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記者的「黃金時代」

「我們都認為，擁抱公眾情緒當然沒錯，但只有無限逼近核心信源，才能滿足讀者對真相的渴望。」

當30歲的馮潔得知自己獲得2011年度中國最佳環境記者獎時，她下意識的反應是「哇哦！」，然後想起了一位瑞典記者朋友的「羨慕」。在她生活的北歐城市，一條街的PM2.5超標就足夠記者們忙上一陣子了。而在中國，小範圍的空氣污染根本不算新聞——中國的環境記者、編輯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面的人，他們有太多的大故事可寫。

最佳環境報道獎由中外對話和英國《衛報》於2010年初設立，旨在響應中國新興的環境報道領域，鼓勵成長中的環境記者群體，促進中國的環保事業。該獎項於今年首次設立年度最佳環境記者獎，馮潔女士是唯一獲此殊榮的人。

翻看每年的入圍作品，幾乎可以為當年的中國環境問題做副拼圖。那些調查最深入、影響最廣泛的報道，往往對應著問題最嚴重的領域。

比如，令馮潔贏得「最佳記者」的三篇（系列）入圍作品，分別涉及海上石油開採（《渤海溢油》系列報道）、危害大城市的空氣污染（《我為祖國測空氣》）和大城市嚴重缺水（《華北城市供水危機迫在眉睫：要南水北調，還是要海水淡化？》），恰好對應著中國環境領域的幾個關鍵詞：溢油、灰霾和缺水。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居民們都生活在「中國標準下的健康空氣和美國標準下的不健康空氣」中。當人們被嗆得躲在屋裡出不了門時，官方公布的空氣質量仍是良好。

由於官方和民間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鳴，馮潔撰寫的《我為祖國測空氣》，首次把目光投向了環保NGO和市民。他們自購空氣檢測儀器，走上街頭，通過網路發布自測結果。

這篇報道引發了網路轉載熱潮，直接推動了民間自測行動在多個城市的展開。而因擔心新標準毀掉過去環保成績而猶豫不決的政府部門，最終將PM2.5列入了國家標準，決定告訴公眾真實的空氣質量狀況。

《我為祖國測空氣》和其他媒體關於PM2.5的大量報道，可以被視作中國公民和輿論推動政策改變的又一個成功案例。

2011年，渤海溢油稱得上是中國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環境事件。中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田連發兩起溢油事故後，小道消息開始在論壇和微博上流傳，而作業方美國康菲石油、合作方中海油及海上石油開發監管部門，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保持沉默。

2011年6月30日，溢油發生數天後，馮潔奔赴事發地，向國家海洋局、中海油及地方政府的多位「內部人士」反覆求證，率先打破沉默，披露了溢油事故。

這個被隱瞞太久的事故，立刻引爆了輿論，在隨後的半年時間裡，幾乎所有的中國媒體都有大量版面、節目時段留給「渤海溢油」。

事實上，這並非中國首次海上溢油，卻是第一起被公開的同類事故。不過，馮潔和她供職的《南方周末》並不滿足於充當「引爆者」的角色。儘管26年以來，擁有近千萬讀者的《南方周末》正是憑藉揭露一個個內幕而成為中國最受尊敬的報紙。

在大約半年的時間裡，馮潔和她的同行持續追問著溢油的真實原因、溢油的規模和環境影響。

當一些媒體的報道情緒化地指責美國企業作惡、中國石油巨頭推卸責任、中國政府不作為時，馮潔的四篇系列報道始終基於大量專業知識和調查得來的事實，而非情緒。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早於官方機構兩個月，《南方周末》的報道已經通過大量採訪將矛頭直指「人為操作導致地層壓力過大」。

因為客觀、冷靜的報道，渤海溢油系列贏得了多方尊重，其中包括被批評者。這些尊重和信任為追蹤報道提供了便利，當事各方配合採訪，甚至給予優先權——在2011年7月5日國家海洋局首次召開新聞發布會前，馮潔已經採訪到了海洋局的核心官員。

「每次我的編輯都會問我採到了什麼重量級人物、拿到了什麼事實，」馮潔說，「我們都認為，擁抱公眾情緒當然沒錯，但只有無限逼近核心信源，才能滿足讀者對真相的渴望。

馮潔是寧夏固原人。固原是中國西北的一個城市，這裡一直是中國貧困地區的代名詞，大量的農村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地區，靠收集雨雪水或驢車拉水生存。馮潔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技術工人，她和姐姐在邊遠小城撒野般長大。她的父母鼓勵孩子做自己喜歡的事，很少干涉，當然，也因為干涉無效。2000年，馮潔以固原市文科第一名、寧夏全省前十名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後來她又進入中國傳媒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接受了六年新聞教育後，2006年，她進入《中國經濟導報》（China Economic Herald）。

這一年，中國政府首次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作為強制目標，也是這一年，中國的新能源目標變得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風電裝機容量當年就增加了一倍。

《中國經濟導報》是一份由國家發改委（NDRC）主管的嚴肅經濟類報紙。體制內的工作經驗，幫助馮潔了解了官員們的邏輯。她在那個階段認識了一些官方的朋友，他們信任她，願意和她分享一些內部信息。與官方人士的良好溝通，也幫助她在渤海溢油事件採訪突破。

在通過中海油的內部人士證實溢油確有其事後，新聞的「5個W」 （what,who,when,where,why） 卻仍未揭開。直到截稿前的最後一小時，一位內部人士終於被說服，將事故時間、事發地點和溢油規模等和盤托出。

為了反覆驗證，在首篇報道刊發前，馮潔甚至闖入國家海洋局一位主管司長的辦公室。奇怪的是，這種「不禮貌」的行為並沒有引起反感，在她離開後半小時內，一個來自國家海洋局的電話通知她說，「我們決定在7月初召開新聞發布會。」這是官方首次向媒體正式表態。

然而，這個故事沒能有個美好結局。2011年2月，中國的春節期間，當被油污所困的養殖戶等待起訴石油公司的立案結果時，中國的農業部卻和康菲石油公司默默簽訂了10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賠償計劃。

這個計劃一出，受害養殖戶法律訴訟的渠道受阻，而康菲原本承諾的賠償、環境兩個基金頓成空頭支票。馮潔追蹤此事的《渤海溢油10億賠償金出爐記》，也因一紙禁令未能出街。

被最佳環境報道獎的評委們選中的，還有一個關於中國大城市水危機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海水淡化和中國著名的大調水工程南水北調關係微妙，因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兩種供水路線成本之爭的背後，再現部門利益。而最終的結果，是北京承受乾渴難耐的後果。

今天的中國環境記者們，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專業判斷，開始有意識地專註於某一個環境領域，比如氣候變化與能源、生物多樣性等。但很難否認，大量的報道還是跟著突發事件走，特別是惡劣的污染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對每年的環境報道稍作分析就會發現，大量的報道集中於水電站的環境影響，或某一個化工廠對河流和周邊居民的毒害。

而2011年中國媒體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開始出現了新的苗頭，從關注局部污染、一條河的命運，到關注危害所有人的骯髒空氣和缺水。從對突發事件的臨時主義，到對污染狀況的持續表達。面對自己報道的各種污染、環境傷害，馮潔說： 「這似乎是中國環境記者的『黃金時代』，但我不喜歡這個污染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