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大眾傳媒、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解讀

雖然「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已經成為本世紀以來國內新聞傳播學界常常用到的一個概念，被運用到解讀大眾傳媒與公共利益、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等研究議題中，並且日漸升溫，但是，對於大眾傳媒、公共領域、公民社會三個核心概念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作為連接大眾傳媒與公民社會概念的關鍵詞——「公共領域」的內涵與適當性，尚缺乏必要的梳理，也較少在對這些基本概念進行清晰把握的基礎上來分析國內的媒介現實。本文即嘗試從對「公共領域」這一基本概念的解讀入手，在國家-社會-公共領域/大眾傳媒的框架下來解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眾傳媒的相關實踐。 　　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與大眾傳媒 　　根據哈貝馬斯的描述，公共領域是隨著歐洲公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的。所謂公民社會，有多種面向（Frolic,1997）。但它「首要地存在於自治個人的理念和社團、信任、基於共同普遍原則之上的個人間的相互依存之中。」（Seligman,179）換句話說，公民社會是一個介於社會和國家之間，以自治個人組成的社團為主體、志願參與、由公民自主管理和決定其事務的領域。個人對於公共事務發表自由看法，通過討論和論辯達成共識是公民社會運轉的基本制度之一，換句話說，公共領域既是公民社會的產物，又是其現實基礎。 　　公共領域、公民社會這對概念是和民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公共領域因為強調公共討論的自由准入以及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而體現出對民主的維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公共領域的價值和意義在於以公眾輿論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公共領域……對政治權力通過社會輿論進行公共監督和批評。這一以公眾輿論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公共領域的價值和意義所在。」（許紀霖，2003） 　　而在大眾媒體時代，「社會輿論」的主要生產場域就在大眾傳媒領域。「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哈貝馬斯所描述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是以咖啡館、茶室、沙龍、劇院、博物館、音樂廳等場所為活動空間，以對報刊的閱讀及討論為主要內容，通過私人社團、學術協會、閱讀小組、共濟會、宗教社團等形式成長起來的，報刊內容是其討論和論辯的核心。隨著資本主義報業、尤其是政黨報刊的發展，大眾媒介空間更逐漸成為公共論辯的主要陣地。因此，以報刊為代表形態的大眾傳媒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中具有突出地位。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視、互聯網等新興電子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發展著公共領域的面貌，也對公共領域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答格林甚至說「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在當今時代就是指向大眾傳媒，尤其是通過其記者所具有的作用，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幫助公民更多地了解世界，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論辯、對採取何種行動做出明智的決定。」（Dahlgren，1） 　　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領域、公民社會以及民主政治是合而為一的關係，在通過公民社會的道路上，大眾傳媒理應扮演積極的角色。 　　中國語境中的大眾傳媒、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 　　由於黑格爾說中國是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1989年之後，西方學者對中國公民社會的討論出現高潮。國內的研究並不比國外滯後，上個世紀80年代，經濟學界、哲學界、社會學界也出現了對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討論熱潮，在經過了80年代末期的短暫沉寂之後，1992年之後再度勃興，（He，2003）至今方興未艾。 　　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關注並沒有對大眾傳媒給予足夠重視，在這一理論熱潮中新聞傳播學界缺位。這和中國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過程有關。作為一門改革開放以後才得到建設和發展的年輕學科，當時尚處於起步階段的新聞傳播學還不具有足夠的理論儲備。倒是歷史學家許紀霖（2003）在論證近代上海公共領域的形成時，強調了大眾傳媒的重要性，「將《時務報》的創刊視作上海公共領域的起點」，並論證在整個近代上海，報刊都是公共領域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但遺憾的是，甚少有新聞學者對中國大眾傳媒和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進行這樣翔實嚴謹的歷史考察。 　　展江是國內較早觸及到「公共領域」這一命題的新聞傳播學者，在2002年《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與傳媒》一文中，他著重對哈氏有關公共領域論述中有關傳媒的內容進行了總結和評價。在其之後的另一篇論文《警惕傳媒的雙重「封建化」》中，更進一步用「公共領域」理論模型來解讀中國傳媒的發展現狀，論述了由於國內媒介規制人治傳統和市場機制下廣告和公共關係的侵入，使得當今中國傳媒「雙重封建化」初露端倪。最近幾年來，關於傳媒公共領域的討論呈現增多的態勢，但對於公共領域基本狀況的把握似乎還沒有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評價標準。 　　在哈貝馬斯的論述中，公共領域有兩個重要的指標：質量——理性、批判性話語的質量或形式；數量——公眾參與的數量或者說公共領域自身的開放性。（Calhoun，1992：4）換句話說，公共領域以公眾的平等參與、理性溝通為要點。我們可以嘗試從這兩個角度來審視當前中國公共領域的特點。 　　首先看參與的數量問題。這裡所講的數量，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絕對數量，實際上是指公共領域是否對所有人開放，是不是所有公眾都能夠自由、平等地加入其中，而並不只是少數人的參與。在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哈貝馬斯所分析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個有限制的空間，參與者局限於受過良好教育、有私人財產的白人男性。這也是哈貝馬斯遭到較多攻擊的一點，很多研究者認為他忽略了對平民公共領域和女性公共領域的研究，哈氏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但是，在哈貝馬斯所分析的特定的公共領域，是以參與者的平等、自由進入為根本特徵的。在我們這裡的討論中，超越了哈貝馬斯狹義上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概念，即分析整個媒介空間的參與問題。那麼，我們可以看見，在當下中國的公共話語空間中，一個明顯的現實就是：參與的不平等性，並非所有公眾都能夠進入其中。政治准入和市場選擇機制同時發揮作用。在中國媒介的規制傳統中，政治要求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准入機制。而8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力量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要素，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我國公共話語空間的面貌。縱觀目前的媒介空間，體現出明顯的市場選擇和排斥機制。即精英群體如富人階層、中產階層、知識分子佔有話語優勢，劣勢群體如農民群體、工人群體地位邊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明顯，甚至出現結構性斷裂。（孫立平，2003）這種現實同樣反映在大眾傳媒領域。九十年代出現、現今愈演愈烈的傳媒「中產化」傾向就是一個明顯的表徵。大量媒體、包括嚴肅的時政報刊都紛紛亮出「為中產階層服務」的口號，市場上充斥著面向「三高人群」（高學歷、高收入、高消費）的高檔報刊或影視產品。而與此同時，面向城市工人、進城農民工、農民的媒介產品呈現出明顯弱勢。對比中國現實的社會結構，可以看見這樣一個顯見的事實：在當前中國的公共話語空間中，出現與現實社會結構相反的結構性失衡——占社會少數人口的精英群體佔有優勢話語資源，占社會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處於話語邊緣地位。「三高人群」所佔人口比例甚小，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年的調查，當今所謂的中產階層最多不超過總人口的15%。公共領域的民主色彩首先在於實現公眾的平等參與，而顯然，當前市場的自由選擇機製成為實現這一點的突出阻力之一。 　　從公共領域參與的質量來看。隨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政府對媒體作用的認識轉變和傳媒改革的推進，中國媒介空間對政治議題的討論有了很大變化，批判性的力量在增強。1994年以來，自上而下推行的「輿論監督」為中國公共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對於黨和政府行為的有限度監督使得中國傳媒具有了對政府行為進行批評的合法性基礎，這恰恰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基礎性要求之一，即社會公眾逐漸形成為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以大眾傳媒為主體的民意表達更顯現出影響政策進程的潛力。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媒介報道對司法過程的積極介入以及所引起的「媒介審判」現象，揭示了中國日益成長的「公民社會」對公共領域的監督和批判功能的強烈要求。（周海燕，2006）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可以被看作一個標誌性事件，有媒體將2003年稱為「公民權利元年」，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領域所推進的民意表達的進步和公民社會力量的顯現。2007年廈門「PX事件」更是對公共領域、政府和社會公眾三方力量關係的一個清晰呈現。在這一事件中，媒體、公眾力量的結盟和對政府構成的輿論壓力以及政府做出的良好回應使我們可以看到適度批判和理性溝通力量的成長。另外，2003年以來政府信息公開的持續推進，也為構建公開透明的輿論環境、為大眾傳媒更為有效地執行監督、批判的功能提供了制度保證。當然，在現有的新聞媒體規制制度之下，目前的這種批判和對話空間，整體而言依然是以政府話語作為主導的。 　　因此，雖然從公共領域的結構來看，目前精英話語優勢明顯，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會發現中國公共領域建設的進步。至少在公共領域中，已經打破了原先輿論一律、黨和政府話語一統天下的局面，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並在某些時候形成對黨和政府的監督與批評。如果我們借用哈貝馬斯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地解讀這一變化：即在國家-社會關係架構中，公共領域已經開始呈現出與國家的對應關係，即改變其原先綁縛在國家一方的身份，初步具有了與國家對話的能力，邁向成為建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第三方領域的步伐。 　　結語 　　公共領域的生命力在於作為一個具有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話語空間，它可以形成對公共權力的監督與批判，這是建設公民社會的一個制度保證，也是民主社會政治合法性的輿論基礎。當我們從「公共領域」這個角度來審視中國媒介話語空間的現狀，可以看到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發展，在大眾傳播的公共性和批判性上已經有了漸進的進步。當然，同時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如公共領域進入的不平等性、輿論批判中國家力量的依然強勢、公共領域並未成為一個獨立於國家之外、有著自身運作邏輯的空間等。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公共領域有在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雙重擠壓下呈現的「再封建化」的苗頭，是否可以稱得上再封建化尚待商榷，但國家、市場、公共領域的博弈顯然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在現有的格局之下，突破的路徑也是存在的。如通過國家力量來儘可能地保證公共領域的平等進入，增強弱勢群體的表達空間，如補貼創辦特定報刊、開闢廣播電視特定時段，投入人力財力保證弱勢群體話語的內容質量。就公共領域的參與質量而言，一方面需要政府媒介管理層面理念的進一步放開，另一方面更需要媒體堅守職業操守，在已有的活動空間中堅持對國家、對市場的理性批判。 　　正如哈貝馬斯1999年在關於公共領域的答問中所說到的，儘管在將西方理論套用到中國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便是如此：「經濟的進一步自由化和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民主化，將最終促進而且也需要民主形式的輿論必須植根於其中的、我們稱之為政治公共領域和聯繫網路的某種等價物。」我們並非宣稱中國的發展道路一定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的過程吻合，但眾多觀點已經表明至少在公共領域與民主社會的關係模式上，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中國大眾傳媒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向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靠攏的種種表現也使得我們對公民社會、民主社會建設更有信心。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對於中國的大眾傳媒寄予希望的原因。

來源：全國社會學2008年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