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儘快消除出口導向政策的負面效應

　　 二戰後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實行出口導向政策，政府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同時用本幣低估的匯率政策推動出口，被稱為新重商主義。貿易保護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對外經濟政策同重商主義有著極大的相似性。

　　 中國在這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出來。不過，這種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政府主導，或者說重商主義的特點。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後，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後果。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仿效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成功地採取了出口導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來補充遠不足以支撐快速增長的內需。從這些國家（如日本）和地區（如台灣）的經歷可以看到，這種政策在發展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但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就必須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減少政府干預，實行對外貿易和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否則就會引來對外貿易條件惡化、貿易摩擦加劇、外匯占存款增加和貨幣超發、通貨膨脹或資產泡沫形成等惡果。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採用了「開放倒逼改革」的辦法促進發展。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後，人民幣大幅貶值，加上低廉的要素價格，中國的出口一日千里地發展，為經濟的高速成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是到了21世紀初期，這種「新重商主義」的出口導向政策的負面效應日益突顯出來。目前我國經濟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數量大而盈利性低，貨幣過量供應和流動性泛濫，乃至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價格虛升和通貨膨脹的顯現等，都與之密切相關。

　　 現代經濟學早就指出過，在出口產業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以後，出口導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國的企業依賴於低要素價格和低匯價，缺乏從事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的壓力和動力，成為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專業戶」。這正是我國出口加工產業目前所遇到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目前也面臨東亞一些採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所面臨的同樣問題：外匯存底大量增加，本國貨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如果不能主動推進對外貿易和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就難免像日本、韓國和台灣那樣，陷入金融系統的系統性風險。

　　 總之，要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問題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並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計劃的時候，就提出過實現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要求。10年以後，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後五年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十一五」第一年的執行情況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為什麼早就提出了正確的解決辦法，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呢？我曾經仔細地研究過這個問題。並且把研究的結果寫成一本專著：《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我在研究中發現，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困難在於實現這種轉變存在著若干重大的體制性障礙，它們主要是：一、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二、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三、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繫起來；四、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而價格扭曲又使市場力量在優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同時造成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

　　 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路也在於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東西，建立起規範的市場制度，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