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玉湖：文化大革命史略（五）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歷史，筆者根據手頭掌握的資料，以編年史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前後所發生的一些重要事情進行了梳理，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幫助。筆者是無黨派人士，完全是客觀記錄，文中儘可能的避免使用那些帶有攻擊性的語言和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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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3.21——1966.4.15）

　　1966年3月21日，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就工交系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情寫了一封公開信。林彪說：「我國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七億人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確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灌輸到工農中去能轉化為巨大的物價力量。」

　　1966年3月25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彭真召集鄧拓、范瑾、蔣南翔、宋碩及部分高校負責人開會，研究北京市委簡報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證「海瑞獄」的「經驗」。這個「經驗」介紹說：「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查檢了可能找到的有關海瑞的文獻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萬字的資料，寫出一篇批判吳晗關於『平冤獄』問題的文章。」彭真對這個反革命經驗非常重視，倍加褒獎說：「批判吳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寫得很好，這篇是幾個大學生查了許多古籍，論證了海瑞平冤獄是假，這種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說服力。」他還在上面批示說：「方向正確、方法對頭、值得推廣」。企圖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瑣考證中去。

　　這個會上，彭真等反革命頑固派又拋出了調虎離山計，用假「半工半讀」來破壞文化大革命。在這方面，陸平又創造了一個「典型」。還在2月1日時，北京市市委就在北京大學搞假「半工半讀」的試點。彭佩雲親自帶隊，把北大歷史系搬到十三陵。「開學典禮」上，鄧拓，宋碩、蔣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都親臨會場，以示重視。會上，他們以資產階級的權威身份發布命令，叫革命師生不要去過問文化大革命，要在農村「狠抓教學」。文化大革命運動日益發展，彭佩雲就愈加著荒，她上竄下跳，拉線搭橋，頻繁地來往於市委(彭真)——燕園(陸平)——十三陵(歷史系)之間，死死保住這個反革命的試點。他們強迫革命師生要「三個月內解決世界觀問題」，「編出三本書」，就是不讓搞文化革命。三月底，舊市委把這個「試點」推向全市。在3月25日的會上，彭真說，「所有學生都要下鄉去搞半工半讀，要批判舊的教科書，改革教學方法。要全系下去。……帳蓬已安排去做，你們去籌備，鄧拓可以挂帥。」於是，北京市颳起一股不正當的下鄉搞假「半工半讀」的歪風，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三月中下旬，中央和中央軍委開會批判大野心家陰謀家羅瑞卿的反黨罪行。羅瑞卿畏罪跳樓自殺未遂。彭真在一系列問題上對羅瑞卿的罪行採取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從各方面試圖為羅瑞卿翻案。

　　劉少奇、鄧小平與來訪的一些外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會談，差不多從此時起，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有的就明顯向右轉了。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高層革命幹部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主編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指出：所謂的「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毛澤東說：「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澤東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又說：「我向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這個意味深長的發問實在令人深思、猛醒。

　　毛澤東還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嚴勵地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的霸道行為，指出：如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是徹底搗毀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家村」 「四家店」「閻王殿」的動員令，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日益迫近。 　　1966年3月30日，中央軍委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並報中央和毛主席審批。毛澤東親手三次修改《座談紀要》。

　　1966年3月31日，康生向彭真詳細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彭真抗拒毛澤東的批評，否認自己是在包庇吳晗，說他只主張「放」，「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可以修改一下。」與此同時，北京市委的另一個頭目市委副書記劉仁緊急部署，急忙把正在參加四清的李琪、張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調回，準備負隅頑抗。

　　1966年4月1日，北京市委走資派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抗毛澤東的批評。是日，許立群要鄧拓送去一分替吳晗辯解的材料《吳晗近況》，看後立即批登簡報。同時，鄧拓還送了《焦菊隱反動文藝理論的資料》給許立群，作為製造混戰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劉仁、萬里召集張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際處開緊急會議。萬里傳達彭真的話說：「『三家村』的事情要解決，……否則更被動。」又說：「對鄧拓的本質應有一個認識，他是個好人。」會上決定由劉仁、鄭天翔、萬里組成「市委三人領導小組」，由張文松、李琪、范瑾、宋碩組成「四人辦公室」，企圖跟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一番較量。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書記曹獲秋同志打了兩次電話，不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編造一套謊言，抵賴和掩飾自己的錯誤，推卸責任。 1966年4月2日，周恩來總理向黨中央報告，完全同意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指示。彭真只好向毛主席作檢查，承認自己「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的錯誤和缺點」。 他強調所謂「這一方面」，就是說，他在「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確的。

　　《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威本禹同志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這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同志壓了兩個半月。

　　1966年4月3日， 總政治部劉志堅同志根據彭真的意見，於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起草了一個批語。這個批語送給彭真同志後，劉志堅同志感到太一般化，於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個批語，增加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內容。新的批語於四月四日送給彭真同志，被他壓下了，沒有採用。 這天，彭真主持召開北京幣委常委會，掩飾自己的錯誤，繼續包庇鄧拓，布置對抗中央。

　　1966年4月5日，彭真感到局勢不妙，急忙在家中召集市委一班人開會。在會上，他對到會的官員講：「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腳好。」故意表白自己說，「在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農村工廠四清、國際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後分子。唯獨在學術方面是落後分子。這是因為上學遲，知道的情況少。」還為自己開脫說：「我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幾個吳晗出來，結果是幻想。」他繼續包庇黑幹將鄧拓：「鄧拓擁護三面紅旗，心是好的，但寫的東西是烏煙瘴氣，他在《前線》編輯部一月份已作了檢查。」他還說，「要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著誰就是誰。」 「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時候了。」

　　1966年4月7日，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此前，彭真偷偷地把未經中央正式批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拿給許立群和林默涵。林默涵歪曲和剽竊《紀要》的內容，搶先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撈取政治資本，對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為所謂三十年代的錯誤路線辯護。

　　當晚，市委書記處開會。劉仁、鄭天翔、萬里在會上都批評了鄧拓。鄧拓說：「我犯了錯誤由我自己負責，其他人沒有責任。」以保住市委其他領導人。會上，通過了市委關於鄧拓所犯錯誤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彭真指示：「責任要寫含糊一點。」後來定稿時，彭真將報告中鄧拓「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一句刪去，把根據鄧拓的請示：解除他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句，改為「最近鄧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擔任的職務，到下面去鍛煉，我們準備在黨內批評以後，再作組織處理。」

　　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鄧小平主持會議，周恩來總理參加。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彭真作了表態，說他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康生當場戳穿了彭真的假話，系統地批判了彭真在建國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陳伯達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揭發、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後，周總理指出，彭真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這個會議做出了兩個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1966年4月10日，中央批發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註：中央的第一次批語已撤銷，另換了一個新的批語)，林彪說：「《紀要》經過毛主席三次審閱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綱》是針鋒相對的。它是討伐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檄文。是捍衛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宣言書。《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這個《紀要》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966年4月10日至15日，彭真連續召集市委常委會，匆匆忙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圖用假批判來掩護他們自己，玩丟卒保車，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抵抗。彭真背著黨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給市委他的那些親信傳閱，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

　　1966年4月15日，《北京日報》「四人辦公室」起草的編者按於10日開始炮製，4月15日市委開會討論。會上，書記處書記鄭天翔說：「鄧拓的主要錯誤是好古。」又說：「對鄧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慮」。草稿討論後送到彭真家中，彭真親自修改，邊改邊說：「鄧拓對三面紅旗還是擁護的」。他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費苦心的安排，並下令在第二天見報。事後，彭真親自打電話安慰鄧拓，要他做好「思想準備」，並打氣說：「改了還可以當文化革命戰士。」當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編者按語稿送給許立群、林默涵看，三人關門一起密謀，與此同時，「四人辦公室」召開全市黨委書記會，提前貫徹4月16日按語精神。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