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人平等？與50年前比，上層階級特權更多，窮孩子更沒出路

　　本文轉載自《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1期，原題為《「機會平等」鴻溝與共同體的瓦解》，推送標題為雅理小編所加。《中國政治學》是由人大國際關係學院主辦的政治學學術集刊，立足於中國本位，放眼世界政治，倡議從比較文明的視野出發，貫通規範研究和經驗研究，引領和提升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本文作者魏南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政治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比較政治學和美國社會問題。感謝作者授權「雅理讀書」轉載本文。若您有所收穫，歡迎關注本公眾號。

　　「機會平等」鴻溝與共同體的瓦解

　　魏南枝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美國立國的根本信念，這種平等並非結果平等、而是機會平等。「在機會平等之下、人人皆可通過自我奮鬥而獲得成功，追求個人自由和物質財富」，這是美國夢的靈魂；也是時至今日，處於政治極化、貧富懸殊、社會撕裂和文化對立等多重矛盾之中的美國人仍持有的普遍共識。然而，當機會平等的現實土壤日益流失，上述信念是否還能夠繼續發揮讓美國成其為美國的共識作用？

　　繼《手拉手：西方七國峰會》、《獨自打保齡：美國社會資本的衰減》、《使民主運轉起來》等著作之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的新著《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回答。他和他的團隊通過調研美國各地107位年輕人及其家庭的故事，從具體的案例和嚴謹的數據入手，就家庭結構、父母教育方式、學校教育和鄰里社區等幾個方面展現了貧富階級之間的「剪刀差」、揭示了美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益擴大的機會平等鴻溝。

　　Robert D. Putnam

　　他的研究不僅從收入、財富和社會資本等多個維度打破了美國「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幻象、揭示了「我們的孩子」正處於「生而不平等」之中的客觀事實，證明美國人對「機會平等」的信仰正在逐漸失去其現實基礎；更重要的是，他發現個人主義無限度的盛行破壞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群關係，深陷社會分化和階級固化之中的美國社會共同體正在趨於瓦解，隨著「我們的孩子」因日益森嚴的階級隔離裂變為一家一戶的子女，日益贏者通吃和兩極分化的美國社會正在「走向兩個美國」。本書中文版《我們的孩子》由田雷和宋昕翻譯，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

　　如帕特南所言，在美國文化中，「社會階級」向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模糊語詞。長期以來，美國歷史和政治敘述中的核心矛盾是種族矛盾，這有利於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領域的矛盾轉嫁到種族層面，避免採用階級視角來解釋美國的各類矛盾。但是，本書旨在帶領讀者從階級角度來審視為何作者「記憶中的故土已然消逝」這一命題，提供了對「美國夢的危機」的實證解讀與獨到見解。

　　由於作者選取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社會不平等性作為其研究對象，並且主要著墨於分析無處不在的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階級固化與階級隔離現象，沒有深入探討美國機會平等是否當然是美國人的共識並且具有普遍性權利的性質、當前美國社會不平等性加劇背後的政治與經濟根源等問題，所以他所提出的「路在何方」的一些解決路徑在現有美國政治格局下難於實現，似乎有隔靴搔癢之嫌。

　　羅伯特·帕特南 著，2017,《我們的孩子》（雅理譯叢）, 田雷、宋昕 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我們的孩子》所揭示的機會不平等與美國孩子的「兩極化」未來，與近期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囤積美國夢》（Dream Hoarders）所揭露的美國中上階層採用各種形式的「囤積機遇」現象有相得益彰之感，它們從不同側面呼籲：各種形式的不平等或許不可避免，但是，無限度的機會不平等必然減弱美國經濟與社會的競爭性與發展活力、降低美國民主政體的正當性，也極有可能從「贏者通吃」格局滑向分裂加劇之後的「多輸」格局。

　　機會平等：權利還是特權？

　　「在美國，每個人都應當有獲得成功的平等機會」，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同意的原則。儘管帕特南認為自美利堅民族誕生那一刻起美國人始終關注機會平等和社會流動問題，但對這兩個問題的關注並不意味著歷史上和今天所有在美國土地上生活的各個種族的人們都當然地享有機會平等的可能。

　　美利堅這塊土地自殖民地時期就充滿了種族之間和宗教之間的不寬容和歧視。雖然目前歐洲裔白人仍佔美國總人口的半數，但美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經歷「從幾乎是白色嬰兒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國家的轉型」。即使歐洲裔白人內部也存在英裔、德裔、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等的區分，其中愛爾蘭人、義大利人、（東歐）猶太人等都曾經遭遇多種形式的歧視與排斥；更何況還有亞裔、非洲裔、拉美裔等有色人種所受到的各種制度性歧視，例如美國立國之初憲法的五分之三條款、南北戰爭之後的「黑人法典」、19世紀末頒布的《排華法案》等。

　　托馬斯·索威爾在他的《美國種族簡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詳細介紹了美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移民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及其為爭取平等權利所進行的鬥爭，他認為，多元化並非美國人一開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慘重犧牲迫使他們彼此相安共處的結果。因此，美利堅民族是一個由複雜種族和個人所組成的複雜集合體，使其成為多樣性和整體性的混合，也使得對美國的國家認同是美國文化所涵蓋的各種亞文化群體之間持續相互衝撞、協商與妥協的結果。

　　這種多元化與多樣性體現在文化層面，如科林·伍達德在其《美國民族：北美十一個競爭區域文化的歷史》(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Eleven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所分析的，美國的文化構成可以分為從政治到社會價值觀等各方面存在差異性和競爭性的11個區域：就各區域的歷史淵源而言，其中東北部地區的「揚基國」（Yankeedom）的移民主要為18世紀前後從英國遷來的清教徒，以構建一個「純凈的基督教樂土」為由大量屠殺印第安人；而同期東部馬里蘭、弗吉尼亞地區的「沿海區」（Tidewater）的移民主要是英國的流亡貴族，南部地區的「南方腹地」（DeepSouth）的移民主要是為擴大土地和生產而從西印度群島遷來的英國奴隸主，因此這兩個地區發展以非洲奴隸為支柱的種植業。美國建國之前就存在的內部區域文化差異，既是後來南北戰爭爆發和今天美國政治版圖「紅美國」和「藍美國」對決的重要原因，也充分說明：一方面，機會平等信條最開始並不為所有早期歐洲裔殖民者所認同；另一方面，追求機會平等是屬於歐洲裔白人的特權，當時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隸並沒有信奉機會平等的資格。

　　那麼，如何將交匯在此的各種文化進行融合以形成對美利堅民族和美利堅合眾國的認同，使其具有整體性？帕特南認為源自於「揚基精神」的機會平等信念發揮了這種作用，無論是美國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的歷史特殊性、美國大眾民主的興起、美國數次宗教大覺醒運動，還是美國獨有的自然與地理優勢，例如廣袤的邊疆地帶、豐富的自然資源、北美大陸兩側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等，都給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以實現創業夢想的現實可能性，也使得美國的立國信念、或者認同政治具有深刻而多元的社會基礎。

　　然而，帕特南的判斷並沒有考慮到邁克爾·曼在其《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一書中的觀點。曼認為謀殺性種族清洗往往是現代民族民主國家(nationalistdemocratic state)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結果，例如托馬斯·傑斐遜（被視為啟蒙理性的化身）和西奧多·羅斯福兩位美國總統都認為對印第安人的根除是有益或正當的。現代性核心的衝突創生了民主化的陰暗面，而這種衝突在美國建國早期歷史上具體體現為，一方面在理想層面要求不同種族對以機會平等為代表的美國立國信念具有同質性和統一性的認同，另一方面在實踐層面將「人民主權」或「公民資格」僅限於在種族上具有相對同質性的歐洲裔白人男性，而對異質種族的人則採用種族清洗或各種排斥性制度安排。所以，在強制推動對機會平等信條等的認同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美利堅民族的同時，也在撕裂著原住民、非洲奴隸和異質性種族移民所具有的舊群體和固有文化特質。

　　曼的分析破除了美國現代民族民主國家的神話，今天美國相對自由、寬容和平等的社會，特別是多元文化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成為新的政治正確，都是以美國民主的這段陰暗歷史為前提。並且，這段歷史並未真正成為歷史，雖然種族清洗早已消失、奴隸制已經廢除、制度性的種族隔離不再繼續，但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對「美國人民」的同質性與多元化兩種訴求的矛盾等始終存在，也使得上述「機會平等」信條這層面紗無力有效掩蓋住上述各種矛盾。

　　社會學研究表明，美國不同族裔的兒童在學業表現上有較大區別

　　一旦面臨經濟和社會危機同時出現、政治國家無力有效解決上述危機，這段歷史和各種矛盾所積累的重大歷史積怨，就會成為各種衝突加劇的「火山口」，也是為何帕特南所焦慮的「我們的孩子」正在面臨壁壘越來越森嚴的階級隔離的深刻歷史性原因所在：歐洲裔白人、特別是英裔白人，在美國長期是一個特權階級，他們通過使用種族清洗、奴隸制、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等工具來對由其他種族所構成的非特權階級行使其特權；後來逐漸演化為美國白人相對於有色人種所具有的特權等。表面上看來是種族問題，實質上是以種族為區隔標籤的階級問題，只不過，到了帕特南所分析的21世紀的美國，這種區隔標籤從以種族為主變為了以收入、財富和社會資本等衡量的社會階級為主，同一階級內的種族差距在縮小，而同一種族內的階級差距卻在擴大。

　　那麼，為什麼帕特南會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俄亥俄州柯林頓港是一個充滿機會平等的市鎮？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發生於期間的經濟大蕭條將鍍金時代所形成的經濟金字塔夷為平地，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大發戰爭財並迅速走向全面經濟蘇復，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建設等使得1945-1975年間的美國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機會平等。如帕特南所說，柯林頓港位於傳統工業區俄亥俄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柯林頓港經濟繁榮，是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當時美國的實體經濟提供了豐富穩定的長期勞動合同的就業機會、並且工會組織有力，湧現了大量過上中產生活的工人階級。在那個時代，製造業是美國中產階級賴以生存的根基，20世紀60年代製造業吸納了28%的美國工人。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與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相比，其富裕程度最高、經濟安全感最強，因此社區共同體發展良好，不同種族的青少年大都得以享有寬廣和深厚的社區支持。

　　這一建立在相對社會平等性之上的經濟繁榮周期，不僅給白人工人階級、也給以黑人為代表的有色人種向上流動提供了機會，例如帕特南的兩個黑人同學，傑西和謝麗爾，儘管深受種族主義的困擾，仍然相對輕鬆地取得了他們人生的成功。此外，民權運動等從制度上提升了以黑人為代表的有色人種的政治地位，使得以聯邦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等為代表的一部分有色人種開始躋身於社會高層，改變了美國建國以來以種族為區隔標籤的歷史。而帕特南和他的同學們就是在這個社會平等周期中度過童年和青壯年，成長於當時絕對與相對社會流動性都取得超凡表現的樂土——20世紀50年代的柯林頓港。但是好景不長，這一社會平等周期結束於20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區隔標籤變化所產生的各種效應隨著貧富懸殊的擴大而日益凸顯。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區隔標籤的變化？因為在長達一百多年時間裡，遭遇各種排斥或歧視的人們使用美國的立國信念，即機會平等信條來進行公民權抗爭；並且，這種追求平等公民身份的社會運動與美國的政黨政治結合在了一起，就轉化為巨大的政治力量。也因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客觀上需要有移民的進入，在美國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的排斥性或歧視性的制度，不利於有色人種和部分歐洲白人移民（主要指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迅速融入美國主流文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鏈條之中。從鍍金時代、進步時代、兩次世界大戰直到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隨著覆蓋各種族的公民普選權的實現，隨著持續近60年的平等化趨勢在20世紀70年代的逆轉，這個區隔標籤自然而然發生了變化。

　　然而，這種改變不意味著種族區隔的結束。民權運動至今，雖然相對於20世紀50年代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美國的種族和性別歧視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領域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如帕特南所發現的，孩子們的階級出身（classorigins）所產生的機會不平等已經超越種族和性別因素。20世紀末以來因社會階級區隔所形成的階級隔離正在衝擊美國的機會平等信條所賴以存在的基礎，經濟貧困、家庭破碎、鄰里淡漠、以及社會組織渙散等，有力地決定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延續，帕特南悲觀地認為「美國夢已經破碎」。

　　由上可知，美國人「應當享有機會平等」這個理想背後，長期存在著誰可以享有機會平等和具有普遍意義的機會平等存在於哪些歷史階段的現實。回顧二百多年來的美國史，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決定了機會平等往往不是普遍權利，而是一種被賦予了「成功源自個人的努力」幻象的特權；也決定了相對較好的社會流動性往往不是常態，而是基於特定歷史時期以及美國的自然資源、地理條件等個別情況。

　　共同體的瓦解：階級、種族與「兩個美國」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體，20世紀中後葉的美國無疑具有諸多支撐其霸權地位的要素，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改善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平等性。「社會經濟壁壘處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最低點」，讓帕特南這代美國人，儘管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和女性的被邊緣化，但不同階層、種族和性別的美國大都有機會向上流動並走向成功。這既使「美國夢」對全世界各國優秀人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又使美國得以佔據道義高點並將美國夢和自由市場等作為普世價值向外推廣。

　　但是，這種社會平等周期下的美國夢隨著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的金融擴張和新自由主義佔據主導而出現轉折，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金融資本對工業資本的支配地位、資本全球性流動帶來的產業空心化、新技術革命帶來的高競爭性改造、有組織的勞工力量的瓦解和收入分配嚴重向資本傾斜等。

　　帕特南筆下的樂土——柯林頓港位於美國著名的「鐵鏽地帶」——昔日的美國工業心臟，如今已陷入衰落。製造業的衰落導致工人階級崩潰，與此同時湧入了一批以律師、商人等為代表的新上層階級將卡托巴湖濱地區建成富人區。於是，柯林頓港以貧富為標準被劃分為兩個世界，五六十年代所建立起來的家庭和社區紐帶逐漸瓦解了，社區共同體的社會規範也日復一日地受到侵蝕。種族區隔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階級區隔則成為更重要的歧視來源。儘管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青少年所享受的物質條件大都遜於今天，但是他們那代人享受到寬廣、深厚和跨社會階級的社區支持，這種社會資本是富有的。較之於20世紀50年代，今天的美國上層階級孩子享受著更多特權，而窮孩子身處當年無法想像的焦慮、孤獨和失去希望的惡劣境地。「我們的孩子」這一社會理念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富人（有產階級）的孩子」與「窮人（無產階級）的孩子」之間的涇渭分明。

　　帕特南的研究發現，這樣的階級區隔不局限於「鐵鏽地帶」的柯林頓港，從俄勒岡州的本德鎮到亞特蘭大，從加利福尼亞州的橘子郡到費城……成為今天美國社會的常態。經濟全球化和美國國內經濟結構變化逐漸「拉平」了各種族中低層民眾的就業機會、收入水平與財富狀況。當然，各族裔中低層勞動者被經濟全球化力量「平等化」的進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早在20世紀60、70年代黑人中下階層就逐漸被美國就業市場所排斥，到21世紀白人工人階級才面臨這種困境。「富-窮」階級區隔替代「白人-有色人種」種族區隔成為最重要的區隔標籤，意味著美國的部分白人工人階級已經不再因為其種族因素而享有特權。白人工人階級大都恪守盎格魯-新教文化傳統，相信自由市場能夠維護辛勤工作的良好公民的利益，但是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還面臨來自黑人、新移民、難民等群體的「插隊」，這無疑衝擊著他們長久以來對機會平等原則的信仰。

　　美國兒童貧困狀況

　　因此，如帕特南所言，種族、階級和性別會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人生機遇，這三種因素之間的權力途徑已經發生了重構。財富迅速向少部分人積聚，超級富豪與整個美國社會之家的收入鴻溝等，導致美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從家庭數量分析，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比重從1971年的61%萎縮為2015年的略低於50%，同期其收入佔比更是從62%降至43%，已經不再佔據社會經濟結構的主體，美國社會有從橄欖型經濟結構向沙漏型經濟結構發展的趨勢。

　　這種趨勢之下的美國社會的階級區隔變得日益凸顯，個人主義盛行之下的新的「兩階家庭結構」模式的產生、單親家庭等雜亂多變家庭模式的泛濫、社區互助衰減等，導致個人越來越彼此疏離和原子化。隨著美國人逐漸放棄了養育下一代的集體責任，無論貧富，各地社區的社會關係網都在急劇衰敗，轉而越來越依賴個人關係網即父母的社會資本，導致貧窮的孩子因為缺乏家庭和社區的保護而越來越脆弱，越來越難於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命運。此外，對於「我們的孩子」而言，美國的教育不再是促進社會平等的重要場所，而是導致社會不平等的中介因素，從孩子們的受教育水平、朋友網路和其他社會資本等方面擴大階級差異，對美國整體的階級隔離惡化發揮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如果說之前造成種族隔離的是法律，那麼現在就是金錢。黑人與拉美裔等的社會經濟地位原本就遠低於美國社會平均水平，雖然少量有色人種通過奮鬥實現了向上流動，但大量黑人和拉美裔依然被經濟鴻溝和監禁率的種族不平等阻隔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即使是平均收入水平高於歐洲裔白人的亞裔，其種族內部的貧富差距遠大於歐洲裔白人，也說明亞裔內部的階級和收入差異比後者嚴重。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Policy Institute）的最新報告，在美國勞工薪資30多年來停滯不變的同時，非裔和歐洲裔白人勞工的薪資自1979年以來差距最大。黑人社區本身出現基於經濟撕裂而兩極分化加劇的情況，以貧窮黑人社區為代表的有色人種窮人區，與白人區和本種族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從居住到教育等都形成越來越森嚴的階層隔離是不爭的事實，從而導致階層隔離與種族隔離並存的格局，破壞了「我們的孩子」曾經可以依靠的種族基礎。例如帕特南認為曾經的「黑人的麥加」——亞特蘭大市已經日漸分裂為三個城市：一個屬於富裕的白人，一個屬於富裕的黑人，還有一個屬於貧窮的黑人。

　　在21世紀的美國，對某個種族的歧視屬於絕對的政治不正確，但對窮人的歧視算不上政治不正確，政治不正確的種族歧視掩蓋了社會分化的貧富差別導致的一系列問題，也使得階級隔離往往被種族隔離的外衣所掩蓋。這種階層隔離和階層歧視與美國批判「貧窮文化」傳統是一致的，因為美國夢賦予「機會平等」以絕對的道德至上性與政治正確性，強調「勤奮勞動」對形成貧富差距和階層差異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反過來，美國夢對於窮人的定性是：如果你貧窮，那是因為你沒有辛勤工作，所以對自己的不幸應當自行承擔責任，並以此證明精英地位的正當性。通過強調機會平等，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在努力淡化階級意識，而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所做的研究突出了階級意識。

　　對於貧窮的有色人種而言，貧窮和種族歧視可以說是互為因果，形成一個難以破解的惡性循環；對於貧窮的白人而言，他們因自視越來越被邊緣化而憤怒，也正在用他們的方式尋求「變革」。這些惡性循環和憤怒情緒導致曾經的社會粘合劑——機會平等的根基在流失，社會流動看起來註定要陷入停頓，社會斷裂正在持續惡化，美國的身份認同進一步陷入分裂之中。

　　關停學校對美國弱勢群體兒童的影響

　　身份認同分裂要麼以盎格魯-新教文化認同和多元文化認同衝突為代表，以某種「文化內戰」的形式體現出來；要麼以白人至上主義與「黑命貴」衝突為代表，以種族衝突的形式體現出來。二者都在發揮類似的作用，即掩蓋事實上的經濟社會不平等之下的階級矛盾。帕特南分析的積極意義在於，強調家庭、社區和學校等都不過是中介變數，根源在於經濟困境——既是美國貧窮有色人種群體和社會其他階層對立加劇的緣由，也是美國遭遇社會排斥的白人工人階級越來越不滿於「精英-草根」對立的原因。

　　表面的文化或種族衝突，已經不能掩蓋美國的社會分化和階級固化。個人主義和資本與生俱來的謀求利潤最大化的短視效應等，使得以兒童貧困率等代表的各種社會問題不僅威脅著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加劇了美國的政治不平等性和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性，這必然破壞美國民主和政治穩定。民主體系本身是一個建立在妥協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如果對立嚴重，立法、行政效率都會大幅下降，這恰恰是美國的現狀。如哈維所說，福特主義-凱恩斯主義的垮台意味著民族國家向金融資本交權，金融實力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了。

　　縮小階級鴻溝，將「兩個美國」再度建成「一個美國」，是克服當前各種美國病的必由之路。但是，美國現有的制度和價值體系已經難以有效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也難以解決「資本-政治-社會」權力失衡狀態下的「紅藍」對決與「紫色」（紅色+藍色）問題的惡化。帕特南所提出的推動低收入工人階級的經濟持續復興、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低價優質專業托兒服務、實現不同學校之間的資源再分配和社區再造等解決方案，完全符合機會平等信念所代表的美國價值觀，卻因為上述失衡與對決等而難於實現，也就難以結束「兩個美國」的殘酷現實。

　　「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獲得成功」的美國夢，曾經長期是並且現在仍然是美利堅民族的黏合劑。美國是一個僅有二百多年歷史、由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構成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美利堅民族本身是從無到有構建出來的，美國夢則是塑造和粘合美利堅民族的信仰所在。《我們的孩子》這本書將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變化的真實圖景展現出來，令人信服地表明，儘管今天的大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機會平等是美國社會的基調，但是，今天的美國夢正處於富人的「成功者有資格坐享其成之夢」和窮人的「遙不可及或破滅之夢」相對立的裂變之中：「我們的孩子」變成了「我的孩子」與「他的孩子」相區隔，這種區隔背後是資本全球肆意擴張、金錢政治、產業空心化、新技術革命等帶給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的深刻改變，是社會分化與固化帶來的階級隔離與階級矛盾的日益惡化，是美國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正在失去其共同信仰與夢想的現實危機。

　　今天美國機會平等鴻溝的加劇和社會共同體的趨於瓦解，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寫照。當高速度和粗放式的經濟發展在中國不再可持續，中國的階層固化等也正在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數千年來，貧富懸殊是中國政治倫理視為「惡政」的重要標準，「不患寡、患不均」更是深入人心的政治警句。並非少數人富裕、而是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並非精英的成功、而是絕大多數人的幸福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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