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孩子》：未來二十年，下一代將面臨怎樣的階層分化？

07-25

陳寅恪先生說過：讀史早知今日事。今天，當階層固化、寒門再難出貴子等等焦慮已經成為中國命題時，我們有必要回顧諸如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在階層與流動方面經歷的變遷。

本文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田雷為美國政治學權威、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著作《我們的孩子》撰寫的書評。本書通過嚴謹的分析，得出結論：階層固化，早已讓「奮鬥即有成就」的美國夢破碎。

未來二十年，中國又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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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美國夢，警惕美國病

文 | 田雷

來源 |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有章節調整）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句話，收於中國小學生人手一冊的《新華字典》，作為一個例句，示範了「冒號」的一種常見用法，「用於總括性話語的前面，以總結上文」。

既然用作《新華字典》的示範例句，它就不可能背離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那麼為什麼這句話曾經道出了普通中國人生活中的天經地義，現在讀起來卻如同天方夜譚，荒誕不經——這個句子的講述者，也就是做了售貨員的「我」，何以如此很傻很天真呢？

一個原本再普通不過的例句，數十年後被好事者翻出來，讀起來如此魔性，歸根究底，當然是今日讀者所據以生活的社會語境發生了巨變——我們常聽說，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跨越的是西方國家數百年走過的長路，這可不是一句輕飄飄的話。

如此黑色幽默的素材，當然逃不過網路段子手的眼睛。有好事者在網上寫微小說，對這三位小夥伴的人生境遇，進行了基於合理想像的再創作。人生萬變，但「張華」的情節往往不離其宗，自在高考中考上北大後，他的生活就是運交華蓋；文章要做在「李萍」或者「我」的身上，往往越魔幻，越狗血，反而顯得越合乎情理——無論付出多少的個人奮鬥，卻經不住歷史進程的碾壓。而命運的十字路口，回頭去看，就是若干年前「我」在暢想「光明的前途」的那個時刻。在通過高考完成了大分流之後，這三位小夥伴就已經註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所有人生的可能性在那個分流的時刻就已經框定了的。

這個字典中的例句是如此魔幻，就在於它所包含的生活已經完全超出了當下對社會流動和分層的可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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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秋山亮二

一沙一世界，細思這句話的今昔之別，我們可以解讀出中國社會變遷某種歷史圖景，也只有在這個歷史鑄就的語境內，我們才能想清楚，為什麼一位美國學者寫的他們美國的孩子，卻讓中國讀者感到絲絲入扣，好像是在講述中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這個書滿為患的時代，一下子抓住了中國家長的眼球。

我說的這個美國學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帕特南教授，他的這本書，就是《我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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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教授

按官方簡歷來說，1941年出生的他，出任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院長、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並同政界過從甚密，曾受聘擔任美、英、法等國多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資深顧問。學者用作品來說話，他的代表作《使民主運轉起來》和《獨自打保齡》都已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經典，影響至為深遠——當然也包括了這本英文原書出版於2015年、並在兩年後有了中譯本的《我們的孩子》。

很多年以後，帕特南教授還記得高中時的那次失敗，競選學生會主席，最終卻輸給了自己的同班同學，一位名叫「傑西」的黑膚色男生。寫作《我們的孩子》時，帕特南有機會同老友重聚，談笑風生之間仍未忘記這件往事，而這整本書，也就起筆於一個群體的「民族志」——作為生活並成長於其中的一份子，在高中畢業五十多年後，帕特南記錄下俄亥俄州柯林頓港中學1959屆畢業生的人生歷程。1959年高中畢業時，「大家同學少年，風華正茂……雖然還對過去的生活眷戀不舍，但我們更對未來的前途信心百倍」，而現在，在動筆成書時，帕特南感慨萬分：「半個世紀後，回首過去，我這一屆同學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

追尋往事，帕特南難免思緒萬千，他這麼一個「小生意人」的兒子，祖上沒人踏過大學的門檻，怎麼就成為哈佛大學的名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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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著《我們的孩子》

同各行各業的「狀元」一樣，帕特南也曾把自己的成功歸結為個人的天賦以及後天之努力，《我們的孩子》寫到最後一章，他袒露心跡：

我從來都這麼認為，我出身於柯林頓港的一個平凡家庭，能有今天的成功是來自我的個人奮鬥。

而這麼一種個人主義的敘事，將一個人此刻的成功歸因於此前的努力，正是美國夢的要旨。或者說，若要給「美國夢」下一個定義，那就是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走向成功，至於那些與生俱來的身份特徵，如種族、膚色、性別，至少不會構成成功路上不可逾越的路障。

在此意義上，美國夢講述的就是社會科學中所謂的「社會流動」：為什麼出生在小商人家庭，卻成為了名動天下的大教授？在美國夢的邏輯里，答案只有一個，在乎於此人的努力。

但是，在完成了《我們的孩子》寫作之後，帕特南教授說，「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無知。」知道了自己的無知，讓帕特南有了發自內心的敬畏：原來，成功不僅要靠個人的奮鬥，還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這個「歷史進程」，在帕特南的筆下，就是「那個更為社區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年代」以及「那個時代的家庭、社區和公共機構」，在書稿即將殺青之時，教授終於明白並不吝於承認，他的好運氣，原來依附於一段具體的歷史進程，脫離了特定的社會結構而空談個人奮鬥，只是心靈雞湯成功學的路子。

問題於是出現，1959屆的中學生可以靠自我奮鬥來改變命運，但時過境已遷，「我們」可以做到的，「我們的孩子」卻無法做到。對比前後兩代人的命運，帕特南有一好比：「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動扶梯帶著1959屆的大多數學生向高處走，但就在我們自己的子女行將踏上之際，這扶梯卻戛然而止。」沒有了這道人生扶梯，社會流動陷入停滯，最終讓帕特南做出全書的關鍵論斷：

美國夢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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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美國黑人

到底這半個世紀發生了什麼，讓美國夢從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現如今卻夢想破碎了一地，《我們的孩子》整本書就在回答這個問題，也是帕特南自己對自己的答疑解惑。沒有什麼嚇唬人或忽悠人的高頭講章，帕特南的命題可以一言以蔽之：基於貧富的階級隔離越來越森嚴，由此將「合眾國」區分為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美國，出生於什麼家庭以及出身於哪個階級，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孩子的未來命運。

當我們的主流社會科學仍視「階級」分析法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時，美國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卻在研究中身體力行地將「階級」帶回來。看看帕特南的原文吧，教授說的沒有半點遲疑：

「在當代美國，一道社會藩籬正在成為50年代不可想像的新頑疾：孩子們的階級出身。」

種族和性別這些傳統上的身份因素，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但在美國夢走向衰落的現階段，起決定作用的是「階級」——在全書中，帕特南用父母的經濟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來定義孩子的階級出身。橫亘於兩個美國之間的，是密不透風的階級之別。在田野訪談時，帕特南的另一位黑人女同學把這種隔離表達地一針見血：「你的過去並非我的過去，你的現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現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帕特南用托爾斯泰的名句來澆灌自己心中的塊壘，「有錢人的幸福總是相似的……但現如今的窮人要不幸的多」。

半個世紀後，上層階級在美國仍過著幸福的生活，更不要說位於金字塔最頂端的那「1%」，這些生活無國界的資本巨鱷從來沒有構成帕特南這本書的分析對象；問題在於，下層階級卻遭遇了生活秩序的全面崩潰。回到帕特南成長時代的柯林頓港，想一想他那位名叫「唐」的同學是怎麼說的：雖然全家人的晚餐就是「把廚房裡所有能吃的東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但「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個窮孩子」。那麼半個世紀後呢？帕特南是這樣寫的：「今天的窮孩子身處當年的工人階級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惡劣境地」，「窮人家的孩子彷彿在腳踝上綁著千斤巨石，越往上走，越步履艱難」。

帕特南的研究從不故弄玄虛以炫技，永葆一種直抒胸臆的美，正如多年前的《獨自打保齡》，封面上，一位中年男子孤單地站在保齡球道前，煢煢孑立，整本書的觀點盡收畫中：美國人社會關係全面原子化，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孤島。《我們的孩子》也是如此，看一看中文版的封面：雖然同樣生活在星條旗下，但在奔向人生成功的跑道上，孩子們卻出發於不同的起跑線，決定你是要跑滿全程，還是只用半程就可以走向人生巔峰的，是你的階級出身——說得直白些，你有一個富爸爸，還是窮爸爸。

美國夢之破碎，背後隱藏著一曲悲歌。它所詠嘆的，不僅是作為全稱而存在的整個社會，階級分析之納入，所要追問的就是，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誰在被傷害，誰受到剝奪，誰在歷史的進程中承受苦難，卻發不出聲音。就在《我們的孩子》出版後不久，一位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的鄉下男孩用個人自傳的文體，講述了他的「鄉下人的悲歌」，一時間風靡全美，成為現象級的暢銷書——如果借用這本書的修辭，那麼帕特南所關注的，他所看到正在上演的那出悲劇，就是美國工人階級及其家庭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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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美國童工

「現如今，來自於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青少年，他們是否還能獲得大致相等的人生機會，而機會平等的狀況在過去數十年中是否發生了改變？」

撫今追昔，1959屆的「同學會」在書里重聚後，帕特南提出了他的問題——在英文原版里，整個句子用斜體以示強調。答案自不待言：美國夢之危機，也就意味著，機會平等對於今天的窮孩子來說，只能說是一場幻象。帕特南的行文雖然張弛有度，卻難掩悲天憫人的情懷：人生而平等，但從搖籃到墳墓，卻無往不在不平等之中。

直至1959年中學畢業，教授都生活在柯林頓港，用他的話說，「在這個伊利湖畔歡樂友好的市鎮，我們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光」。

回到美國歷史的進程，帕特南青春年少時，正趕上由羅斯福新政所開啟的新時代——就在他出生的四年前，民主黨人從同舊法院的鬥爭中奪取了新政改革的全面勝利。得益於羅斯福新政的改革，普遍的經濟繁榮，讓小鎮上的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那個年代，一個勤勞的人不愁沒工作，工會組織也強健有力，很少有家庭會遭遇失業或嚴重的經濟困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在這一歷史階段，美國社會迎來了「一段相對平等的漫長時期」——「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發生於其間的經濟大蕭條的衝擊，經濟金字塔被夷為平地，但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這種平等化的勢頭仍不減當年，也就是在這段平等主義的周期內，我和班上的同學們在柯林頓港長大」。在這種普遍繁榮並相對平等的社會中，「幾乎每一個孩子都成長於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擁有的房產里，鄰里之間友愛團結」。

飲水思源，帕特南所言的人生「自動扶梯」，是由新政民主黨及其統治聯盟所打造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然坐實，正是市場教條派鼓吹「讓國家縮水」的放任自由教義，近半個世紀以來興風作浪，才讓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竟至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地步。但帕特南既不屑於在文化內戰做沒頭腦的黨徒，也早擺脫了專家型學者的低級趣味，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不唯意識形態馬首是瞻，不以派性定是非，讓屁股決定腦袋，也不曾借用學術規範而自我設限，安於目光短淺，卻把責任推給現實的政治。既然要動筆寫《我們的孩子》，要描繪出美國夢衰落的社會圖景及其根源，他所要負責的，就不是某個黨派或者某些同行，而是整個美國社會以及全體人民，尤其要關注那些在歷史的進程中被剝奪和傷害的沉默群體。

這麼說，並不是我作為譯者來抬高作者以及這本書——整部書的篇章結構已經表明了作者的用心。是時候展示帕特南的手筆了，在他筆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的貧富分化，只是一顆種子，要生根發芽，最終枝蔓到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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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美國夢

《我們的孩子》就是這麼展開的，主體部分共四章，分別討論了「家庭結構」、「為人父母」、「學校條件」、以及「鄰里社區」。這樣的編排匠心獨具，作者之用心，就是要完整追蹤孩子成長必須經歷的不同階段以及環境。帕特南並不像傳統左派，動輒自命為勞苦大眾的代言人，變著花樣地控訴貧富兩極分化——他甚至沒有用專章討論經濟收入和家庭財富的不平等，從第二章起，就徑直進入家庭問題的分析。這樣的安排，就大大擴展了討論不平等問題的方式和空間——不平等之發生雖然根源於經濟，但其擴展卻從來不限於物質財富的分配。

從「家庭結構」講起，美國社會的病症之深，常令作為譯者的我感到觸目驚心——雖然一早就知道這本書的基調是唱衰美國，但遇見一幅又一幅由歷時半個世紀的社會指標以及數據所轉化的「階級剪刀差」圖後，仍難免心生感慨，這社會還會不會好了？

不平等如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無分西東地籠罩於絕大多數的社會，成為困擾全人類的一道難題。回到帕特南的筆端，姑且不論具體成因何所在，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新窮人階級的出現，就構成了我們討論問題的既定前提。

對應著經濟不平等的激化，家庭結構也出現了基於階級的兩階分化。以父母是否從大學畢業做區隔的標準，接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家長，他們的婚姻以及家庭都表現出較強的韌性，「一種所謂的『新傳統』婚姻的模式已經出現」；相比之下，那些求學止步於高中的為人父母者，即便進入婚姻殿堂，大多只能組合成社會學家所講的「脆弱的家庭」。

看看後一類父母/家庭，未受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非婚生育率在2010年競高達65%，而其中黑人媽媽的數據更是到了細思恐極的80%。與此相應，一個美國孩子若父母均未讀過大學，則他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可能性，從1955年的低於20%，半個世紀以來一路攀升，2010年前後已接近70%——又是一個細思恐極的數字。相比之下，如果父母完成了高等教育，則這樣的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10%。數字上的天差地別可以說明一切！在窮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缺席已經成為普遍存在的問題，「爸爸去哪兒」，在美國並不是一檔親子綜藝節目，而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

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有與之相應的教養方式，緊跟著家庭結構的討論，帕特南的筆觸變得更細緻，轉入了更日常生活化的「為人父母」之道。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兩個階級之間又一次呈現出涇渭分明的差異：上層階級的父母有錢有閑，深知知識就是權力，故此深謀遠慮，走的是「精心栽培」的路線；而下層階級的家長往往自顧不暇，成年人的生活都如一灘爛泥，因此只能（不得不）對子女「自然放養」。

而在這種育兒路線區別之下，更多的差異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之間。出生並成長在不同的家庭，以階級為分，不要說教育投資這樣的經濟開支項目，就是看那些在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互動方式，比如說家庭晚餐、睡前講故事、以及日復一日的口頭交流，都擺脫不了階級差異。絲毫不誇張，不平等在階級社會裡可說是如影隨形，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於人的一舉手，一投足。到了該章收尾時，帕特南給出了一個殘酷的結論：「現如今，窮孩子從一出生就落於下風，他們的劣勢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孩子們開始讀小學之前，高下早已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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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貧民家庭

一環緊扣一環，若是窮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那麼學校教育能否解決出身不同所導致的不平等問題，帕特南緊接著轉入對學校教育的討論。畢竟，現代國家設立公立教育的系統，其初心所在，就是要讓所有的孩子，尤其是窮苦出身的孩子，可以不顧家庭背景，都有知識改變命運的真實機會。

但是，在這一問題上，帕特南的研究發現又一次讓我們心灰意冷，學校教育擔當不起挽救美國夢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日漸擴大的階級鴻溝，教育無濟於事，搞不好甚至會推波助瀾。

公立教育的問題，並不是居住分布的階級隔離會導致公立學校在資源投入上的差距，而是，即便富人區和貧民區的學校能維持公共財政投入的均等化，卻仍無力改變窮孩子的命運——這才是慘淡到底的社會現實。決定學校教育質量的，並不是有形的物質投入，而是無形卻又無所不在的氛圍和風氣，如帕特南一語中的：「你的同學是誰，這很重要」。

教育學者已經得出「教育研究中的鐵律」：學生群體的階級構成會對在校生的成績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基於此，帕特南將美國學校比作一個「共鳴箱」：富家子弟帶到學校的是資源，貧民窟的學生卻只會製造麻煩，惹出禍端，故此，在前者的學校是近朱者赤，到後者就變為近墨者黑。歸根到底，公立學校的教育，即便政府在投放教育資源時可以做到按人頭均等分配，但也難以還窮孩子以讀大學的公正機會，帕特南用一張「讓我們如夢初醒」的圖結束了這一章：在成績好卻出身貧窮家庭的孩子中間，只有29%的最終從大學畢業，反而是成績差的富家子卻有30%的拿到大學文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決定中學生能否大學畢業，家庭出身要比成績更重要一點，但也正是這一個百分點，讓帕特南心灰意冷：「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只能宣告美國夢已經破碎。」

從家庭、學校到社區，階級剪刀差步步緊隨，窮孩子和富家子之間的差距於是也越拉越大：「在今日之美國，中上階級的孩子，無論他們來自什麼種族，是何性別，生活在哪個地區，言行舉止都驚人地相似；反過來，工人階級的孩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寒門再難出貴子，社會流動陷入停滯，階級固化，讓美國夢成為泡影。

當我們也心懷憂患，爭議寒門再難出貴子是不是也成為一個中國命題的時候，這本書的到來恰如其時。若是書中真有他山之石，那反而是首先要提醒我們，不要再做美國夢，反而要警惕美國病！若是我們在翻開這本記錄美國社會變遷的著作時也能感同身受，甚至角色帶入地澆灌我們心中的塊壘，那大概是因為，我們之前有些教育政策在設計時不問緣由，覺得美國的就一定是美好的。現在看來，這恰恰就是誤區所在，在思考教育改革和社會流動的政策問題時，我們非但不能以美為師，反而要時常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