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峻峰：列寧對黨內民主的最後交代

　　作為列寧的政治遺囑，廣義來說，是他病重病危期間，由他口授記錄下來屬於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兩部分：一是分6天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以下簡稱《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記錄下來後成多篇文章，即《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以下簡稱《民族》）、《論合作社》、《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內容涉及黨的建設、黨和國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問題、合作社、革命道路、發展生產力、文化革命等問題。狹義來講，稱為列寧遺囑的就是《給代表大會的信》。除《信》和《民族》外，其餘幾篇都在列寧逝世前發表過。

　　列寧憂心忡忡抱病口授遺囑

　　列寧經常極度緊張和不間斷地工作，致使他於1922年5月第一次中風，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風，病情惡化，先右臂右腿癱瘓，後整個右半身癱瘓，喪失了獨立工作能力，但頭腦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問題。當時，俄國國內的戰爭已經結束，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經濟形勢已經好轉，對此列寧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黨的建設有所削弱，而黨的高層權力過多集中於斯大林，黨的集體領導、黨內民主以及黨和人民的監督相當薄弱，高層不穩，存在分裂的危險。面對列寧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不准他過問所有黨政事務，並委託斯大林負責列寧的生活和醫療。就是說，讓斯大林負責斷絕列寧同工作人員之間的個人聯繫和信件往來，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列寧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而一些有關黨和國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慮不安、憂心如焚，他決定口授一系列札記。但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又不讓他這麼做，於是他向中央要求，允許他每天用很短的時間口授日記，否則他完全拒絕治療。這似是一個「最後通牒」。在此情況下，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政治局與醫生研究後決定：第一，列寧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鐘，但這不應帶有通信的性質；第二，禁止會客；第三，無論是朋友還是家屬，都不要向列寧報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動。為了列寧的健康，對他的一些活動作些限制，這是必要的，但連通信會客都不準，連跟家屬也不能談政治，這就有些難以接受。此時斯大林已經掌握了最高權力，並覺察到列寧對他有所不滿，因此也不想讓列寧談及政治。而列寧對不讓他談任何政治問題非常不滿，他對他妹妹烏里揚諾娃多次抱怨說，政治活動家怎麼能不談政治，而去談別的東西？面對壓力，列寧出於對黨的前途和命運的無比憂慮和高度負責，不顧病魔折磨，以他特有的堅強意志和驚人毅力，毅然從1922年12月23日起開始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和其他政治遺囑，以表達他對黨和國家一些重大政治問題的深度不安和高度關切。

　　遺囑的核心思想內容——黨內民主

　　分6天口授的遺囑，一共3000多字，沒有任何「民主」或「黨內民主」的字樣，但全信通篇都體現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思想。

　　其一，列寧作為黨的創始人和領袖，臨終自然要考慮接班人問題，但他沒有指定也沒有明確建議誰當接班人。他著眼於黨內民主制度建設，著眼於黨的制度的改革，因此遺囑的第一句話就開宗明義：「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變動」。接著又講對中央委員會的構成進行改革，「不實行這種改革」，「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會遭到很大的危險」。

　　其二，他的信是專門寫給黨代表大會的，既不是寫給中央委員會，也不是寫給中央政治局、中央組織局或中央書記處，因為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最高領導班子的事，接班人的事，應由黨代表大會決策和選舉產生。

　　其三，他反覆建議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增加到幾十人到100人，這些人又必須是工人和農民黨員，即通過增加中央委員人數和改變中央結構成分，用權力配置和權力制衡來解決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集中到斯大林一人身上的弊端，依靠多數中央委員形成和通過黨的正確決議，提高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威信，加強和改善中央的集體領導，加強中央領導集體對最高層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小部分人特別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這兩個「強人」之間的衝突引起黨中央分裂的危險。這是列寧關於通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達到黨的團結統一與黨內民主高度一致的重要思想。列寧還強調，這樣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檢查、改善和改造我們的機關」，因為這些機關「實質上是從舊制度繼承下來的」、「糟透了的機關」。

　　其四，懷著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對6位中央領導人的德才表現和優缺點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一是供代表大會選舉領導人作重要參考；二是期望他們各自能揚長避短、發揚成績、彌補不足、知錯補過，相互之間能取長補短、謙恭禮貌、關心同志，妥善處置意見分歧，避免衝突，防止分裂；三是因為他們各有優缺點，沒有一個占絕對優勢，因此必須戒驕戒躁，更要發揚集體領導作用，避免將權力集中到個人手裡。

　　其五，列寧對中央6位領導人的評價，充分體現了列寧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特別是反對過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民主作風，體現了革命領袖的博大胸懷和領導品格。對斯大林，列寧是最放心不下的。列寧強調，「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正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構成了黨中央分裂的危險，並且嚴厲地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而這一缺點「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因此列寧鄭重「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是列寧遺囑的核心和實質所在。

　　其六，為了加強對黨中央高層的監督，加強對總書記和政治局的監督，列寧強調必須加強中央監察委員會。他建議要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監察委員，當選者應經過黨的資格審查，通過多種考試，以提高其素質，且享受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有權參加政治局的一切會議，審議政治局的任何決定和文件。這樣就形成了以黨的監察為核心，把黨、國家和人民的監察統一和結合起來。列寧特彆強調，具有很高威信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能夠監察總書記。他指出：「有一定的人數必須出席政治局每次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並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

　　列寧在遺囑中說的：「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的話不幸言中。在謹慎使用權力上，斯大林只做到「一時」，卻沒有做到「永遠」，不僅不謹慎，簡直是濫用。後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蘇共執政地位喪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蘇共長期以來黨內民主和國家法制遭到破壞，可以說早已埋下了禍根。教訓不可不謂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