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哲學能做什麼?

轉自哲學中國網 原載《廣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20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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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哲學能做什麼?相信對於現在正在從事哲學工作的人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棘手的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我之所以說「從事哲學工作的人」而沒有說「哲學家」,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研究哲學的專家學者,但卻少有哲學家。至少,現在的哲學家早已經失去了傳統意義上哲學家的地位和作用。由此,相信人們會理解我為什麼要在「哲學能做什麼」之前加了時間限制——21世紀,因為與以往相比,今天的哲學已經失去了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和作用。

哲學能做什麼?換言之,哲學有什麼用處?這個問題或許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成問題。在他看來,所有科學都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所有的科學都比哲學「有用」,但是只有哲學是真正自由的學問,因為它只是為了自身而被追求,沒有別的目的,或者說,哲學自身就是目的。而且,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科學其功能主要是認識世界,希臘人崇尚「學以致知」,基本上不太考慮「用」的問題,這種情況大約在文藝復興以後發生了變化,科學知識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的功能被激發出來了。於是,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人們衡量知識的標準多了一條而且逐漸成為最重要的一條:是否有用、有效、有價值,而那種僅僅為了自身而被追求的學問則被棄之如敝履。於是我們不得不問:哲學能做什麼?哲學有什麼用處?

按照我們的學科劃分,哲學是一大門類也是一級學科。哲學下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科學技術哲學和宗教學等八個二級學科。每一位經過嚴格系統的哲學專業訓練的人都隸屬於某個二級學科,並且進一步落實在其中的某個研究方向之中。結果是,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哲學從業者越來越多,他們各有各的專業,分別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等學科的研究,然而卻沒有人研究「哲學」了。而且,隨著哲學學科的繁榮——因為畢竟從業者越來越多,研究領域越來越深越來越專,論文論著不計其數,但是哲學對社會的影響卻越來越小,我稱之為「哲學的繁榮與其對社會的影響成反比關係」。原因很簡單,哲學的技術含量越來越多,專業程度越來越高,其結果顯而易見,哲學的「產品」必然拒絕專業外的人的理解。常人讀不懂數學家、物理學家的著作沒有關係,因為他們完全可以享受科學家們的成果(我不懂造高鐵並不影響我坐高鐵),而哲學著作就不同了。如果哲學工作者的作品不為人所理解,那就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為它們只有在為人理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人們所共享。

但是我們一向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不錯,哲學的確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或者準確地說,哲學曾經是時代精神的精華。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可以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哲學是對時代精神的概括和總結;其二,哲學參與塑造時代的精神。歷史上的哲學的確曾經產生過這樣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作為先導,哲學也曾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且不說哲學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究竟有什麼作用和影響,首先需要向哲學「問責」:既然哲學號稱時代精神的精華,那麼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出了問題,哲學家們難辭其咎。現在,或許哲學家們可以「免責」了:既然哲學不再能夠對社會發生重要的影響,那麼他們也就不必為這個社會這個時代負責。

還好,哲學沒有更大的社會影響。數學家、物理學家的研究是不能出錯的,一旦出錯其研究成果就被判失敗。但好像這不適用於哲學。哲學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不顧忌出錯,因為貌似不會產生社會影響。然而,哲學工作者們肯定不會真的以為他們的成果是不用負責的,相反,他們是一群非常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那麼,哲學如何陷入了困境?哲學的意義何在?哲學能夠做什麼?這就是我們試圖探索的難題。

一、哲學的危機

所有以哲學為生的人都會面臨這個難題:什麼是哲學?這是因為迄今為止關於「哲學是什麼」的問題還沒有能夠獲得普遍共識的答案。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知道各式各樣的哲學定義以及它們的局限性,從不同的視角描述和理解哲學與眾不同之處,這至少可以使我們避免對哲學做狹隘的理解。

我們的教科書或哲學詞典給哲學下的官方定義流傳甚廣,除了少數專家學者,絕大多數人都是從這個定義了解哲學的,以至於哲學工作者中至今還有很多人仍然如此理解和講述哲學,這個定義稱哲學是「世界觀」,把哲學看作是關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類思維最一般規律的概括和總結。通常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把哲學看作是世界觀與把哲學看作是科學之科學,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世界觀具有文化、社會和歷史的性質,甚至曾經被強調也具有「階級性」,這意味著世界觀並不具有普遍的統一性,而把哲學理解為科學卻強調的是它像科學一樣也具備科學性,亦即普遍必然性。不僅如此,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帶有濃厚的黑格爾主義色彩的定義過於陳舊,至少過時了一百多年。它的確適用於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史,但隨著黑格爾哲學的衰落與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這個仍然延續著哲學是科學之科學的觀念的定義便退出了西方哲學的歷史舞台,只是在東方又延續了百年之久。這個定義看上去非常「寬容」,能夠充分顯示哲學的抽象和普遍的特徵,但是實際上對自身而言卻十分「狹隘」和「苛刻」,因為它意味著可以把普天之下宇宙之中的東西統統納入自身之中,並且追求的是可以適用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類思維最普遍最一般的絕對真理,迄今為止這一點是自然科學做不到的,但是哲學卻企圖實現這個理想。對人類知識做全面系統的概括和總結或許在黑格爾的時代還可以做,在黑格爾之後早就失去了可能性,所以黑格爾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無古人也許可以理解,因為使哲學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形而上學體系是黑格爾的貢獻,後無來者貌似說不過去,難道後人就沒有人比得上黑格爾?!所謂「後無來者」之意,一是說黑格爾當年所做的工作已經不可能了,二是說哲學家們不再做這項工作。

通常我們把哲學看作是對真理的追求、探索和研究,這種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關於存在之真,一是關於知識之真,前者屬於本體論,後者屬於知識論。另外,我們往往也會把真與善聯繫在一起,或者總希望打通真與善,因為真的應該是善的,反之也是一樣,善的應該是真的。真是善的基礎,善是真的目的。以上這些就構成了哲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本體論、知識論和倫理學。哲學追求以絕對的真統攝所有領域的真,或者說,作為「元科學」的哲學要為一切知識提供基礎,所以哲學也可以因此而被看作對於真理以及認識真理的基礎和條件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在20世紀,本體論(形而上學)遭遇挑戰,知識論在懷疑主義的質疑聲中不得不限制了自己的範圍,科學之船準備在海上自行修復自己的漏洞,不需要哲學指手畫腳,而倫理學則「陷入」了價值多元化和相對主義的困境。因此,即使我們仍然堅持哲學是對於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也必須承認哲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例如,本體論所研究的「存在之真」與科學所研究的「自然之真」雖然混為一談屢遭垢病,但是兩者的分離亦意味著哲學與科學的分離。

我們也把哲學理解為「反思」,這應該是哲學的功能之一。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於人生、社會和世界的某種看法,哲學以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對這些看法進行反思。然而,哲學能否從每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或者構建一個普遍必然的世界觀作為個人世界觀的基礎和指導思想,顯然是成問題的。其實,「世界觀」(Weltanschauung)作為德語概念最初並不為德國哲學家看好,海德格爾當年就曾經批判過「世界觀哲學」,因其帶有文化相對主義的色彩。當我們把「世界觀」與「關於……概括和總結」聯繫在一起時,相當於使之成為了「科學的世界觀」,然而其中所蘊涵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如前所述,我們的確無法從每個人的世界觀中抽象出一個普遍的世界觀。更重要的是,我們早已經不可能藉助於自然科學而形成某種科學的世界觀了,因為我們至少意識到了這一點,那就是自然科學的世界觀無法成為人類精神安身立命的世界觀,我們需要的是人的世界觀而不是物的世界觀。於是,我們便陷入了兩難: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可以具有某種至少是相對的普遍性,但歸根結底是物化的世界觀,而人的世界觀具有文化的、歷史的等等因素,貌似不具備普遍性。這就迫使現代人生活在兩個分裂的世界裡,一個是科學技術的世界,物質文明的世界,看上去井井有條,秩序井然;一個是文化的世界,精神文明的世界,充滿了矛盾和衝突,那是一個多元化、異質性的相對主義的世界。

當然,我們也可以回到哲學的本源含義來追尋哲學的意義。眾所周知,哲學是對智慧的愛,它起源於終極關懷的問題,體現的是永恆無限的理想。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從「智慧之學」返回「智慧之愛」?這種「智慧之愛」無論多麼謙遜,畢竟是科學思維方式的誕生地,由此便關涉到哲學、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微妙關係。簡言之,自然科學以現實存在的自然為對象,它訴諸理性,意圖把握宇宙自然的本質和規律。宗教一般來說所關注的是「超自然」的領域,它雖然離不開或者沒有離開理性,但是在根本問題上訴諸信仰。而哲學則居於兩者之間:它像自然科學一樣訴諸於理性,同時像宗教一樣關注終極關懷的問題。看起來哲學的位置優越於科學和宗教,但實際上恰恰是這個位置使哲學陷入尷尬:哲學試圖以理性超越它所適用的範圍去解決終極關懷的問題,由此而造成了形而上學的興盛與衰落。即便如此,我們或許還可以自我安慰:相對於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哲學是苦惱於終極關懷問題的人們的精神需要。然而,當尼採在19世紀宣稱「上帝死了」的時候,虛無主義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宗教,也包括哲學。如果失去了終極關懷的需要,哲學除了淪為學術研究的歷史編纂學而外,更有可能淪為勵志的心靈雞湯式的世界觀或人生觀。哲學又一次陷入了危機。我們由此危機應該回過頭來反思哲學的目的或意義,問一問哲學家們究竟想要做什麼?是什麼造成了哲學的危機?

二、哲學的意義

哲學自公元前6世紀在希臘誕生,至今已有2600年的歷史了。然而,哲學始終沒有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形成統一的「範式」,所以哲學不是科學,而且也不太可能預期成為科學。這樣的判斷對於其他人文學科例如歷史、文學和藝術好像不成問題,但是對哲學來說卻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因為哲學一向以「科學的科學」自居,它關注科學的基礎,始終有成為科學的強烈慾望。如果哲學不是科學,如果哲學不能形成統一的範式,如果哲學不能生產出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思想,如果哲學只不過是哲學家們五花八門的不同意見,從而某個哲學家的理論學說只對某些人有意義,如果哲學家們一如既往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有這些「如果」都會使對哲學抱有良好期望的人們感到失望乃至陷入絕望之中。

因此,在探討哲學能夠做什麼之前,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哲學相對於我們的意義,即是說,哲學本來想做什麼?哲學曾經做過什麼?

在某種意義上說,哲學的主要目的在於證明或解釋世界的合理性。在哲學誕生之初,希臘人致力於證明或解釋世界的合理性,他們給每一個存在著的事物尋找合理的根據或理由,這種證明或解釋的方式分化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後來被我們稱之為自然科學的方式,一個是後來被我們稱之為哲學的方式。自然科學的方式通過抽象把握事物普遍性的本質,類似「自下而上」的解釋世界的方式,而哲學家們逐漸形成了與此相反的方式,即「自上而下」地從最高的原則或第一原理出發構建一個理想性的宇宙模型,希圖以此一勞永逸地解決宇宙的合理性問題。例如斯賓諾莎曾經指出:「事物被我們認為是真實的,不外兩個方式:或者是就事物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及地點的關係中去加以認識,或者是就事物被包含在神內,從神聖的自然之必然性去加以認識」。[1]由此可見,科學是在相對的空間與時間中認識事物,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根據在這樣的因果關係中是不能被窮盡的;哲學則是從自然之神聖的必然性來認識事物,因而是最高的認識,唯其如此才能最終認識事物存在的本質。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這兩種解釋世界的方式雖然同屬科學思維方式,但因為方向正好相反,以至於漸行漸遠,最終分化了。

眾所周知,哲學試圖實現其宏偉壯觀的目的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了多次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就體現在哲學家們面對這個世界嘗試以不同的方式所給出的合理解釋之中。例如,亞里士多德以範疇體系解釋存在的邏輯結構,康德則以範疇體系解釋我們認識世界的邏輯結構,好像世界沒有變,改變的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世界從世界本身轉換成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即現象界,換言之,發生了變化的是原來被看作是世界自身的邏輯結構,現在轉換成了人類理性的認識結構。①康德的這一顛倒了主體與客體關係的哲學革命通常被稱之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現代哲學的開端:「現代主流哲學」「始於康德用心靈的結構取代了世界的結構,繼之於C.I.劉易斯用概念的結構取代了心靈的結構,現在進一步用科學、哲學、藝術、知覺以及日常話語的很多種符號系統的結構取代了概念的結構。這個運動是從唯一的真理和一個固定的、被發現的世界向構造中的多種正確的甚至衝突的樣式或世界的轉變」[2]。我們可以大致以此為參照系描述現代哲學關於世界的解釋的變化。

不恰當地說,康德哲學是現代哲學的開端,而黑格爾哲學則是古典哲學的終結。黑格爾試圖在近代哲學自我意識原則即主體性原則的基礎上復活古代哲學的客觀主義,證明「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從而實現了古典哲學的理想。然而此後哲學的發展並不是遵循黑格爾而是遵循康德的思路,即意識到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不是把人類理性理解為宇宙理性,而是從人類理性出發證明和解釋世界,只不過從被認為是無從把握的「思想」或「理性」進一步落實在思想的表達即「語言」上面,而康德試圖以不可知的方式加以保留的無限性的理想則以不同的方式進入到了現代哲學之中。

例如前期的維特根斯坦主張,我們人類有一種試圖衝破語言牢籠的衝動,然而這種努力註定是徒勞無功的。與激進的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維特根斯坦對試圖衝破語言牢籠的理想深表同情,而且甚至認為語言之外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只不過我們沒有通達它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在1919年給L.V.費克的信:「這本書的觀點是一種倫理的觀點。我一度想寫在序言里的一句話,事實上並沒有寫。但現在我要在這裡把它給你寫出來,因為它對你來說也許是了解這本著作的一把鑰匙。當時我要寫的是:我的著作由兩部分組成:寫在這裡的再加上所有我沒寫的。正是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我的書可以說是從內部給倫理的東西的範圍劃分了界限。我相信這是劃定那些界限唯一嚴密的方法。總之,我相信,當代許多其他人正在那裡空談,而我已在我的書里通過對它保持沉默把一切牢固地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了。……我要推薦你讀一下序言和結論,因為它們最直接地表達了這本書的觀點」[3]。與維特根斯坦一樣,海德格爾意識到了語言既是揭示亦是掩藏的兩重性,但是與維特根斯坦不同的是,面對他認為深不可測無以言說因而只能保持沉默的領域,海德格爾仍然致力於衝破語言的牢籠。

如前所述,最初哲學家們只是致力於解釋世界,也就是說,世界之為世界是一樣的,而關於這個世界的合理解釋卻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現在我們意識到,解釋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世界也是如此——因為解釋的方式不同,世界便會呈現為不同的形象。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與康德的世界肯定不同,希臘人的宇宙觀是幾何學的,而牛頓的宇宙觀則是力學的。前面我們關於古德曼《構造世界的多種方式》的引述表明,「現代主流哲學」從康德以心靈的結構取代了世界的結構開始,其發展過程是從統一的概念結構轉向了科學、哲學、藝術、知覺以及日常話語的很多種符號系統的結構。這有點兒像維特根斯坦從前期統一的人工語言系統轉向了後期無限多樣的日常語言系統——「語言遊戲」。更不用說上個世紀80年代盛極一時的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話語的擯棄了。

就我個人意見而言,我仍然相信哲學的目的或意義在於解釋和證明世界的合理性,因而哲學具有理想性。傳統的哲學總是關於一個相對、偶然、不完善的世界的完美的解釋和說明,它要用一個理性的世界模型為現實的世界提供某種基礎和根據。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身處「上帝死了」,烏托邦崩潰的虛無主義的時代,哲學的理想性順理成章地遭到了質疑。如果哲學解釋世界的方式也是「怎麼都行」,我們還需要哲學嗎?

三、哲學能做什麼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說道:「對有些學者來說,哲學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本身就是他們的哲學」,他明言此《導論》不是寫給他們看的:「他們應該等到那些致力於從理性本身的源泉進行探討的人把工作完成之後,向世人宣告已經做出了什麼事情。否則,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可說的,什麼東西都是以前早已說過了的」[4]。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康德所批評的那種歷史編纂學式的研究。我們是哲學工作者或專家學者,而不是哲學家。由於種種原因,隨著歷史的發展,可供處理的學術資源越來越多,文獻典籍浩如煙海,我們的專家學者被淹沒在此汪洋大海之中,逐漸失去了到未知的深海去探險的衝動、需要和能力。哲學淪為單純的哲學史研究。由於這樣的研究越來越細,越來越深,越來越專,越來越精,簡言之,越來越具有「技術含量」,我們便把這種研究看作是學術研究的全部。其結果是,一方面哲學失去了創造力,另一方面越來越拒絕大眾的理解。於是,滋生出五花八門各式各樣滿足大眾需要的哲學替代品——心靈雞湯。在大眾文化的助長下,加劇了哲學的邊緣化,哲學自行退回了象牙塔。因此,看起來哲學十分「繁榮」:哲學工作者越來越多,哲學產品豐富多樣;打著哲學旗號的心靈雞湯式的勵志心理學充斥市場,而可以稱之為哲學的東西以近乎自虐的方式讓出了舞台,哲學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社會失去了作用和影響。

哲學的危機可以分為被虐與自虐兩個方面。多元化與異質性可以視為後現代主義的遺產之一,但其最重要的遺產是對哲學的「祛魅」:去崇高化、去對象化、去學科化、去精英化……哲學淪為邊緣性的文化研究。哲學的被虐則主要體現為大眾文化的「猖獗」,其最為嚴重的影響是,哲學失去了文化的代表權。

毫無疑問,哲學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在歷史上也是文化的代表。哲學著作之晦澀難懂並非是現在才發生的事情,好像幾百上千年前的人們可以順利地讀懂和理解那些高深的哲學著作,並非如此。那些高深的哲學著作之所以可以流傳至今青史留名,原因是它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文化代表。然而,我們現在的時代是大眾文化的時代,一切文化不向大眾文化看齊就意味著失去讀者或聽眾。僅就閱讀能力、知識的擁有量和文化素質而論,當今時代是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有文化的時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經典的哲學著作比以往有了更廣大的讀者群,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恰恰相反,如果站在200年後看我們這個時代,我們能夠給後人留下什麼樣的經典?後人可能會發現,我們這個時代或者充斥著文化的垃圾,或者是荒蕪的文化沙漠。更重大的挑戰來自我們所處的時代——全球化時代。

迄今為止,哲學家們的思考雖然都是代表人類理性或人類精神進行的,但是套用文化人類學的概念,無論其普遍性有多大多廣,基本上都還是「地方性知識」。我們可以追問,當哲學家聲稱理性或人類理性如何如何的時候,他一個人的理性如何能夠作為普遍理性而思考和寫作?這其中包含著一個假設條件:理性是普遍的。問題是,19世紀以來,恰恰是這個普遍理性受到的垢病最多。當我們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之後,問題就更嚴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種文化並存的時代,如何以全球化的思維來思考哲學問題?那麼,哲學能夠做什麼?

這首先取決於仍然有屬於哲學的哲學問題。我們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哲學的意義在於解釋和證明世界的合理性,雖然其解釋方式發生了變化,例如從解釋世界本身的合理性轉變為解釋人化的世界的合理性,但是這項工作似乎仍然為哲學所獨有,至少沒有哪個學科可以從總體上(世界觀)去實施這項任務。如果我們把哲學對世界的解釋和論證與「時代精神的精華」聯繫起來看,換言之,既然哲學給予世界的解釋和論證歸根結底具有理想性的特點,那麼哲學的這種解釋和論證實際上就體現在「時代精神的精華」之中。我們也說過,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有兩方面的含義,既是對於時代精神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時代精神的塑造。在我看來,未來的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更應該體現在對於時代精神的塑造上,因為這一方面最明顯地體現了哲學的理想性。然而就此而論,大眾文化雖然是哲學的「敵人」,但它所面臨的最大敵人卻不是大眾文化,而是虛無主義。大眾文化在虛無主義面前不僅無能為力,而且帶有及時行樂推波助瀾的作用。

虛無主義不僅是哲學的最大敵人,也是當今所有文化的敵人。也正是因為如此,哲學仍然有其用武之地。不恰當地說,哲學能不能重新獲得人們的信賴,恢復對社會人生的影響,完全取決於它對虛無主義的回應。

借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間,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相繼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理念:中國先秦的諸子百家、印度的佛教、猶太的先知和希臘的哲學等等。儘管各大文明的歷史可以追溯更遠,但是成文的傳世經典大多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作為希臘人的創造,哲學意在合理地解釋世界,體現了人類精神抵禦虛無的努力。當然,哲學只是軸心時代各大文明抵禦虛無的方式之一,不過這種方式伴隨著科學的發展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遍意義。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哲學的局限性也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當我們放棄了其他消解虛無的方式而採取了哲學—科學的方式,哲學的失敗便意味著徹底的失敗。

首先我們要說的是,哲學之所以取得了世界性的意義並非偶然,與其他文明理念相比哲學更努力地追求普遍性。而哲學的普遍性乃體現在它的理性主義之上。所以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放棄哲學而單純恢復不同的文明理念,而是應該重建哲學作為恢復傳統資源的基礎。實際上,不僅僅哲學面臨著虛無主義的威脅,所有的傳統資源也是如此。

當我們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以後,由於全球化作為現代化的結果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因而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越來越激化了。而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所以從全盤西化轉向回歸傳統文化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舉國上下,不絕於耳。令人感到擔憂的是,全球化激化了相關的問題,而我們不可能徹底告別全球化的時代,而以民族主義對抗世界主義的結果便是矛盾不斷地糾結纏繞,最終陷入無解的困境。就此而論,我們必須理性地面對這些問題。

有句話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話需要解釋——民族的只有具有世界性的因素,才是世界性的。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自身的民族性、特殊性,乃有拒絕世界性之嫌疑,絕對不是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好辦法。而且,虛無主義是世界性的難題,並非單純恢復傳統文化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如果說,西方文明以及由此而普及世界的現代化道路在精神層面上面臨著「上帝死了」亦即絕對價值的貶值的虛無主義威脅,那麼可以說,當我們試圖恢復傳統文化的時候,同樣面臨著虛無主義的威脅:我們曾經崇信的「天人合一」已經過時了,上帝死了,道亦不在,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所以,如同現代西方文明回到古希臘不能解決問題一樣,我們回到先秦也不能解決問題。這並不是說傳統資源完全失效了,而是說,失去了先秦的歷史背景,把先秦諸子百家單純地移植到現代社會,存在著能否嫁接成功的問題。且不論我們的祖先是否達到了「天人合一」,現在的「天」不再是當年先秦的「天」,如何還能夠「天人合一」?拿著當年的舊船票,無法登上今天的客船。而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已經沒有了「天」。既然如此,憑什麼說哲學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基礎?因為哲學的理性主義。

在某種意義上說,哲學與現代化、全球化是「同源」的,西方的科學和哲學這種「地方性知識」或許是普遍性最大的「地方性知識」,至少從現實情況上看是這樣的。那麼,哲學的普遍性體現在什麼地方?竊以為就體現在理性主義上。

理性(reason)有理由、原因、理智之義,其動詞則是推理、思考、向……解釋等等。就此而論,理性的本義具有說理的性質,而其普遍性乃源於推理論證的邏輯。我們都清楚理性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但是同樣清楚的是,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更具有普遍性的能力,即便有人認為理性不是人之最根本的能力。我之所以說哲學可以成為全球化時代重新塑造新的世界文明的核心理念的基礎,就在於只有當所有的文明都必須在講道理的基礎上才能建設性地對於解決時代難題有所貢獻。我們需要探索中華文明對於世界文明可以有怎樣的全新的貢獻,我們更應該探索能夠使得各個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共存的帶有普遍意義的「道理」或「邏輯」。在此哲學當然有其用武之地。

然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是哲學自身的問題:哲學能否改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換言之,如果哲學雖然「說理」卻沒有統一的道理可尋,哲學的有效性何在?我們究竟是讓哲學放棄追求永恆普遍的絕對真理,還是把哲學的最高目的從理性的領域轉移到其他的領域,例如宗教、美學或神秘的體驗?如果是康德,他會認為理性的最高理想超出了理性的範圍,雖然合乎邏輯但卻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知識,唯有在倫理學領域才能得以實現。如果是黑格爾,他會通過辯證法把所有看似矛盾的哲學理論統統熔為一爐,通過使哲學史成為哲學的方式使之成為科學。如果是維特根斯坦,他或者以保持沉默的方式來安置哲學的對象(前期),或者主張可以有不同的語言遊戲,它們共同的特徵之一是都有遊戲規則,雖然遊戲規則有所不同,但卻是「家族相似」的,沒有必要追求所有的語言遊戲背後的統一本質(後期)。如果是海德格爾,他會探尋形成科學世界「之前」之無限可能性的存在源泉,這個奧秘的境域(Geheimnis)才是我們的家,我們或許應該以詩意棲居的方式持守之。如此這種,不一而足。

哲學是講道理的,但是哲學家們憑什麼總是有理?如果每個哲學家都是有道理的,那麼哲學就是「無理」,如同普羅泰戈拉之「人是萬物的尺度」,每個人都是尺度,萬物自身便沒有了統一的尺度。

科學家是有責任的,他的發明創造必須經得起檢驗。相對而論,哲學家似乎可以對自己的理論學說「不負責任」,要怎麼說就怎麼說。或者說,每個哲學家都自認為代表人類精神說話,但是每個哲學家說出來的話雖然都有道理,卻沒有統一性和普遍性。其結果只能是,或者哲學家們錯了,他們沒有資格代表人類精神說話,或者人類精神的理想領域本身就是可能性的境域。我傾向於後者。哲學的對象具有理想性,但是對理想性的理解因為文化、歷史、社會等種種因素而有所不同,反之,即便有所不同,但不影響它們都具有理想性。由此而顯示出了哲學自身的內在矛盾:哲學作為一種科學思維方式,追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理,而哲學的對象既然具有理想性,因而體現為某種可能性的境域。

前面我們考慮的是哲學之宏大的問題,如果讓哲學「回歸生活」,它對我們每個人的意義就在於,哲學追尋的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其實,哲學之宏大的問題與人生的問題是一體相關的: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意義和價值都與人類精神的理想境域密切相關。我們這個世界自有人類以來,不知有多少人來來去去,有沒有誰自認為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可以宣告出來作為所有人的人生意義?沒有。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其實,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我們只能「愛智慧」而不可能有智慧。如果有一天哲學問題都被解決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確定無疑,那一定是哲學的終結,當然也是人的終結。

所以,哲學與科學不同。理論上說,科學是可以依靠的,即便我們不懂但仍然可以共享科學的成果,而且科學的問題一旦得到解決就不再是問題,所以從根本上說科學是沒有問題的,唯有哲學有問題——永恆無解的問題。哲學家們對於哲學問題進行了不懈地探索,他們的理論學說不能像科學那樣被我們所「依靠」,而只能是人生的「參謀」,因為我們在哲學中發現的是各式各樣的解決方式,並沒有科學式的終極答案,究竟如何在這些解決方式中進行選擇則只能靠我們自己。亞里士多德說得對,哲學是自由的學問。正因為如此,哲學既揭示了人的困境,亦體現了人的希望。

【注釋】

①我之所以說「好像」世界沒有變化,是因為實際上還是有變化的,古希臘的幾何學式的宇宙觀與近代牛頓物理學的力學的宇宙觀顯然是不同的,不過這仍然關涉的是解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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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和泰戈爾的世紀對話 ——《泰戈爾談人生》白開元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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