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中國高教問題都推給政府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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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7 09:28:43)簽：雜談——新加坡學者調研中國高教2012-05-15 16:32:02作者：苗綠來源：2012年5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03期瀏覽次數：160網友評論0條

當今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均面臨諸多難題，普遍而嚴厲的批評引發人們對教育改革不斷的反思。許多學者開始到國外「取經」，以期從中收穫啟示。自2011年1月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在北京、西安、武漢、上海和杭州，對不同類型和層次的高校進行了廣泛調研，形成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路徑和選擇的看法。這一調研成果於近日在京舉行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上正式發布。學者行政化：被動抑或主動在新加坡學者看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發展大於改革，基於這一思路，大學變化非常大，有一些確實是積極的、好的變化，但也出現了很多深層次問題，由此激發大學改革需要向縱深突破的討論。據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趙力濤介紹，此次調研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訪談，訪談對象分布在「985」高校、「211」高校、一般地方高校和民辦高校及獨立學院。從職務分布看，有政府官員，也有大學校級、院系一級領導，還包括大學教授、教師、學生和企業人力資源主管。關注問題主要包括大學的治理或管理體制、知識生產或科研體制、人才培養體制。趙力濤認為，很多學者提出中國高等教育出現的問題源於制度，即權力分配不當，行政權力主導學術權力。這有一定道理，但沒有抓住要害。世界上很多優秀大學校長也是政府任命，辦學經費同樣出自政府，並不必然出現行政權力主導學術權力、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邊界不清的問題。學者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政府和制度。中國大學發展史表明，即使外部環境不利於大學發展，那些身負使命，有遠見、熱情和使命感的學者，也總能尋找到自主空間，為學術發展作出貢獻。訪談顯示，總體而言，在中國，虔誠於學術的學者規模和影響力沒有大到讓其成為大學「核心」的程度。一些學者追求非學術的東西和社會上的評價，影響社會對學者的總體評價。由此，公眾對學者聲望給予專業水平的期待。而課題對於中國高校和學者的重要性令新加坡專家難以想像，他們提出，一些中國學者認為自己是被動的行政化或被動的市場化。然而也有一種趨勢，他們嘗到甜頭後，開始走向主動的行政化或主動的市場化，並形成一種文化。很多學者已經名利雙收，但是他們形成一套新的價值觀，難以回頭。顯然，學者本身對中國高教的很多問題也有直接責任。教育哲學未真正生根「中國高等教育如果再不進行深層次改革，可能會拖住整個經濟發展的後腿」，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如是說。問題的出現往往是改進的契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指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問題很多，另一方面也很有希望。因為華人社會的教育系統由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共同組成，很多方面互相可以借鑒。「中國缺乏教育哲學、缺乏專業精神，缺乏『象牙塔』這樣一個體系。如果我們承認這點，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大學的特點是先建立起『象牙塔』、先建立起專業主義，然後再談現代，不要輕易學西方。」鄭永年認為，近代中國教育哲學的變化與政治社會變化相關，清末以後中國政治的顯著特點首先是皇權衰落，由於新政權沒有建立起來，導致權力分散，權力分散又使得思想界異常活躍。皇權主導的儒家不再是主導性教育哲學，向西方學習成為風潮。其次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政權，由此導致知識界發生兩個變化：一是知識分子作為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群體的意識產生；二是政治和知識界的邊界產生。五四運動後，各種從西方輸入的知識體系相互競爭，政治力量對哲學體系、知識體系有所選擇，但這並沒有妨礙知識界對知識體系的追求。這種積累在西南聯大時期達至頂峰，可惜的是，近代以來的教育哲學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的教育界生根。如何在現有體制下確定專業主義？專家指出，首先，現有的教育體系可以通過改革和調整工資結構而轉型，形成一個有利於專業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工資結構；其次，中國的教育和學術評估制度必須重新設計；最後，確立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不僅是行政當局的事情，更是知識界本身的事情，教育界需要反剩教育界的自製和獨立，並不是教育界可以無政府，知識界本身必須確立知識的認同和邊界，確立專業主義優先原則。畢業生：鐵飯碗抑或職場機會主義新加坡學者還就中國高校畢業生情況訪談了十幾位僱主，黃彥傑研究員稱，多數僱主反映畢業生在知識和素質上與工作要求有很大差距。另外，畢業生的心理素質與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所需要的心理不相稱。在知識和技術層面，僱主們一般採取的策略是以學校聲望作為選人的主要標準。例如，復旦大學畢業生第一輪有90%的可能性進入下輪選拔，而非重點大學畢業生只有10%—20%的可能性。聲望和行政主導了高校擴張過程，這個擴張過程導致非重點大學教育質量下降，教育質量下降又導致僱主採用以聲望為主的聘人方法，最終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與此同時，高校擴張對職業教育體系的破壞，特別是綜合化和升級化，基本摧毀了原先比較好的專科學校和職業技術學院，它們升級後培養的專業人才反而減少，這也直接導致高技術人才匱乏。僱主還反映，中國大學畢業生普遍缺少工作倫理和職業規劃，非常突出的例子是非重點大學畢業生普遍不能接受難一些的工作，就業市場過度流動。用人單位非常難組織一個較為穩定的人才隊伍，單位的培養體系難以維持，因為誰也不願意出錢為競爭對手和公司培養人才。此外，畢業生缺乏敬業精神和專業意識，一方面，重點大學畢業生追求鐵飯碗，3年的研究生只讀一年半，其餘時間用於考證或參加各種各樣的公務員考試和招聘，這樣一來，最優秀的學生無法進入需要創造力的部門。另一方面，非重點大學畢業生普遍存在職場機會主義，跳槽過於頻繁。針對新加坡學者的「批評」，中國學者普遍表示，與歐美教師相比，中國學者是最不受約束的群體，我們的教授可以隨意去掙錢，我們雖然有特彆強的行政主義，但有特別弱的管理,要將高等教育改革作為改善社會結構的突破口。（作者單位：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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