安排了「紳士君」、「豪傑君」與「南海先生」三人之間的一場「酒話」，採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方式暗示日本在「亞細亞那一大國」(指的就是中國)的利益。如果說中江兆民的侵華思想多少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那麼「日本亞洲主義的代表」岡倉天心就有些急不可耐了。他赤裸裸地鼓吹亞洲的一體化是「東洋的理想」、「日本的偉大特權」，他的這一套理論主張後來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成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根據。武者小路實篤曾經追求過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他更是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大肆宣揚「日本主義」，「死的美學」等，鼓吹「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大東亞共榮圈」等。至此，日本思想界、文學界的侵華思想已經走完了從萌芽到成熟的整個過程。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文壇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侵略宣傳、戰爭叫囂與後來的軍國主義、法西斯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並為發動戰爭、全面侵華製造了「法理」基礎，進行名目張膽的文化挑釁。在日本侵華「國策」的形成過程中，日本文學家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背離了文學的基本道義，也標誌著日本文學從此開始墮落。

進入現代，日本戰爭決策層越來越認識到，戰爭的核心是武力戰，而擴大武力戰效果的則是經濟戰、思想戰、宣傳戰，尤其以宣傳戰的影響為大。因此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部立即在全軍設置了軍報道部。在軍報道部的組織下，日本各報紙和新聞社派遣了空前陣容的隨軍記者進入中國戰場。當時，由各報社直接派遣的記者稱「特派員」，受陸、海軍委託派遣的則成為軍隊文職人員，隸屬陸、海軍省報道部，稱「報道班員」，他們分別穿著不同的制服，也佩掛胸章，其中享受高等官待遇的還與作戰部隊軍官一樣佩戴軍刀。在大舉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日本政府開始進一步強化國內的軍國主義體制，要求舉國一致進行侵略中國的戰爭。為配合日軍戰場上的進攻，日本在全國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都以各種方式「筆征」，積極服務於日本侵華戰爭的需要。「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第四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聞通訊社的代表「懇談」，要求他們全面「協力」日本的侵華戰爭。7月13日，近衛文麿又召集日本幾家著名的雜誌社———《中央公論》、《改造》、《日本評論》、《文藝春秋》———的代表，向他們提出配合戰爭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9月25日負責戰爭宣傳的「陸軍情報委員會」升格為「內閣情報部」。至此日本的戰時文學政策已經初具雛形，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輿論工具也開足馬力，向國民全面展開了規模浩大的戰爭宣傳。

二、「筆部隊」的「實戰練兵」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日本的戰爭體製得到進一步升級和強化，幾乎所有行業都在「協力」戰爭。文學界也不例外，當時日本的許多綜合性雜誌和文藝雜誌，開始採用戰時編輯，開闢專欄，對戰事、戰況進行現場直播式的宣傳報道。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戰爭越來越激烈，日本軍人被源源不斷地派往中國，越來越多的日本家庭開始捲入戰爭。這些軍屬非常關注戰爭的進程，並希望得到親人所在部隊的消息。日本政府更是鼓勵作家們更多地創作「戰爭文學」，宣揚戰爭，為國出力。但是這方面的稿件數量特別緊缺，且多為隔岸觀火式的報道，一則內容單薄，缺乏現場感，二則缺乏可信度。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雜誌社和報社為了及時地報道戰事，開始隱隱約約向中國派出一些記者和文人充作隨軍記者。

隨軍記者在日本的歷史相當悠久。在1874年侵略台灣的日本軍隊中，就有一位名叫岸田吟香的商人兼從軍記者。岸田吟香也成為日本第一位從軍記者。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東京每日新聞》的主筆，作為大倉組(承包運輸業務的日本陸軍御用商社)的二掌柜，他其實還是一個日本間諜。岸田吟香以記者採訪的名義從事刺探軍事諜報的活動。當時岸田吟香在台北、台中刺探情報，這就為日後日本的侵台戰爭做準備。此後隨著新聞事業的發展，日本的從軍記者中有報紙、通訊、出版、電台記者，還有照片與電影的拍攝記者等等。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軍部下令立即在全軍成立報道部，專門負責戰況報道。

隨著戰爭的日益激化，日本軍方開始實施徵調報道班員制，徵調記者和作家、畫家乃至詩人、音樂家等從事有關戰爭的各類宣傳報道。1938年8月，在東京的許多作家都收到了一張由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簽發的快遞明信片。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文壇太上皇」以內閣情報部的名義邀請作家們赴首相官邸開會。在8月23日的會上，軍部先給作家們講了戰況，然後希望作家們服從國家需要，拿起筆來創作「戰爭文學」，「協力」戰爭。這些作家都「熱血沸騰」，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筆「為國效勞」。僅僅時隔三天，第一批「筆部隊」即組建完畢，成員包括菊池寬、林芙美子、吉川英治、佐滕春夫等。這些參加「筆部隊」的成員從軍部領到了津貼、軍服、軍刀等裝備，與正規部隊並無太大差異。日本軍方對「筆部隊」寄予厚望，臨行前，軍部和媒體還專門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1938年11月，軍部又組織了第二批「筆部隊」，成員有長谷川伸、中村武羅夫、北條秀司等。在整個戰爭期間，曾經前往戰地的日軍陸、海軍報道班員總數至今不明，但依據全日本新聞聯盟編《從軍記者》一書統計，報道班員僅陣亡、失蹤人員即超過250人，由此也可以推知整個「筆部隊」的大致規模了。

「筆部隊」的創作為日本的侵華戰爭推波助瀾，許多知名作家在「愛國主義」的煽動下，都喪失了起碼的正義感和是非感，墮落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幫凶、可恥的戰爭吹鼓手。火野葦平、棟田博、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計、太宰治等作家先後應徵，並成為日本「戰爭文學」創作的主力軍。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隊伍重要的幫凶，「筆部隊」發揮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軍部給「筆部隊」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美化侵略戰爭，為前方日軍和後方國民打氣。國家要求他們執著於一個共同的理念———大東亞共榮，通過文攻武嚇把這種理念宣傳、滲透到被侵略國家的國民意識之中。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日軍「筆部隊」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軍部模仿德國法西斯在國防軍建立宣傳中隊的體制，建立了由作家、新聞記者、畫家、電影明星、印刷工人、翻譯等共同組成的「筆部隊」，並南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等地「協力」戰爭。

「筆部隊」的採訪報道必須嚴格遵照軍部的要求，從而完成「筆征」的使命。所以「筆部隊」熱衷於採訪報道那些在日本已有知名度的士兵。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1899年出生於東京，在應徵之前是一位當紅的話劇演員。在淞滬會戰爆發後的第十天，友田恭助在進攻上海渡過吳淞口時中彈陣亡。《讀賣新聞》隨軍記者真柄，冒著彈雨用攝影機在近距離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彈倒下的過程，在日本國內播放後引起很大反響。「筆部隊」更是長篇累牘不惜筆墨地渲染日軍的「英勇」與「無畏」。《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以「百人斬，大接戰，勇壯向井、野田兩少尉」、「百人斬，超紀錄，向井106—野田105，兩少尉延長戰」為標題，刊登了這次駭人聽聞的「百人斬殺人比賽」。此外還連續刊登該報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等4人，分別從江蘇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發回的現場報道，詳細報道了向井、野田兩人在無錫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句容縣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經過。這些報道不僅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其數字清楚，而且還配發了圖片，成為日軍製造慘絕人寰的暴行的鐵證。

1938年底，有組織派出的「筆部隊」大部分陸續回到日本國內。日本的許多報紙雜誌紛紛召集這些從戰場回來的「英雄」作家開座談會，爭先恐後地發表他們的從軍記、報告文學、小說詩歌等，形成了「戰爭文學」的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軍部組織「筆部隊」到中國前線觀戰創作戰爭文學之外，日本還有一批攜筆從戎的士兵作家。「筆部隊」中的專業作家因為在戰場上的時間有限，實際上並沒有實戰經歷，雖然他們在作品中也極盡誇張渲染之能事，但其作品大都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缺乏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和真實感。與這些職業作家相比，那些所謂的「軍隊作家」在這方面則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作為戰爭的親歷者、見證人，親自參與了行軍和作戰、屠殺。他們身兼士兵和作者兩種身份，有戰爭體驗，熟諳士兵心理。他們在作品中寫「親善」，寫「宣撫」，寫殺俘，寫激戰，寫戰功，鼓吹戰爭。這些「軍隊作家」、「士兵詩人」一手揮刀，一手執筆，蘸血為墨，得意忘形。這些作品大多粗製濫造，根本談不上文學價值，但其中充滿蠱惑人心的戰爭煽動、殺人「快感」卻讓人不寒而慄。另外這些「外行作家」作品中自然主義的戰爭場面描寫，卻也從一個側面記錄了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三、「筆部隊」的「盈盈罪惡」

「筆部隊」以筆為槍，與「槍部隊」互相配合，大搞宣傳戰，美化戰爭，激勵士氣，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與日本部隊入城的，還有那些表面文質彬彬的隨軍文人，他(她)們以從軍記、報告文學、小說等形式推波助瀾，形成侵華高潮。這些人時而用淺薄的抒情，無聊的瑣事，道聽途說的故事連輟成篇。時而故意誇張戰時的體驗，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者乾脆為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叫囂與宣傳。在「筆部隊」中，林芙美子是惟一的女作家。林芙美子出身低賤，生活經歷坎坷，對底層小人物曾經充滿了強烈的同情心。1938年10月26日，日軍佔領武漢，11月林芙美子隨日本軍隊進入漢口城，成為「全日本女性的驕傲」。作為進入武漢惟一的女作家，看似恬靜和纖弱的林芙美子給入城的日本兵注入興奮的強心劑。但就是這位本應是賢妻良母的作家，對被斬殺的中國人卻未見絲毫的憐憫。在其書信體的從軍記《戰線》中，林芙美子看熱鬧般記錄了日本士兵的對話和殺人場面。「我聽了他們(日本士兵)的話，非常理解他們，我不覺得那種事情有什麼殘酷。」這位有著法西斯暴戾恣肆的女人被日本媒體譽為陸軍班的頭號功臣，人性的泯滅讓人震驚得目瞪口呆。

在日本的「筆部隊」中，兩個作家的名氣很大，他們都獲得過日本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獎———「芥川龍之介文學獎」，他們分別是石川達三和火野葦平。石川達三在來中國之前就已經是日本著名作家。1935年其中篇小說《蒼氓》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描寫在巴西的日本貧苦移民遭受的苦難，獲得了首屆「芥川龍之介文學獎」。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克陷落，12月29日32歲的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認》雜誌「特派員」被派往中國，跟隨日軍第十六師團(又稱為京都師團)行動，先後到過石家莊、上海、蘇州、南京等地。在南京之戰中，日軍第十六師團攻陷了南京的屏障紫金山。因為受到第6師團長谷壽夫的嘲笑，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命令全體士兵在南京進行大屠殺，成為作惡多端、臭名昭著的兇殘獸軍，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出自這個師團。石川達三1938年1月抵達大屠殺剛結束的南京，他採訪了那些仍然沉浸在戰爭和屠殺興奮情緒中的日本士兵。回國後石川達三根據自己的見聞和充實的材料，立即開始寫作《活著的士兵》。《活著的士兵》忠實地描寫了「戰場上的真實」，不僅把日軍在侵華戰場上的野蠻殘暴的行徑真實地揭示出來，而且進一步表現了侵華士兵的人性畸變。作品完成以後，被登載在1938年3月號《中央公論》上。為了能躲避官方嚴格的出版檢查，出版時排出了許多空白，危險性大的地方還做了大量刪節和修改。即便如此，《活著的士兵》仍然被認定「寫了皇軍士兵殺戮非戰鬥人員、掠奪、軍紀渙散的內容，擾亂社會秩序」而禁止發行。1938年9月5日石川達三被以「捏造事實，擾亂治安」、「違反報紙法」的罪名起訴，法院對其監禁四個月，緩期三年執行。這是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發生的第一起，也是僅有的一起作家的「筆禍事件」。日本以殺雞駭猴的方式警告其他作家，在創作「戰爭文學」時必須遵照軍部的要求去做，服從於對外侵略的「國策」。經人指點，闖下大禍的石川達三決定將功贖罪。在判決十幾天後，石川達三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從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採訪，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不久發表長篇作品《武漢作戰———作為一部戰史》。這一次他吸取了教訓，在小說中，石川達三不再堅持寫「戰場上的真實」，而是對日本侵華戰爭進行正面的肯定和歌頌。寫日軍的「文明」，優待俘虜……石川達三「戴罪立功」，開始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

在日本的侵華文學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撰寫《兵隊三部曲》的火野葦平了。火野葦平是日本戰時臭名昭著的戰爭吹鼓手。火野葦平以《士兵三部曲》獲得了「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獎」，成為日本天皇最賞識的御用作家，戰後被列為頭號「文化戰犯」。在日本侵華文學的作者中，他也是少數幾個「士兵」與「作家」兼於一身的人。1937年火野葦平再次接到入伍令，並被編入第十八師團。身兼士兵與作家身份的他，先後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以及海南島之戰。1937年已被軍部操縱的「芥川龍之介文學獎」，被授給了火野葦平的《糞尿譚》。同時，為了表示對火野葦平這個「文學愛好者」的激勵，1938年2月著名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奉命專程趕到杭州，舉行儀式為火野葦平頒獎。隨後，火野葦平被調往派遣軍報道部專門從事戰爭宣傳報道工作，進行「思想戰」和「宣傳戰」。火野葦平一手揮筆，一手操槍，炮製了一系列侵華文學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兵隊三部曲》(包括《麥子與士兵》、《土地與士兵》、《花朵與士兵》)。在這部作品裡，火野葦平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戰爭，美化侵華日軍，宣揚「皇軍的功德」對中國軍民則極盡醜化之能事。火野葦平極力地美化日軍士兵，其作品當時發行上百萬冊，成為暢銷書。由於他在美化侵華部隊、壯大侵略者聲威的鼓噪上不負眾望，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日本軍部表彰他為「國民英雄」。當時只要他回到燃燒著狂熱軍國主義之火的日本，馬上就會被拉到各地去講演。他得意地寫道，「文學真是無與倫比的美麗武器」。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筆部隊」的整個創作基本上都圍繞著日本的侵略計劃，鼓吹軍國主義法西斯思想，煽動戰爭狂熱，歪曲事實真相，誤導普通民眾，與槍部隊文武兩道，沆瀣一氣。「筆部隊」的出現是日本文學大規模墮落的開始，也是日本文學家大規模墮落的開始。令人遺憾的是，「筆部隊」的創作傾向影響甚遠。時至今日，一些日本作家或者極力否認當年日軍的殘暴罪行，或者想方設法為侵略者辯護。日本文學界除了極個別有良知的作家曾經跟整個日本民族一樣，其實並沒有對那場戰爭的責任進行真正反思，更談不上吸取教訓。從這一點上看，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殺人競賽，參拜靖國神社等等，為戰犯招魂，其實與「筆部隊」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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