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中華民族被賦予擔當人類一統的神聖職責

全世界唯有一個民族被世代培養著以天下為公的天國責任意識，這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天下為公，是中華民族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就世代相傳的美德，也是中國人自始祖開始就代代傳承的天下責任擔當。這既是個人修養之要，也是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視天下一統之公共利益高於一切。它要求人們以天下為己任，崇尚集體主義、整體利益，其最高境界是在義與利相矛盾、相衝突的情況下，以義為重，先義後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甚至殺身成仁的自我犧牲。實事求是地講，上帝在聖經里所倡導的「愛神愛人」也是天下為公的體現，特別是天國的實現絕對需要天下為公精神來支撐。但遺憾的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在聖經公開傳播的過程中，世界上迄今還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象中國這樣自古代以來就把天下為公當作整個民族世世代代的最高道德標準追求。西方所提出的「公民意識」、「民族主義」、「國家意識」遠不能與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如此崇高的境界相比，其個人自由、個人利益至上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追求更是與天國的天下為公背道而馳。西方人「經常掛在嘴上的價值觀是『自由、民主、人權』，其實，他們內心裡最核心的價值觀並不是這些。真正指導他們言行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個人主義。對他們來說，個人主義是至高無上的，自由、民主、人權之類，都是從個人主義派生出來的。」（詹得雄文《個人主義至高無上嗎？》，光明網，2012年4月24日）

在中華文化里，為了人類有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盤古（實為上天的一個名字；也沒有死，在道教里復活了）不惜犧牲自己，創造了天地萬物。盤古為了人類幸福而自我犧牲，以實際行動為中華民族大公無私、天下為公樹立了最好的榜樣，使中國人自人類始祖起就受這種崇高精神的熏陶。儒家思想里所說養育天地萬物的上天，實際上就是盤古（它只是個名而已）。聖經里，上帝也是為了人類的美好生活，才創造天地萬物的，這同樣體現了一種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崇高精神；當人類犯錯後，祂又實施救贖計劃，滿腔熱情地全身投入到拯救人類的大愛活動中，這同樣是天下為公的表現；最後，祂又為人類創造了新天新地，讓祂的子民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這仍然是無私的。天國里一切都是「公」的（即上帝的），沒有任何個人、單位私有財產，人人大公無私、互敬互愛。

在「公」與「私」的關係上，中華文化始終主張「公」至上原則，強調大公無私，反對自私自利。早在《尚書》、《春秋左傳》等典籍中，就有這方面內容。《尚書.周官》提出：「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南宋蔡沈《集傳》對「以公滅私」解釋為：「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這句話的意思是，以公心滅私情，民眾才會心悅誠服。《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對公家有利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沒有不去做的,這就是忠。《春秋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在患難的時候不忘記國家,就是忠誠。孔子一貫主張「忠恕」，在《禮記.禮運》中明確提出「天下為公」主張，他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裡的「大道」是指天之道，意思是在人類大同世界裡，大道得以施行，天下是全體人所共有的，沒有任何私有財產。進而，又提出聖人要「以天下為家（己任）」的思想：「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大意是，聖人把整個天下看成是一個家,把整個國家當成是一個人,也就是說，聖人把整個天下福祉作為自己的責任。孟子繼承了孔子這一思想，他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把天下人的快樂當作快樂，把天下人的憂愁當作憂愁，這樣還不能夠使天下歸服，是沒有過的。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教育家范仲淹（989－1052年），在此基礎上，作《岳陽樓記》，提出了著名的、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價值意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觀點。孟子對伊尹進行評價，他說,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天下之重也。」（《孟子·萬章下》）這裡所說的「自任天下」，就是自覺擔負起賓士天下的責任，後來就被後人演化為有名的「以天下為己任」警句。荀子說：「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講公道，為私人利益找門路的事就杜絕了；明公義，只顧私人利益的事就少了。這些關於社會道德理想的描述儘管各有側重，具體內容也各有不同，但總體上都是與孔子「天下為公」的社會道德理想相一致的。而儒家的公私觀正是與這一社會道德理想緊密聯繫的，也是這一社會道德理想的體現和反映。儒家始終堅持公共利益至上，以天下蒼生為重，把國家、民族、天下的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的前途、命運擔憂分愁，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先公而後己。在處理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上，用儒家的話講就是內聖外王之道。北宋哲學家張橫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達了從孔子到孟子歷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負著的天下使命的含義：「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儒家肩負的使命不為一世，不為一時，而是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其內聖外王之道。」（顏炳罡文《中國儒學的現代轉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2月20日）

在儒家的價值理念中，「大公無私」不但是一種理想境界和道德要求，也是上天定的天地萬物所遵循的根本法則。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孔子在這裡明確指出，人間的大公無私來源於上天的無私，具有天然性和普遍性：天道本身就是最為公正無私的，人類社會是天道的一部分，人類之大公就包含於天道之內，因此，人類要效法上天之大公，並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勸勉天下大眾。孔子主張重義輕利，而所重之「義」實為公利，即國家、社會之「大利」；所輕之「利」即一己之利，亦即「私利」，凡不從公利出發而僅僅為自己考慮和打算便是私心、私利。如前所述，孔子還主張「泛愛眾」，提倡「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等，這些都與其「天下為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也倡導義、反對利，在兩者不可兼得時應當舍私利而取公義。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認為一個人應該堅定不移地捍衛「義「，不惜為之獻出生命，絕不能喪失氣節，背「義」而生。又說要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中心意思是，仁人窮困時不失去仁義,顯達時不違背道義，不讓老百姓失望；得志時恩惠施於百姓，不得志時修養自身以顯現於世；窮困時獨善其身，顯達時為天下做善事。荀子提出以義為榮的觀點，他說：「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在儒家看來，如果輕公義重私利，人們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私利而不顧及道義，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因追逐私利而不斷引起爭鬥，而人的私慾又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因此，要求人們捨棄自私自利之心，以仁義作行為選擇的標準，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實現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

除了儒家外，其他學派也有大公無私方面的主張。例如，墨家說：「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勿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墨子·兼愛中》）「舉公義，辟私怨。」（《墨子·尚賢上》）。道家提出「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法家指出「自環者為之私,背私為之公」(《韓非子·五蠹》)。這些觀點都與儒家倡導的大公無私相同或者相似。至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都是強調大公無私的。

「天下為公」美德代代相傳，激勵著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為了未來理想、美好的天下，公而忘私，奮勇拚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續通鑒論》中，以「天下為公」為武器，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張，認為「天下非一家之私」。當時另一位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也主張「天下為公、君為客」，指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原君》）與王、黃齊名的思想家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關係到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關係到整個天下的安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轉化成為個人的道德要求，激勵著後代無數仁人志士為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大業而奮鬥不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為針對中華民族出現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提出了維新變法主張，在其所著《大同書》中，再次勾畫出了一個「公天下」的理想社會：「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把孔子及其儒家「天下為公」的社會道德理想，作為其社會政治目標和政治理念的最終價值。他說：「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孫中山全集》第六卷[M]第36頁，中華書局，1985年）孫中山平生最喜歡題寫的內容，可能莫過於「天下為公」四個字了。據統計，在孫中山的題詞中，「僅目前所輯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為公」，就達32件，其中有贈馮玉祥的，有贈張學良的。（王春南《讀史札記：讀孫中山題詞「天下為公）孫中山為實現「天下為公」而奮鬥了一生，他一心為國家、為民眾，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新時代，接過歷史接力棒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是以全人類福祉為根本的歷史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帶領中華民族在「天下為公」的康庄大道上繼續奮勇前進。

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華民族這麼從古至今念念不忘「天下為公」，把它視為金科玉律、作為最高追求目標？這與中國人「固執」的天下觀有著莫大的關係。中國先輩們很早就提出了天下觀。「天下」在中國古籍里有時等同於地理上的中國版圖，但更多的情況下，是超出中國地理版圖之外、天所覆蓋的整個天下，關於這一點，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等其他學派，都是非常明確的。戰國時代鄒衍，就想像中國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古代的中國人不是沒有接觸外國，他們還把中國周圍的人稱為「蠻夷」，他們知道中國所管轄的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不過，很奇怪的是，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中國人的天下觀，從先秦到秦漢，中國人還是自居天下之中，居高臨下地俯視著四邊的蠻夷。公元前138—前126年，也就是漢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蘭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歷經千辛萬苦回到漢帝國。以後，還有張騫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開拓西域交通，甘英到達波斯灣等舉動，並開拓絲綢之路把漢帝國與整個亞洲甚至歐、亞之間聯繫起來。那時，中國人對於世界了解的越來越多，與各國交往日益密切。到了唐代，中國與外界交往更多，連首都長安都住了10萬「胡人」，像「崑崙奴」（即黑人奴隸）、「胡旋舞」（即外國的舞蹈音樂）、「胡服」（就是外國時裝）都很流行了。至於元代帝國的疆域，更是遼闊，當時從阿拉伯來的札馬魯丁也製造過「地球儀」,並且畫了經緯線，說明了地球是「三地七水」。到了明代初期永樂年間，鄭和率船隊下西洋，至少已經到了非洲的東岸，他實際經歷的空間也遠遠超過了中國本土無數倍。人們知道的各國各種文明的情況也已經很多。明朝時期已經有世界地圖《輿地山海全圖》，中國在地圖上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有趣的是，古代中國關於「天下」、「中國」、「四夷」的思想與想像，卻始終沒有變化。「不知道為什麼，這並沒有真正改變古代中國人心靈深處的『天下觀』。……中國人想像的『天下』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加上日益擴大的『四夷』。但是這幅圖像，只是中心明確，四邊卻很模糊，這是中國人的常識，」雖然中國以外的世界「遠遠比中國要大得多，但……中國人仍然覺得它們彷彿在文化上無聲無息，所以沒有覺得外面有個另外的『世界』。……中國人始終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漢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頂峰」。（葛兆光《古代中華文化講義》第8-1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到了19世紀，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大門，中國人承認在科學技術上落後西方，但根深蒂固的天下觀始終沒有多大的實質性變化。即使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堅信自己的天下觀。「在地球變成一個村莊的今天，我們中國人心中的『天下』已經擴展到了整個地球以至宇宙。這就是說，隨著天文地理等知識的不斷拓展，『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愛胸懷也相應地不斷擴大。愛屋及烏，由對各國人民的關切友好，自然更增強了對自然環境、社會產業、經濟發展等等方面的關懷。」（許嘉璐《探究『王道』原旨關懷世界當下》，鳳凰網）

在聖經里，也充滿了「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美德要求。上天救贖，可以說就是一個用上天無私的「大愛」滅掉所有個人的「自私」、「私慾」，從而使人重新回到神的公義所主導的「大公」之中的過程。人只有捨棄自己的自私而擁有上天的大愛，順從上天，才能得救，這是聖經從頭到尾教導世人的。

中華文化和聖經文化都教導人們要天下為公，這是人類最終大團圓客觀所必需的，不管現實中人們是否遵守這一最高道德要求。天下為公，「天下」概念已經超越了一國的政治意義，具有了更深刻的社會、文化涵義，這個「天下」從地理空間上講肯定不只是中國一國，而是包括天下諸國。「天下」概念的範圍，與聖經中講的天國範圍是吻合的。雖然大家都知道美好的大同世界離現實還比較遠，但天下為公及從其延伸出來的以天下為己任等思想卻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成了歷代中國每個仁人志士的雄心壯志，成為中華民族的座右銘，銘刻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以天下為己任來培養人自覺善良的理念、習俗、行為，為大同世界中天下為公的實現準備條件。誰能解釋清楚，為什麼中國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版圖內，卻自古以來代代從出生起就被培養著天下為公的責任意識？冥冥之中，中華民族、中國人承擔了上天賦予的神聖使命--即承擔統領大同世界的重大責任，所以，自古就世世代代培養中國人的天下為公責任意識，而中國人卻「渾然不知」。這就是天命，沒有人能左右。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世界上還沒有哪個民族、哪個國家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強烈的天下為公的責任意識。中國，必將撐起天下一統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