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力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依託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解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而「勞動」的載體是「人」。 從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不同時期一直都在倡導「人民」的解放,推崇人的自由。 即使到了改革開放的現代,人的問題研究一直是我們國家政府密切關注的事情。不僅我們國家如此,任何發達國家政府也都在研究此課題,君不見,美國的失業率和就業率升降就可以直接波及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動蕩。 我們國家一直推行的是「社會主義特色的」經濟實踐,所以,由此引發的動態敏感性沒有完全反映出對社會的影響。 但是,現在的社會學家和政府職能部門都已經看到勞動力解放對社會發展推動的現實意義。 農村改革的根本在於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在解放農村勞動力的能量釋放問題。農村勞動力已經成為影響到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的勞動力流向也同樣對現實社會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力。在提高第一、第二產業生產率的同時,引導剩餘勞動力和下崗勞動進入第三產業來實現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方案。既解決了流動的剩餘勞動力去向,也完善和補充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力不足。 在勞動力有了流動空間之後,下來的恐怕是合理解決勞動力與經濟的銜接問題了。 廣東省自去年出現的「員工荒」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地域經濟在發展中沒有很好地利用勞動力資源,沒有提供合理的用工環境,從而導致亡羊補牢的故事重現。 社會的發展依賴於勞動力的發揮作用,真正實現社會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只有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得到充分合理的調動,才能在經濟建設和發展中實現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最大化,進而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和積累者。 人、勞動力、勞動率的辯證關係成為經濟、企業、財富辯證關係研究的永恆課題。 |
勞動生產力的解放受到社會發展模式限制 ?
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賺「快錢」的心理,這種心理在社會、大學尤其企業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對市場的強權。若要促進本土技術和品牌的發展,最好的政策就是減弱政府的權力,提升市場的作用,同時讓研究型大學復歸教研本位過去25年里,外資和廉價勞力拉動的出口,以及政府導向的固定資產投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儘管中國有巨大的國內消費品和電子產品市場,但是在消費者市場上佔主導地位的是外國品牌,而且中國的投資依賴於外國技術。中國既未形成自己的一流品牌,也未發展出主流技術。
最近五年,韓國從一個成本和數量主導的經濟體,成功轉型為品牌和技術主導的經濟體。這對中國是一個刺激。中國政府可能會在2006年實施一系列政策來促進本土品牌和技術的發展。這種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難達到目的。
政府可能會採取稅收激勵、標準設定、政府採購等手段。但這些手段無益於改變當前盛行的賺「快錢」的心理——中國消費者品牌和專利技術發展之所以落後,主要是受到此種心理的影響。
政府相對市場的強權,是導致中國企業短期行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進本土技術和品牌的發展,我認為最好的政策就是減弱政府的權力,提升市場的作用。
中國發展模式的限制
過去25年里,中國的真實人均收入年均增長達8.1%。該模式的成功要歸結於兩點:(1)海外華人掌握的出口專業知識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大軍相結合,刺激了收入增長;(2)中國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很強。
儘管過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擔心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擔心來自三個方面。首先,產能明顯過剩,尤其是在基礎建設領域。這使中國政府動員資源啟動大項目的經濟回報受到影響。當前這種模式若延續下去,只能導致更多的浪費,最終使增長放緩。
其次,中國當前的出口規模已經非常大,在這個基礎上,高增長率很難長久維持。1980年至2005年間,中國出口增長了41倍,平均年增長率達16%。單從數學意義上來說,中國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長在未來25年內,甚至在未來十年內重複一遍。
假如當前的出口增勢再延續十年,中國的出口將會比歐洲、日本以及美國的出口總額還要大。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因為美日歐是中國的主要消費者。在未來十年,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可能會從過去25年間的16%降至6-8%。因此,中國需要啟動內需,以維持增長。
再次,數量主導的增長模式帶來了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損耗。中國目前80%的水資源遭到污染,這可能會帶來健康危機。中國去年消費了21億噸煤炭,如果照當前的消費趨勢發展,未來十年中國的煤炭消費量將在這個基礎上再翻一番。
據BP能源統計,中國的煤炭儲量佔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費量佔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中國可能會在四十年內用光其所有煤炭儲量。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開始更多關注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十五」規劃提出,要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但是「十五」期間在這方面並沒有取得多大成效。將於2006年三月出台的「十一五」規劃,可能會繼續強調這個問題。
但我擔心的是,「十一五」規劃可能仍然不能解決關鍵問題——政府相對於市場的強勢。在我看來,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種與市場導向背道而馳的行政干預做派,增長模型就很難轉變。
應對韓國挑戰
韓國在短短五年內就將其數量主導型經濟,成功轉型為質量主導型經濟,這使中國官員們甚為不安。他們曾經以為韓國和中國不相上下;而現在韓國起飛了。就在五年前,韓國還被看成是依靠低勞動成本的典型東亞經濟體。而今天,韓國企業已經發展出世界領先的品牌和產品。
事實上,中國市場對韓國的轉型起了推動作用。中國的增長為韓國向高附加值經濟體的轉型做出了貢獻,而中國本身卻未能轉型,這讓中國深感不安。這種對比凸顯出中國體制的缺陷,中國政府想「做些什麼」的決心越來越大。
中國政府很可能會制定一批鼓勵本土知識產權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力量來自政府。當政府想要「做些什麼」,它通常會採取行政手段。中國政府最可能採取的方案,是對特定產業和經濟活動實行稅收激勵。在當前這一輪經濟周期中,政府財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實行稅收鼓勵。
然而靠大量投錢來刺激知識產權發展,可能並非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因為中國知識產權創新的匱乏主要不是稅收激勵問題。
強勢政府的擠出效應
在市場之上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這是中國私營部門發展緩慢,以及知識產權創新匱乏的主要原因。主導中國經濟的是行政權力而非市場規則。現有的市場規則往往會被官員隨意更改。在這種環境下,企業的長期規劃沒有太大意義。
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賺「快錢」的心理,在企業界尤其如此。這種心理背後,廉價錢的誘惑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當屬政府的隨意處置權。
首先,私營企業擔心企業本身會由於規則突然變化,而被取締或遭遇破產。這種情況下企業無法做出長期規劃,於是只有著眼於抓住短期發展機遇。
其次,對於私營企業來講,怎麼處理和強勢政府的關係,往往成為企業經營戰略的核心環節。同官員的關係處理好了,就能創造短期優勢,就能賺更多錢。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私營企業直接或間接依靠政府權力來獲利。
世界級公司成長於市場競爭中。當商界贏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來挑選,這種贏家很難進入世界級公司行列。中國政府應該接受這個邏輯,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脫胎於有著固定遊戲規則的競爭性市場。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養一種基於市場規則的競爭性環境。有些政府干預是必需的,但在實施這種干預之前必須進行全盤而深入的考慮。否則投錢再多也只能是亂花一氣,造成浪費。
建設研究型大學
當前技術創新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日本模式,這種創新基於大公司投入的大規模研發預算。韓國採納了這種模式。第二種是美國模式,一些基本構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學形成,然後由公司通過特許制度將它們商業化。這兩種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國地域遼闊,本來應該可以把兩種模式都吸納過來。但是,在包括台灣、香港地區以及東南亞各國在內的華人經濟體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業居於支配地位,這類企業並不是很適合公司型研發。政府控制的企業通常會把研發費用浪費掉,而家族企業則通常在研發上投入甚少。
我認為中國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學來進行技術創新。不幸的是,中國的大學正試圖通過儘快賺錢來抬高自己的名聲,而教學和研究則面臨衰退。在我看來這也是賺「快錢」的心理在作祟,中國急需改變這種情形。
首先,中國需加強大學教學和研究。中國的大學一旦出名了,就會試圖利用這種名氣作為資本來賺錢。這種情況需要改變。應嚴格界定教授在大學教職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範圍,此外應打消大學教授利用其和大學的隸屬關係來賺錢的念頭,使他們回到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來。中國的大學需要讓教授們更重視教學和研究,而不是商業利益。
其次,中國應該採納美國式研究基金體制。美國大學研究經費中的很大部分來自政府相關的機構,比如美國宇航局(NASA)、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以及國防部。這些基金帶來了網際網路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種技術。
我認為,建設大型研究型大學是中國發展技術的關鍵,而全球範圍內有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資借鑒。這一點中國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須讓大學徹底消除賺「快錢」的心理。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就業公平之現狀(展望),您有話要說嗎?
尊敬的
老創:您好!
《人民論壇》2006年第八期「民生民意」欄目策划了「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就業公平」專題,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此次專題。
就業歧視積澱已久,特別是現在愈演愈烈,我國400多萬大學畢業生,我國下崗工人、農民工等急需就業,就業形勢告急。在就業過程中,姓氏歧視、年齡歧視、性別歧視、經驗經歷歧視、學歷學校歧視、身高歧視、血型歧視、戶籍地域歧視等成為人們就業的一道屏障,更為顯著地現在就業歧視又出現新趨勢,如找工人員的生肖八字、用工單位為了逃避不給職工交納"三險"的法律責任,只招聘內退人員、"三險"在原單位,或雖然失業了但能開出有"三險"證明的人員,就業歧視呈現出功利化、荒誕化、隱性化等趨勢,嚴重阻礙了人力資本的正常流動,破壞了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導致人力資本的巨大浪費,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一股逆流。為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就業公平,我們將誠摯地邀請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社會知名人士就此問題進行重點研究、深入探討,為我國社會就業環境良性發展提供最銳利和最具有實戰價值的思想武器。
基於您對這一領域的長期關懷和貢獻,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就「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就業公平之現狀(展望)」寫一篇署名文章。請您結合我國現在就業歧視現狀,立足未來,從企業的角度出發,結合國外政府做法,就我國在下一階段如何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就業公平,為人才、社會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提出更好的具有建設性的建議與措施等。字數2000字左右,截稿時間2006年3月26日左右。
《人民論壇》作為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江澤民同志題寫刊名的權威、高端的時政、思想、理論雙周刊,是「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社科期刊」。13年來,《人民論壇》立足高端,注重深度;站在前沿,追求前瞻;體現權威,傳播影響;引領時代,推進變革。本刊先後發表了成思危、許嘉璐、袁偉民、吳敬璉、孫家正、解振華、石宗源、周濟、李榮融、張國祚、李忠傑、冷溶、盧先福、吳良鏞、高尚全等著名人士、專家學者的理論文章,多篇文章曾被國內外多家媒體、著名網站和報刊所轉載。雜誌重要欄目文章的轉載率達100%。系統總結和推廣過多層次、多領域、多單位的創新經驗,單獨或與有關單位和部門合作召開大型論壇與研討活動。現在已進入大學科研機構、國家國土、工商等部委、各省、市、縣等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發揮了中央級思想理論黨刊的核心作用,是黨政幹部、企業管理者的重要參謀,專家學者的思想講堂,民眾的良師益友。備受國內外媒介的積極關注,影響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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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論 壇 雜 志 社
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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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歧視性稱謂--農民工,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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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文中思
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對農村剩餘勞動力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轉移的一種稱謂,這種稱謂由於與被烙上千百年遭受歧視性待遇的農民身份緊密相連原因,因而直到今日在中國社會中仍然無法擺脫遭受歧視的命運。雖然多年來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儘力為農民工尋找一種新的稱謂來試圖擺脫歧視性的烙印,但都由於缺乏種種滯後的法律法規支持而不能如願,農民工遭遇歧視性待遇仍舊隨處可見。因而,儘管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全社會都在為減少、縮小和消滅農民工遭受的各種歧視性待遇而努力,但卻仍舊難以脫掉具有歧視性的農民工外衣。
近日(18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並傳達出努力解決農民工遭遇歧視的七個方面工作:「(一)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二)依法規範農民工勞動管理。(三)搞好農民工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四)積極穩妥地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五)切實為農民工提供相關公共服務。(六)健全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保障機制。(七)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不可否認,該《意見》是近年來針對解決農民工遭受歧視性待遇而影響社會穩定最具力度的舉措,自然會受到全社會普遍歡迎。然而愚下卻認為,儘管《意見》的正面效應不可否認,但卻並不是完全消滅農民工遭受歧視性待遇的根本辦法,而仍舊只是緩解社會矛盾的權宜之計而已。
首先必須從思想認識上消滅農民工的原始身份(農民)在整個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問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農民從來就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階層,這個階層的最大特點就是受壓迫最深、受剝削最重、受歧視最多和受教育最少。由於這種「四最」原因,註定了農民弱勢階層是最想改變生活環境和生存地位的階層。所以,每當歷史進入到激烈的改朝換代紛爭時,農民階層是最容易被美好理想所煽動、誘惑、激勵和被利用的階層。然而不幸的是,當改朝換代完成並進入到相對和平的另一個朝代後,曾經被美好理想所煽動、誘惑、激勵和被利用的農民階層,往往又會被新的統治階層所忘記和拋棄,農民階層又會重新回到受壓迫最深、受剝削最重、受歧視最多和受教育最少的被歧視的社會狀態中。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一次改朝換代,農民階層付出的代價都是最大的,其它任何階層都無法與之相比。幾千年來,農民階層的命運就是在這樣無休止的循環中始終生活在被歧視的社會中,至今這種惡性循環並沒有得到徹底改變,哪怕是中國現在的改革開放年代,農民階層付出的代價也是最大的。這也是如今農民和農民工遭受歧視性待遇的根本原因。
宿命論說:「不能改變,就去適應」,這聽起來好像有些道理,但卻是強盜邏輯。反宿命論說:「無法適應,必須改變」,這聽起來好像有些悖逆,但卻是生存哲理。今日的農民工就處在「不能改變,就去適應」和「無法適應,必須改變」的激烈變化中,何去何從?對中國現代社會的確是一種巨大的考驗。中國憲法確定了中國社會是「人人平等」的社會,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階層能否得到「人人平等」的地位,自然就成了檢驗憲法真偽的力量。當然,我們需要理性看待中國社會現實狀況,要一步到位消滅既有的歧視性二元戶籍制度還需要循序漸進,但是,消滅歧視性的農民工稱謂未必就一定要循序漸進吧?農民工稱謂並不是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而是改革開放的新問題,假如不能夠儘快得到解決的話,拖成歷史問題後解決起來就會非常困難,經濟成本也就會越來越大,甚至得不償失。
站在社會分工的角度上看問題,也許夠找到消滅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稱謂。農業只是一種產業,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農民工只是農民這種職業的剩餘勞動力,也可以看作是從農民這種職業「跳槽」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其他產業進程中來的勞動力,因此,完全可以把農民工等同到所有產業勞動力的共同稱謂——勞工中來。這樣,勞工就可以完全得到國家統一的《勞動法》的保護,儘管農民工的「跳槽」行為具有往返農民職業可能的不確定性,但卻並不影響農民「跳槽」到勞工而享受《勞動法》保護的意義。另外,考慮到現實社會中,勞工「跳槽」具有不確定的頻繁性,因而,保護勞工利益的工會組織可以實行與勞工「跳槽」行為相適應的隨進隨出靈活保護制度,最大限度讓勞工不論在何處打工,都能夠加入工會並得到工會對其利益的保護。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勞動法》是一部廣義法律,其中也包括國家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因而,考慮到勞工這一打工群體的特殊性,可以在《勞動法》的框架下單獨制定一套相應的《勞工權益保障條例》,對勞工權益進行特別保護。
綜上,就是愚下主張消滅農民工歧視性稱謂的見解,「無法適應,必須改變」,對農民工的歧視,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並不新鮮的勞工稱謂,將適合所有的打工者,並能夠最大限度符合「人人平等」的憲法精神。假如愚下的見解能夠具有現實價值意義的話,可以預見的是,今天具有權宜之計的國務院《意見》,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失去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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