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引領經濟新常態走向好的新常態

07-25

　　摘要：目前中國經濟並非已處於新常態，而是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經濟新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狀態，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後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長時期。從短期看，引領新常態、實現向新常態平穩過渡的對策有：順增長，控風險；去產能，擠泡沫；守底線，穩社會。引領新常態的長期對策包括：一是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二是推進生產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財富分配結構轉型與發展目標結構轉型。三是推進觀念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模式創新等在內的全面創新。

　　［關鍵詞］新常態；舊常態；過渡態；動力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1-0021-05

　　［收稿日期］2014-12-25

　　［作者簡介］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引領新常態」的提出，意味著對新常態認識的逐步深化。經濟新常態是我們期望出現的經濟較理想的狀態，它不會自動出現，需要進行引領，以走向好的經濟新常態。

　　一、正確理解新常態

　　從字面上看，「新」即「有異於舊」；「常態」是相對穩定的狀態。「新常態」是不同以往、相對穩定的狀態。它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到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有所不同的新階段。

　　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含義豐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最重要的是要對經濟增速下滑不必過分驚慌，認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不要動輒進行過度干預。未來的政策不應頻繁變動，而應保持相對穩定，

　　給企業和社會穩定的預期。也就是說，經濟增速的適度放緩和合理波動，已被決策層所認可。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將放在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樣動輒下猛葯來維持高增長。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也存在「新常態」，它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後經濟緩慢而痛苦恢復的過程，反映了西方經濟存在周期性波動乃至周期性危機的現實。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新常態」顯然不是從危機角度來說的，而是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制度環境的變化等角度來說的。

　　二、與新常態對應的舊常態

　　經濟舊常態時期從何時開始算起？筆者認為有兩種演算法：一種是從1978年或改革開放啟動時算起，另一種是從2002年開始算起。截止時間可以確定為2012年「十八大」召開之前。舊常態時期中國經濟特點如下：

　　第一，經濟高速增長。1978-2012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長，2003-2007年期間更是達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長速度。這在世界經濟增長史上並不多見，被稱為「中國奇蹟」。

　　第二，經濟增長模式比較粗放。在此時期，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大規模資源能源投入來拉動增長，以致積累了比較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動，據華冬芳等人採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28%，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324%，要素投入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同時，投資效率較低，據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為392，美國1965-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1469。

　　第三，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1978年以來，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2000年以來重化工業更是快速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直至2013年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的佔比。大規模建設工業園區、增加工業產值，成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標。

　　第四，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改革取得了明顯進展，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始終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各級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參与了經濟建設，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很頻繁，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直沒有完全理順。

　　三、目前中國經濟處於過渡態

　　既然有「新常態」和「舊常態」，它們中間就還有一個「過渡態」。經濟過渡態時期從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計約5年左右時間。過渡態時期持續多長時間取決於改革和轉型的速度和順利程度。

　　目前中國經濟並非已處於新常態，而是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或者說，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過渡態時期。目前更準確的階段判斷是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時期。只有當度過這一時期後，經濟才真正進入新常態時期。經濟增速大換擋、結構調整大變動，都不是一種穩定的常態。只有當「三期疊加期」走完之後，高房價問題、地方債和企業債問題、產能過剩問題、金融風險問題等解決後，新的經濟制度環境形成後，經濟才進入較穩定的新常態。

　　經濟過渡態的內涵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新舊形態摻雜，既有舊的形態，也有新的形態。第二，經濟不太穩定，由於經濟處於增速換擋過程中，總體表現不太穩定。第三，不可持續，既然經濟不太穩定，我們就不希望它持續太長時間，而是希望它儘快進入新常態時期。第四，存在經濟結構調整陣痛，因為過渡態時期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一些產能過剩行業、附加值較低的行業項目將被淘汰，必然伴隨著部分企業破產的陣痛。

　　在過渡態時期我們面臨著如下問題和挑戰。

　　第一，多種問題碰頭。不僅有經濟方面的問題，還有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不同問題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考驗著黨和政府的調控智慧。同時，國內問題還與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

　　第二，面臨著諸多兩難選擇。比如穩增長與調結構、穩增長和控風險、穩增長與促改革、穩增長與保環境之間，都存在兩難選擇。許多人認為，改革一定有利於經濟增長，其實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等，有時為了維護社會公平不得不犧牲一些經濟增長，而且社會公平確已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響經濟增長。同時，穩增長與保環境(或建生態)之間也存在兩難，要想有好的環境，經濟增長速度就不能太快。這些兩難問題需要我們通過高超的宏觀調控藝術去解決，需要像「走鋼絲」一樣去維持平衡。

　　第三，需要花較多的精力防範、控制和化解經濟風險。過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長積累了一些風險和泡沫，化解這些風險和泡沫僅靠改革、轉型和創新還不夠，還需要運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別是擠泡沫和釋放風險的手段。

　　四、經濟新常態是由多種新常態構成的畫卷

　　經濟新常態時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後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長時期。經濟新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狀態。

　　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有三個方面。第一，新常態有很多新的表現形態，既與舊常態時期的形態不一樣，也與過渡態時期的形態不完全一樣，新形態集中體現下述六大特徵中。第二，新常態應是相對穩定的。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應是均衡的。這也是常態的應有之義。如果經濟還在急劇變動，還在增速換擋，還在調整陣痛，就還沒有進入到新常態時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態是幾年之後的事情。第三，新常態應是可持續的。因為既然是常態，那就不能很短暫，就應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經濟新常態有如下六個方面的特徵。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今後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長，再往後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長或中低速增長，因為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現象，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城鎮化達到一定階段後，經濟增長速度就要下台階。當2030年前後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後，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進一步下降到當今西方發達國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經濟結構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排放結構的新常態。其中，消費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學樂康安美」(學習、快樂、健康、安全、美麗)的需求佔比越來越高，「吃穿住行用」需求的佔比相對下降；產業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服務業或者第三產業比重佔主導地位，並越來越高，高新技術產業、先進位造業、綠色低碳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區域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新型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進一步縮小；排放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減少，氧氣、水蒸氣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經濟質量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經濟效率(勞動力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整個經濟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

　　第四，經濟增長動力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原來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轉為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簡單說即改革、轉型、創新)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結構內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轉為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轉為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資轉為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第五，財富分配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主要實現國富轉為主要實現民富，由少數壟斷行業富裕轉為各個行業共同富裕，由少數人暴富轉為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說，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讓廣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環境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轉為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制，政府則由權力型政府轉為服務型政府、由經濟型政府轉為社會型政府，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按照依憲治國、依法執政的要求，由人治轉向法治。

　　五、新常態並不會自動實現

　　新常態意味著一系列新的機遇。由於中國經濟總量已很大，基數已很高，即使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全球經濟創造很可觀的增量，帶來巨大的市場投資機會。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綠色低碳產業將呈現越來越大的發展空間，中西部地區和一些新興城鎮、新興農村地區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機會。隨著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多元化，中國經濟的活力將進一步增強，效率將進一步提高，制度環境將進一步規範。隨著財富分配更多惠及廣大民眾，中國內需潛力將進一步提高，民眾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進一步迸發。

　　進入新常態並不會一帆風順，一些潛在風險正漸漸浮出水面，新常態不會自動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存在慣性，企業、民眾和政府對高速增長有「路徑依賴」，當經濟速度換擋、結構調整時，難免會出現陣痛，引發一些問題、矛盾和風險。特別是多年來積累的高房價、地方政府債務偏高、影子銀行、產能過剩等，在進入新常態過程中會使一些潛在風險暴露出來。對此，必須高度重視，通過改革、轉型、創新和科學的宏觀調控予以防範和化解。

　　六、引領新常態的短期對策

　　從短期看，引領新常態、實現向新常態平穩過渡的對策有：

　　一是順增長，控風險。順增長也就是要尊重經濟規律，順應經濟增長的態勢，不要過度阻止經濟速度的調整。在順增長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定的經濟風險，因此要做好防範、控制和化解風險的工作，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控風險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解決好存量風險，主要是鎖定、釋放和化解存量風險；另一方面是控制好增量風險，主要是減少增量風險。

　　二是去產能，擠泡沫。產能過剩問題不可能悄然化於無形，包括產能過剩、高房價、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等在內的經濟泡沫不可能只通過改革、轉型、創新就輕易解決，改革、轉型、創新主要可解決培育新增長點的問題，至於淘汰產能過剩、化解經濟泡沫還需要通過其他辦法來解決。在去產能、擠泡沫的過程中，風險難以避免。有了風險怎麼辦？迴避不是辦法，往後拖延也不是辦法，只有勇敢地面對，積極化解，才是正途。化解的一個重要辦法是釋放風險，而非捂住風險。釋放風險需要技巧，並把握好力度和節奏。

　　三是守底線，穩社會。為了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在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底線意識，要將最壞的情況想好，提前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儘可能將各種矛盾和問題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七、引領新常態的長期對策

　　第一，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改革。其中，當前比較緊迫而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推進這些改革要採取合理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要搞好頂層設計，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調動基層各個方面的改革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二，推進七大經濟轉型。一是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的轉型，即由原來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資源能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拉動經濟增長，向今後主要依靠技術、人才、信息這些高級要素拉動經濟增長轉型。二是排放結構的轉型，即增加氧氣、水蒸氣等好的排放，減少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途徑是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建設生態文明。三是產業結構的轉型，包括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或高級化、產業高端化、產業特色化、產業集群化、產業品牌化、產業綠色低碳化、產業融合化、產業國際化、產業信息化等九個方面。四是區域結構的轉型，包括推進新型城鎮化、推進城鄉一體化或縮小城鄉差距、促進東中西部協調發展三個方面。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轉型，涉及兩個層面：一個是由原來主要依靠「三架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向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來拉動經濟增長轉型；另一個是需求結構內部的轉型，包括由原來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轉型，由原來主要依靠投資向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轉型，由原來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向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型。六是財富分配結構的轉型，包括由原來主要強調國富向主要強調民富轉型，由原來主要是少部分壟斷行業致富向更多行業共同致富轉型，由原來少部分人富裕向更多人共同富裕轉型。七是發展目標結構的轉型，包括由原來主要追求大國向主要追求強國轉型(強國包括科技、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等的強大，而不僅是GDP的數量多)，由原來主要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向主要追求無形財富和有形財富的共同增長轉型，由原來主要追求經濟總量的增加，向主要追求經濟效益和質量的提高轉型。

　　第三，推進全面創新。全面創新包括觀念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含服務創新)、模式創新等內容。觀念創新主要解決思想的建設問題，培育全民的創新意識。技術創新必須落實到產品和工藝創新層面，而不是製造很多華而不實的「科研成果」。管理創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創新、管理內容的創新和管理服務的創新等。模式創新主要指發展模式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總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通過創新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培育新的增長點。

　　長期對策主要是改革、轉型、創新三個方面，它們對應著前述經濟增長動力的「三大發動機」，也對應著本人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的三個方面：「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只有採取這些長期對策，同時結合短期對策，才能順利實現經濟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

　　八、尋找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經濟增長客觀上有哪些動力？

　　第一組動力：需求邊動力。即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過去多年來，很多人將其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增加消費。我們不能否認，這「三駕馬車」確實是經濟增長需求邊的短期動力，但也要認清：它們僅僅是需求邊的動力，短期的動力，而且是有許多副作用和後遺症的動力，是經濟危機和經濟過度下行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

　　第二組動力：要素投入動力。即通過大規模要素投入也能帶來經濟增長。眾所周知，在生產函數關係式中，等號左邊是GDP或者產量，等號右邊就是資金、勞動等生產要素。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就是通過大規模的生產要素投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組動力：效率提高動力。在生產函數關係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解釋。也就是說，提高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也能帶來經濟增長。那麼，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是什麼呢？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

　　其中，制度變革或改革通過調動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化資源配置、改善消費者和投資者預期等途徑釋放生產力；工業化(含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通過將人口和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或區域向高效率部門或區域轉移釋放生產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通過直接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國民經濟運行效率釋放生產力。

　　第四組動力：中國特色動力——「五駕制度馬車」。前三組動力都是用經濟學比較容易解釋、世界各國都通行的動力，除了這些動力之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有五個特色動力。

　　第一，「價格制度動力」，即通過價格管理部門的價格管制，將許多商品的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的價格，人為地壓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競爭優勢，促進出口，帶來經濟增長。其副作用是過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資源，並把子孫後代的資源提前用了。

　　第二，「財稅制度動力」。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安排偏向經濟建設來促進經濟增長，這與那些將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優先安排的國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動力」。突出表現在貨幣制度設計上，在央行不獨立的情況下，貨幣發行要重點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而非主要維持幣值穩定。

　　第四，「土地制度動力」。在城鄉差別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將農民和農民集體的土地低價買過來，經過整理後再高價賣出去，形成「土地財政」，再通過「土地財政」推動地方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五，「考核制度動力」。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幹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財政收入和工業增加值等指標，於是各地競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形成萬馬奔騰的局面。這五大特色制度動力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象。

　　問題是，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上述哪些動力開始靠不住了，哪些動力是未來必須主要依靠的動力？筆者認為，未來必須依靠的主要動力只能是「三大發動機」，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組動力越來越靠不住了。如「三駕馬車」中的出口，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明顯下台階了，從以往的年增長20%以上，降到了近幾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長了79%，2014年前10個月只增長了不到6%。投資的邊際效益明顯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債務壓力。消費一直相對穩定，難以有大的改觀。

　　通過大規模生產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則遇到了資源越來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日益加大、霧霾很嚴重的挑戰。「五駕制度馬車」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它們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確定的全面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三大發動機」既健康又富有潛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因而是健康、可持續的。中國目前的許多制度還不成熟、不合理，正因為不成熟、不合理，還可以通過改革來釋放制度變革的生產力。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正處於中後期階段和加速發展階段，還有巨大的釋放結構生產力的潛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總之，在向新常態過渡時期，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動力只能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或改革、轉型、創新)這「三大發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