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

2014年08月05日 11:04來源：開放時代作者：達拉斯·斯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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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編者按

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是當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自行車之後是什麼？》是他在西方批判政治經濟學界極具影響的一篇雄文。20世紀30年代斯邁思從伯克利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曾先後在美國農業部、統計總署、勞工部、聯邦通訊委員會等機構任職14年。之後在伊利諾伊大學教授傳播學，直至麥卡錫主義時期因政治原因離開美國，回加拿大任教，並於1973年在溫哥華西蒙弗雷澤大學創立傳播學院，在此任教至1992年辭世。　　

斯邁思強調技術的非中立性特徵，從而率先考察技術發展路線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聯繫。1971年至1972年間，他獲得加拿大藝術理事會（Canada Council）資助造訪中國。彼時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風起雲湧，美式現代化範式受到廣泛質疑，「為誰發展，如何發展」成為學界焦點，尤其是以大眾媒介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技術。斯邁思以他獨特的學術視角進行反思：假如現有技術發展路線服務於資本主義生產消費方式，而資本主義應用方式又束縛了技術的可能性，那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能否走一條另類道路？斯邁思通過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和考察「文革」中的民主傳播實踐，①發現了與其理論問題相關的線索。　　

帶著對另類技術路線的期待，斯邁思在中國訪談了科學、教育、媒體等不同領域的官員和學者，並向他們解釋西方的單向電視系統如何為消費主義及威權關係服務。他建議中國設想一種更民主和網路化的「雙向電視系統」：一套「電子大字報」，從而將原來服務於資本主義利潤再生產的大眾傳媒改造成實現大眾民主的傳播手段。②　　

然而，斯邁思發現，儘管毛澤東在著作中明確批判了「蘇維埃+ 電氣化= 共產主義」的技術簡化論，但中國的學者和技術官僚卻依然認為「技術本身是中立的、沒有意識形態性的，只要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下，西方技術就會為工農服務」。斯邁思發現現代技術作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遺產」阻礙了中國政策制定者理解技術的政治性。這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可能涉及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成敗。　　

在斯邁思看來，以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都從「文化／意識形態」角度研究媒介內容，而沒有從「經濟／唯物論」的角度考察媒介技術，造成了研究「盲點」。他有破有立，用技術政治視野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一要批判對資本主義技術路線及與之互構的政經關係；二要論證基於社會主義政經組織形式的社會主義技術的發展可能性。通過《自行車之後是什麼？》及後續文章③，斯邁思完成了他在技術政治問題上的一整套系統闡述：　　

第一，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鬥爭的過程。　　

第二，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藥」（千禧主義）。真正原因是應用技術背後具體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　　

第三， 資本主義之維繫仰仗其技術路線和消費關係的發展（個人化、商品化、消費文化）。社會主義不能也不應重蹈覆轍，而要創造另類的技術文化路線（公共服務、群眾路線、無產階級政治），否則就有走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危險，因此必須進行「文化甄別」（cultural screening）。　　

斯邁思使用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技術路線和大眾消費的「自行車」作標題，隱喻其問題意識。他希望中國解決溫飽問題後能把社會發展之重點放在公共產品和集體消費上，而不要走資本主義式個人消費的老路。他希望此文能作為來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家庭成員」的善意批評，因而在生前從未正式發表，而是通過外交渠道轉交給中國高層。雖然中方並未回應，但此文的複印稿卻在西方批判政治經濟學者當中廣為流傳，取得了「傳奇般的」理論和學術地位。斯邁思本人更對其念念不忘，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列印稿送給了當時剛去留學的趙月枝。　　

對於「自行車之後是什麼？」這個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踐給出了答案：當然是汽車（以及私人汽車所寓言的一切消費資本主義社會關係）！④　　

1978年，斯邁思二度造訪中國，來到改革開放伊始的上海。他發現當時中國已全面轉向了消費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斯邁思敏銳地預見到跨國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廉價勞力和土地為處於資本主義核心市場的信息業製造電子產品。這種對外貿易和技術發展政策「雖然增加了貿易順差的可能性，但對資本主義技術不加甄別的接受卻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內部產生一個技術官僚的精英階層（technobureaucratic elite）」。斯邁思寫道：「正如我所假設，毛澤東正確預測了中國社會主義鬥爭的艱難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顯，動力正在積聚，它將激活『文革』結束後的階級鬥爭」。⑤　　

誠然，斯邁思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及其技術創新與發展模式的認知有被「文革」意識形態修辭所誤導的成分。首先，當時中國並不能提供足夠的大眾必需品。其次，他未能準確把握冷戰局勢對中國技術政策的根本影響，更不了解「文革」中尖端武器科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凌駕於兩條路線鬥爭之上，而正是由軍事引領的技術民族主義影響了「文革」後的「信息革命」。⑥　　

儘管如此，正因斯邁思理論對當下的預見，在今日譯介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反而具備了緊迫的現實意義。四十年間，中國成了全球電子科技產品最大的製造地，同時也是電子產品和汽車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圍繞著大數據、雲計算、轉基因、電動汽車、智能可穿戴設備的各種科技神話甚囂塵上。自晚清以來，中國人似乎第一次感覺到，趕超西方工業和科技發展的百年迷夢即將實現。然而，正如斯邁思在文章末尾所寫道：「中國要『趕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過資本主義技術發展，這個說法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意味著可以用資本主義技術所取得的成就來衡量社會主義的技術發展。」不錯，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之上，但社會主義如何走出自己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道路？如果是一條「另類」的發展道路，何談超越一條舊的道路？　　

社會主義中國在如何引領人類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方面任重道遠。這不但是斯邁思對中國的期待，更是當下中國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因為消費資本主義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已進一步加深，影響到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此刻，有必要重溫斯邁思給中國人民的友善提示，重訪他所指認的社會主義遺產。只有以歷史的和政治的視野去重新理解現代技術，中國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之路。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趙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一、導論

在過去的13年里，中國已經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式的生產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礎，這源於「文化大革命」對改造人們的思想和工作帶來的持久貢獻。這些變化已經體現在中國人民對這一進程的肯定中：吃飯、穿衣、住房和醫療服務已在全體人民中實現公平和充足的供給。　　

但在這一時刻（1973年），有證據表明，新一輪的政治經濟問題正在出現，就像紅小兵和他們接近成年的哥哥姐姐們曾經面臨的。新的問題恰恰源自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處理的那些問題一樣，目前出現的新問題同樣來自那個通常孕育社會主義的文化母體：資本主義。新問題聚焦於中國將要如何利用這個新的「社會主義決策系統」來決定未來為人民生產什麼樣的消費品，因為中國已經到了要問此問題的時刻：我們現在提供了足夠的糧食、禦寒衣物、住房、福利醫療和公共交通，那麼在自行車之後，我們接下來要生產什麼？這實際上是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也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重點。　　

一旦在生理上「必需」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充足地供應給每個人，那麼，選擇生產哪些在生理上不那麼必需的產品和服務就事關意識形態。　　

如果選擇生產資本主義的奢侈品，比如私人汽車、家庭洗衣機、家庭電冰箱、單向電視（one-way TV），那麼這些消費品將成為武裝中國家庭的教育工具，導向資本主義的文化之路。這個命題（留待稍後展開）還會導向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技術是獨立存在的嗎？技術的基本形式和後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必定是相同的嗎？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要推行的政策，可能會使中國繼續尾隨西方几個世紀。然而，「社會主義者」想要建立一套不同的制度，使得中國可以趕超資本主義。這個過程需要問一些問題：要提供什麼樣的產品和服務？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相似，還是完全不同的適應社會主義的產品和服務？有什麼不同？為什麼要不同？何時能落到實處？以及中國的決策系統將如何處理和應對以上這些問題？　　

毛主席清楚地了解我們提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的高層、中層和底層成員和廣大工農群眾、解放軍戰士是否理解這一問題？是否做好了準備來面對這一問題？基於這個問題的鬥爭可能導向「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