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吳明賢：試論杜甫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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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創作，既離不開豐富的社會生活，也需要強烈的心理動力。正如著名的美學家阿諾·德理所說：「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的動因，這包括了他過去所有的生活狀況，他在創作時的身心狀況、意識和氣質，包括所有能引起靈感現象的一切情況。」[①]換言之，除現實的社會生活之外，作家的主體性格對其創作實踐也有著重大影響。作為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的杜甫自然不會例外。但過去我們對杜甫詩歌的探討往往偏重於社會生活——詩史，而對杜甫的心理動力——性格，卻或多或少有所忽視。本文試就杜甫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狂」及其對創作的影響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

　　「狂」，作為杜甫詩歌創作的心理動力，是杜甫性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貫穿在他的一生，也表現在他生活的各個方面。

　　杜甫一生皆「狂」，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②]」可見少年時代的詩人才華橫溢，結交名流，「目空一切」，非狂而何？其後南下姑蘇，遨遊吳越，廣覽名勝；繼而呼鷹逐獸，春歌冬獵，放蕩齊趙，快意歡樂，自謂「裘馬頗清狂」。詩人在長安時期，詞伯許與，侯王賞游，「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招」，但因生活的窘窮，所以「爛醉是生涯」，「醉則騎馬歸」，常常「更調鞍馬狂歡賞」，「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

」，儼然一幅「醉時狂態」[③]象。安史之亂爆發後，詩人「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但官小職卑，並沒有受到朝廷的重用，故「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對著悶發熱的天氣和堆案相仍的簿書，甚至要「束帶發狂欲大叫」了，顯然，「亦見狂態也。[④]」詩人辭官後，為生活所迫，展轉秦隴，流寓巴蜀，在成都經營草堂，這時期雖然生活較為安定，不過寄人籬下，情非得已，憂念鄉國，時時難忘，詩人的心中充滿著矛盾和憂傷，所以「江上被花惱不得，無處告訴只顛狂」；「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真如金聖嘆所說「其狂不可及」[⑤]。到了晚年，寄居夔州，雖有人生如昨之嗟，憂世心弱之感。但詩人一方面「束帶還騎馬」，「清晨散馬蹄」，「罷酒酣歌拓金戟」，「自倚紅顏能騎射」，未改少年時的狂態；另方面又「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系船。……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大有詩學莫傳，後人難繼的慨嘆，其自恃甚高，「目空一切」，亦頗與青少年時期的狂態相似。直到飄泊湖湘的臨死之前，詩人雖然「轉蓬憂悄悄，行葯病涔涔」，但卻仍「夜醉長沙酒」，「墨客興無違」，「狂夫終奚適，……久放白頭吟」，甚至「暮年慚激昂，……鬱郁回剛腸」，飲酒吟詩，怨憤憂傷而剛腸激昂，狂態未嘗收斂。不難看出，無論是官是民，也不論是飄泊還是安居，從小到老，由北至南，「狂」始終是杜甫性格中重要的一個方面並影響著杜甫的行為和品質。

　　杜甫一生皆「狂」，但不同時期「狂」的程度和方式也並不完全相同，這是因為人的性格雖然有著相對的穩定性，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和年齡閱歷的增長，其性格自然也會不斷地發生變化的緣故。青少年時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國最繁榮昌盛的時期，他「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不僅「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而且「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廣泛閱讀，多方吸取，故七歲能做詩，九歲即習字，十四五歲就「出入翰墨場」，使當時的文壇老宿們也驚嘆而佩服了。難怪詩人也要自詡為「下筆如有神」，「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了。但詩人並不是一個嬌生慣養的白面書生，「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他天真爛漫，活潑頑皮。稍大又騎馬射獵，四處遊歷，曾與高適、李白「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痛飲狂歌」，「飛揚拔扈」，生活是那樣的豐富多采，浪漫豪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對人生充滿憧憬，對未來滿懷希望，此時的詩人是「放蕩」「快意」式的「裘馬清狂」。但畢竟對社會生活缺乏全面的認識，對現實世界沒有深刻的了解，對人民境況並未真正接觸，實際上其思想境界和詩歌創作並不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完美，也未能達到後來高度，這正如高爾基所說：「差不多所有年紀在十五歲和二十五歲之間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個天才，但在大多數場合，這是一種類似假懷孕的毛病：癥候和真正懷孕時一模一樣，但肚裡卻是空虛的[⑥]。」詩人的這種毛病是在經歷長安十年和安史之亂後才得到改變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杜甫滿懷信心進入長安，以為「立登要路津」，很快就可以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結果卻事與願違，考試落第，干謁不濟，直到第九個年頭，才授河西尉，因不願「凄涼為折腰」而不就，改為正八品下的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不僅理想無法實現，甚至「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連生活也成了問題。安史之亂爆發，大唐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詩人杜甫同樣也多災多難。他不僅「家庭隔絕久」，「一歲四行役」，來往奔波不斷。而且多次身遭不測。先是陷身賊庭，繼因疏救房琯險被殺頭。不久由於好管「閑事」再貶華州司功參軍，最後為逃「關輔飢」又棄官往秦州。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貧窮及國勢的艱危，使詩人逐步深入了社會現實，接近了勞動人民，認識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朽，內心痛苦哀傷，故「誰能更拘束」「熟醉為身謀」，「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此時的詩人「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既「怕趨走」，更復「逍遙」，或「放歌」「狂歌」，或「疏頑」「疏放」，是一種「眾賓皆醉我獨醒」的恣意放浪式的醉狂。由於身受國家破亡的痛苦，目睹勞動人民的災難，故醉不失真，狂不忘本，這恰恰是其思想和創作趨向成熟的標誌。詩人到成都後，儘管「天地日流血」「胡滅人還亂」，天下尚未安定；「窮愁但有骨」「苦搖乞食尾」，生計亦屬艱難，但全家人究竟住下來了，並先後在高適、嚴武等人的資助下，營建了草堂，過起了「卜居」「為農」的安閑生活。「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詩人或垂釣江頭，或種葯檻邊，或江畔獨步尋花，或溪里引妻乘艇，或邀朋訪友，或飲酒吟詩，容止閑散，自然疏放，「實有醉如愚」「焉知禮法疏」，蔑棄禮法，任性不羈。「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誠如顧宸所云：「酌而歌，歌而長，長而至於擊樽，擊樽而至於破，公之狂態俱見，無聊之態亦見矣。[⑦]」這其中自然有熱烈的愛，也有深沉的恨，有辛酸的眼淚，也有娓婉的諷刺，正反映出此時詩人那倔強不屈，疏放蕭散的狷狂之態。《舊唐書·杜甫傳》載「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盪，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唐書》沿用其說，並在此基礎上編造出嚴武欲殺杜甫的驚險故事來。其實除嚴武欲殺杜甫乃史家杜撰（前人早有辨析）外，《唐書》所記還是頗為符合杜甫「狷狂」的形象的。不難看出，明媚險峻的蜀中自然風光，勤勞好客的蜀中勞動人民，陶冶了詩人的情操，凈化了詩人的心靈，刺激了詩人的靈感，構成了詩人創作的潛在動力。故蜀中之詩，無論內容、形式和風格較之以前都發生了轉變，有所深入和發展。黃子云《野鴻詩的》謂「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不少，……蓋公於是時學力猶未醇，至入蜀後，方臻聖域。」頗為中肯。顯然這是杜甫思想和創作的一個豐收時期。晚年詩人寓居夔州，「耕稼學山村」「治生且耕鑿」，親自參加了生產勞動，改善了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但「緩步仍須竹杖扶」「牙齒半落左耳聾」，「我多長卿病，……肺枯渴太甚」，多種疾病困繞，身體衰謝無力，因而「鬱郁苦不展」「亂離心不展」，總是鬱鬱寡歡，心情並不舒暢。「嘆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身病既難醫治，心疾更難療救，只好「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了。所以「嗜酒益疏放」「鄙夫亦放蕩」，「喧呼且覆杯中淥」「酒酣耳熱忘頭白」，一方面以酒消愁，用曠達放浪來排遣內心的苦悶。「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另一方面夔州的山水自然條件和新的社會環境又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新的題材。「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寫詩也成了詩人消愁解悶，表達自己憂國憂民，傷時思鄉的矛盾心情的唯一愛好。至於飄泊湖湘，生存之憂患，交往之寥落，衰病之孤寂，思鄉之迫切，戀闕之執著，無時無刻不在強烈地熬煎著杜甫，「我師嵇叔夜」「高歌激宇宙」，雖仍疏放激昂，但畢竟已是「落日心猶壯」了。可見晚年時期的杜甫已成了一個衰老多病，憂愁感傷的「詩狂」，其詩歌創作不僅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數量大大超過了以前時期，而且「晚節漸於詩律細」「暮年詩賦動江關」，體裁多樣，形式多變，手法多種，風格老成，各方面都有創造性的發展，是詩人創作的又一個高潮時期。

　　從放蕩式的「清狂」，到清醒式的「醉狂」，再到疏放式的「狷狂」，最後到感傷式的「詩狂」，這就是詩人杜甫「狂」性發展變化的心路歷程，也是他詩歌創作從不夠成熟到成熟，再到轉折變化最後至於豐收高潮的發展過程。

　　　　二

　　作為性格，它是人的稟賦、氣質、個性、品格等內在因素的綜合反映。作為杜甫性格重要組成部分的「狂」，無疑也反映出詩人內在因素的許多方面。

　　首先是自信與自尊。相信自己，尊重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未來，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杜甫一生充滿著自信與自尊，他的「狂」正是這種自信與自尊的外在表現。杜甫的「狂」性中寄寓著詩人崇高的理想和宏大的志向以及為此而奮鬥的強烈信心。他在《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

　　甫昔少年時，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詩人自敘其出眾的才華和偉大的抱負，並天真地認為憑此求取功名，登上仕途，原該易如反掌。其高視闊步，意氣風發，真有躊躇滿志，睥睨一切的氣概。《杜臆》云：「通篇都作真語」，「大膽說出，絕無謙讓」。這難道不是「狂」性中的自信與自尊嗎？再看他的《進雕賦表》與《雕賦》：

　　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臣以為雕者，鷙鳥之特殊，搏擊而不可當，豈特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

　　 ……當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才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逸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

　　除了自敘才華及抱負外，還刻划了一個雕的形象：背負蒼天，下視平野，欻然一擊，扶雲直上。突出了雕的俊猛英姿和睥睨一切的氣概。仇兆鰲以為「托雕鳥以寄意，其一種慷慨激昂之氣，雖百折而不回。[⑧]」這是頗得其旨的。這難道不是在自信與自尊中蘊含著「狂」嗎？其實一生皆「狂」的杜甫為理想而奮鬥堅定不一，始終自信而又自尊。「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其不畏艱難，勇於攀登，俯視一切的雄心壯志，字裡行間不是洋溢著青年杜甫蓬勃向上的朝氣嗎？「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馳騁萬里，豪氣干雲，難道不是詩人志向的寫照嗎？「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疾惡如仇之心，奮發向上之志，不也充滿著青春的活力嗎？「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張戒云：「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⑨]」「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善惡何等分明，愛憎多麼強烈，楊倫云：「兼寓扶善疾惡意。[⑩]」「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到老亦自恃才華，並以老馬自喻，其老當益壯，頑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不也十分強烈嗎？即使在臨死之前，詩人還「慨嘆亂離時事」，其稷契之心依然如前，其奮鬥之志並未止息。顯然，詩人為「致君堯舜」理想的執著追求和不懈努力，正是其自信自尊的內在動力，也是其「狂」性產生的內在因素。

　　其次是坦率與真誠。杜甫強調「至性」「真率」和「真情」，這在他的「狂」性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王嗣奭《杜臆》云：「寫得曲折，見性情之真；而客不嫌棄，又見意氣之合。」頗為中肯。「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對早年與蘇源明，鄭虔相交親密而「不失真性」的追懷，亦真摯親切。他稱讚唐十八使君「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頌揚「佯狂真可哀」的李白「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刻劃「在位常清狂」而滿口吳方言的「狂客」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那「醉中自得」「醉後忘軀」的「狂態」；自悔「疏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害怕「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因而，「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不願意去見那些州府官員，害怕他們嫌棄自己的性情真率。其實這恰恰是杜甫真情至性的可敬可愛之處，也正是這種真情至性鑄成了詩人的「狂」，請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向襄陽向洛陽。

　　從聽到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到喜極下淚，到看妻子的表情，到卷詩書，到想像回鄉，結合敘事，抒發狂喜之情，直如長江奔涌，一瀉而下，的確為老杜「生平第一快詩也」[(11)]。仇兆鰲注引王嗣奭云：「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氣流注，而曲折盡情，絕無妝點，愈朴愈真，他人決不能道。[(12)]」梁啟超亦說：「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迸裂到字句上。講真，沒有真得過這一點了。[(13)]」他們都高度評價了杜甫「狂喜」中的真情流露，是非常中肯的。再如《狂歌行贈四兄》一詩：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吃酒樓下卧，長歌短詠迭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

　　仇兆鰲云：「喜兄弟相見，故興至而狂歌。」又云：「脫巾蒙垢，摹其狂態。[(14)]」詩中描寫兄弟相見時欣喜為禮的生動情景和詩人不拘形跡的真實情態，不也歷歷在目，維妙維肖嗎？從以上不難看出杜甫的「狂」性中的確蘊含著一種真誠的坦率，正如席勒所說的那樣：「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就在於努力使自己的靈魂擺脫一切與虛偽世界相象的東西，……他是純潔的，他是天真的。[(15)]」

　　再次是憤世與抗爭。杜甫從小就懷著「致君堯舜上」的宏偉志向，「窮年憂黎元」「竊比稷與契」，憂國憂民，要象稷、契一樣匡時佐世，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這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但嚴酷的社會現實粉碎了他的美夢，他不僅沒能受到統治者的重用，做到濟世安邦；反而遭到了統治者的冷遇、打擊和迫害，幾乎性命不保；甚至飽嘗戰亂之苦，流離之害，被迫寄人籬下。他耳聞目睹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安史叛軍的殘酷，親身體驗了人民生活的苦難和國破家亡的痛苦，這一切強烈地刺激著杜甫，他不斷地發出了憤世的吶喊，多次地表示了強烈的抗爭，他的「狂」性正是這種憤世與抗爭的外現。且看《去矣行》一詩：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盪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仇兆鰲云：「此詩欲去官而作也。……寧為鷹之揚，不為燕之附，以野性曠盪，不屑靦顏侯門也。[(16)]」詩人以鷹自喻，以燕比小人，不願依附氣陷囂張的權貴，諂事王侯，真可與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17)]」相提並論。如果說「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是詩人牢騷滿腹的自嘲的話，那麼此詩便是憤而出走的呼號了。再看《除草》一詩：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露一沾凝，蕙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漫，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仇！

　　此詩首言毒草之害，次言欲亟除其根，末言詩人懷抱。杜甫借除草以喻除奸，抒寫了他疾惡如仇的政治態度。不僅如此，杜甫對那些貴族官僚地主是毫不留情的，「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他把這些人看成是「俗物」，甚至覺得眼前沒有這些壞蛋，即使是身多疾病也覺輕爽，其憤恨之情顯而易見。詩人有時還罵他們為「盜賊」「蟊賊」，並認為「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要救治老百姓，就應先去掉這些吃人的害蟲。他對於那些危害國家人民的人滿懷鄙視和仇恨。因此「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詩人那怕在痛飲狂歌之中，仍感慨時艱，意存規諷。竟至於對危害人民的自然現象和「天神」也忍不住要憤怒地斥責：「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吾將罪真宰，意欲鏟迭嶂！」實際上這不就是詩人對現實不平的憤怒與抗爭嗎？「休作狂歌老」「猶憶酒顛狂」，顯然杜甫的「狂」性中恰恰寓托著這種憤怒與抗爭的心理態勢。

　　　　三

　　杜甫的「狂」是他性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他內在心理素質的許多方面。但杜甫因何而狂，原因何在，尚須進一步加以說明。

　　有人在為杜甫的死下一診斷時「幾經思索，才發現杜的身上，還存在著一種遺傳疾患」，認為杜甫「患有『狂』疾」，這「不僅可從《唐摭言》記他輕蔑嚴武，犯其家諱一事件，來說明他在『狂』病發作期，其昏瞀悖亂程度，是多麼嚴重。」而且還可以從他的許多詩里「知他在發病時，曾出現大聲呼叫，四處亂跑，亂著衣裳等癥狀。」因而得出結論說杜甫「至少有時發時愈的輕度精神病」，而這種「精神病是有遺傳的」，「故杜審言患狂，其孫杜甫也同樣的狂，遺傳自是其病原之一。」並舉例說，「按《太平廣記》卷265引《賓譚錄》稱杜的祖父就患有『矜誕』一疾，自炫其『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書當得王羲之北面。』竟成了文章、書法第一人的師父，這豈不可笑。審言這樣的誇大狂，從醫學上看，乃是病態。[(18)]」

　　這真是「熱昏的胡話」，可笑的不是杜審言，恰恰是癉盡竭慮，挖空心思為杜甫的「狂」找病因的「下診斷」的人。

　　這裡我們不打算去辨析《唐摭言》所記杜甫輕蔑嚴武一事是否真實，此事亦載於舊、新《唐書·杜甫傳》，因為後來史家及學術界早已考定其乃小說家杜撰附會，非杜甫所為。而只是想就杜審言一事談談自己的看法。《舊唐書·杜審言傳》《新唐書·杜審言傳》皆載有《賓譚錄》所記之事，且記載更為詳備。《新唐書》云：杜審言「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新唐書》除以上記載外，又增加了以下一段：「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雲。」可見杜審言的確亦有「狂」性。但「文人相輕，自古而然[(19)]」，這是曹丕早就批評過的，並不能說明杜審言這種行為是「病態」的反映。何況「吾祖詩冠古」，杜審言的詩歌無論就內容還是就質量而言，在當時都是要超過宋之向、武平一等人的，在同輩的面前未免自矜誇大，也是情理中事，這並不能說明就是精神失常。至於杜審言是否善於書法，史無記載。但杜甫是善於書法的，這在他的詩中有明確的記載，今人也已論及。杜甫四歲時杜審言去世，然「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的杜甫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很大，想來書法受其乃祖乃父的沾溉亦不應例外。以此觀之杜審言也應是善於書法的。後人將自己的長處與古人作比，這是常見的事，如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李白自比於揚雄、司馬相如等皆是，我們並不能以此就斷定他們是「病態」，有「狂疾」。我們又如何能因杜審言將自己與屈、宋、王羲之相比就推定他有「狂疾」和「精神病」呢？就是與杜審言同時的東方虯，不也要與「西門豹作對[(20)]」呢？難道我們就因此而認定東方虯也有「狂疾」和「精神病」嗎？

　　其實這種「狂」性乃是作家進行創作實踐時通常伴隨的一種精神現象：乖張、抑鬱、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地呼喊，寢食不安的焦灼。然而正是這卻強烈地表達了作家悲痛、哀傷、苦悶、憤恨等情緒，並使之得到渲泄，從而使躁動不安的靈魂得到暫時的喘息；正是這促使了作家產生強烈的創作衝動，成為了創作的一種內驅動力。古今中外作家不乏其例：高爾基就說過他在創作生涯中「對生活的庸俗和殘酷的恐懼，是我深深體驗過的，我曾經弄到想自殺的地步」，「我也有非常痛苦的緊張的時候，那時候我好象一個患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樣『骨鯁在喉』，我想狂叫。[(21)]」陀思妥耶夫亦曾說：「我寫作時往往很焦躁，痛苦不安，憂慮重重。[(22)]」魯迅先生亦有類似的現象，據許廣平回憶說：「他不高興時，會半夜裡喝很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更會象野獸的奶汁所餵養的茉漠斯一樣，跑到空地去躺下。[(23)]」郭沫若寫詩時「在館後僻靜的石子路上，把下馱（日本的木屐）脫了，赤著腳踱來踱去，時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著」，或「全身上下有點作寒作冷，連牙關都在打戰。[(24)]」巴金說：「我是一邊寫一邊嚷的！[(25)]」曹禺說他寫《日出》「苦思不得的時候便冥眩不安，流著汗，急躁地捶著自己，如同肚內錯投了一付致命的藥劑……。這些失眠的夜晚，困獸似地在一間籠子大的屋子裡踱過來拖過去，睜著一雙布滿紅絲的眼睛，……我捺不住了，在情緒的爆發當中，我曾經摔碎了許多紀念的東西。」「產生大地震來臨前那種『煩燥不安』[(26)]」。以上這些情況與杜甫「束帶發狂欲大叫」「有時顛倒著衣裳」「無處告訴只顛狂」「狂走終奚適」「憶昨狂催走」等「大聲呼叫，四處奔走，亂著衣裳」等狀態不是如出一轍，頗為相似嗎？難道我們可以因此就認為高爾基、陀思妥耶夫、魯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人患有遺傳性的「狂疾」，有著「輕度的精神病」嗎？如果說遺傳，怎麼沒有聽說過他們的父祖輩有這種「狂疾」呢？而且他們的子孫輩也並未發現有「精神病」和「狂疾」呢？再說中國古代被稱為「狂」者不少，「露才揚己，顯暴君過[(27)]」的屈原、「非湯武而薄周孔[(28)]」的嵇康，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的李白，以及後來的蘇軾、陸遊、辛棄疾、曹雪芹等人，無不被目為「狂」，而他們也不同程度地有著「狂」態和「狂」性，難道他們也患有「狂疾」和「精神病」嗎？而且皆因遺傳所致嗎？

　　感情是一種心理活動，「狂」性實際上是人內心的一種焦慮。心理學家強調，情感表現的內在心理面貌是相當複雜的，與作家的生活經歷、社會環境、時代條件等因素的制約有關，也受本身的氣質、本能、意志等生理、心理活動的影響。因此，「狂」的產生有著複雜的原因。即如杜甫，首先是對社會現狀的強烈不滿，詩人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與現實處境的強烈反差造成了他內心的衝突與不安。其次是個人內心尖銳的矛盾衝突，一方面是自尊自信與頑強奮鬥，一方面又是無可奈何的掙扎、苦悶與煎熬，這二者交替，充分顯示了詩人內心尖銳的矛盾衝突。正是這種主客內外的原因，杜甫性格中的「狂」便隨之而生。何況人的內心焦慮也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情緒，其中蘊含著危機意識、振奮意識、內省意識，對作家創作起著極大的作用，所謂「憤怒出詩人」，「不平則鳴[(29)]」，「詩愈窮而愈工[(30)]」，皆寓此理。所以在創作過程中，作家的焦慮情感，即「狂」得以升華，就會產生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促進社會的變革、發展和人的自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狂」是詩人的共性，是創作過程中所不可少的。不知有此，則不知創作的規律。對於杜甫的「狂」性，亦應作如是觀。

　　事實上真正的精神病人的外部表現及其病因與詩人作家的「狂」是有著本質的不同的。且看《諸病源候論》論精神病的情況：

　　夫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逾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時所能也。

　　這與杜甫「束帶發狂欲大叫」「一日上樹能千回」能相提並論嗎？《諸病源候論》又說：

　　狂病者，由風邪入並於陽所為也。風邪入血，使人陰陽二氣虛實不調，若一實一虛，則令血氣相併。氣並於陽則為狂，發或欲走，或自高賢稱神聖是也。又肝藏魂，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明。不敢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瘁色夭，死於秋。皆由血氣虛，受風邪，致令陰陽氣相併所致，故名風狂。

　　以上分析導致精神病的生理和心理原因，相當精確。這與杜甫憂國憂民，內心矛盾衝突所致之「狂」了不相涉。看來「為杜甫的死下一診斷」的確是誤診，並不準確。

　　要之，杜甫的「狂」是他進行詩歌創作時的一種心理現象，來源於他的社會生活和主觀情緒，而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種「時發時愈的輕度精神病」，也不是因其祖父的遺傳所致。

　　注釋：

　　 ①《美學譯文》第一輯，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頁。

　　 ②杜甫《壯遊》。以下引杜詩，皆見仇兆鰲《杜詩詳註》，不再注出處。

　　 ③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

　　 ④仇兆鰲注引趙大綱語，《杜詩詳註》卷六。

　　 ⑤《金聖嘆選批杜詩》卷一。

　　 ⑥《高爾基文學論文選·一個讀者的札記》。

　　 ⑦仇兆鰲注引顧宸語，《杜詩詳註》卷十。

　　 ⑧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四。

　　 ⑨張戒《歲寒堂詩話》。

　　 ⑩楊倫《杜詩鏡銓》。

　　 (11)浦起龍《讀杜新解》。

　　 (12)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一。

　　 (13)梁啟超《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

　　 (14)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四。

　　 (15)席勒《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

　　 (16)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三。

　　 (17)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18)《杜甫研究學刊》1991年第1期。

　　 (19)曹丕《典論·論文》。

　　 (20)劉餗《隋唐佳話》「補遺」。

　　 (21)高爾基《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

　　 (22)《陀斯妥耶夫斯基論藝術》中譯本，灕江出版社1988年版。

　　 (23)《許廣平回憶錄》。

　　 (24)郭沫若《我的作詩經過》。

　　 (25)巴金《愛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26)曹禺《雷雨序》。

　　 (27)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28)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29)韓愈《送孟東野序》。

　　 (30)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