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在山西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在山西

漢唐論壇作者： 何 駑　

2012年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60華誕，在這喜慶而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回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在三晉大地上的考古工作，始終與山西省考古所、臨汾行署文化局（現稱臨汾市文物局）合作中進行，這份久經風雨歷久彌新的戰友加兄弟情，不由得使人倍感溫馨與安慰。山西隊在三晉大地上的考古收穫是與山西省考古所、臨汾市文物局同仁並肩作戰的碩果，同樣也是山西省考古事業驕人成就的一部分。在此我們謹以簡單回顧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在三晉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歷程，以志山西省考古所甲子華誕之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的前身是黃河水庫考古隊山西分隊，成立於1957年。但是早在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就與文化部、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侯馬晉國新田遺址進行首次發掘，這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境內的首次考古發掘工作。

1958年5～6月，黃河水庫考古隊山西分隊，對芮城東庄村遺址進行了發掘，為探索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在晉南的發展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正式成立後，就在第一任隊長張彥煌先生的帶領下，與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現稱山西省文物局）聯合開展晉南地區8000平方公里地區考古調查，至1963年調查中止，已發現遺址306處，其中包括襄汾陶寺、曲沃與翼城間的方城、夏縣東下馮、曲沃天馬-曲村等在中國考古學史上佔有極為重要地位的遺址。不僅對建立晉南考古學文化譜系具有開創性意義，同時展示出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區域考古調查的最高水平。1960年，山西隊發掘了芮城西王村遺址，為「西王村三期文化」的確定首次打下了基礎，推進了晉南史前文化譜系的探索。1960~1963年，山西隊還參與了文化部文物局組織的考古隊，對侯馬東周鑄銅遺址2、22號地點進行了發掘。

1974年，隨著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與夏文化討論的升溫，為了尋找「夏墟」，夏縣東下馮遺址考古發掘啟動，山西隊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現稱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聯合發掘，至1979年發掘結束，確立了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現在也有學者稱為東下馮文化），發現了二里崗文化時期的「倉城」。雖然東下馮遺址的發掘未能在「夏墟」問題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對於二里頭文化在晉南地區的發展的認識，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1977年改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後，為了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山西隊便於1978～1985年與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發掘了陶寺遺址7000平方米，揭露了居住區和墓葬區。清理墓葬1300餘座，其中大型貴族墓葬6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王權色彩和階級分化特徵初露端倪，震驚海內外。並確定了陶寺文化及其分期與絕對年代範圍。

1984～1985年山西隊與臨汾地區文化局合作發掘了曲沃方城遺址，確定了塔兒山東麓陶寺文化中晚期的一處很可能具有中心地位的超大規模的遺址。1986年山西隊發掘了襄汾大柴遺址，確定了臨汾盆地的一處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遺址。1987年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所合作發掘了臨猗程村東周墓地。

1993年為了配合黃河小浪底水利工程建設，山西隊參加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牽頭的水庫淹沒區聯合考古工作，發掘了垣曲東寨、古城西關、小趙遺址。1996年，山西隊再次發掘小趙遺址，發現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可分早晚兩期。1997年發掘了垣曲寨里遺址。這些發掘對於深化晉南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認識做出了積極貢獻。

1998年3～4月，臨汾行署文物局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一同搶救發掘臨汾下靳墓地，發掘陶寺文化墓葬53座，時代為陶寺文化早中期。較大墓葬4座，中型墓11座，小型墓葬38座。前兩類墓葬均隨葬玉石器，多數墓葬有木棺、深壁龕和鎮墓石。小墓有少量玉石器，沒有木棺、壁龕和鎮墓石。報告認為該墓地為堯都平陽提供了考古線索，標誌著陶寺文化研究學術目標脫離了夏文化的探索初衷，也使我們對陶寺遺址群聚落等級制的認識更加深入，更為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該墓地的發掘後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接續。

1999～2001年，山西隊與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重新開展考古工作以尋找城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確定。城址呈圓角長方形，中期城址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其中南部中期小城10萬平方米。方向225°。從此陶寺遺址的田野發掘與研究的目的從探索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轉向探索一個都邑聚落布局與性質，追尋其社會組織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而從考古的角度探索一個都城遺址，可以通過城牆、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築等考古遺存判定。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2002年春季至2007年春季，為了完成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子課題陶寺城址內部布局的研究任務，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發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大貴族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觀象台基址，引來了國內和國際學術界更加熱切的關注。

2009～2010年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襄汾縣文物局組成「陶寺遺址群宏觀聚落形態區域調查聯合工作隊」，對臨汾盆地汾河以東大約1750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拉網式考古調查。發現和確定遺址或遺存點128處，其中陶寺文化遺址54處。初步弄清陶寺遺址作為都城的宏觀聚落形態背景情況是，以陶寺城址為核心的京畿區，分別被南北兩區地方聚落群所拱衛。聚落等級制度的分層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個層級。作為國家政體社會組織總體構架為都-邑-鄉鎮-村四級中央與地方行政組織結構，其中村級基層組織發育不全。陶寺遺址一開始便是都城聚落，並非從微型聚落，經小、中、大至超大聚落自發發展壯大形成。陶寺遺址群內部聚落功能存在著專業化傾向，如口岸、制陶、採石遺址，部分這類遺址很可能直接為陶寺城址提供相應的服務與產品。

2011年山西隊與省考古所繼續合作，發掘了陶寺城址外西北部的夯土基址集中區，確定了一處大型夯土基址IVFJT1，很可能成為陶寺城址外一個新的功能區。在中期城址內西南溝西村一帶，揭露了新發現的內道城牆Q7、一處夯土基址、人工渠供水系統等一系列重要遺迹，為陶寺城址的手工業作坊區的確定提供了重要線索。

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一再顯示出陶寺文化的國家性質，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陶寺是迄今我國考古發現的完全具備城牆、宮殿、王陵、觀象台祭祀建築各要素的先秦城址，也可稱為最初意義上的「中國」——地中之國。

回首近60年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所和臨汾市文物局攜手走過的考古歷程，深感手足之情是我們在三晉大地上「屢豐年」的基礎與保障。我們必將把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下一個甲子內營建得更加牢固而深入，共同攜手，再創輝煌！

（《中國文物報》2012年8月1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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