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太陽，即使它不再發光

這是一名猶太人在集中營的塗鴉。第一次看到這句話，是在「少兒哲學叢書」里的《只要風經過，他就會歌唱》里，一本輯錄許多美麗句子的箴言錄，包括友誼與復仇、愛與美、真理與生命、戰爭與和平等六十多個主題。

這本書里的每一句話都像是「銀網裡的金蘋果」，雋永耀目，創作者多是著名人物，有文豪如歌德、雨果、加繆，改革家如馬丁·路德、甘地，哲學家如孔子、莊子、尼采等。唯獨這句既不是名家所言，又不是高頭講章，卻引發我長久的迴響，至今都印象深刻。

在太平盛世唱讚歌，當然是輕省的，如果碰上黑暗時代，長夜漫漫，萬眾噤聲，發出一些不一樣的聲音都極為難得。其實不用提自由言說的權利，當風暴來臨，恐怕連生命的安全都無法保障。

1940年6月，法國淪陷，猶太學者瓦爾特·本雅明為了躲避納粹的追捕，乘坐最後一列離開巴黎的火車，逃往法國南部。幾經輾轉，來到西班牙邊境小鎮包城，卻被告知無法入境，他必須被押送回法國，回到生死未卜的集中營。

9月26日，本雅明病倒了，晚上十點，他吞下大量嗎啡，結束了最後的流亡之路。據其傳記資料，他一生中最後時刻所攜帶的物件，包括七十美元和五百法郎，一隻黑皮箱和裡邊的六張護照照片，一張X光片和健康證明，一桿琥珀煙斗，一個裝著眼鏡的破碎眼鏡盒，一塊磨損的鎳鏈金懷錶，一張巴黎頒發的身份證，還有西班牙籤證的護照，一些信件、雜誌、紙張和內容不詳的手稿。

後來，劇作家布萊希特為亡友寫下悼念詩：

先於屠夫行兇之前，你自我了斷

經歷八年流亡，無奈注視著惡勢力崛起

最終面臨不可通過的邊界

人們說，你通過的邊界是那個可通過的。

那個本來可以通過的邊界，卻成了本雅明永遠跨不過的生死之門。阿倫特在一本寫到本雅明的書中，借用了布萊希特另一首詩中的詞句「黑暗時代」：

啊，這是怎樣的年代！

這時與樹交談幾乎是一種罪行，

因為它也是對不義的沉默！

我們借著多人的回憶和各樣的物證，拼出本雅明的最後形象，顛沛流離，走投無路，以死作別。兩年後，另一位逃出生天的作家卻以同樣的方式自殺，讓人費解。

194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不遠的一處小鎮上，斯蒂芬·茨威格平躺床上，妻子洛蒂側卧一旁，以頭枕於丈夫肩上，二人兩手相握，雙雙離世。後來有傳記作者描繪：「他看上去死了，她看上去在愛情中。」

茨威格看起來不可能自絕人世。他雖然流亡他國，但作為名滿天下的文豪，巴西政府和國民待他極好，衣食無缺，受人敬仰，身邊也有嬌妻相伴，算不上孤獨。他在遺囑中衷心感謝奇妙國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給我以憩息的場所」。遺言中甚至還能看到希望，他向所有朋友致意，祝願「他們經過這漫漫長夜還能看到旭日東升」。

但是，他為什麼也走上同樣的道路？

其實，他的遺囑里也透露出一些線索。在茨威格看來，和他說同一種語言的世界業已沉淪，他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也已自我毀滅。當時的歐洲，納粹凶焰正熾，平波蘭，陷法國，轟英國，蘇聯也一潰千里，德國舉國若狂，在「元首萬歲」的高呼中將數百萬猶太人和異見人士送入集中營。茨威格可能並未知曉猶太屠殺的內情，但現實的境況也足以讓他心灰意冷。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是歐洲的黃金年代，財富猛漲，文化繁榮，民眾不識兵馬，對未來充滿樂觀。茨威格生於千年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一切都有規範、標準和分寸。擁有財產的人能夠確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職人員和軍官能夠有把握地在日曆中找到哪一年他將擢升和退休……當一個乳嬰還躺在搖籃里時，就已經為他以後的生活在儲蓄罐或儲蓄所里存下第一筆錢，這是為未來準備的一筆小小的『儲備金』」。

太平盛世下其實暗流涌動，諸強相爭，民眾也捲入其中，事實上，許多群眾運動就在反猶愛國的旗幟下發動。納粹上台後，茨威格不得不四處流亡，「《啟示錄》里那幾匹白馬全都闖入過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饑饉、貨幣貶值和恐怖統治、時疫疾病和政治流亡。」他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的產生和蔓延，包括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尤其是毒害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

茨威格作為見證人，「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見到了集中營、嚴刑拷打、大肆搶劫和對不設防城市的轟炸」，他感嘆道：「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這是物質與藝術、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毀滅，恐懼代替了盲目樂觀，仇恨代替了和平。大災難已經來臨，在一片廢墟當中，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另一場國際戰爭也在進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展開生死爭奪。雅典一些生龍活虎的年輕人，面朝大海，對酒當歌，滿懷信心遠征西西里，最後卻在敘拉古戰役中全軍覆沒。修昔底德以一句話概括他們的命運：「做了人能做的事，受了人該受的苦。」

即使在一片廢墟中，也能誕生像修昔底德這樣冷靜的史家，像柏拉圖這樣的哲人，像色諾芬這樣的儒將。更重要的是，人們還可以自由地談論、學習、紀念和反思。修昔底德曾記錄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上的講話：「我們與其他城邦不同，因為我們認為一個遠離公眾生活的人是無用的人，然而我們的精神是獨立的、完全自主的，我們不屈服於任何人。」

在討論古希臘時，一對中國師生曾給我很大的感動。文革末年，青年工人趙越勝因特殊機緣，問學於北大教授周輔成。在那個造反有理讀書有罪的時代，不用說討論獨立精神、自由人格，恐怕古舊哲學都會招人舉報。

輔成先生在談到吳宓為何獨賞《斐多篇》和《理想國》時，認為二者都想證明有一超越現實之外的理想世界，可以寄託靈魂，安身立命。當時雅典已經由盛轉衰，民眾惶惶不可終日，柏拉圖的理想已然太遲，於事無補，但西方人以此為理想，終於造就中世紀和近代的文明。

他們一路緩行，談興越濃，時至深夜，闃靜無人，偶有電車緩緩駛過，留下悠長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詠嘆」。「車過後，晃動的電線鞭打著路旁老槐樹的枯枝，枝上積雪簌簌落下，灑在先生肩頭、帽頂上。先生並不知覺，不時揮動一下那根黃藤手杖。」

趙越勝最後寫道：「在這靜謐的雪夜，我伴著先生行走在玉潔冰清的世界裡，不再理會四圍黑暗的逼迫。」

回到茨威格和本雅明，他們身死異國，固然是悲劇，但也不是毫無意義。最起碼，他們沒有加入互相攻伐的愛國群體，死於荒野溝渠，也沒有甘願成為偉大領袖的幫凶，為集中營焚屍爐煽風點火。況且，只要他們的作品沒有被禁絕，仍然為人所閱讀、所思考，他們的精神王國就沒有滅亡。

只是，當下一個黑暗時代降臨時，守望的人又在哪裡呢？

題圖：送花女孩（馬克·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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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樊超群· 讀庫編輯｜個人訂閱號：樊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