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對西方思想文化(主要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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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對西方思想文化(主要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儒家思想對西方思想文化(主要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有什麼代表人物?

提問時間：2007-03-16 21:53:50 ┆

最佳答案此答案已被選擇為最佳答案，但並不代表問吧支持或贊同其觀點回答：mlyxzl33級別：二年級

2007-03-16 22:21:14來自：河南省許昌市 儒學與歐洲思想啟蒙在德國，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在17、18世紀，"德意志"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我們現在說的德國在當時實際上是由數不清的選帝侯國組成的。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遠遜法國，尤其是在文學藝術上，德國一直唯法國馬首是瞻。因此，當法國人熱衷於追捧"中國風"的時候，作為近鄰的德國。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情自然也不在話下。德國近代哲學的鼻祖、對德國思想啟蒙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就勤於研究中國文化。他年輕的時候就閱讀了法文版的孔子傳記和研究文集，後來又從在華傳教士手中獲得了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第一手資料。他生前曾經出版過《中國近事》(1667)一書，但是他還有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在生前並沒有發表。萊布尼茨認為，中國有著令人讚歎的道德，還有自然神論的哲學家說，其哲學體系創立於3000年以前，遠在希臘人的哲學之前。萊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啟發創製的二進位演算法、成為近代信息技術的基礎。在他著名的《單子論》(1714)中，萊布尼茨也充分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宋代理學的精華。萊布尼茨的學生沃爾夫認為儒家哲學具有理性的特點，是非宗教性的。德國啟蒙運動的精英康德、赫爾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國，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張，但真正把東方價值觀吃透了的要算歌德。由於歌德首先是一個文學家，因此，他對儒家文化的認識也是從一些翻譯過去的文學作品開始的。歌德曾經讀過《好俅傳》、《老生兒》、《花箋記》、《玉姣梨》等中國小說，並通過男女主人公之間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銳地發覺了中國禮教的特點。對於中國的孝道，歌德也有深刻的體認，他悅:"孝是一切之本，因為有敬，所以人到底是個人。"這頗合《孝經》之精髓。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國詩歌寫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對於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體會尤深。其中一首寫道:"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遠遁。長庚最早升起，光輝柔美晶瑩!萬象搖曳無定，夜霧冉冉上升，一池靜謐湖水，映出深沉黑影。此時在那東方，該有朗朗月光。秀髮也似柳絲，嬉戲在清溪上。柳蔭隨風擺動，月影輕盈跳蕩。透過人的眼帘，涼意沁人心田，"(錢春綺譯)在談到儒家文化對於歐洲思想啟蒙的影響時，我們不能忘記科舉制度給了歐洲當時哲人怎樣的影響，自古以來，歐洲的官爵都是世襲的，除非有戰功受到國王的封賞，一般人想進入權力階層是不可能的。儘管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也曾設想過讓哲學家主宰國家權力的理想社會，但是並沒有衡量哲學家的選官制度能夠保證這種社會運轉，而中國古代的科舉選官制度則通過考試的方式，讓寒門子弟也有了進入仕途的機會。這種憑藉學問和才幹、"學而優則仕"的制度與18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一拍即合，啟蒙思想家們的腦袋裡一直裝著柏拉圖"哲學家當王"的理想，他們反對封建世襲制度，認為應該尊重個人的價值，人人都能通過自由、平等的競爭進入仕途。前面說到的魁奈就特別欣賞中國"有教無類"的教育制度。科舉制度不僅成為啟蒙思想家反對歐洲貴族世襲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為當時歐洲教育改革的一個思想來源。上述羅列的情況還只是儒家思想對歐洲啟蒙思想影響的一斑，許多人物和細節限於篇幅我們還沒有提到。但是，從伏爾泰、魁奈等人的思想裡面，我們已經能夠看出儒家文化對於啟蒙運動的深刻影響了.儒學作為一種內在的因素、一種進步的力量推動了近代歐洲歷史的發展。當然，我們不能誇大這種影響，更不能因為看到了這種影響而生髮出一種狹隘的自誇。客觀地講，啟蒙思想家的確是在中國文化中發現了一些和自己想法相契合的東西但他們宣揚的儒家實際上也都是他們理解和加工過的。啟蒙思想家們沒有一個來過中國，他們都是通過別人的眼睛、通過儒家的經典著作讀到了學多人世間的"至理"，便欣然稱頌中國的文化和制度。他們不知道，這個儒家統治下的社會更有其等級森嚴、崇尚權謀、因循守舊的一面。因為不了解，魯迅筆下的"吃人的禮教"在一雙雙遙遠的藍眼睛裡也散發出美輪美奐的風采。就像布歇畫的《中國皇帝上朝》，畫家想描繪的可能是一種開明君主治理下的寬容、平和，然而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封建社會，即使遇到了明君，在皇帝的面前怎麼可能出現如此混亂的場景呢？從孟德斯鳩開始，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又開始批判中國的專制制度，1840年的鴉片戰爭則徹底打碎了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形象。經過近一個多世紀的曲折彷徨，今天的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人們也正在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回顧18世紀中國儒家文化對於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有利於我們加強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今天的社會改革引發了一系列的道德倫理問題，傳統的儒家文化該如何積極應對，對社會倫理道德進行重構，仍是擺在社會思想家們案頭的一個難題。喜愛中國文化的歌德也曾毫不留情的說"中國已是一個已完成的世界"。18世紀的中國恰如他所言，而今天的中國卻正在變化中創造著嶄新的歷史。┆ ┆提問者對答案的評價：

簡練~又明確~`謝謝~!!

其他回答回答：為火箭而戰級別：高一

2007-03-17 11:57:10來自：甘肅省定西市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只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酥會士歷經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裡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於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但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經過近百年來，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近20年的飛速發展的歷史，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東方文明，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精神阻力，而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源。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100年來，西方列強用「西方中心論」的文化霸權主義，在中國人當中培植起一種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看不起也不願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經成為中國人心靈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鎖，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樑。2l世紀的中國，要進入富強、民主、文明的新階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設上有一個大的發展。正如江澤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個座談會上講話中所指出的：「一個民族既努力實現自己的經濟騰飛，又努力繁榮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耶穌會士向歐洲傳播儒學200年早在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就曾經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得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槓桿」。中國的指南針和火藥，為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進而發現新大陸、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術和武器。1492年，哥倫布從歐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達．加馬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達了印度；1521年，麥哲倫又從美洲到達了菲律賓。此後，中國與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一改自古「絲綢」一條陸路的歷史，在16—18世紀進入了一個通過海路進行文化交流的新時代。正是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的傳教士進入了中國。他們成了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有人說，哥倫布在美洲發現了新大陸，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發現了東方文明。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也影響了西方的現代文明。督教文化在中國傳播，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第一次傳播是在唐朝「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即627-649年。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從波斯到中國傳教，被稱為景教。第二次傳播是景教在元朝（1271-1368）的復興和羅馬天主教來華的傳教。其影響只在蒙古族中，因此，它隨著元朝的滅亡而消失。第三次是明清之際16世紀末到1789年耶穌會士來華傳教。[1]第四次是1840年之後的傳教，這是在西方列強侵華的槍炮聲中、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進行的，因此它帶有文化侵略的性質。因此，不是所有來華的傳教士，都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質。這是一個需要調整的文化觀。文化的傳播歷來是雙向的，究竟那一種文化能夠成為時代的主流文化？一種文化能否輕而易舉地吞噬另一種文化？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1598年利瑪竇在中國把「四書」譯成西文，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儒學對歐洲影響日甚的200年。其中，前100年是以明代萬曆年間，利瑪竇等耶酥會士溝通東西文化為開端；後100年則是以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遣傳教士，與中國清朝皇帝康熙進行「對話」為起點。1582年，利瑪竇隨范禮安等耶穌會士，從印度果阿出發來到了澳門，經過嚴格的中國語言、文化訓練之後，於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進入當時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肇慶。從此，基督教開始了第三次向中國傳播，也就揭開了明清之際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新篇章。利瑪竇於1601年，應明萬曆皇帝之詔住進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國傳教歷經艱辛，前後長達28年。利瑪竇在華期間，用了很大的精力潛心研讀儒家經典，李贄說利瑪竇「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個「中極玲瓏，外極樸實，」的「極標緻」之人。[2]利瑪竇企圖從這些經典中尋找「儒耶對話」的切入點，探討用儒家思想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可能性。利瑪竇認為：「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於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孔子是中國的聖哲之師」，因此，「中國有學問的人非常之尊敬他」。利瑪竇認為，《四書》、《五經》是為著國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成，《四書》「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四書》「是所有想要成為學者的人必須背熟的書」。基於這種認識，他於1598年與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釋《四書》的工作，以幫助在華的傳教士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文化。是他在16世紀的中葉，最早把儒家經典《四書》》譯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思想傳到中國，使中國人打開了眼界。同時他又把中國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傳給了歐洲。《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聖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典。利瑪竇是歐洲漢學家當之無愧的始祖，他對於歐洲的漢學研究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1]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冊，嶽麓書院社1987年版，第974頁。[2] 孫尚揚著：《利瑪竇與徐光啟》，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這一百餘年，中國的儒學在歐洲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只有到了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這一百年，在歐洲才逐步形成了「中國文化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執政期間，為了藉助耶穌會的傳教士在中國打開的局面，於1685年（康熙24年）1月28日，親自簽署任命書，從國庫中撥款9200鎊作為年俸，資助白晉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後來，他們先後成為康熙身邊的「教師」和「謀士」，因而，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間，進行溝通的重要橋樑。1699年（康熙38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著一種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這兩個方面後來也被聰明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所運用。而在300年後的今天，他的預言驚人地變成了現實。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文化的知識。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的了解。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和朱熹的著作，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此外，耶穌會士們還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地理、社會制度以及天文、醫學、動植物學和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歐洲100年的「中國文化熱」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儘管18世紀的法國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在這個歷史時期，歐洲正處在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階段。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準備，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個思想準備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思想，與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儒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之精華的整合。法國文學史創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認為，自1680-1715年期間，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明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融合，進而形成啟蒙思想——法蘭西社會精神的大變換時期。產生於這個時期的歐洲思想有以下6個要點：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條理的思想，關注事實和經驗，既不向偏見、 也不向權威讓步，一個人為他自己尋求真理；2、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與種族或宗教無關，從根本上講都有同樣的道德原則，並且個人可以自己判斷善與惡，總的來說，善就是「中庸之道」；3、善和樂是一致的，人們不應該去尋求消除，而是要導引他們的慾望。 這強調的是此世的享樂，來世的賞罰消失了；4、善，並不是如後來盧梭主張的，本來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產物；5、快樂的哲學被擴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個人會認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別人幸福；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1]應當說，這六條思想在《論語》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夠找到「有不同尋常的相似之處」。如第六條，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這些新合成的智慧，為啟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在17-18世紀的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經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國文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霍爾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們「發現，令他們驚訝的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以同樣的方式思索同樣的思想，並進行了同樣的戰鬥」。於是他們把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視為「天賜的禮物」，魁奈在他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書中聲明：「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霍爾巴赫也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這些啟蒙學者們響亮地提出，要向歐洲「移植中國的精神」。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2]。[1] 顧立雅著：《孔子中國之道》第374頁。[2] 同上書 第368頁。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矇騙的味道。」，他又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1]。伏爾泰讀了傳教士巴多明（在華時間：1728-1740）的通信之後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衝擊」，中國文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說，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他還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裡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2]。伏爾泰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是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3]。法國哲學家霍爾把赫（1723-1789），與狄德羅（1713-1784）、愛爾維修（1715-1771）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4]。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被稱為「在歐洲，除了萊布尼茨之外，還從未有任何一位哲學家對新儒學感興趣。」他在1672-1676年期間，作為德國外交官，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四年，這是他能夠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對於他哲學思想的發展和科學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論中國哲學》中說：中國哲學「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5]。1689年他在羅馬逗留了6個月，期間他結識了由中國返回歐洲的耶酥會士閔明我，獲得了許多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他在1697年寫作的《中國近事》一書序言中，曾經建議：「鑒於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實，由中國派傳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象我們派傳教士去教他們由神啟示的神學那樣，是很有必要的。」。他的哲學思想， 對於以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的哲學思想，都有重要的影響。半個世紀以前，在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他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闡述和論證。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法國和英國的實情是，中國，在儒學的推動之下，早就徹底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現在儒學又成為攻擊這兩個國家的世襲特權的武器。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1] 同上書 第369頁。[2]《伏爾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3]《伏爾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4] 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頁。[5] 德順編：《萊布尼茲全集》）第78—86頁，轉引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頁。這種歷史事實，對於當代中國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歷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論」所孽生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再度輝煌，奉獻我們這一代人的辛勞，會有一定的激勵作用。中國儒學對歐洲的啟蒙在18世紀，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啟蒙學者們，都曾經在深入接觸和研究中國儒學的過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啟蒙。（—）、中國的「民為邦本」與近代歐洲的民主體制18世紀的啟蒙學者，從中國的文化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政府的目標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離這個目標，人民就會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他們在《論語》和《孟子》中，概括出一條箴言：革命的威脅經常呈現為對暴君威懾。這一思想與法國革命的國民議會所宣稱的：「當政府侵害人民的權力時，對於人民，以及對於人民每一部分來說，起義造反就是最神聖的權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責任。」是非常相似的。孟德斯鳩（1689—1755）曾經寫道：「中國的皇帝……據說如果他的帝國不公正，他將被剝奪去帝國和生命。」[1]孔、孟以下，關於民為邦本的思想，民貴君輕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的思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是近代中國、以致近代歐洲，現代民主思想的一個來源。即使當今進行現代民主建設，這些思想也仍然有其積極的借鑒價值。孫中山在1924年寫的《民族主義》中，指出過「中國領先於歐洲和美洲幾千年，就發展了一種民主哲學」，「歐洲超過中國的，不在於政治哲學，而只在於物質文明……我們需要向歐洲學習的是科學，而不是政治哲學。因為在真正的政治哲學原理方面，歐洲人需要向中國學習」。應當說，法國大革命的理想目標，與中國古代《禮運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處。因此，可以說，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倫理社會，而民主，則是這個倫理社會的靈魂。今天，人類所達到的民主意識與進程，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有關民主智慧的結晶。近代西方民主不是西方人頭腦的獨創，其中有東方人的智慧；社會主義的民主，也離不開它脫胎而來的資本主義的民主。2l世紀人類的民主進程，將打破制約人類民主健康發展的一切歷史成見。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民主方面，應當從對立、對抗，轉向對話，相互取長補短。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更加健康的發展，才能夠跟上人類文明飛速發展和進步的歷史潮流。[1] 顧立雅著：《孔子與中國之道》第377頁。（二）、中國的「用人之道」與近代歐洲反對貴族世襲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權威，否則就必然墜入無政府的深淵。歐洲的啟蒙學者發現，孔子不是反對一切權威，他是要把這種權威託付給人民，但不是託付給任意的人，而是託付給那些有道之人。這些人不僅能夠「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視為永遠不變的教條，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熱誠。這種中國古代的用人之道，與現代民主所要求的「民主與平等精神」是相通的。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穌會士勒孔特撰寫的聲言：在中國「貴族從來不是世襲的，就品質而言，人們之間沒有任何差別，他們只要盡職盡責就能保全其官位。」在1735年，法國出版了一部受到廣泛閱讀的書，書中認為，在中國「一位學者，儘管是農夫之子，也很有希望達到總督的高位，並且甚至還會成為國家的宰相。因為，作為孩子都是平等的」[1]。這就是中國流傳深廣的一句古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在1789年以前，維吉爾．皮諾特就指出過；在中國獨一無二的是，「一個人靠著良好的品質達之於國家的高官顯位；每個人都是根據其優點而排列其在社會等級中地位，儘管有王公的青睞和出身的有利之處，卻不能使一個被認為既無德行又無學識的人欺騙性地被任命在某個官職上。這種情形在歐洲是罕見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的傳教士們，不分國籍，都用狂熱的詞句讚美這個令人稱奇的、中國的等級制度，其基礎不是別的，只是良好的品質。」[2]到了1789年，法國國民會議通過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其中第一條是，「在他們的權利方面，人們生來，並且始終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別只能建立在公共事業的基礎上」[3]。可見，中國古代的「用人之道」，對於法國啟蒙學者與法國大革命，在反對貴族世襲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響。遠在1731年，中國的「用人之道」或用人「準則」就被英國人採納了。當時的英國人，尤斯塔斯．巴傑爾寫道：「共和國每一個榮譽的或福利的地位，應被作為對真正的良好品質的獎賞。如果現代政治家不把它記在腦海里，這個極好的準則，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國這樣的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王國里被遵循。我奉告這樣的政治家，就是在這個時代，這個光輝的準則，曾經受到一個國家最嚴格的遵奉，這是個全世界地域最廣，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國家。我指的是中國……在中國，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勝任政府中任何職位的人」。（三）、儒家的道德意識與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1694—1774），從他在1756年發表的第一篇關於經濟學的文章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愛《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經歷了20年。重農學派，是在歐洲啟蒙運動如火如荼的大潮中產生的。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整個法國農業和工業頻於崩潰，到了18世紀的中葉，貧窮與飢餓在社會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重農學派就是在這一深刻危機中，適應了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應當說，最直接啟發重農學派的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當時被他的追隨者尊稱為「歐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強有力的攻擊重商主義的思想武器，把經濟運作程序的構思從重商主義的模式中解放出來，第一個把經濟學科學化及系統化，開創了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新紀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認為，魁奈在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凈產品」的概念，而這正是孔子關於道德教育普行於世的產物。弗朗西斯．魁奈首創的重農主義學說，其理論本體導源於中國。1767年他的《中國的專制政治》一書正式出版。有人考證此書的頭七章，「全部抄襲」自一本描述中國的書。他本人也在該書最後一章的導論中聲明，此書只是「中國學說的系統說明，而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總回答數2，每頁15條，當前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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