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時間制度與傳統節日體系

　　編者按:今年的中秋及國慶放假安排頒布後，人們已經紛紛開始憧憬並安排這段假期。從年初到年底，我們每年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不同的節日，給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中國人的節日，在一年四季里安排得那麼錯落有致，好像一曲美妙樂章。在中國，節日體系和時間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自節假日改革後，很多傳統節日成為國家法定假日，對我們的節假日產生了深遠影響，節日體系的變化，成為我們認識傳統的一個新契機。　　演講人:劉魁立　　演講人簡介:民間文學、民俗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民俗學會會長，亞洲民間敘事文學學會(中日韓)會長，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俄羅斯科學院民間文學學術委員會顧問。出版專著《劉魁立民俗學論集》等。　　閱　讀　提　示　　我們的節日核心是我們自己和自然的關係，通過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系統的時間安排。　　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換一個方式來思考公共時間。假日作為一種資源，不僅可以在經濟上取得效益，也會在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層面上收到效益。　　在我們的節日中有很多健康的，鼓勵著我們向前走，充實我們的生活，使我們擁有幸福感的因素。我們因為有了這些節日，因為有了這些節日裡面非常有意義的儀式性活動，生活就變得特別有情趣，我們的幸福感就變得特別實在，我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特別和諧。　　節假日改革——時間制度的轉變　　中國的節日自古以來就和時間制度聯繫在一起。我們作為中國人非常幸運，我們的生活和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民族比較起來，更加有情趣、更加有詩意。哪一個國家會在一年當中過兩次年？哪一個民族會像中國人這樣一年過兩回生日？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安排，所以我們的生活變得特別有詩意，我們整個生活的旅程也顯得特別快樂。如果與外國人的節日比較，我們會發現，國外的節日大部分是以宗教人士的紀念日作為核心的，隨意性就比較強。而我們對節日的安排，不是以個人的紀念日作為核心，我們的節日核心是我們自己和自然的關係，通過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系統的時間安排。　　三年前關於節假日的改革，實際上是100年來我們時間制度的一次極其重要的轉變。原來我們所實行的曆法通常叫做「夏曆」，是肇始於夏代的。以12個月為一個周期，正月作為新時間周期的開始。到了商代，按統治者的規定，周期提前了一個月；到了周代，起始點又提前了一個月，就是以11月的初一，作為一年之始。到了漢代恢復夏曆，特別是到了唐宋時期，這種曆法逐漸成為全國性共同奉行的時間制度。在過去我們也稱夏曆為「農曆」，或者又叫「舊曆」。　　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孫中山先生頒布《臨時大總統曆書令》，規定廢止通行了數千年的「夏曆」，實行中華民國「國曆」，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曆」或「公曆」、「陽曆」。國號變了，年號也變了，叫做「民國」多少多少年。這種變化和過去歷代皇帝改歷幾乎是一樣的。從此，按新曆法，一年是從1月1日開始的，這之後的一段時間曾經「新曆」和「舊曆」並存。在新舊並存的時間裡，春節等一些傳統節日已經不放假了。到了1928年、1929年，為了實行新曆法，有的地方居然動用行政手段在一些地方查抄賣年貨的商家。這個辦法實行之後，民族傳統節日在整個假日體系當中就逐漸失去了地位。到1949年建國以後，我們當時的政務院(現在叫國務院)，也頒布了一個制定假日的辦法，裡面只規定了春節假期，而其他的民族傳統節日仍然被忽略了。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發布了一個正式命令，說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春節以後不再放假。於是大家都抓革命、促生產，在這個時候叫過「革命的春節」，不許放假。十年動亂結束後，大家又照樣去過自己的春節了。　　春節很幸運，在我們的國家假日體系裡面仍然存在。但其它的節日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差不多100年來幾乎沒有給清明、端午、中秋這些非常重要的節日一個真正的法定假日，民眾也很少能安詳地度過這些自己非常鍾愛的傳統節日。　　說起來很有意思，包括春節在內的很多假日，雖然給了假期，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大家都知道，原來的所謂新年就是指我們的正月初一，「正月」就是新一年的開始，新的一個時間周期到來。可是後來，「新年」這個名字挪到了所謂公曆的，或者我們通常叫做陽曆的1月1日去了。春節沒有了名字之後，我們就幾乎沒有辦法去稱謂它。於是想了一個辦法，春節變成了「二等公民」，好像「節」就比「年」要小一個等份。此外，連「元旦」這個詞也被挪到1月1日去了，原來我們叫做「大正」或「正日」，又叫做「正月初一」，還叫做「元旦」，因為是一元復始，第一個早晨，所以就把它叫做「元旦」。元旦被挪到1月1日之後，正月初一已經再沒有了名稱，唯獨留下的就是除夕。當我們說除夕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明白指的是臘月三十晚上，臘月的最後一天，絕對不會放在12月31號去說這是除夕。因為對於陽曆來說，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沒有什麼「故事」，沒有事情要做，但在我們的傳統節日中就有那麼多事情要做。從臘月初八開始，我們就幾乎已經進入到「年」的準備階段，整個臘月全在忙年，忙著結束頭一年的時間周期，迎接新的時間周期。在這個時候要準備衣服，要準備吃食，要準備調整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等等，我們要做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到了過年的時候，還要把我們的祖先請回來，還要把福佑我們自己生活的諸多神仙力量彙集在一起，把他們也請回來，使我們新的時間周期能夠平安而且有成效地度過。所以臘月三十這一天晚上的稱謂仍然叫「除夕」。　　只有在2007年12月7日國家頒布了「國家法定節假日制度調整方案」之後，才能說100年來傳統節日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如果要是從1912年《臨時大總統曆書令》頒布算起至今將近100年，如果從1928年徹底廢除舊曆算起也有80多年了。在這將近100年的過程中，我們中華民族的普通百姓鍾愛自己的傳統節日，一直努力地保持著習俗傳統，這是假日體系改革最根本的原動力。如果沒有全國人民對於傳統節日的鐘愛、關注和將之傳承繼續下去的強烈願望，國家法定節假日制度的調整是不可能的。此次改革實際上是一種跨時代的舉措，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改革相比過去增加了一天的假日，也就是由原來的10天節日休假變成了現在的11天，我們全年的休假日就是52個周末加上這11天，一共是114天。當然在此之外還有一些不屬於全民節假日的特殊日子，例如各少數民族同胞的傳統節日等等。　　「國家日曆」的重新定位　　我們把整個節假日體系叫做一個國家的「國家日曆」。我們國家日曆的「節日體系」，包括民族傳統節日和我們共和國的新的節日。一個國家會以怎樣的辦法來安排自己的國家日曆呢？以「黃金周」為例，它被看做是一種資源，我們姑且叫它做「公共時間資源」。這種資源能夠創造什麼效益呢？有的人認為可以促進消費。公共時間資源就像濕手帕一樣可以擰出水來。有人擰的是消費，擰的是金錢。大家都知道節日經濟，它會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創造出了所謂「黃金周」這樣的字眼。　　同時，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換一個方式來思考公共時間。假日作為一種資源，不僅可以在經濟上取得效益，也會在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層面上收到效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否過於重視經濟層面的收益，而忽視了這些假日在社會、文化等方面可能創造的效益。我覺得，我們的公共時間資源沒有被充分利用，一部分資源被浪費了。那麼百姓在公共時間資源里又收穫了什麼呢？可以收穫家庭團結，可以改善人際關係，可以創造和諧，可　　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可以更清晰鮮明地將民族身份的標識印刻在我們心裡。　　在這個問題上，要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能夠有一個以人為本、建構和諧社會的訴求。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才出現了對於傳統節日的一種再認識。對我個人來說，這樣一個決定實際上意味著文化的重新定位。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往往把傳統當做一個沉重的包袱，以為過去的這些傳統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是緊緊把我們往後拽。而實際上它也能夠發揮前進助力的作用。文化大約是這樣一個特殊的領域，這個領域本身是傳承的，它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我們不可能沒有昨天，一下子進入到今天。所以在一片空白的平地上，我們創造一個新文化的設想是不切實際的。　　為什麼我們非要把這些傳統節日變成我們國家的法定假日呢？100年都沒有改變的這個歷史，現在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那麼到底有沒有必要這樣做呢？現在我們來看一看這些節日究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對於中國民俗來說，現在重新有一個所謂復興的苗頭，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復舊，而是要把傳統中的優秀部分拿來為文化建設服務。假定一個傳統不能為今天和明天的發展貢獻力量，那麼它對我們就是毫無價值了。同樣，什麼是歷史？歷史就是對今天和明天有意義的關於昨天的回憶，所以我們今天常常也會是這樣來看待我們自己的傳統節日。傳統節日意味著什麼？首先，意味著是我們和自己的歷史來對話，我們是一個有歷史傳統的民族，而這個歷史傳統對於我們來說是珍貴的財富，民族傳統節日同時又是調整我們互相之間關係的時刻。　　大家都知道過年，特別是在南方，有的在初二，有的在臘月三十，這樣的日子要到親人的墓前掃墓。當然我們也有另外的一些習俗，比如清明去掃墓。為什麼要在正月里去掃墓呢？就是在一個新的時間周期到來時，要請祖先一道回來同我們度過閾限(就是一個時間和另外一個時間的交接處)。因為在這個時間的交割過程中，最容易被邪惡勢力所侵染。在民俗學領域裡這個關口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比如說，一個孩子從孕育到誕生這段時間特別重要，過去這個時候是不許外人進產房的，產房門前都要掛上一個紅布條，表示對他危害的嚴重性，所以在這個時候有很多禁忌。另外再比如說成年禮，或者一個人由生到死的過程也是一種轉折，由他在現實世界的存在一直到他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中間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儀式性活動來完成這個過渡。其中特別重要的就是婚禮，婚禮是由一個普通的單人組成一個新的家庭，組成一個新的社會基層單位，在這個組成中間將會產生很多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婚禮的儀式就變得特別重要，這裡有對邪惡勢力的一種防範，有對新事物的一種追求和期盼。　　此外，傳統節日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在國外的許多唐人街，每逢過年連外國的總統們也都要到華人區拜年。我們這些華僑們就要特意地表現我們自己民族傳統的表現形式，比如舞獅、扭秧歌、踩高蹺或者旱船，為什麼？因為在這個時候，它有一種特殊的民族認同，同時對於外人來說也是一種民族身份的認知。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自己內部的和諧和對外民族身份的顯示都表現得特別清楚，同時我們在這個時候也會有一種民族的自豪感，覺得我們有一個內部標識，同時我們有一些內部的、彼此認同的儀式性的東西來聯繫著我們。　　另外，如果從文化藝術的角度來看，這是我們表現自己才智最集中的時刻，我們許多藝術表現形式幾乎都是在這個時候顯示出來的。基於以上這些節日的功能，我們為什麼不通過法定假日的方式讓它能夠由隱性變為顯性，在社會生活中間發揮效益呢？如果說過去我們一直壓抑著這種民族情感的展示，那實際上除了在我們的內部造成了缺失之外，對於整個國家生活來說也是一種遺憾，所以節假日改革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劃時代的改革，它將會在我們的社會生活、民眾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前進」的傳統　　我們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許多代表作被政府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遺產公布出來，大家十分關注，提出了用各種各樣的措施進行保護，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極大關注呢？這種關注的必要性在哪裡？剛才說到民族傳統節日的時候，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回答了類似的問題，我們的民族傳統是我們向世界作出文化貢獻的重要方面。過去我們往往會認為，文化遺產是我們歷史前進的包袱，這個包袱越來越沉重，以至於使整個民族都很難繼續向前走。到了今天我們會提出另外一個問題，這些傳統裡面有沒有可以幫助我們繼續前進的優秀因素和成分呢？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指出，要「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溫家寶總理也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民族智慧的象徵，是民族精神的結晶。」　　在我們講到節日體系時，感到其中有很多所謂信仰的東西。人類在前進過　　程中會不斷遇到很多未知領域，而當真知的陽光還沒有照到這些晦暗角落的時候，它們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意識當中可怖的存在。比如過年時為了驅鬼要放鞭炮、要貼對聯，對聯是什麼呢？過去叫桃符，桃木被理解為是有「驅鬼」效能的，我們要貼門神，門神如果是一個，有可能畫的是鍾馗，如果是兩個，有可能畫的是「神荼、鬱壘」、是「秦叔寶」和「尉遲敬德」等。為什麼要這樣貼？就是因為有一種想像中的特殊存在，而這種特殊存在會加害我們，這就要提出一個防範的辦法來。如今我們仍然還在貼對聯和門神。但在多數人的觀念里，主要強調的是喜慶的涵義。再比如說清明節。清明節最早起源於對火的崇拜，它實際上是將三個節日並在一起了，清明、寒食節、上巳節。我們的先輩就把一年切割成二十四個節氣，比如有兩分兩至: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清明就是其中的節氣之一，後來演化為清明節。　　大家都知道，中秋節和嫦娥奔月神話有關。據戰國時期的文獻《歸藏》記載，「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葯服之，遂奔月為月精」。西漢時期的著作《淮南子》也說:射日的大英雄后羿「請不死之葯於西王母，弈妻姮娥竊之，奔月……託身於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　　然而，記懷這瑰麗的神話並非是中秋節的唯一文化內涵。多義性是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有別於現代節日的重要特點之一。　　對月的崇拜是我們民族先祖敬畏自然、親近自然、把人類社會的活動和自然界及其運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具體表現。　　春天播種、秋季收穫，這是大自然的規律，也是大自然的「恩賜」。所以有祭拜土地之神的活動，所謂「社祭」，所謂「春祈、秋報」。這種在仲秋佳節喜慶豐收、對大自然感恩的活動，即使到了今天也還是對我們關愛自然、保護我們的生存環境有一定警醒意義的。　　中秋節的多義性還表現在月亮的圓滿而引申到人事的團圓上。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具有社會含義的人事團圓，包括家庭團圓、親友團圓、社群團圓、民族團圓，乃至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在內的人事團圓，在今天彷彿已經上升成為中秋節的核心內涵了。　　通過中秋節的實例，我們還看到，有關節日的「解說」和內涵並非一日生成完備，而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逐漸積累、逐漸演化、逐漸豐富而呈現為今日的狀態，今後也還會不斷發展。上個世紀出土的漢代帛畫上，月亮當中還繪有「蟾蜍」的形象。唐宋以來再說月亮，則常常以「玉兔」代之。玉兔作為掌管長壽和仙藥的大神西王母的侍從，以不斷「搗葯」的形象出現，當在「常理」之中。它之出現在月宮當中，以及吳剛之現身於月宮等等，似乎有些語焉不詳，而且彼此間似無聯繫，誰知道是不是有一天會被民眾的智慧和口碑編纂成為一個體系性的故事呢？當我們把中秋節放在整個民族傳統節日的體系當中來深入思考和細細品味它的意義和價值、來體驗它給予我們的歡愉的心緒和快樂的情感時，我們不是會深切地感到生活是幸福的，世界是美好的嗎！我們不是會增添創造和奮進的激情和力量嗎？　　在我們的節日中有很多健康的，鼓勵著我們向前走，充實我們的生活，使我們擁有幸福感的因素。我們因為有了這些節日，因為有了這些節日裡面非常有意義的儀式性活動，生活就變得特別有情趣，我們的幸福感就變得特別實在，我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特別和諧，這對於整個社會生活來說是有好處的。像這樣的一些傳統節日和像這樣的一些在節日傳統之間所實行的儀式，應該傳承下來，讓它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這次我們將傳統節日制定為法定假日實際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我們重新認識傳統的一個新契機。我個人覺得這件事是一個代表性的標識，說明我們今後會在社會建設當中發揮傳統所特有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間，我覺得有兩點要特別關注:一點是，這些優秀的傳統可以成為我們建設新文化的助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這是我們接受外來文化所取得的新認識，就是當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不僅僅是為了張揚民族文化，不僅僅是來增加民族前進的動力，我們更會有一種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同時我們在保護文化遺產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為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當世界已經變成地球村的時候，我們任何一個民族所做出的任何一件有益的事情都變成了對人類的一種貢獻。無論任何一個民族，當它傷害了自己文化，實際上也是對人類文化的一個傷害。大家都知道，在巴米揚大佛被摧毀的時候，全人類都感到惋惜，因為那是人類的一項傑出的藝術創造。所以當我們在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時，實際上也是在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發展作貢獻。過去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學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他的女兒問他最喜歡的格言是什麼？他說:「為人類而工作。」我覺得這句話或許在今天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前些時候，中國民俗學會接待美國民俗學會的會長，他同時也做過柯林頓的文化顧問。這個文化顧問可不像現在我們所謂的文化顧問，美國因為沒有文化部，所以他一個人就等於是美國文化部。我問他，美國為什麼沒有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他回答說，「美國特別容易把許多它喜歡的事情誇得天花亂墜，對它不喜歡的事情往往會妖魔化、魔鬼化，把它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強勢的國家常常會帶來強勢的文化，而在強勢文化不斷地向世界推行的同時，就會形成一種時尚，時尚被大家追逐，時間久了就會影響甚至完全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所以，在進行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過程中，在發揚我們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的時候，都是實實在在地在為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發展作著相應的貢獻。　　我想回過頭來說這樣一句話，我們這一代人有我們自己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和必須肩負的歷史承擔，我們應該把祖先留給我們的優良傳統從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傳遞給我們的後代，讓我們在建設新文化的過程中有更多的貢獻，有更多的精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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