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需要政治的伊斯蘭教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經把可能將穆斯林兄弟會認定為恐怖組織的行政命令束之高閣，實際上，他應當永遠拋棄這項命令。對抗全球聖戰主義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需要一個包容性的政府——它能夠代表阿拉伯世界絕大多數虔誠的穆斯林團體。

可以肯定的是，穆斯林兄弟會並不總能充分體現民主價值觀。例如在埃及，默罕默德·穆爾西總統的政府將民主制度理解為贏家通吃的方案，並因此在執政一年多後即被推翻。但是，如果因為有這樣的缺陷，就排斥合法的宗教政治選擇，那隻會強化聖戰分子在招募人員時所進行的宣傳，即暴力是推行改革的唯一途徑。在2013年政變後，穆爾西的繼承者塞西對穆兄會採取了零和策略，當時就造成了這種局面。

在為伊斯蘭政黨留出政治活動空間的情況下，事實表明，他們往往有能力抓住機遇，宣傳政治參與比暴力活動更好的觀點。而且事實上，包括穆斯林兄弟會在內的伊斯蘭政黨也在幾個國家開展合法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往往會促使他們軟化自己的觀點。

政治和宗教不同，它不是一種永恆的真理，而是一種合理的算計。要想實現有效管理，人們必須與包括世俗和自由黨派在內的政治勢力建立聯盟。有鑒於此，政治參與自然而然地會推動政黨向溫和的方向過渡，我們在阿拉伯世界裡一再看到這樣的現象。

在摩洛哥，當1997年正義與發展黨（PJD）進入政界時，其選舉平台的核心曾是「伊斯蘭化」的。同樣，突尼西亞的恩納達（復興）黨最初誕生的背景，是伊朗革命傳統和賽義德·庫特布等20世紀50年代著名穆兄會理論家對西方價值觀的激進的伊斯蘭式批判。

但正義與發展黨和恩納達黨分別於2011年在各自所在的國家上台以後，多年來一直緩慢地走向溫和化，甚至世俗化。他們為適應文化多元主義和言論自由等世俗民主的關鍵宗旨而放棄了強調某些極端原則。

2003年，為應對卡薩布蘭卡的一次恐怖襲擊，正義與發展黨與締造該黨的宗教運動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裂痕，從而宣布無條件放棄暴力活動。與本來可能非常樂於將這樣一次襲擊歸功於自身的聖戰團體不同，正義與發展黨希望明確地告知外界，它既未策劃也絕不容忍這樣的行動。2015年，恩納達也將自身從宣傳宗教價值觀的運動中分離出去，成為一個遵守政治遊戲世俗邏輯的政黨。

有批評者認為，這些黨派不過是在戰術上裝裝樣子而已，這些批評當然也沒有完全說錯。但這種戰術舉措有可能帶來戰略甚至意識形態方面的轉變。事實上，一旦從宗教教條的制約中分離出來，上述兩黨的政治分支都主動尋求脫離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教。

參政同樣對埃及的穆兄會產生了溫和的影響。在穆爾西擔任總統期間，他尊重埃及與以色列的和平協議，甚至在2012年協調以色列和哈馬斯衝突停火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上述舉措顯示了他堅決維護埃及作為地區穩定力量的決心，這些行為也意味著他拒絕在自身意識形態的驅使下走向極端的外交政策。

在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教徒在20世紀90年代毀滅性的內戰失敗後緩和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並因此走上了一條稍有不同的道路。雖然內戰的記憶正在逐漸消失，但敘利亞和利比亞衝突的教訓，再加上與和平社會運動等伊斯蘭黨派的政治接觸，足以促使多數阿爾及利亞年輕人脫離聖戰。

就像政治參與會鼓勵溫和一樣，政治排斥也可以強化激進。以哈馬斯運動為例，它並不是一個全球聖戰運動，而是一個在加沙地帶實行鐵腕統治且不容許任何質疑的民族主義伊斯蘭機構。

有人可能會說，國際社會拒絕承認哈馬斯在2006年選舉中獲得的勝利妨礙了該運動逐漸走向緩和。畢竟，與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這樣的全球聖戰團體不同，哈馬斯對以色列採取的策略往往更為緩和，雖然它的這種策略往往以非常隱晦的方式表現出來。

即使在未獲政治承認的情況下，據報道，哈馬斯同樣決意發布一項刪除現行憲章中瘋狂反猶太內容的新憲章。仍有理由相信，哈馬斯可能接受兩國方案，並宣布從穆斯林兄弟會中獨立出來，以促成與埃及和其他主要阿拉伯國家關係的緩和。

封鎖只會激起更多的極端主義和戰爭。在公共領域為伊斯蘭教的良性表達創造空間對打敗全球聖戰主義至關重要。只有當打擊聖戰主義的戰鬥從戰場轉移到政治領域，阿拉伯社會才能逐步走向更加安全和繁榮的未來。

文/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長，現為托萊多國際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戰爭傷疤，和平傷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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