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概念的分立與統一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 2011年第1期實踐概念的分立與統一周東啟[摘　要]　　馬克思認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是對「至善」追求中的道德行動。康德又把實踐的概念分立為兩種,一是建立在自然概念上的技術性的實踐活動,一是建立在自由概念上的道德性的實踐活動,這些都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相去甚遠。馬克思實踐概念的統一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其中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關於實踐外延的擴大常為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視。馬克思實踐概念的統一是一次歷史的綜合,是把宗教的理解顛倒了過來,置於人的本質力量的基礎之上。只有深入地、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才能深刻理解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意義。[關鍵詞]　　實踐　分立　道德　新教倫理　天職觀　　目前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實踐概念與哲學史上各個時期的實踐概念有很大不同,可見實踐概念有著一個演變的歷程。實踐概念的哲學發展經歷了從分立到統一和再分立、再統一的過程,只有充分了解這一過程,才能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統一的實踐概念。一在哲學上系統地闡述實踐概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是始於他在倫理學中對人的活動性質的說明。亞里士多德認為,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實踐是人生命活動的行為方式,實踐的生命活動明確了人的本質屬性,這裡有反思人類行為的含義。人的生命屬性的實踐活動,在完全的意義上包含三個方面,即理論沉思活動、技藝製作活動和實踐的活動。「理論」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時又譯為科學,是指理智把握事物的真實或確定性的活動方式,它所產生的結果是知識。技藝是指以可製作的事物為題材,其目的在於活動的結果。生命屬性的實踐概念是對實踐概念的廣義理解。在三者之中,理論的沉思活動最高,實踐的活動最重要,人的實踐活動本質上是由於實踐理性的參與才呈現了更為積極的狀態。實踐的狹義理解是指人對至善的追求活動,是人的一種理智客觀的道德行為方式,它真正構成了亞里士多德哲學意義上的實踐概念。①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幸福不是我們通常所想像的各種願望的滿足,因為幸福本身就是自足的、無所短缺的,是以其自身而被選擇的行為,這是一種合乎德行的行為。②使人獲得這種生活,這是政治學的任務。人應在社會活動中體現出自身的公民意識,使每位公民都彼此生活在良好的社會組織中,促進每一公民的福利,同時也獲得自身的善,以達到城邦的善。實現這一點,需要一種道德的、正確的政制,這是政治學從事的工作;研究人的道德習慣,促進他對至善的追求,使自身的善與城邦的善相得益彰,這是倫理學應從事的工作。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實踐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動,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實踐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動,實踐理性主導著人的實踐生命活動。人的本質、人的生生之德是人的道德意志的根據,同時也是人的道德意志自律的根據。實踐理性的生命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展開。追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我們不難看出他的實踐概念是分立的。他所說的實踐只是一種社會道德的建構活動,人的其他社會活動如科學活動等並沒有被置於實踐範疇之中,至於社會物質生產活動,亞里士多德就更不屑一顧了,那是屬於奴隸的勞作,奴隸不是城邦中的公民,不包含在亞里士多德所考察的人的概念之下。亞里士多德沒有也不可能把人的全部社會生活統一在實踐的範疇中。但在亞里士多德所建構的實踐概念中,所包含的道德內核被後來的絕大多數哲學家所繼承,違背道德的活動、非人道的活動決不能稱之為實踐,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中也是不言而喻的。154二實踐的概念在中世紀末和近代社會最初期的宗教改革中發生了一種結構性的改變。在中世紀的天主教中,經院哲學盛行。經院哲學把古希臘的科學與哲學都天衣無縫地結合到宗教神學之中,所以這時人們對實踐的理解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把實踐僅僅理解為對「至善」追求中的道德行動,人們專心修持,獲得上帝最後的救贖和解脫。人們一般相信,一切不道德的起源都來自物質的慾望和享受。天主教自詡為道德的奠基者和護衛者,對上帝的追求是至善、至真、至美的終極理想,由此,中世紀人們正常的世俗社會生活常常受到貶損,正常的社會活動如生產活動、經濟活動和科學活動等都不能被理解為實踐。宗教改革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踐概念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這主要是源於新教倫理的社會化效應。1517年,德國的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向正統的天主教倫理觀念宣戰,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隨著宗教改革向全社會的展開,終於演變成一場漸進的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馬丁·路德認為,人必須用理智的思考,根據《聖經》作出自己的判斷,不必聽從任何人的訓令,人人都是牧師,都是自由的主人公。這是向教皇所代表的政治權威和精神權威提出的挑戰,是一次驚天動地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自由成了人的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在西方,宗教的支配力量被直接加到全體社會成員身上,而且要求成員高度服從。在新教倫理中,對教徒有著更加嚴格的社會道德規範的要求,確立了比以往天主教更為嚴謹的倫理原則。正如馬克思所說:「他(指馬丁·路德)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鎖鏈。」③新教倫理原則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肯定宗教的職責是做「有益的事情」,在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刻苦勤奮是必要的,「正是上帝召喚你去勞動」,為信仰而勞動是一種「天職」,是最高的善,由此而形成了路德的「天職觀」。「職業」一詞德語為「Beruf」,詞本身就包含有宗教的含義,可以理解為上帝所交付的使命或任務,是源於馬丁·路德對《聖經》的德語翻譯。這包含有兩重含義,其一是「蒙召」,承蒙上帝的召喚,為了一種神聖的救贖;其二是指某種身份的確定,是由上帝指定的身份,譬如身為農民、教師、商人、甚至奴隸等等,都應安於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以顯上帝的榮耀。這就是說,每個人的工作都是承蒙上帝的召喚,去從事世俗的社會活動而獲取一種安定的職業,並且堅守崗位,努力工作,呈現出高度的責任感,意識到這是上帝賦予你的「天職」,這才是對上帝最真誠的信仰與追求,才能獲取上帝神聖的救贖。④這種「天職觀」把人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宗教化了。這樣一來,在認識論上帶來了一種社會效應,給實踐概念帶來了一種結構上的改變,實踐概念的外延被放大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實踐概念就被理解為對「至善」的追求。完成上帝賦予你的「天職」當然被看做是一種最高的至善追求,不言而喻,也是一種高尚的實踐活動。新教倫理把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都「天職化」了,人的社會生活在宗教的形式下獲得了尊嚴,被確立為一種真正的實踐活動。在宗教的氛圍中,實踐的概念被統一起來,實踐統一於人的「天職」,實際上是統一於人的社會生活。馬丁·路德用「天職觀」填平了僧侶和俗人之間的鴻溝,把「天職觀」下社會生活的實現作為人的本質,所以對人提出了更高的社會倫理原則。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實踐概念依舊保存了道德的內核,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宗教改革以來所確立的這一基本原則後來發展成為近代市民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實踐的統一概念最早的萌芽形式是出現在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之中。三康德是從哲學及其學科分類的角度來談實踐概念的,然後又通過對實踐概念的辨析為哲學的分類確定依據。康德正是在對哲學作出這兩種分類和劃分之中提出了兩種分立的實踐概念的理論。康德指出:「如果規定因果關係的概念是一個自然的概念,那麼這些原理就是技術地實踐的;如果它是一個自由的概念,那麼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實踐的。又因為理性科學的分類完全是基於對象之間的奇異性,對於這種奇異性的認識是需要不同的原理的,所以前者屬於理論哲學(作為自然的理論),後者就完全單獨成為第二部分,即(作為道德理論的)實踐哲學。」⑤在這裡,康德把實踐概念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在自然諸概念基礎之上的受因果關係支配的技術性的實踐概念;另一種則是建立在自由觀念基礎之上的受人的善良意志支配的道德性的實踐概念。以技術的實踐概念為起點,展開的是理論哲學,是通過知性範疇在物質自然界所顯現的現象中展開的,實質上是揭示了建構自然規律的機制,即理性為自然立法的的機制;以道德性的實踐概念為起點展開的是實踐哲學,這是人類理性的另一種類型,即「實踐理性」,關涉到自由概念的實踐理性是涉及人與人的關係,人是通過建立倫理規範來追求並實現自身的自由意志。實踐理性是指道德追求的理智性,並進一步揭示這種道德行為的合理性是如何可能的。實踐理性告訴你怎麼做,這是一種自由的實踐行動;思辨理性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是通過自己的認識活動和技術行為去把握和利用自然的必然性。⑥我們可以把康德的實踐概念理解為一種建構行為,用康德的術語可以稱之為「立法」,自然諸概念中的立法,即知性為自然立法,這見之於理論;自由觀念中的立法,是對善的追求,見之於行動,是為道德行為立法。從宗教改革到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完成,其間經歷了270多年,在這期間,科學活動的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英國。17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深深紮根於新教倫理之中,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引導著人們對科學的追求,新教倫理要求人們去理解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證明「上帝與我同在」。科學實驗活動直接的認識論功能是揭示自然的奧秘;新教倫理又賦予科學實驗活動一種宗教功能,那就是通過研究自然去讚頌上帝,而且這是最高的道德。這樣一來,科學實驗活動理所當然地被看作一種具有道德追求的實踐,科學實踐的概念通過新教倫理進入人們的視野。⑦康德在當時也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並沒有按照他的關於「思辨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嚴格區分來考察人的社會活動。當時,人們不但把與自由相關的倫理、政治方面的活動稱為實踐,而且把利用自然規律改變和控制外部自然界的活動稱為實踐,這是二百多年來的宗教倫理使然,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實踐概念。⑧康德不得不屈就於這樣的事實,分立出兩個不同的實踐概念,他寫道:「迄今為止,應用這些術語來對待不同原理的分類並和他們一起來對待哲學的分類時,盛行著一種大大的誤用,即人們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實踐和按照道德概念的實踐混淆不分……。」⑨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哲學家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不會按照哲學家清晰的概念來闡釋人的活動,那時的大多數人已把現象界內的科學活動也稱為實踐了。康德欲為人類未來哲學正名,不得不分立出兩種不同意義上的實踐活動:一種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實踐」即「技術性的實踐」;另一種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實踐」即道德性的實踐。康德在一定意義上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只把道德性的實踐活動看作是真正的實踐活動,而技術性的實踐活動必須遵循道德實踐性活動的規範,實踐理性高於理論理性,道德高於知識。康德寫道:「在純粹思辨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連接成一個認識時……實踐理性就佔據了優先的地位……但是,我們根本不能向純粹理性提出這樣過分的要求: (使純粹理性)隸屬於思辨理性,因而顛倒次序,因為一切關切歸根到底都是實踐的,甚至思辨理性的關切也僅僅是有條件的,只有在實踐的應用中才是完整的。」○10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自然科學必須受到人文精神的引導和規範,科學精神應與人文精神結合起來。不應該用自然科學去規範道德,而應該用道德去規範知識,道德高於知識。如果說「知識就是力量」,那麼這種力量有時是一種可怕的力量,知識的道德應用才是一種真正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力量,科學只有在以人為目的的道德應用中才能展示出自身完滿的價值。這也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歷史淵源之一。四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是統一的,他將實踐的概念置於人的現實的物質生活基礎之上,由此確立了實踐的唯物主義,是哲學史上一次偉大的綜合,既承襲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優良傳統,又有所超越。亞里士多德強調實踐是對至善的追求,而至善是實現人的幸福,是使每位公民都生活在良好的城邦之中。康德強調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要求人通過建立倫理規範來追求並實現自身的自由。馬克思指明了人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裡首要的出發點是人的社會物質生活。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倫理在宗教信仰的視野之內將實踐概念統一起來,統一於上帝,統一於上帝所賦予的「天職」。費爾巴哈看到了這一點並指出:「這個上帝人化的宗教方式或實踐方式,就是新教。只有作為人的上帝,或人性的上帝,亦即基督,才是新教的上帝……新教不再是神學,它在實質上只是基督教義,亦即宗教的人本學。」○11馬克思站在費爾巴哈的肩膀上,綜合了康德的思想,把宗教理解的統一的實踐概念顛倒了過來並置於人的現實社會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確立了統一的實踐概念,把人從神秘的基督教「天職」中解放了出來,置於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予以考察,指明了「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強調「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12這裡既包含了哲學史上傳統實踐概念的合理內核,又彰顯了現實的主體及其對象的雙向作用,即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156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 2011年第1期二實踐的概念在中世紀末和近代社會最初期的宗教改革中發生了一種結構性的改變。在中世紀的天主教中,經院哲學盛行。經院哲學把古希臘的科學與哲學都天衣無縫地結合到宗教神學之中,所以這時人們對實踐的理解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把實踐僅僅理解為對「至善」追求中的道德行動,人們專心修持,獲得上帝最後的救贖和解脫。人們一般相信,一切不道德的起源都來自物質的慾望和享受。天主教自詡為道德的奠基者和護衛者,對上帝的追求是至善、至真、至美的終極理想,由此,中世紀人們正常的世俗社會生活常常受到貶損,正常的社會活動如生產活動、經濟活動和科學活動等都不能被理解為實踐。宗教改革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踐概念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這主要是源於新教倫理的社會化效應。1517年,德國的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向正統的天主教倫理觀念宣戰,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隨著宗教改革向全社會的展開,終於演變成一場漸進的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馬丁·路德認為,人必須用理智的思考,根據《聖經》作出自己的判斷,不必聽從任何人的訓令,人人都是牧師,都是自由的主人公。這是向教皇所代表的政治權威和精神權威提出的挑戰,是一次驚天動地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自由成了人的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在西方,宗教的支配力量被直接加到全體社會成員身上,而且要求成員高度服從。在新教倫理中,對教徒有著更加嚴格的社會道德規範的要求,確立了比以往天主教更為嚴謹的倫理原則。正如馬克思所說:「他(指馬丁·路德)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鎖鏈。」③新教倫理原則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肯定宗教的職責是做「有益的事情」,在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刻苦勤奮是必要的,「正是上帝召喚你去勞動」,為信仰而勞動是一種「天職」,是最高的善,由此而形成了路德的「天職觀」。「職業」一詞德語為「Beruf」,詞本身就包含有宗教的含義,可以理解為上帝所交付的使命或任務,是源於馬丁·路德對《聖經》的德語翻譯。這包含有兩重含義,其一是「蒙召」,承蒙上帝的召喚,為了一種神聖的救贖;其二是指某種身份的確定,是由上帝指定的身份,譬如身為農民、教師、商人、甚至奴隸等等,都應安於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以顯上帝的榮耀。這就是說,每個人的工作都是承蒙上帝的召喚,去從事世俗的社會活動而獲取一種安定的職業,並且堅守崗位,努力工作,呈現出高度的責任感,意識到這是上帝賦予你的「天職」,這才是對上帝最真誠的信仰與追求,才能獲取上帝神聖的救贖。④這種「天職觀」把人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宗教化了。這樣一來,在認識論上帶來了一種社會效應,給實踐概念帶來了一種結構上的改變,實踐概念的外延被放大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實踐概念就被理解為對「至善」的追求。完成上帝賦予你的「天職」當然被看做是一種最高的至善追求,不言而喻,也是一種高尚的實踐活動。新教倫理把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都「天職化」了,人的社會生活在宗教的形式下獲得了尊嚴,被確立為一種真正的實踐活動。在宗教的氛圍中,實踐的概念被統一起來,實踐統一於人的「天職」,實際上是統一於人的社會生活。馬丁·路德用「天職觀」填平了僧侶和俗人之間的鴻溝,把「天職觀」下社會生活的實現作為人的本質,所以對人提出了更高的社會倫理原則。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實踐概念依舊保存了道德的內核,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宗教改革以來所確立的這一基本原則後來發展成為近代市民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實踐的統一概念最早的萌芽形式是出現在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之中。三康德是從哲學及其學科分類的角度來談實踐概念的,然後又通過對實踐概念的辨析為哲學的分類確定依據。康德正是在對哲學作出這兩種分類和劃分之中提出了兩種分立的實踐概念的理論。康德指出:「如果規定因果關係的概念是一個自然的概念,那麼這些原理就是技術地實踐的;如果它是一個自由的概念,那麼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實踐的。又因為理性科學的分類完全是基於對象之間的奇異性,對於這種奇異性的認識是需要不同的原理的,所以前者屬於理論哲學(作為自然的理論),後者就完全單獨成為第二部分,即(作為道德理論的)實踐哲學。」⑤在這裡,康德把實踐概念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在自然諸概念基礎之上的受因果關係支配的技術性的實踐概念;另一種則是建立在自由觀念基礎之上的受人的善良意志支配的道德性的實踐概念。以技術的實踐概念為起點,展開的是理論哲學,是通過知性範疇在物質自然界所顯現的現象中展開的,實質上是揭示了建構自然規律的機制,即理性為自然155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實踐概念的分立與統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 2011年第1期實踐概念的分立與統一周東啟[摘　要]　　馬克思認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是對「至善」追求中的道德行動。康德又把實踐的概念分立為兩種,一是建立在自然概念上的技術性的實踐活動,一是建立在自由概念上的道德性的實踐活動,這些都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相去甚遠。馬克思實踐概念的統一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其中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關於實踐外延的擴大常為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視。馬克思實踐概念的統一是一次歷史的綜合,是把宗教的理解顛倒了過來,置於人的本質力量的基礎之上。只有深入地、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才能深刻理解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意義。[關鍵詞]　　實踐　分立　道德　新教倫理　天職觀　　目前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實踐概念與哲學史上各個時期的實踐概念有很大不同,可見實踐概念有著一個演變的歷程。實踐概念的哲學發展經歷了從分立到統一和再分立、再統一的過程,只有充分了解這一過程,才能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統一的實踐概念。一在哲學上系統地闡述實踐概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是始於他在倫理學中對人的活動性質的說明。亞里士多德認為,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實踐是人生命活動的行為方式,實踐的生命活動明確了人的本質屬性,這裡有反思人類行為的含義。人的生命屬性的實踐活動,在完全的意義上包含三個方面,即理論沉思活動、技藝製作活動和實踐的活動。「理論」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時又譯為科學,是指理智把握事物的真實或確定性的活動方式,它所產生的結果是知識。技藝是指以可製作的事物為題材,其目的在於活動的結果。生命屬性的實踐概念是對實踐概念的廣義理解。在三者之中,理論的沉思活動最高,實踐的活動最重要,人的實踐活動本質上是由於實踐理性的參與才呈現了更為積極的狀態。實踐的狹義理解是指人對至善的追求活動,是人的一種理智客觀的道德行為方式,它真正構成了亞里士多德哲學意義上的實踐概念。①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幸福不是我們通常所想像的各種願望的滿足,因為幸福本身就是自足的、無所短缺的,是以其自身而被選擇的行為,這是一種合乎德行的行為。②使人獲得這種生活,這是政治學的任務。人應在社會活動中體現出自身的公民意識,使每位公民都彼此生活在良好的社會組織中,促進每一公民的福利,同時也獲得自身的善,以達到城邦的善。實現這一點,需要一種道德的、正確的政制,這是政治學從事的工作;研究人的道德習慣,促進他對至善的追求,使自身的善與城邦的善相得益彰,這是倫理學應從事的工作。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實踐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動,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實踐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動,實踐理性主導著人的實踐生命活動。人的本質、人的生生之德是人的道德意志的根據,同時也是人的道德意志自律的根據。實踐理性的生命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展開。追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概念,我們不難看出他的實踐概念是分立的。他所說的實踐只是一種社會道德的建構活動,人的其他社會活動如科學活動等並沒有被置於實踐範疇之中,至於社會物質生產活動,亞里士多德就更不屑一顧了,那是屬於奴隸的勞作,奴隸不是城邦中的公民,不包含在亞里士多德所考察的人的概念之下。亞里士多德沒有也不可能把人的全部社會生活統一在實踐的範疇中。但在亞里士多德所建構的實踐概念中,所包含的道德內核被後來的絕大多數哲學家所繼承,違背道德的活動、非人道的活動決不能稱之為實踐,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中也是不言而喻的。154動的一致性,實踐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現。馬克思實踐概念與亞里士多德和康德最大的不同是強調了科學活動的實踐性。科學實驗現在一般被稱為科學實踐活動。近代科學是建立在兩大成就基礎之上的,即理性的傳統和經驗的傳統。理性的傳統是用概念對現實實在進行涵蓋和包容,建立起一個邏輯命題的體系,是屬於知識的建構;經驗的傳統是通過系統的實驗確立自然界的因果規律性,二者相輔相成,促進了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古代的學者們過分強調了理性的傳統,而對物質操作性的觀察和實驗不屑一顧,認為那最多也只是技藝、技術方面的「製作」,所以,古代不把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置於實踐的範疇。康德也沒有把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理解為人的實踐,而是把實踐僅僅理解為道德追求的行為方式,是人的自由意志在道德領域的展開,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公開展示。馬克思把科學活動理解為人的實踐活動,同樣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示,恩格斯更簡潔地指出:「實踐,即實驗和工業。」○13康德把自然的概念與自由的概念對立起來,認為自然科學是建立在具有因果關係的自然概念上的,而道德的實踐是建立在自由概念上的。馬克思在涉及到這一問題時這樣寫道:「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藉助於人的實踐的力量,才是可能的……自然科學展開了大規模的活動並且佔有了不斷增多的材料。而哲學對自然科學始終是疏遠的,正像自然科學對哲學也始終是疏遠的一樣……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係。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展示,那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14馬克思在這裡論述了實踐概念統一的理論基礎,它們統一於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生活基礎。實踐概念中包含有道德的內核,實踐是對至善的追求,這在馬克思那裡並沒有被削弱,而是被強化了。當我們說實踐是人類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時,就是指發展生產力,使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為人的解放做準備正是對這種「至善」的追求,它構成了對以往實踐概念的超越。在康德那裡,自由的概念與自然的概念是對立的,其實也表現為人和自然的對立;在馬克思這裡,自由的概念與自然的概念被統一起來。在人類現實具體的社會歷史形成發展中生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馬克思對此曾做過具體的說明:「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自然界的社會現實和人的自然科學或關於人的自然科學,是同一個說法。」○15與此同時馬克思也告誡我們,由於資本主義對人的本質的泯滅,科學技術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的同時,也使非人化得到了充分發展,使科學、技術和工業都出現了異化的形式。這就是說,科學實踐必須有人文精神的道德規範,實踐必須有合理的道德內核,這是西方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馬克思正是在彰顯這一傳統的同時表述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範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16這是馬克思統一的實踐概念的基礎,也是我們當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的理論基礎。注釋:①[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7頁。②《亞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頁。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61頁。④參見[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章。⑤⑨[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9、8、10頁。⑥⑧俞吾金:《從康德到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學沉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2007版第266—268頁。⑦參見[美]默頓:《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157頁。○10[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33頁。○11[德]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22頁。○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55—56頁。○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221頁。○14○15○1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90、81頁。(本文是黑龍江省社科基金項目「拷問理論」的成果,項目編號: 08B016。)(作者:溫州大學城市學院馬克思主義教研室教授)(責任編輯:陳喜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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