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賀 | 學術規範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徐南鐵主編 粵海述評第130期】

學術規範與學術共同體之關係

——賀「學術批評網」創辦十五周年

文/王 賀

2001年3月15日，由中國政法大學楊玉聖教授創立的「學術批評網」開始運行。這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個民間學術批評網站之一。其以推進學術交流、學術進步為宗旨，加強學術批評與學術規範、學術共同體之建設，先後開設「學術規範」「學術批評」「學術評價」「學界觀察」「新書報道」「期刊評介」等眾多欄目，發表了大量的相關論文、隨筆，以後更集結成叢書、專書出版，在學術界以及全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不覺已將迎來十五周年慶。

十五年間，網站雖然遇到不少問題和挑戰，但仍在楊教授的堅持和學術界同仁的支持下，一路奮力前行，使廣大用戶深感受益匪淺。作為忠實的網站用戶，定期瀏覽此網站，已成為我生活、工作、學習的重要內容。我本人也從當時才中學畢業的青澀少年，變成一躬耕於學術園地的耕夫，思之令人感慨。古人云：「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值此之際，特奉上小文二篇，敬表賀意，也向主持者楊玉聖教授致以謝忱，希望網站能夠克服困難，繼續發展、壯大，吸引更多的學者來此訪問、討論，永遠地嘉惠學林。

一、任一研究都需要文獻綜述

——讀趙逵夫先生《古典文獻論叢》增訂本小札

關於學術論著中的文獻綜述，也即研究回顧、學術史考察是否必要，有位先生曾經撰寫過文章，認為是受了「西式論文」的影響，似不可取。是耶？否耶？有據乎？無據乎？近讀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趙逵夫先生的《古典文獻論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深感先生持說之透闢。

趙先生認為：「按照海內外學術研究的慣例，一篇有分量的人文社會科學論文，首先必須對當前的研究現狀有一個簡單概括的回顧，說明在此問題的研究上目前學術界進展到何種程度，還遺留有什麼問題。國內在此問題上作法比較靈活，但一般的學術專著和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則一定要有這部分內容。為什麼要有這個要求？第一，說明自己在該領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對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說明這個課題有沒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說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須要推翻的舊說是什麼。所以，對一篇有所創新的嚴謹的科學論文來說，這部分內容是不能少的。」[1]

我完全同意趙先生的說法，稍稍可以補充的是：其一、如果說論文需要有研究回顧是一慣例，那麼，這一慣例並非古來有之，而是學術發展至近代才形成的，且其主要地是在西方形成。中國學術的近代化，正是受了西方近代學術的影響，才得以發生、發展。其二、無論是人文學術、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也類似的要求。其三、學術回顧的「簡單概括」與否，當視論題及寫作體式之不同而有所分別。一篇數萬字的專論和一本專著的學術史回顧，其側重、篇幅必然有別。當然，趙先生這裡所說的是論文，則「簡單概括」亦無不妥。

不過，這讓我想到某些學術刊物的作法。它們要求每一篇論文在正文開始之前，先作一學術史回顧。這種做法未免過於機械。事實上，只要要求有這一方面的內容即可，並無必要就其在一篇論文中所出現的位置、存在的狀態作硬性要求，這樣「一刀切」，好處是看著比較規範，但卻扼殺了學術寫作的自由和創造性，極易導致趙先生所謂的「科八股」，「無論需要不需要，都先引述一大堆材料，自己卻並無新見。」或「學報體」等等僵化、刻板的學術文體。文獻綜述的做法可以很多，這一點，趙先生也注意到了，「有的學者是將前人的有關看法分散地在有關地方標出；有的論文雖然並無對前人看法的綜述，但對學術界此前情況了如指掌，論文圍繞前沿問題，所辨析很有針對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顧。這主要是一個學風和意識的問題，不純粹是論文的格式或寫論文的方法問題。」[2]

不同的做法背後，還隱藏著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去評價一個文獻綜述的好與壞？實難有定論。只掌握了重要研究成果，而未提及一般平庸之作，不幸這些平庸之作的作者若忝列評審委員，他就要表示老大的不高興。然而，舉凡一題目，自古至今、自中至西的所有研究論文、著作、演講甚至未公開但可以搜集到的材料，都看過一遍，才能下筆，下筆時統統都提到，就是好的文獻綜述嗎？這既不可能做到，也並無必要。猶記得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談及自己的治史經驗，就曾表示，自己做研究，並不是看完所有的二手資料才進行的，相反，二手資料如果裝得太多，頭腦里成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很影響自己的獨立思考、批判。而嚴先生的說法與作法，提示我們注意下述的區別。

此即體現在論著寫作中的學術史考察，並不意味著學術研究工作的起步乃是始自閱讀研究作品。何以故呢？一言以蔽之，學術寫作的步驟、方法絕不等同於學術研究的步驟、方法。現在大學中的文史教育不甚理想，加上量（惡）化的學術生產與評價體系的刺激，大讀特讀近人、今人的學術作品等等「二手資料」而遠離原典、一手資料的風氣非常盛行。文學專業不通讀中外文學經典，史學專業不通讀《二十四史》甚至其中一部史籍者，所在多見。一篇以章太炎文學觀為題的學位論文，作者可能未必讀熟《章太炎全集》而有其一得之見，但對當代名流、學術明星的著作，網站上能下載到的相關論文，卻可能滾瓜爛熟，甚至「熟能生巧，」巧而複製、粘貼入自己的文字之中。豈非本末倒置？

基於對上述問題的思考，趙先生強調凡作一研究，必得有文獻回顧，至於其做法，不妨多種多樣，這「主要是一個學風和意識的問題，不純粹是論文的格式或寫論文的方法問題。」而學術回顧之為必要，首先並不在於它姓「西」姓「中」，或姓「社」姓「資」，只是建立於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之上，亦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的，尤其學術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進和突破，無不藉助於前人所奠定的基礎，或從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啟發。」[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對一學術領域的了解，還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無論是在研究中註明其所採用的前人的主要觀點、說法，還是專辟一章節檢討既有之研究等等，既構成了學術工作的基本規範，也是學術工作者應該嚴守的職業道德。

而在我看來，文獻回顧之於研究工作的切要，絕不僅僅是為了發表「學術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進和突破」，更關係著學術傳統的綿延與學術共同體的建構。這是因為，一切學術，尤其近代的學術研究，最終都要落實在學術寫作之中，因此，這些旨趣、追求，首先都要在正式、嚴肅的學術寫作中顯現出來。在學術寫作中，自其所徵引的文獻（可以是公開出版物，亦可以是私人信件）、文獻之批判（可長可短，有時甚至可以是一注釋），至具體的文字表述，甚至標點符號等等，只有符合共同體擬定的作業規範，預告了一定的專業技術水平，才能為共同體所接納，這還是就其消極的功效言之；而就其積極的一面來看，尚可以為同行、讀者理解其研究節省時間，初步保證了可能的「對話」的有效性，而非無的放矢，避免出現「雞同鴨講」的尷尬。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讓學術傳統得以綿延下去的因素、條件固然很多，但沒有什麼比學者的每一次的寫作、閱讀更重要。一個有尊嚴的學術傳統，委實需要一代代的學術共同體去維護；一個學術共同體，最先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專業學者，其次需要他們能夠充分熟悉、尊重彼此的研究，然後展開嚴肅、認真、細緻的討論，不斷地提出新說，共同推動學術進步。而這一切，都要最終在寫作中體現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任一學術研究工作都要有文獻批判、綜述、學術史考察之類的內容的觀點，就沒有什麼疑難了。

太炎先生的高足、國學大家湯炳正先生對趙先生的學術工作有一定影響。在趙先生眼中，「他（指湯先生——筆者注）沒有一篇論文是隨感式的論述，都是扎紮實實，進行嚴密論證」。這又何嘗不是趙先生本人學術工作的寫照？幾十年來，他為先秦文學、敦煌學、文獻學等領域，貢獻出一篇篇文獻足徵、論證嚴密的專題研究論文，使人欽羨。也許是經歷過1949-1979年間那種「極端學術」（這是一位友人的發明，不敢掠美）時代的緣故，與那種提倡「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的學風相反，趙先生一再申說著「有繼有立」的重要性。察其所謂「有繼有立」，似亦可謂「守正創新」，不過是說：凡為學，須先有繼承，才能有所創造。乍聽之下，固然卑之無甚高論，但使每一學者篤行之，談何容易？

雖然並不容易，但每一個潛心向學、對學術有抱負的人，都應該沿著他們所開闢的道路堅定地前行。

二、學術寫作的引用問題及其他

——答南京友人書

在《當明引不當暗襲》[4]《網路時代的學術規則》[5]等文中，謝泳先生曾扼要地說明過「明引」與「暗襲」的不同。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們見到某書引用一條材料，不去核查原始材料，卻直接注了原始材料的最早的來源，用古人的話說，乃是「暗襲」。這當然是不道德的行為，必須「明引」，寫明是從某書中「轉引」而來。然而，謝先生或有所不知，在西方的學術規範中，就連化用他人的觀點、用自己的文字表述，而不加註釋，也被視作為「抄襲」，更何況原始材料？

顯然，就學術寫作中的引用問題之根本而言，沒有什麼「明引」「暗襲」之別，只有「抄襲」與「原創」的區分。其所謂的「暗襲」，如果單單是說「轉引」而不承認一項，則不甚容易判定。道理是很簡單的。假如我經由某書看到一條材料，然後我去核查了原始材料，則又何必注釋同樣引用了這一材料的某書呢？首先、這一材料是公開的、可以方便獲得的（這也是梁任公所謂「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的一層要義）；其次、是我做了和我所見某書作者一樣的工作，都查閱、研讀了此一材料。更不用說，這也是符合近代（更準確地說，是18世紀的德國所形成的）學術規範的。

如果說明人、清人做考據，間或亦利用二手資料，可以一手資料不易得，作為自己辯護的理由，降至近代，隨著印刷技術與通訊技術的變革，圖書文獻資料的獲得極為方便，因此，學者做研究，總要查原書（非是物質性意義上的原版書，而是其完整、系統的版本），查原始資料、一手資料，已成為不易之理。假如查不到，只有轉引，若能查到，自不必轉引，因為轉引不僅容易出錯，而且勢必無法理解引文所在原文之語境，造成一定的誤會，更重要的是，以文史研究而言，似只有獨立準備史料、資料，反覆核查原文，獨立思考，並與已有之學術成果對話，才有可能產生新的洞見；至於理論、方法之類，合則兩利，似亦不必強求。這隻要看一看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楊榮國，與陳寅恪、錢鍾書、錢穆、呂思勉、繆鉞、施蟄存等人的著作在今天的流傳程度，就可以明白。

然而，有些稀見的原始材料，比如某人發現的佚文、某書的某一版本等，確是文獻工作的重要成果。一般而言，其後利用這一佚文、版本做出研究的論著，都必須注釋出此前的文獻工作成果，也即原始材料的第二、第三重來源，而非其最早的來源。這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中也已是常識。譬如研究詞學的學者，引用一部已經公開發表、出版的詞話，本身頗難見到，但後來被收入唐圭璋先生苦心搜集、編輯的《詞話叢編》而為學界周知，自當引用唐先生的《叢編》；有人此後又發現一部新的詞話著作，在《詞學》雜誌整理髮表，自當註明是引自某人整理並交《詞學》重刊的版本。然而，近現代文獻史料的輯佚，很多來源於報章雜誌，早些年，學者須泡圖書館，搖膠捲機，吃館中老爺太太們的臉色，而近些年來，隨著這部分文獻的電子化、數字化在海內外的迅速發展，已使得我們查考十分方便，因此，是否要求研究者在引用時必須注釋其文本的第二、第三重來源，亦頗難有一律的標準。

不過，即便如此，如果所利用的原始資料，是已經公開發表的輯佚、考據成果，總以註明為好。這麼做的理由有二：其一、學界默認研究者完成一個研究，必先做文獻綜述，定會注意到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資料，這就包括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如未注意到，則是不合格（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文獻綜述」並非「西式論文」之必需品，而恰恰應該是任一研究都必須做的工作；至於是否必須固定在論著的某一位置列出，當然是另一件事）；其二、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這不單是如《孟子·離婁下》雲「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的意思，更是文獻史料工作獲得應有的評價、認可的前提。1980年代以來，舉凡輯佚、校勘、版本、目錄等專門之學，橫遭偏重時髦理論、擅長「以論代史」的學者的無情忽視與貶抑，而不能得到應有的評價、認可，這首先就表現在：學者們較少直接引用這些專門之學的成果，而將某人發現的佚文、某書的某一版本，考證所得某一結論視如己物，其實不客氣地說，那根本不是什麼「暗襲」，而是赤裸裸的「抄襲」，是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一旦「抄襲」，沒有任何理由可講，所以，西方的學術寫作指南非常仔細地教大家注意，就連做讀書筆記，也要使用各種標註，避免造成無心的「抄襲」之過。

更進一步，在我看來，在學術寫作中誠實地、嚴謹地對待文獻引用問題，也是重建健康、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的重要前提。認真、公正地評價學者們不同層次、形式的學術工作，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竊以為，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有太多學者熱衷於做官、經商，除了物質生活水平較低，政治力量的腐蝕，辦學和科研資源被某一集團掌控，很大一個因素就是，他們無法在自己所在的學術共同體內部獲得應有的評價、認可，其工作幾無榮譽、尊嚴可言。於是，他們不斷拉低標準，向崇尚權力、財富的世人看齊，拚命做些「幫忙」「幫閑」的工作，再從權力的增加、財富的累積中獲得身份認同，一時沒有能力反抗的人們，於是贈予他們「磚家」「叫獸」等等的徽號，甚至不惜揮拳相向，進而作為一爆炸性新聞進入大眾傳媒，被再度消費。斯文掃地，莫此為甚。是繼續加劇這一趨勢，還是站在維護學術共同體之尊嚴的高度上，誠實、規範地寫作，並接受嚴肅、認真的評價，以期建立學術獨立的傳統？端在我們每一個為學者的作為。

【注】

[1][2][3]趙逵夫：《古典文獻論叢》增訂本第22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

[4]謝 泳：《趣味高於一切》第3-5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

[5]謝 泳：《網路時代的學術規則》，載《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第8版。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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