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言冠冕」之稱，曹植、陳子昂、李白都要「偷師學藝」的，是哪部中華文學經典

《古詩十九首》的名稱，是蕭統給的。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公元501—531）編《文選》，從許多無名而近於散佚的「古詩」中，選擇了十九首編在一起。從此，原來處於散漫狀態的「古詩」，就因十九個兄弟合成一個團隊，有了一個集體的名字──《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又很快從蕭統《文選》所編的詩歌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一個獨立的單元，名稱越叫越響，地位越來越高。

詩歌至漢代，開始告別四言和楚語騷體，汲取樂府詩的精粹，艱難緩慢地朝五言的方向邁進。由於漢代主流文學樣式是漢大賦而不是詩。當時的風氣，從漢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賞體式恢弘，氣勢開張，語言華麗，能與富足強盛的漢帝國相匹配的時空觀和「勸百諷一」的漢大賦。漢代五言詩在漢大賦、漢樂府和四言詩的壓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塊，是一股默默的潛流，一方面要脫去四言和騷體的舊外衣，同時要擺脫先秦、戰國以來儒家經典的糾纏；最終要成熟起來，重要起來，變成熱點，變成鍾嶸《詩品》中說的人人終朝點綴，晝夜吟詠的新形式，還要再等三百年。因此，處於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隨寫隨棄，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間傳唱吟詠；等三百年過去，雖然詩還在，但時代、作者、具體的篇名卻湮沒不彰了。

關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產生的時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作者：「或稱枚叔（枚乘）；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說時代：「比類而推，兩漢之作。」鍾嶸《詩品》說作者和時代：「舊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蕭統沒有說時代，對作者疑不能明，統稱「古詩十九首」；徐陵《玉台新詠》以為作於兩漢，有八首作者是枚乘的雜詩。李善注《文選》說：「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今天研究者多以為是產生與東漢桓、靈之際無名氏作品的說法，亦有可以探討的餘地。

在內容上，《古詩十九首》寫得最多的是遊子和思婦的題材，在遊子思婦題材中，呼喊直白而熱烈的相思，反映劇烈動蕩的社會，傾訴下層知識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傷感；以及對人的生、死，生存價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質疑。

在藝術上，《古詩十九首》以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格，被譽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這兩種因素合在一起，加上運用的是當時新興的五言詩形式，這使《古詩十九首》自《詩經》、《楚辭》以來，成為一種新經典，創造出新範式和新內容，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抒發了當時人的生命意識，寫出人對生命的深層思考；反映了世態炎涼和下層知識分子不遇的種種悲慨。表現了社會的動亂，戰爭的頻仍，國勢的衰微，文士遊宦天涯，由此帶來夫妻生離、兄弟死別、友朋契闊，產生相思亂離為基調的歌唱。《古詩十九首》中人的覺醒，詩的覺醒，是整個建安時期「人的自覺」、「文的自覺」的前奏，是「文的自覺」的啟始階段。

表現了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淺語道出。在表達方法和效果上，「真」──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對久違的朋友推心置腹說的「真話」；記載的「真事」，性情中人說性情中語，是《十九首》的風格特徵。所謂「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陳繹曾《詩譜》）。

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僅指對場景、事實作客觀、真切的描寫，更是要求詩人精誠所至，真誠從內心流出。《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不迫不露的含蓄蘊藉，不可句摘，亦不必句摘的大氣渾成；從《詩經》發展而來重章疊句的復沓形式；善用疊字，如《青青河畔草》中的「青青」、「鬱郁」、「盈盈」、「皎皎」、「娥娥」、「纖纖」， 被顧炎武《日知錄》譽為和《詩經·衛風》「河水洋洋」一樣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結構上自然轉折與巧妙。

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讚美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冠冕也。」鍾嶸《詩品》把「古詩」放在「上品」第一，評論說：「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二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古詩十九首》對後世五言詩影響十分巨大。胡應麟《詩藪》舉曹植學《古詩十九首》為例說：「『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飛觀百餘尺，臨牖御靈軒』，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也；『借問嘆者誰？雲是盪子妻』，即『昔為娼家女，今為盪子婦』也；『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即『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劣俱見。」 宋犖《漫堂說詩》曰：「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作為中國五言詩的伐山，《古詩十九首》上承《詩經》、《楚辭》，下開建安、六朝，連接從先秦至唐宋詩歌史的主軸，啟迪建安詩歌新途，確立建安詩歌新的形式美學。從此，「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的五言詩，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的四言詩；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形式。

樹立五言詩的新典範──這就是《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主編：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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