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解的死亡鏈條：甘肅女孩跳樓事件的深層解讀

幾乎無解的死亡鏈條：甘肅女孩跳樓事件的深層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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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度的深度視角· 戳藍字與公周交朋友

對跳樓自殺的李某奕來說，死亡是解脫，更是最後的抗爭。

尋求「公道」無望的她，希望用死亡喚醒社會良知，讓「傷害過、糊弄過」自己的老師「受到內心的譴責」。

事件爆出後，輿論持續發酵，校方和教育系統的官員們終於坐不住了，決定取消吳永厚教師資格、調離教育系統。但在公眾看來，與行為本身的醜惡和嚴重後果相比，這樣的處理仍然缺乏誠意。而且，如果處理結果來得更早一點，李某奕根本不會走上絕路。

講到這裡，似乎回到了差不多所有熱點事件的套路：官方無能、低效、敷衍、腐敗，在輿論聲浪中，遲到的正義終於現身，憤怒的群眾四散而去。

可仔細想想，事發第2天校方就掌握了基本情況，這天下午就決定免去吳永厚班主任職務、調離教學崗位、責令停職反省。此後心理老師介入、安排吳永厚道歉、協調墊付醫療費用，又根據事態發展向教育主管部門報告，對吳永厚追加行政降級、調離教學崗位處分。可以說，從2016年9月事發起，校方處置細節雖有爭議，但處置的態度和意願是明確的，懲戒和撫慰措施都不能說完全沒有誠意。考慮到吳永厚僅是強行摟抱、親吻面部，他們已經給出了自認為最大限度、甚至突破常規限度的處置方案。近2年時間裡，校方為此事高度緊張、疲於應對，最終還是未能控制事態發展，眼睜睜釀成跳樓慘劇。

有人會說：如果一開始就把吳永厚開除，事情不早就解決了嗎？說到底，還是校方遮醜護短，不把學生的尊嚴安危放在心上。

這話雖然義正辭嚴，在現實中卻很難實現。

對吳永厚作出公正處理，關鍵是找到明確依據，而不是意氣用事。慶陽六中是公辦學校，吳永厚是事業單位在編工作人員，最明確的處理依據就是人社部、監察部2012年8月發布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這份部門規章規定了47種可能給予「開除」處分的情況，45種都需要以「情節嚴重」為前提。特別是其中的第20條第7款「其他嚴重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是最接近於吳永厚涉案行為的表述。要按照這一條款開除吳永厚，同樣「情節嚴重」為前提。可實際上呢，吳永厚實施的強行摟抱、親吻面部等行為，確實夠不上「情節嚴重」四個字。從相關法律規定看，所謂「情節嚴重」，一般是指公開場合、幼女、多次、手段卑劣等要素中的一項或幾項。我們絕對相信，若不是另外一位老師及時出現，打斷了吳永厚的惡念，他完全可能對李某奕進行最嚴重的侵害。但話說回來，法律如何對「可能」發生的罪惡進行懲罰呢？

還有人會質疑，即便吳永厚的行為算不上「情節嚴重」，可造成了受害女生自殺的嚴重後果，難道不該予以嚴厲懲罰嗎？

的確，從刑法條文看，一些犯罪行為造成的後果越嚴重，應當判處的刑罰越嚴厲。但這些罪名主要涉及公共安全領域，例如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易燃易爆設備，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都是處以3-10年有期徒刑；一旦造成嚴重後果（一定程度的人員死傷、財產損失等），要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具體到強制猥褻罪，刑法是這麼規定的：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很明顯，犯罪行為造成的「後果」如何，並不是從重處罰的法定依據。更何況，吳永厚摟抱、親吻的行為，從危害性、嚴重性來講，確實比較輕微，根據刑法第13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那麼，終極問題來了。既然校方的處置措施沒有原則性缺陷，吳永厚的行為又「情節顯著輕微」，到底是誰害死了李某奕？難道就是那幾個在樓下起鬨的敗類？

當然不是。起鬨者擾亂公共秩序，處罰行政法規，已經受到相應處罰。但他們的叫囂不過是醜陋的噪音，與跳樓悲劇的根源無關。真正的根源在於「受害者困境」，也就是說違法犯罪行為的受害者，總是傾向於對施害者予以最嚴厲的懲罰，而現實社會往往無法滿足這種期待。由此，受害者往往會陷入心理困境，對社會管理體制產生強烈失望情緒。李某奕向校方、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多次申訴，多次失望而返，多次嘗試自殺並最終跳樓死亡，正是「受害者困境」的最極端體現。

那麼，「受害者困境」從何而來？

一方面，在任何違法犯罪行為中，受害者遭受傷害的方式是不確定的，傷害帶來的生理（身體傷害）和心理創傷（恐懼、羞恥、焦慮等）可能持續漫長時間。而施害者可能遭受的懲罰卻是確定的，例如行政處罰（拘留、罰款等）、刑事處罰（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等），一旦刑罰執行完畢，也很難留存什麼心理陰影。由此，當受害者看到施害者輕鬆回歸正常生活，而自己卻仍然沉浸在痛苦中時，自然會產生強烈不公平感。特別是在性騷擾、性侵害案件中，因為性文化氛圍相對保守，性侵害的受害者們往往要遭受更多社會壓力帶來的內心痛苦，「受害者困境」也相應會越嚴重。

另一方面，現代法治體系對違法犯罪行為施加何種處罰，主要考慮罪責相適、懲前毖後、成本可控等理性因素。如果對某種較輕的違法犯罪行為，規定較重的處罰，不僅起不到保護作用，反而會變相鼓勵施害者犯下更嚴重的罪行。例如，在性侵害違法犯罪的危害性，騷擾＜猥褻＜強姦，如果把騷擾和猥褻行為的處罰上升到強姦的程度，施害者可能會更傾向於直接實施更嚴重的強姦行為，畢竟可能遭受的處罰是相同或非常接近的。然而，從受害者的角度，是無法理解這種法律理性的。社會很難要求她們為今後預防犯罪考慮，她們在乎的是已經發生的犯罪和自己正在遭受的痛苦。

受害者的期待更高，社會管理者能給的太少，「受害者困境」由此而來。只要接觸過司法信訪工作，就會明白公周這個概念的深層次含義。除去明顯的司法腐敗問題，幾乎所有刑事案件信訪，都與受害者困境有關。所謂「以命抵命」就是「受害者困境」的最典型表現。

具體到李某奕案件中，從李某奕最初希望「不要再看到吳永厚」，到向公安機關報案，希望追究吳永厚的法律責任，再到兩次向決定不起訴的檢察機關申訴，推動李某奕情緒日趨激化的，正是「受害者困境」。對比自己遭受的種種痛苦和病痛，她無法容忍施害者「逍遙法外」，過著「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生活。由此，她認為周圍的同學、師長、學校、教育部門、公安檢察機關等等，都沒有給她「公道」，甚至都站在了施害者一方。這種情緒無限糾纏、越攪越緊，最終並不意外地導向了絕望和死亡。

必須指出，公周對李某奕絕無半點指責之意，換做其他任何哪位少女，恐怕都難以輕易解開心結、認同校方和公安機關的處理結果。這是人之常情。「受害者困境」源自人性和人心，本身並沒有對錯優劣，只是對客觀現象的中性描述而已。

那麼，該如何化解「受害者困境」呢？最根本的出路，不是什麼心理輔導，更不是在輿論壓力下亦步亦趨、擠牙膏式妥協和退讓，而是建立足夠強大的司法權威，讓人們更有理由和意願去信任司法、依賴司法，把司法判決結果作為衡量是非的根本標準，用「司法正義」替換大家頭腦中的「個體正義」。當法律的明晰判斷，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人的心裡糾結時，「受害者困境」才能得到釋放和緩解。像李某奕這樣的悲劇，或許也才能最終避免。

針對李某奕案件，更具體一點的措施也有幾點：

1. 鼓勵民間組織介入女性權益保障，第三方提供的心理諮詢，顯然更能得到受害人的信賴和接納。

2. 建立更加明確的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懲戒規範體系。做好部門規章、行政法規和刑事法律法規的銜接。對各種性騷擾、性侵害行為予以更明確界定，對懲戒方式、程序、救濟途徑予以更明確設定，為潛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提供明確預期。

3. 營造更加開放獨立的性別文化。性自主水平越高，女性面對性騷擾、性侵害時就會越強大。自殺、自殘和心理障礙等問題會越少出現。這個道理不難明白。

短短几天，人們已經找到了新的輿論興奮點，一切都會迅速歸於平靜。如果泉下有知，李某奕一定會再次失望。儘管吳永厚免去教師職務、調離教育系統，可仍然沒有受到法律追究，或許需要很久，但他終能恢復正常生活。時間會抹去一切，特別是公眾的記憶——哪怕當初他們再怎麼義憤填膺。但必須承認，目前的處理結果已經是社會能給予的最大限度正反饋。

即便以死抗爭，李某奕心目中的「正義」仍然不會來。這是「受害者困境」最令人悲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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