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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蕭圖:歐洲的嬰兒到哪裡去了?

羅素·蕭圖:歐洲的嬰兒到哪裡去了?

羅素·蕭圖(Russell Shorto)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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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義大利南部的一個典型的五月末的下午,萊維諾鎮,一個座落在卡帕尼亞地區的層巒疊嶂之中的充滿光榮與輝煌的小鎮,大街上卻是空無一人。這裡沒有來自那不勒斯城的結束了當天旅程的遊客,也沒有遊客來這裡欣賞陡峭的山坡、梯田上的橄欖樹、11世紀時的堡壘遺迹。堡壘的兩側長滿了野草,其間的星星點點的野罌粟就像斑斑血跡一樣。在那裡,也沒有看到當地的居民。這個小鎮的住房足夠3000人居住,但是現在居住在這裡的居民還不到1600人,而且人數還在逐年遞減。

勞科·法里維納(Rocco Falivena),萊維諾鎮的鎮長,一邊在街道中心漫步著,一邊向我大體地介紹這個小鎮的人口統計狀況,並給我解釋了為什麼這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小鎮上的建築物看起來卻都是新的。原來,1980年時這裡發生了一場地震,摧毀了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造成300多人喪生,其中包括法里維納的父母。隨後,慘劇激起了人們對於未來的可能發生的事情產生了不祥的預感。位於羅馬的國家政府提供了大筆資金,以前居住在這裡,現在已經移居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捐贈了大筆資金。重建家園為當地的民眾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是,當建設結束時,他們的工作也暫告一段落。當地的居民還是像以前一樣大批地遷往外地。

「生育獎金」出台

2002年,法里維納開始了他的第二任鎮長任期。這時,兩個數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個是「四」,這是去年這個小鎮上嬰兒出生的數量。另一個是「五」,這是學校一年級入學的孩子的數量,暫且不說這還包括這所學校在其餘兩個社區招收的學生。「我意識到,當時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計挽救這所學校,」法里維納告訴我。「因為如果一個村莊沒有了學校,那麼這個村莊就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未來。」他絞盡腦汁,終於得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獎勵那些生育孩子的婦女。

所謂的「獎勵」並非僅僅是象徵性的很小的數額;2003年,法里維納宣布,他將支付給每一位在小鎮上生育並撫養孩子的婦女——無論是當地人,還是移民——1萬歐元(約合1.5萬美元)。他稱之為「生育獎金」,目的是讓新的居民來這個小鎮定居:孩子出生時,母親可以得到1500歐元的獎金;在孩子四歲之前,政府每年都將為孩子提供1500歐元的撫養費;在孩子開始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還可以得到最後一筆2500歐元的資金。法里維納有著宣傳家的天資,他說,他希望這一計劃能夠吸引媒體的關注。如果真能這樣的話,這在義大利,甚至是遙遠的澳大利亞都是爆炸性的新聞。

很多跡象表明,法里維納的生育獎金正在取得成功——今年一年級已經有17名同學了——但是這個數字可能會有誤導性。事實上,很多享受這筆獎金的新生兒父母都是當地人,他們原來就打算無論如何也要生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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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依然在減少

但是,現在有接近50名母親符合頒發生育獎金的條件,法里維納不知道這樣頒發生育獎金能夠持續多長時間。而且,萊維諾鎮的人口依然在不斷地減少。

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萊維諾鎮遇到的這種狀況在義大利或是歐洲並不少見。實際上,這有可能是一個前兆。20世紀90年代時,歐洲的人口統計學家們就注意到,歐洲大陸的人口數量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而且與此同時,人口出生率也開始急劇下降。政府一直沒有在意這一現象,直到2002年時,義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社會科學家們才開始真正地關注這些數據,為歐洲聯盟的政策制定者們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想法。人們廣泛認為,數字2.1是正常的人口替換率——保持一個國家當前的人口水平時每個婦女平均生小孩的個數。

在現代歷史的不同時期——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饑荒時期——人口出生率都要比人口替換率低,降低到「低水平」或「極低水平」。但是,漢斯·彼得·科勒爾(Hans-Peter Kohler)、荷西·安東尼奧·奧爾特加(José Antonio Ortega)和弗朗切斯科·貝萊莉(Francesco Billari)——2002年報告的起草者們——從這些數據中得出了一些新的發現。歐洲南部和東部的人口出生率已經較低到1.3以下,這的確是有歷史記載以來的第一次。對於人口統計學家們來說,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徵兆。如果以這一速度發展的話,這個國家的人口將在45年後急劇下降,導致毀滅性的後果,幾乎難以恢復。科勒爾和他的同事們為這一現象創造出一個與預兆相關的新辭彙:「超低生育率」。

「超低生育率」 出現

對於缺乏相關經驗的人來說,「超低生育率」看起來是一個讓人感到擔心的奇怪事物。就在幾十年前,「人口爆炸」這個詞一直在不停地刺激著我們的神經。對於侵略物種「智人」,我們也都還記憶猶新。他們正在將這座星球上的資源消耗殆盡,肆無忌憚地污染和破壞著我們脆弱的系統,造成的損失將無法彌補。1968年保羅?厄勒克(Paul Ehrlich)在他的暢銷書《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對人類提出了嚴正的警告之後,情況又是否有所好轉呢?現在的一些新聞標題,如全球食品供應緊張、氣候變化等,是不是越來越多的災難的徵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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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這樣,有些人對此深表擔憂,但是情況也有所變化。一方面來說,在全球範圍內,即使在發展中國家,因為人口已經由鄉村地區轉移到了城市,人們已經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人口出生率也已經大幅度下降——全球增長率已經由1972年的6.0下降到現在的2.9。也許正是這一下降導致人們對人口過剩的擔心有所減少。

與此同時,最近幾年又出現了另外一種擔憂。是的,人類的資源遭到過度使用,他們說,不可否認的是,地球上很多地方充分體現出了人性的關愛。但是,現在其他許多地方正在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觸動了全國心弦

在歐洲,「超低生育率」並不僅僅出現在萊維諾鎮這樣的鄉村地區。許多大城市,比如米蘭和博洛尼亞,也出現了超低的人口出生率,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生活費用的居高不下,夫妻們不得不移居外地或者少生養孩子。在「超低生育率」這個說法出現之後,立即引起了布魯塞爾的領導人的關注。整個歐洲大陸上的眾多國家的首都——現在來看,從西班牙的塞維利亞到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看起來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在希臘,這個問題已經觸動了全國民眾的心弦,人們在日常的談話中都會有所提及:人們只不過是指「人口統計學上的變化」。如果將這些數字放到更為廣闊的世界歷史大環境中的話,必將激起一場針對歐洲未來命運的大討論。在肯尼迪總統訪問德國時,他發表了題目為《我是一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著名演說,當時歐洲的人口佔全世界總人口數量的12.5%。而現在卻僅佔7.2%,如果這種形勢持續下去的話,到2050年時,全球總人口中僅有5%是歐洲人。

對於許多人來說,「超低生育率」充分地證明,規模空前宏大的巨大災難即將來臨。「能夠有效地計劃人類的生育,這對於社會發展來說當然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對女性來說尤為如此,」都靈大學的人口統計學教授萊提茲亞·蒙卡里尼(Letizia Mencarini)這樣告訴我。「但是,如果你去讀一下20年前的人口統計學家們的檔案的話,你會發現,沒有人會預料到生育率會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在20世紀60年代,義大利的總體生育率為每對夫婦大約生養兩個孩子。現在大約為1.3,在很多義大利城鎮,甚至還不到1。這樣的話就有點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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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面臨的危機

目前,對於生育率的下降,還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讓大多數人接受的解釋。在雅典,人們通常會歸咎於這座城市的聲名狼藉的空氣污染;幾年前,無線廣播中有一則推銷空氣調節器的商業廣告,聲稱他們的產品能夠恢復義大利人的性慾,為義大利帶來更多的嬰兒。

更有意思的是,許多社交保守人士將較低的人口出生率與世俗主義聯繫到一起。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西方人已經不再信奉上帝和教堂,轉而追求一種以自我為本位的,最終將導致自我毀滅的生活方式,突出的表現就是人們支持現代的計劃生育政策,他們還一直為自己進行辯護。

「歐洲正在面臨著對未來缺乏期望的危機,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教皇本尼迪克特(Pope Benedict)在2006年時曾這樣表示。「孩子是我們的未來,現在竟然被認為是一種威脅。」加拿大保守主義者馬克·斯坦(Mark Steyn)說。他是2006年的最佳暢銷書《孤單的美國:西方世界的衰落》(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的作者。他警告他的那些人口出生率還相對比較高的北美同胞們,對於他們的歐洲盟友來說,「這些國家就要退出歷史舞台了,」到21世紀末的時候,「義大利或荷蘭可能僅僅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地理學標記而已,建築物也僅僅標上名稱罷了。」

3000萬人將會『消失』

姑且不談精神上的擔心,對歐洲的最主要的威脅還是在經濟方面。除了人口出生率,影響經濟平衡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人的壽命。世界各地的人的壽命都比過去有所延長,壽命還有可能不斷延長,甚至超過我們過去認為的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政策制定者們擔心,如果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的話,這些趨勢有可能導致人口統計學上的一場大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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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歐洲研究組織的喬納森·格蘭特(Jonathan Grant)和史蒂恩·胡倫斯(Stijn Hoorens)在他們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人口統計學家們和經濟學家們預測,到2050年時,歐洲的3000萬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將會『消失』。與此同時,退休將會持續幾十年,因為八九十歲的老人將會大幅度增加。」他們認為,「對福利狀況和衛生保健系統的要求不斷增高,不斷縮小的勞動力的納稅額也呈現不斷縮小的趨勢等三種因素將會引發危機」。

換句話說,勞動力人口將會變得不足,無法支付壽命更長的退休人員所需要的養老金。而且,與世界其他部分相比,處於工作年齡的人數越來越少;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國際資料庫中的數據顯示,到2025年時,居住在印度的人口中將有42%的人的年齡在24歲以下,而西班牙的人口中僅有22%。藝珂人力資源管理學院——這是一家位於倫敦的研究機構——開展的居民健康的人口統計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這將會導致「人才戰」。許多歐洲國家現在面臨的福利狀況方面的問題也加劇了歐洲所面臨的危機。藝珂人力資源管理學院的調查顯示,到時候歐洲人將會習慣於提前退休,50歲到64歲這個年齡段中的法國人僅有60%還在繼續工作。

社會將是什麼樣的?

現在存在的問題是,「超低生育率」將會帶領我們進入什麼樣的社會呢?僅有一個或兩個孩子的家庭在社會上佔主導地位,這將會對家庭的凝聚力、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以及照顧年邁的父母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設想一下這樣的一個社會:家庭團聚時僅有三個人,而且孩子所有的親戚幾乎都已經五六十歲,甚至八九十歲。萊維諾鎮的空空如也的街道反映出一些奇怪的現象,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比較新穎的信息。正如社會學家貝萊莉、科勒爾和奧爾特加所指出的那樣,歐洲正在成為「人口統計學歷史上的一個不為人所知的領域」。

歐洲會不會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逐漸消失呢?希臘和西班牙的眾多民族是否會滅絕呢?土耳其著名的果仁蜜餅會不會也將隨之而去,取而代之的會不會是一波有一波的不太在意雅典的衛城,不把它看作西方文明的偉大典範的穆斯林移民呢?20世紀50年代以來,威尼斯的人口就已經減少了一半多;當地的居民也都認為,他們的城市註定將會成為一個威尼斯主題公園。整個歐洲是否也會出現同樣的現象呢?美國是否看到與其關係最為密切的盟友將會逐漸衰退,最終成為一個現實的歐洲迪斯尼公園呢?

儘管這些問題都很有趣,但是大部分還是有些離題萬里。事實證明,如果想要對「歐洲的嬰兒到哪裡去了」這樣的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回答,僅僅局限在歐洲大陸的範圍內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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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發生顯著變化,接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大幅增加,現代的生育控制政策出現,塑造全新生活方式的能力不斷增強。

國家需承擔的責任

與此同時,許多地方的一些不太和諧的因素也變得日趨緊張起來。當然,這種緊張狀況是十分明顯的。詢問一下任何一位有工作的母親就可以知道。但是,許多國家不但十分注意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因素,而且他們做得比這還好。在對孩子的日托方面和制定其他一些有利於職業女性的政策和措施方面,歐洲的許多性別比例比較均衡的國家承擔了更大的社會責任。這就使得這些職業女性有機會生養第二個或第三個孩子。

歐洲北部——包括法國、聯合王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國家和歐洲南部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別。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國家具有歐洲最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歐洲最高的生育率——1.8。為了更好地弄清楚南北之間的巨大差別,下面我以兩個分別代表南北兩方的社會學家為例:綿嘉義(Mencarini)和阿恩斯坦·阿瑟夫(Arnstein Aassve)。後者是一位挪威人,從去年開始一直在位於米蘭的一所大學——博克尼大學任教。現在,這所大學正成為歐洲人口統計學研究的中心。在米蘭的附近的一家很有風味的現代小餐館品嘗用胡桃和芝麻菜做成的義大利寬麵條時,他們開始詳細地分析和對比兩人所代表的文化。

當阿瑟夫去年從挪威來到義大利研究生育問題時,他說,他發現自己面臨著文化上的巨大衝擊。在過去的短短几十年中,挪威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職業軌跡也得到了迅猛發展。與此同時,挪威政府也主動採取措施協調婦女與她們的家庭之間的關係。

政府的資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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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確保每一位產婦能夠享有長達54周的產假,而且嬰兒的父親也能夠享受6周的假期。孩子一旦出生,父母就能夠得到政府提供的大約4000歐元的補助。孩子日托得到的政府資助也是一定標準的。生活費用很高,但是前提是父母雙方都有工作;實際上,產假期間的婦女得到的工資是正常值的80%。「挪威對於生育率這一問題的擔心不大,」阿瑟夫告訴我。「人們比較關注的是性別均衡問題,這反過來又能夠提高生育水平。」

阿瑟夫發現義大利與挪威有著很大的差別。義大利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婦女的程度差不多相當,他說,大約有一半的義大利婦女有工作。儘管義大利表面上是一個充滿現代性的國家,但是整個社會更傾向於讓生育後的女性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且政府也在強化這一觀念。

在撫養孩子方面,政府幾乎不提供任何資助,對於剛成為母親的婦女來說尤為如此。大多數的新婚夫婦在距離一方或雙方的父母比較近的地方租房子,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幫助他們撫養孩子。但是,這一招也不像以前那樣奏效了。「因為現在的夫婦們往往推遲生育時間,」阿瑟夫說,「兩代人之間的年齡差距越來越大,所以,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以前被指望著來幫助照顧孩子的祖父母們自己也成了需要照顧的對象。」

工作與家庭的抉擇

與此同時,歐洲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同樣都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在馬德里、米蘭或雅典,還是在奧斯陸或斯德哥爾摩,人們都很難做到收支相抵——這就使北部許多國家中的大部分的夫婦都需要工作的家庭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於是,這就又導致北部和南部地區之間出現了另一個差別。

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在一定程度上由於政府的支持,一個家庭中生養的孩子越多,這個家庭可能就會越富有;而在歐洲南部地區,生養孩子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甚至一個家庭將因此而變得貧窮不堪。社會保守人士們是這樣分析的,他們認為,僅僅鼓勵民眾多生孩子可能會達到增加人口的目的,但是對於經濟狀況本來就很緊張的家庭來說,這無異於火上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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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對歐洲南部國家的解讀正確的話——這些國家表面上與現代性、與21世紀的生活方式相吻合,但是實際上這種所謂的吻合卻與植根於19世紀的家庭結構觀念完全對立——那麼,這種解讀到底是否能夠推廣到世界其他地方呢?顯然可以。

今年春天,日本政府公布的數字表明,日本14歲以下的人口數量達到了1908年以來的最低值。五月份,泰國衛生部部長宣布,泰國現在的人口出生率為1.5,大大低於人口進行正常替換的水平。「目前世界範圍內的的人口出生率最低水平是在南韓,大約為1.1,」弗朗切斯科·貝萊莉告訴我。「日本的水平也差不多與南韓一樣低。這種現象出現在21世紀的前十年中,而不是在20世紀90年代。

例外的美國人

看起來,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和歐洲南部國家基本相同。所有這些國家的社會中都存在著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丈夫出去掙錢養活全家人。形勢發生了變化,不僅在義大利和西班牙,而且在日本和南韓也是如此,但是整個社會還沒有完全調整過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沒有調整過來。」西歐出現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它只不過是世界上第一個對極低的人口生育率進行記錄的地區。

到底是什麼讓美國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例外。2007年美國的人口出生率達到了2.1,這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高值,也比其他任何的發達國家都要高。移民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美國的人口不僅僅是來自於國內。1984年時,美國人口普查局做出預計,到2050年時美國的人口將達到3.09億。不過,到2008年時就已經達到了3.04億,所以他們調整了預測:到2050年時,人口將達到4.2億。

「歐洲人對我說,在現在這個時代美國人是如何做到的?」位於華盛頓的美國人口諮詢局的卡爾·胡柏(Carl Haub)說。胡柏和另外一些人士表示,美國出現較高的人口出生率的原因並不那麼簡單。過去那種古老而又保守的觀點——丈夫外出努力工作而妻子在家照顧孩子的那種傳統的家庭模式能夠使人口得到健康發展,不斷增長——已經不再適用,不僅不能適應於今天的美國,而且也不再適應於今天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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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體制要靈活

實際上,大多數堅持那種傳統的家庭結構的社會看起來就是那些人口出生率較低的國家。一直以來,西歐所採取的解決方法是採用福利國家的模式,即國家為那些打算生養孩子的夫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是,美國的做法正好與此相反。

許多評論人士解釋說,美國能夠保持健康的人口出生率是由美國社會相對保守而又篤信宗教的特點所決定的。這兩點都會鼓勵美國人擁有一個規模較大的家庭。還有一點也是非常明確的,美國人的道德觀念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父親們積极參与到撫養孩子的過程中已經能夠為社會所接受,而且,如果父親們不這樣做的話,則不能被社會接受。

但是,在很多觀察家看來,還有另外一個影響美國較高的人口出生率的重要因素。「歐洲所採取的體制缺乏相應的靈活性,」胡柏說。「在歐洲,整個社會和求職市場都更為嚴格。」也許美國政府在撫養孩子方面提供的補助很少,肯定沒有像挪威政府那樣在撫養孩子方面提供優厚的政策支持,但是看起來,美國的體制通過其他的方式進行了相應的彌補。

正如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的漢斯·彼得·科勒爾所寫的那樣:「總體來說,在生活費用——以較低的終生工資的形式體現出來——過高的情況下,婦女不願意生養孩子。與其他的高收入國家相比,美國的這一費用有所降低,因為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允許更為靈活的工作時間,這就使得婦女在離開就業市場之後再重新進入勞動力大軍之中時變得更容易一些。」美國的婦女可以選擇暫時中斷自己的事業,花上三五年來撫養子女,然後可以繼續投入工作中來;而在歐洲,想要這樣做就沒有那麼容易。

全球生育水平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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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想取得較高的人口生育率,看起來有兩種模式:新社會主義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和放任主義的美國模式。阿瑟夫向我這樣解釋:可以這樣講,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你所在 的社會需要要麼非常慷慨,要麼非常靈活。美國不是非常慷慨,但是它很靈活。在社會服務方面,義大利並不慷慨,也不靈活。而且,像義大利這樣的國家的社會名聲並不很好,因為在這些國家,婦女生完孩子之後再去工作不太為社會所接受。而在美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按照這個邏輯,最糟糕的體制莫過於那種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現代世界——提高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機會,而另一方面卻仍然保持原來那種非常傳統的心態。也許這一點能夠解釋為什麼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人口統計學的危機之中——而且,也許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日本、南韓、香港、台灣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許多地方也會出現類似的現象。

實際上,人口統計學家們一直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出生率發生的急劇變化而感到驚訝,因為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工作,而且現代的生育控制方法已經成為標準選擇。「過去的那些典型的人口生育大國,無論是『發達的』還是『發展中的』,在全球生育水平比較中,消失得越來越快,」香港科技大學的社會學家塗肇慶(Jow-Ching Tu)說。

母親十字勳章

聯合國的報告稱,25個發展中國家現在的人口出生率——包括古巴、哥斯大黎加、伊朗、斯里蘭卡和中國等國家在內——與人口替換率持平或略低於人口替換率。在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出現下降,是因為中央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其餘的地方,情況可能有所不同。歐洲南部國家帶來的教訓也許是很深刻的: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現代性,這樣導致社會——尤其是婦女——處在騎虎難下的境地中。某些東西必須得付出,那可能就是將來了。

僅花費100美元左右你就可以從網上購買到一枚由第三帝國(Third Reich)頒發的「母親十字勳章」(Mother』s Cross)(正式來講,就是頒發給德國的母親們的一枚榮譽十字勳章)。頒發這一勳章的歷史從1938年開始,生育四個孩子的母親將獲得銅製勳章,六個孩子的母親將獲得銀制勳章,八個孩子的母親將獲得金制獎章。這些獎章將在希特勒的母親每年的生日那一天頒發給那些為生育事業——希特勒稱之為「女性的戰場」——作出巨大貢獻的女英雄們。為了提高生育率而進行政府資助的政策竟然有著如此糟糕的歷史記錄。不過,在這個「超低生育率」的時代中,這一政策大有捲土重來之勢。如果你所在的國家的人口數量在不斷下降,一個比較合理,或者說看起來比較合理的恢復人口增長的方法就是鼓勵人們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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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激勵政策

利用愛國精神發出呼籲是其中一種激勵方法。金錢則是另一種。萊維諾鎮的鎮長法里維納並不是唯一一個通過發放補助來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那些為了提高生育率而支持政府進行資助的人士現在在歐洲實施的計劃包括稅收激勵政策、政府資助兒童撫養政策以及以前的和現在正在進行的支付政策。荷蘭,是實施後一種政策的典型國家,給每一個家庭發放兒童津貼。在13歲之前,每個孩子每年平均可以得到大約1300美元;在13歲之後,得到的可能會減少一些。(美元雖然沒有直接發放現金補助,但是每個孩子每年的抵稅金額為1000美元。)

儘管那些為了提高生育率而進行政府資助的政策中有很多具有國家主義的或宗教上的動機——還有一種對於保護文化特徵的強烈的關注,但是很少有人主張回歸到過去那種母親留在家中照顧孩子的時代。實際上,早在2003年戴維?威利茨(David Willetts)就針對歐洲的萎縮和人口老齡化問題發表了一次演說,他提出「女權運動就是新的鼓勵生育主義」。換句話說,即使像威利茨這樣的保守派都承認,夫婦雙方都進行工作的社會的人口出生率要比過去那種母親就是家庭主婦的社會的人口出生率高得多。

出生時間的選擇

問題在於,沒有人能夠確定鼓勵生育的政策是否會對人口出生率產生巨大的影響,更不用說對人口的影響了。大多數的研究表明,實施了一定的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會有所上升,但是幅度很小。1997年開展的,分析22個國家的情況的調查研究也許是迄今為止進行的最為全面的研究了。該研究發現,提供給夫婦的與兒童相關的資助增加25%所帶來的結果是,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子女的個數增加了0.07。許多專家得出結論說——萊維諾鎮的例子好像也可以證明——真正的影響在於出生時間的選擇:為了得到獎金,打算再生一個孩子的婦女會準備提前生育。

2003年時,也就是法里維納推出1萬歐元「生育獎金」的同一年,義大利通過了一項全國性的政策,為每一位生育第二胎的母親提供1000歐元的獎金。但是當貝盧斯科尼政府2006年下台以後,這項全國計劃被取消。後來,在貝盧斯科尼2008年重新上台執政後的第一次演說中,他就表示說,政府將恢復鼓勵生育的計劃。萊提茲亞·蒙卡里尼借用下面這句正反兩面都說的話來表示自己的蔑視:「事關千家萬戶的政策應該長時間穩定地執行。但是,在義大利,我們隨時都在改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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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的典範

法國看起來是支持鼓勵婦女生育政策的典範國家;如果的確如此的話,那可能是法國作出的有決定意義的承諾中最全面、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人口大量減少,在公眾不斷的呼籲和激烈的辯論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勵婦女生育的政策。1939年出台的許可男人離婚法案中就包括對母親實行財政鼓勵的規定。儘管戰後的德國放棄了他們的臭名昭著的鼓勵生育政策,但是法國卻在整個20世紀一直都堅持實施這一政策。

現在,法國實行了一系列的鼓勵政策,其中包括稅收減免和「多人口家庭證」——帶著這個證件出行或參觀博物館時可以享受票價優惠。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克勞德·馬丁(Claude Martin)表示,法國是歐洲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人口出生率達到1.9。馬丁說,也許這是因為「政府推行的永久公眾投資計劃有助於化解工作和撫養孩子的責任之間的矛盾」。

除了鼓勵生育這一策略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可以增加人口的明顯的方法。如果無法通過生育增加人口,可以吸引外來人口。20世紀上半葉,人口流動大體上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的,但是外來的移民很快就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許多人認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堪稱這一模式的典範:在這些國家,核心問題是進行移民選擇——對那些擁有知識和技能,能夠有益於經濟發展的人敞開國門。

激進的移民政策

聯合王國打算通過實施激進的改革來改變其社會結構,這主要是外來移民帶來的結果。在那裡,幾年前人們還在擔心生育率問題和人口數量不斷下降的問題,2007年末的政府報告提出,到2031年時,英國的人口將會增加1100多萬——增幅達到18%——據估計,增加的人口中有大約69%來自移民以及他們的子女。英國負責移民事務的國務大臣利亞姆?伯恩(Liam Byrne)在去年年初的時候曾發出呼籲,希望通過「激進的行動」來管理這一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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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英國現在的形勢離「超低生育率」還有很遠的距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移民就是解決人口低生育率問題的良策。許多權威機構表示,從長遠來看,真實的數據讓人感到十分沮喪。根據聯合國提供的數據進行分析,到2050年時,英國將需要超過6000萬的新移民——這是英國現在的人口數量的2倍——才能夠保持當前的工人數量與領取養老金的人口數量之間的比例,而同期的德國則需要1.88億的新移民,這個數字真有點讓人感到驚愕。之所以需要數量如此巨大的移民,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雖然在短時期內移民可以幫助緩解城市、學校和工廠的人員不足的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這個問題也在動態調整中。

雖然在移民們原來的文化中,較大規模的家庭是標準的,但是他們很快就會適應新環境中的風俗習慣。移民們最終也將變老,所以移民工人對養老體系所作出的貢獻將來會成為這一體系的巨大包袱。歐盟委員會在2007年11月發表的一份工作文件中總結說,「將需要更大數量的不斷增加的年輕移民」來彌補當前的人口統計學上的變化。絕大多數歐洲人都不希望看到這種現象。移民已經引起了很多的敏感話題,圍繞著文化特徵、公民身份檢驗、民族標準、恐怖主義與寬容、宗教價值與世俗價值進行的對抗等內容,民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淪為廢墟的城市

與此同時,在圍繞著鼓勵生育者和移民政策展開的辯論中出現了一些其他的聲音,也出現了一些更基本的問題。到底有沒有可能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到底有沒有必要這樣做?還有一些人認為,「超低生育率」本身並不是一種海市蜃樓般虛無飄渺的災難,相反更有可能是一種挑戰,甚至是一次難得的機遇。他們說,真正需要進行變化的不是人們的生育習慣,而是人們的思維習慣。

三月的一天,我到了德國城市Dessau的一家廢棄的香腸加工廠里。我站在工廠的煙窗頂端的一個平台上俯瞰破爛不堪的城市景象:廢棄的工廠里的建築物、用磚建造的房屋和商店、一條鐵軌蜿蜒著穿過大片的草地。即使春天令人心曠神怡的天氣也絲毫沒有能夠使這一景象有所改觀。但是我旁邊的一位身體十分健壯的中年男子卻顯得異常興奮。他用力地揮舞著胳膊,指著遠處的一行樹。「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這座城市也有一些受到了保護的國家森林,」他沖著一位翻譯人員說。「我們要將這一點推廣到整座城市。」聽到卡爾·葛瑞格(Karl Gr?ger)的這番話,這座城市的建設部門的主任感覺有點迷惑;他站在這裡,作為當地的一名官員,站在這座城市的工業基礎設施中,他理應為城市取得的發展而歡呼喝彩,但是他實際上卻說了一句,「總有一天,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將變成一片荒野,一片廢墟。」

與萊維諾鎮一樣,Dessau也是歐洲人口數量出現下降的一個預兆。不過,勞科·法里維納積極地鼓勵人們生育,試圖從正面來解決人口數量下降的問題,而德國這一地區的17個城市卻結成聯盟,採取了更具創新意義的應對策略。在柏林牆被推倒大約十年之後,前東德的政治家們和城鎮規劃者們終於無奈地認識到,轉變為資本主義和代表政府以後,他們所期待的美好未來並沒有到來。非但如此,他們還捲入了兩個歐洲現象的漩渦中:以前的共產主義政府帶來的經濟蕭條的問題和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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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拆毀某些部分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新情況,城市開始出現衰落而不是進行發展,」薩安省交通與土地發展部部長卡爾·海因茨·達赫勒(Karl-Heinz Daehre)告訴我。「現在存在著一個人們必須解決的精神上的障礙;為了發展,為了前進,我們不得不拆毀城市的某些部分。我們明白,這並不單純是薩安省面臨的問題,也不單純是德國面臨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問題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才尋求幫助。」

非常巧合的是,1926年建築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就是在Dessau這座城市創立了鮑豪斯建築設計學派,積極倡導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創立了——現代主義,努力將設計和建築與人們在20世紀的生活和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對於人們來說,記住20世紀20年代,記住格羅皮烏斯和他倡導的鮑豪斯,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達赫勒說。

鮑豪斯最初設計的建築仍然矗立在Dessau城內。這座建築表面設計得非常精細,非常簡單,採用冷色調,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世紀50年代的學校建築和20世紀中期或晚期的辦公室或工廠,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棟建築是所有那些建築的鼻祖。鮑豪斯基金會會長奧馬爾·阿克巴(Omar Akbar)在那裡的辦公室接見了我。阿克巴是一個衣著十分整潔的人,一個非常文雅的夢想家。他出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很小的時候就隨父母移民到德國。他跟我談論格羅皮烏斯和他的同事們的遠大理想,談到了他們的設計方法具有非常強的革命性以至於面臨著政治上的危險,因為納粹認為,他們的設計方法有害於德國精神。

城市越來越空闊

阿克巴說,在官員們與他接觸之後,他感覺到,歐洲所面臨的人口統計學上的挑戰對於鮑豪斯基金會來說,將是一次難得的復興機會,一個可以在重新定義「現代」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我們對薩安省的政府官員說,『衰敗完全是一個新現象,』」阿克巴告訴我。「我們不得不尋求新的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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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來,人口數量的下降意味著一定的機遇:能夠增加效率、使環境變得更適於居住、改變生活方式和使得環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阿克巴帶領的團隊提出的計劃是,在鮑豪斯的設計者們的指導下,對這一地區的18座城市(其中有2座共用一個政府)重新進行徹底地回顧和反思,到2010年時為每一座城市提出適合其個性特點的長期的再發展策略——為每一座城市找到一條建設性地衰退的方法。

阿克巴說,Dessau這座城市本身就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其中之一就像卡爾·葛瑞格在香腸加工廠俯瞰時所指出的那樣,這座城市的周圍是受到保護的國家森林。另一個特點是,這座城市沒有歷史中心(80%的城市建築都在二戰中毀於一旦),因此也就沒有核心。因此,計劃呼籲拆毀城市中未能充分利用的部分,將城市外圍的自然引入城中心。

「在風景如畫的區域里創造一個城市中心島嶼,」鮑豪斯的一位規劃人員索尼亞·比克(Sonja Beeck)這樣告訴我。「這將使其餘的城市中心地區的人口更加稠密,也更具有活力。」近年來,這座城市的人口已經減少了25%。「這也就意味著城市增大了25%,」葛瑞格說。「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將2500棟公寓夷為平地,還有另外8000棟也已經列入計劃之中。」比克和葛瑞格陪伴著我一起參觀了一個地區,在那裡,有一條街道被全部改造稱綠地。

歷史建築長期擱置

艾斯萊本是這組城市中的另外一個。這個城市至今還保存著風景秀麗的16世紀時的市中心地區,但是人口數量也在迅速減少,城市中的許多歷史建築已經長期擱置,不再適合居住。艾斯萊本的收縮策略主要集中在歷史方面:這裡恰好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出生地。這座城市設計出一條全新的旅遊線路——從路德出生的房屋到他的第一教堂,再到他臨死之前最後一次佈道的教堂——充分展示這座城市的古老的中心,把城市中的許多被遺棄的建築和空地改造成與「新教之父」相聯繫的藝術展覽館。此舉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遊客和資金,建立當地人的自豪感。

歐盟委員會就業、社會事務與機會均等委員弗拉迪米爾·斯皮拉德(Vladimir Spidla)說,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人口「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尤其是人們壽命的不斷延長、人們在是否生孩子和何時生孩子方面擁有更多的選擇權的情況下——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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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論壇的阿拉斯代爾·默里先生(Alasdair Murray)這樣來看待這個問題:「有人認為,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將會引起未來的經濟衰退,這是一個錯誤。歐洲的人口是在不斷下降,我覺得人們對此是無能為力的。不過,真正的問題在於:人口的增長到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多大的影響呢?我認為,並不太大。歐洲至今仍有大批民眾未能充分就業或處於失業狀態中。讓他們回到勞動力大軍中,這些問題中的很多問題可以得到緩解。這應該成為我們的第一目標,但絕對不是讓婦女懷孕。」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努力延長民眾的就業生涯。比如,在荷蘭,由於一直實施提前退休計劃,僅有20%的年逾六旬的人還在堅持工作。不過,政府最近已經推出一項新的運動,讓民眾逐漸適應「延長工作年齡,一直工作到65歲」的觀念。

療養院中的國家

那些對人口問題持樂觀態度的人包括那些工作年齡接近這一數字的人。位於德國羅斯托克市的馬克斯·普朗克人口統計研究所的詹姆士·沃佩爾(James W. Vaupel)一直致力於研究德國的人口統計狀況。他認為,將來的狀況是十分光明的。他也表示,歐洲社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暗示說,「總的來說,將來可能要比過去更好一些。人們的壽命可能會更長,生活也更加健康。持續的經濟增長,即使發展的速度可能會比過去慢一些,也必將進一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我將這一觀點告訴了美國人口諮詢局的卡爾·胡柏,因為他在位於華盛頓的辦公室中監控全球每天的人口出生情況。這些問題有沒有可能都是一些「有益的問題」——通過控制人口出生率,歐洲人真正地沿著正確道路走向未來?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調整經濟,找到一些讓城市萎縮的創造性的方法,讓更年輕的人和年齡更大的人進行工作,以便於他們能夠保持退休金系統和衛生保健體系的正常運轉?

胡柏並不贊同這一說法。「也許修改一下退休年齡,進行其他的經濟調整,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說。「但是,一個國家絕對不可能永遠地承受得了人口總出生率僅為1.2所帶來的壓力。如果將西班牙和義大利現在的0到4歲年齡段和29到34歲年齡段的人口進行比較的話,你會發現,前一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僅是後一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的一半。如果一個國家的年齡分布完全顛倒的話,這個國家是無法繼續發展下去的。一個國家中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療養院中,這也是不太現實的。」

NYT 陳戰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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