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吳晗的雜文- 黃波 - 新浪BLOG

好像是前年底寫的，某刊一直說用，但迄未刊出。現在《博覽群書》雜誌今年第5期發了出來。

重讀吳晗的雜文

黃波

吳晗先生的本行是明史研究，但當代人對其記憶最深的恐怕還得算雜文寫作。這不奇怪，和鄧拓、廖沫沙合作撰寫「三家村札記」，而後同陷一張巨網的吳晗，其雜文在當代史上意外砸下的印記是如此之深，肯定是研究雜文史乃至文學文化史的人都繞不過去的，以致當下一個也許對雜文關注很少的人，如果一旦以「雜文」為話頭，他也會不假思索地提到吳晗，提到「三家村」。

吳晗乃至「三家村」雜文的這種影響緣於何處？首先容易想到的應該是文本本身的魅力，因這三位都是學養不薄的人，筆下多雍容博雅之氣。但這種說法現在看來很難得到行家的認同了。當代著名雜文家劉洪波先生前幾年主編《中國百年百篇經典雜文》，「三家村」中僅僅選了廖沫沙一篇，他後來在回應讀者因此而發出的質疑時，直言不喜歡「三家村」雜文，而原因呢，劉先生說是感覺他們的筆太「滑」了，文章寫來太過容易。作為一個偶爾也寫點雜文的人，我理解並非常讚賞劉洪波的這種「感覺」。為什麼「三家村」雜文會讓人感覺太「滑」，感覺他們寫文章太過容易？就因為他們知識廣博，而且政治、理論水平都非泛泛，所以你給任何一個話題，他們都可以搖筆即來，而且總還有那麼一點兒文采、一點兒「意思」，卻就是讓人讀來不夠痛快。他們彷彿太有學養和涵養，太追求「中正平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這從根本上說是違背雜文的精神的。

那麼這種種種關於吳晗乃至「三家村」雜文的非議真的能夠完全成立嗎？我的看法是，只能部分成立，或者說，我們在下這種判斷的時候，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時空界定。因為這幾位先生的雜文一度並非此種面目。這裡只談吳晗。

我手裡有吳晗的幾個雜文集子：《吳晗雜文選》，1979年版，這是「四凶」落網後別人給他編的一個選本，出版說明中說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兩輯；《投槍集》，1959年版，不過書中所說都是1943-1948年間的作品；《燈下集》，1960年版，收錄1959年的文章；《春天集》，收錄1959-1961年間的文章；《學習集》，1980年版，收錄1961年8月至1962年8月的文章。認真閱讀這幾個雜文集，讀者當會發現，像《吳晗雜文選》編者那樣，將吳晗的雜文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兩個時期，實在是很有道理和見地的。

吳晗前後兩個時期的雜文創作有著迥然不同的面貌。吳晗前期雜文的數量遠遠少於後期，主要就是那本不到二十萬言的《投槍集》，但我要說，這本雜文集，足以奠定作者在現代雜文史上的地位，因為它是「魯迅風」精神的延續。何謂「魯迅風」？專家自有專家各種莫測高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所謂「魯迅風」，其特質無非兩點：一曰批判的精神，二曰思想的火花。所謂「批判」的精神，由於中國的語境常常誤解「批判」二字，所以必須強調「批判的精神」實質就是獨立的評判，要求作者不受外物所左右，不被私利所誘引，至少主觀上應如此；所謂思想的火花，就是寫雜文的人可以不是思想家，但必須是思想者，一顆會思想的蘆葦。「批判的精神」確保雜文的鋒銳，思想的火花確保作者的高度。

且讓我們讀讀吳晗的《投槍集》。鋒芒畢露是這個集子給人最強烈的感覺。但有鋒芒不一定就可以靠上「批判的精神」，因為雜文所要求的批判的精神和市民社會對政論家的要求幾乎是一樣的，你可以說錯話，但這說錯的話必須是你腦子裡的真實想法，是你運用理性思考的結果。《投槍集》中是很有一些充滿批判的精神的雜文的，儘管寫作那些雜文的時候，吳晗已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知名的左傾者，但畢竟還不是職業革命家，從許多文章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性在閃耀光芒。《給士兵以「人」的待遇》，這是抗戰中的1944年，吳晗的一聲吶喊，作者眼見許多本來應該是衛國之干城的士兵饑寒交迫流落街頭，不禁對國家之軍事開支、兵役制度、軍隊腐敗發出了層層追問，憤怒地要求揭出一切黑暗的非法的情形，尊重兵士的人權，給兵士以「人」的待遇。在我看來，這篇文章不僅有政論家的問題意識，更有知識分子的人道情懷。《論說謊政治》是一篇名文，作為一個有理性和現代文明理念的知識分子，當時中國的許多狀況是不能讓人滿意的，作者舉出了許多實例，憤怒而痛心地揭出：「世界上，歷史上有各個階級統治的政治，有各樣各式的政治，但是，專靠說謊話的政治，無話不謊的政治，自己明知是謊話，而且已被戳破了，卻還是非說下去不可的政治，似乎只有我們的國度里才有。……漫天都是謊，無往而非謊。」這樣沉痛的句子不能不讓人想起迅翁對國人「瞞和騙」的概括來，其鋒芒所指，已不僅僅是哪一個具體的政府，而是廣及國人的劣根性。在吳晗所寫的這批文章中，有不少僅僅標題就已經是一篇好雜文了，如抗戰中那篇《吾人並非為製造一批百萬富翁而戰》，何等精警有力！

《投槍集》中「思想的火花」也是在在可見的。《報紙與輿論》一文表明，儘管作者並非職業報人，也非傳播學家，但他對報紙與民主與國家民族之關係有很深的體察，吳晗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不知道在吳晗之前，關於報紙的功能還有沒有比這更明快暢達的論述？作者轉而痛批國統區的現狀，「所有報紙圖書雜誌，儘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出版地點不同，時間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有計劃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當時國共相爭，國民黨方面抬出了「法統」這面大旗，吳晗於是論「法統」，這篇文章一般都會認為其傾向性過於強烈，但就是這樣的文章中，吳晗還是寫下了這樣一些光芒四射，即使是自命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義學者也駁不倒的句子，「我們得請教國民黨諸公，你們之取得政權，蠻幹一黨專政，是經過什麼樣方式的選舉？是由誰選舉？還是曾經和誰，哪一個政黨競選得勝？人民曾經表示過選擇嗎？各政黨都曾經欣然同意嗎？假若都沒有，我們不能不抱歉地請教諸公，你們合的是什麼法？」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吳晗這些充滿「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雜文，都是在國統區的報刊上發表的，用吳晗1959年在《投槍集》「前言」中的話，有的還是「國民黨官方的刊物」，《掃蕩報》甚至「還是軍統的刊物」，其中的風險不言而喻，正是從這種風險中見出了一個雜文作者的堅韌和膽識。吳晗1959年結集這些文章時，保留了當初發表的樣子，特別是經國民黨新聞檢查官刪改過的，吳晗細心地作了標註，說是「留作紀念」。今之雜文愛好者如果經此知道還有那樣一個時代，的確要感謝這種「紀念」了。

回頭再看吳晗1949年後的雜文創作。作者的地位更高名氣更大，數量當然是更多了，作者作為「雜文家」的聲譽也更隆了，作者本人在結集這些文字的時候，也幾乎無一例外地稱之為「雜文集」，可是在筆者看來，這些文字實際上離雜文已越來越遠了。

吳晗1949年後的雜文，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控訴舊時代型；二是回首舊事型；三是文史小品型。前兩型基本又可歸為一類，即在通過對舊人舊事的追憶中，作者「覺今是而昨非」。一個舊的時代不是不可以控訴，但雜文明顯不是適合控訴的文體，因為它要求作者運用理性，僅有一腔憤火是不夠的。那麼那些文史小品又如何呢？這應該是吳晗1949年後寫得最多也最為人所知的文字。以一個甚有根底的歷史學家寫文史小品，現在看來，吳晗的確是遊刃有餘駕輕就熟，其中多數篇什也的確寫的既有知識性也有趣味性，還對青少年頗有教育意義，如那篇著名的《談骨氣》。但這樣能不能算是雜文呢？坦率地說，其中絕大多數是不能算的，當然我這裡用的是雜文的高限，即以「魯迅風」為標杆衡量，這些為吳晗贏得盛名的文史小品終究只是文史小品，而不是雜文，既沒有「批判的精神」也沒有「思想的火花」，有的只是從從容容的「博雅」。

曾經是雜文好手的吳晗卻寫不出雜文來了，從吳晗的身上正折射出雜文在20世紀中國的命運。

雜文這種文體，區別於其他文體的特點有二，一是緊緊植根於中國的特殊國情，二是與政治的聯繫總是最為緊密。可以說正因為與政治聯繫太緊，所以命運也最為多舛，多次面臨被取消的窘境。據我所知，在整個二十世紀，雜文的危機先後發生過多次。1942年3月，羅烽在丁玲主編的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撰文，感慨於魯迅先生那把「劃破黑暗」，「指示一條去路的短劍已經埋在地下了，銹了，現在能啟用這種武器的實在不多」，而堅持說「如今還是雜文的時代」，但很快就遭到了批評。「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這種觀點迅即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1956至1957年，文學界提出發展各種文藝形式和風格，也容許、甚至有時還提倡對「人民內部」的缺點進行揭露和批評，雜文的寫作問題又一次引起關注。這次雜文寫作的恢復，隨著反右派運動的開始而告結束。後來還有1961、1962年，以《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為代表的雜文的復興和隨後而來的被批判，以及80年代「新基調」討伐「魯迅風」，……

現在再看這些關於雜文的爭論，竊以為，維護雜文的理由也好，取消雜文的宏論也好，對雜文本身而言，都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他們都從根本上在誤讀雜文。首先，他們都認為，一個雜文作者不可避免地會有自己的立場，不過取消派認為，一旦雜文作者身處光明而硬要批判，那就是錯誤的立場，而維護派認為，即使他們批判也是為了更好地擁抱光明；其次，他們都對雜文附加了雜文本身不能承受的功能，不過取消派認為，雜文這柄利劍只能去刺傷敵人，而維護派認為，即使刺向自己，也是為了引起療救的希望。

如果全面而深刻地認識雜文這種文體，認同上述我對「魯迅風」的概括，那麼就不能不承認，從根本上說，一個雜文作者不會有什麼先驗的立場，他可能既不屬於左也不屬於右，既非激進也非保守，他只是他自己。在他動筆之前，也並不是早已打定注意要去歌頌什麼、抨擊什麼，只是某人某事某種現象觸動他非寫一篇充滿「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文章不可，如果硬要問他秉持什麼準則，那隻能是自由、民主、正義、良知等這些人類普適的價值。「雜文作家要養成對黑暗的敏感」，徐懋庸1957年的這句話讓人讚歎，因為他依據的正是人生而為人的正義感，在這種正義感之下，他是不會去管這「黑暗」來自哪裡的。既然雜文作者不應有什麼先驗的立場，那麼雜文就不會有一個具體的物化的「敵人」，雜文的敵人只是自由、民主、正義、良知等這些人類普適的價值的反面。

一個真正的雜文作者肯定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也許有人會反駁說，若以此為據那麼連魯迅也不能入雜文作者之林了，因為他有明顯的傾向性，他有那些為蘇聯唱讚歌而事實證明完全贊錯了的文章為證。是的，的確有許多方面的人以佔有魯迅為急務，不同陣營的人都在說「魯迅是我們的人」，但魯迅本人什麼時候說過他是誰的人？魯迅只是他自己。那些擁蘇的文章也不能成為魯迅盛德之累，因為即使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也無法保證他表達的任何意見都正確，最關鍵的是看他表達的意見是否緣於他個人真實、獨立的思考。

雜文與政治的緊密聯繫是雜文的悲劇，真正的雜文應該是一種獨立性很強的文體。可是這種獨立性怎麼可能是無源之水呢？沒有作者的獨立，就決不會有雜文的獨立。而過去那些維護和取消雜文的人都是不認同這種獨立性的，只不過他們是從不同的方向進行打擊，殊途而同歸。這不奇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取消了知識分子的獨立，雜文的衰落乃至被取消就是必然的了，哪怕還有人給它冠以「雜文」的名目。

吳晗1969年冤死獄中，雜文也是「禍根」之一。據當年和他一起被批鬥、享受「噴氣舞（彎腰低頭）」的廖沫沙回憶，吳晗深感沮喪和悲憤。一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人，這種悲憤中肯定包含了很大的委屈。也許吳晗至死都沒有明白，他那些博雅的雜文究竟錯在了何處，當然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悲劇究竟在哪裡。

以下網友留言只代表其個人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的觀點或立場 眉睫 2007-05-17 09:07:14 黃波老師可曾關注湖北的「龔同文」「馬鐵丁」雜文，「龔同文」囂張一時，今已不聞於耳，但其在雜文史上還是有時代的印記吧！「馬鐵丁」即便在今天也是受到一些讚譽的，但仍然是毛時代的產物，以歷史之眼光，也是遠遠不如吳晗、鄧拓諸人的。 2007-05-17 21:37:31 感謝梅傑兄關注。這兩人中，我僅與聞過馬鐵丁，想吳晗鄧拓不過如此，其餘毛時代諸人更是自鄶以下了。

羞看雜文---我對當代雜文及雜文家的印象文/顏華

一度迷上了雜文，搜羅了好多雜文方面的書，摞在案頭以便通讀。初讀這刀槍匕首的文章，感覺很過癮。只是讀的多了，就生出感悟來。心中如有塊壘石，不吐出來，憋悶難挨！我是學理的，凡事有愛分門別類的愛好。潛意識中把雜文分成了三類。一類是是文壇耆宿，如邵燕祥，何滿子等，以「中興魯迅風」為旗幟，老薑辛辣的表皮下，實則文思枯竭，。他們倚老賣老，尋個由頭兒，兜售點兒歷史典故知識雜碎，字句繁冗絮叨，篇章圓滑中庸。《小報告以外》的雜文集，幾乎都是 「魯迅怎麼說，《資治通鑒》上怎麼論，媒體上又如何講」。說了一大堆，多是模稜兩可無關痛癢、彎彎繞沒思想，看似一腔激情，實則滿紙廢話！邵燕祥的雜文，總是一番過來人端起面孔的說教，言之鑿鑿卻大而空疏。每讀到心裡不爽時，我就以「他受的歷史之痛太多，總也忘不了疤的痛」來安慰自己。說真的，看著這些風燭殘年的老者操筆為文時那種氣喘吁吁的衰竭掙扎的「貧相乏態」，憐憫之情頓起。就此打住，不說了，我怕傷了那顆顆鈣質化的心。另一類是媒體編輯記者。我最不屑的就是這類人，占著那「一畝三分地」，東抓西弄點報刊上的下腳料，敷衍成篇。本是習作練筆之文，卻仗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一篇雜亂小文到處開花、遍地結果。一路跳將過來，文章發多了，虛名浪得了，影響力有了。輝煌的他們不但把持著文稿發表與否的權柄，還把持著當今雜文的話語形態。他們名字一列，大家便耳熟能詳，何東、潘多拉、朱鐵志、曹林、童大煥、阮直、馮雪梅、朱大路、葉延濱、張金嶺、楊耕身、大衛、徐迅雷、王乾榮等，憑媒體資源優勢，雞零狗碎，哼哼唧唧，不愁發表。掙得money改善生活，印刷成冊招搖過市。哪管它在書店裡蒙塵積垢等待處理？而且對讀者指手畫腳，對作者居高臨下，自以為了不起。其實要是離開他們的發稿權力，只怕其作品沒幾篇上得了版面的。像朱鐵志擺出一副評點天下雜文的架勢，以編選什麼世紀雜文洋洋得意，等候作者去拜碼頭。他自己有什麼名文大作啊？《盛世微言》的作者楊誠勇，據說背過《古文觀止》，語言犀利，眼格很高，在某報連年開著「談片專欄」。我滿懷崇敬去讀，卻也是給自己添堵！他的文章太油太濫，情緒化色彩很濃得化不開，他的文里到處充斥著學問的炫耀賣弄，常常是一顯擺就呼呼啦啦忘了剎閘。《假面舞》是一篇其抨擊當今一些貪官口是心非、言行相悖的文章，開篇即是驚乍顯擺，「事物有假象，人物有假面，弄虛造假，是以假象示人，裝腔作勢，是以假面示人，戴上面具做人，曰假面人，戴著假面跳舞，曰假面舞，金玉其外講求的是包裝，逢場作戲講求的是偽裝，前者遮飾的是敗絮，後者掩蓋的是真相。強盜……婊子……」不再引用，如此不堪！我一直懷疑這種佔山頭互相交換髮表「肥水不流外人田」式的媒體雜文，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寶劍穿透性的批評？雜文當今這種固步自封的門戶觀念。怎不使雜文寫作千人一面，口熟手溜？雜文作者們口口聲聲要「鼎新革故，激濁揚清」，為民鼓與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現實卻是這般拿腔捏調小貓三腳，關係稿熱乎粘捻,新人外人靠在一邊。管是是什麼老鼠臉狗獾相，先佔了檯面再說！我尤其討厭的是葉延濱，先是霸著《星星詩刊》，後是霸著《詩刊》的發稿權，到處交換髮稿，他的所謂雜文隨筆，就我看到的沒有一篇像樣子的，很多甚至完全不通，可笑之極。那個《文匯報》的朱大路自己雜文很不怎麼樣，卻在《雜文選刊》上居高臨下地感嘆投稿中沒有大師，也沒有佳作。按理說，如此眼睛望天的人物應該發表幾篇很有影響的大作才好，可笑的是他自己沒有什麼大師氣味的好作品，他版面也沒有發過什麼直面人生的好作品。真是所嘆何來？第三類是教授學者。校園深深挾裹，貌似學富五車，大學問不去做（其實是做不來）劍走偏鋒閑羅嗦，手癢耍筆桿，做文亂湊合。寫點「精神撒嬌」畫些「靈魂夢囈」。老一點是北京的毛志成，河南的陳魯民，年輕一點如余傑，摩羅等，尤其突出，被人譽為「寫作模範」、「雜文專業戶」，煽旺情火，評頭論足，耍槍弄棒，威威赫赫，表面看起來風風火火，實則以雜文為旌幡，遮蔽著自己學術的笨拙淺疏，搭建著自己擠身名流的高梯，護衛著自己在學府里的金字招牌。購得毛志成的《上帝對人的最後談話》一書，幾乎都是衛道士的說教，話語霸權下的知識闡釋，生活現象硬塞進自己認同的文化價值鐵皮靴中。說白了，他們總是拿著自己腦海中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既成價值系統，去套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合拍了，撫贊之，夾腳了，抵毀之。《關於「名家脾氣」》一文中，作者煞有介事噼哩拍拉推出了自己的「脾氣論」，「人不能沒有一點脾氣，任什麼無理的人或無理的事逼上門來都笑嘻接納，這種人大約只能叫做庸人。沒什麼硬資格，硬底氣無能為力發脾氣，不發就是了，若是大家能做一點批評與自我批評，心平氣和地承認我們既不是什麼勇士，也不是什麼高品位的學問家，就更好，說不定以此為起點，不斷長出息，終有一天會真成了勇士兼學問這家。」這明擺是唱高調甩大話，沒有什麼新見解新思想，一味說教，令人厭煩！就認識水平、思想深度來說來說，毛志成和陳魯民都在及格線之下。當然，客觀地說，即使是很迂腐甚至愚蠢的雜文家，偶爾也能寫出好雜文的。比如鄢烈山、劉洪波、潘多拉、黃波雖然逃避不了交換髮稿的嫌疑，但是偶爾也有好文章。――雖然他們拉拉雜雜的廢話雜文也很不少。像畢淑敏、蔣子龍、梁曉聲這些名氣很大的人，寫起雜文來也是莫名其妙，沒有一點意思，當然畢淑敏的《我和比爾蓋茨比成長》還可以，其餘就是垃圾了。至於「北大醉瞎」孔慶東那就實在不敢恭維了，居然還不要臉抬出孔子來，以「72代孫」沾沾自喜，只可憐自己的文章寫得既蠢又臭，還到處給人家打廣告騙學生家長的錢。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是最為沒有情趣也沒有品位只會編「故事新編」的侯國平，居然也寫出了一篇《薩達姆讓我羞愧》。另外像朱健國、劉齊這種「硬幽默」的傢伙，偶爾也能寫出一兩篇好文章來――儘管水貨仍然是主流。而一度被人家看好的吳曉波則是油滑多於幽默。我比較欣賞的雜文幹將一個河南的王慶傑，一個是湖南的魏劍美。這兩位皆是青年才俊，王慶傑的行文如流水、運筆貼現實，切中肯綮的評述使人受益非淺，亦莊亦諧的語言讓人不忍釋懷。誠如著名作家周同賓在評述他的作品時所言：「他活的實在，也寫得實在，只慣於用自己的語言，敘說自己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只求真切，不求『新潮』，不似有些年輕人用常常用花里胡哨的東西遮掩固有的淺薄、幼稚和空洞。」面對當下灌人耳目的「封殺、重拍」四大名著之呼囂，他的《「封殺」不可取，「重拍」沒必要》一文道出了一些學者專家們為了「版本選擇」問題而「義憤填膺」的高呼「封殺、重拍」，「一廂情願的『封殺、重拍』，到頭來一腔熱血換來的只能是事倍功半的枉然徒勞。」是的，與其用挑剔、苛刻的目光看當下，還不如再細讀原著、重溫電視劇，讓浮躁的心平靜些，窄仄的視野開闊點。《現代人的「流行雜誌病」》道出了現代人奔波忙碌中「撥劍四顧心茫然」的心態。 「甜、軟、酥」的「開心島」、「青春感悟」、「雋語短章」，虛假參半的「寫真」、「前鋒」、「紀實」這些零嗑閑食，消遣可以，如長期服用，定會營養不良、少鐵缺鈣！王慶傑用真誠的心和筆在生命的岩縫裡尋覓生命的溪流，其文真情摯，怎的讓人不愛？另外一個雜文幹將，是魏劍美。但我讀他的第一篇文章卻不是雜文，而是一篇懷念其導師顏雄的文章，《夢裡依稀——懷念我的導師顏雄先生》一文，他用快樂的筆調悼念感懷恩師，全篇不著一字悲傷，卻讓人讀出了溫暖的淚水，讀出了顏雄先生彌在笑呵呵中的豁達博愛。直白自己的言語中，我也讀出了魏劍美做人的真，這一點導引著我讀他其它的作品。《領導打了個噴嚏》一文，很趣味地諷刺了當下那些有腦子不用正地方的拍馬屁者，「音樂家：領導之噴嚏聲若編鐘，韻如管弦，其聲裊裊，餘音繞梁，正所謂「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實乃人間一奇特音樂也！國學家：此之謂陽春白雪、空谷足音。蓋身懷天下者，凡一舉手，一投足，一咳嗽，一噴嚏，皆空響清絕，為一代絕唱。嘻吁，領導對國學領悟如此之深，重視如此之力，我中華文化之光復指目可待矣！新儒學大師：鄙人正打算作一篇《以21世紀之姿態猛打戰國春秋之噴嚏》，以匡扶被「五四運動」損害之偉大儒學精神，如今領導身體力行，我中華儒學拯救墮落之世界大有望矣！……」沒有賣弄學問的說教，讓角色道白彰顯人世百態，一幅名家名流百媚百丑圖顯在了眼前。《2060年的愛情》，以調侃愛情的筆調，點了什麼都唯標準化是舉、什麼都以反傳統道德為美、什麼都以產業化為時尚的穴位。「2060年自然是法制完備的時代，談戀愛也「有法可依」，經過108次修訂的《愛情法》其條款多達上萬，以免有人鑽法律的空子。比如，法律將規定，每次接吻時嘴唇仰角不能大於45度，擁抱力度不能大於85.1帕斯卡，親昵時禁止使用「小豬」、「貓咪」一類有歧視動物傾向的詞語」，這麼標準化要求、這麼有法可依、違犯要小心罰款的條給規範親昵，想著削足適履拚死硬穿紅舞鞋的場面，不由得笑出聲來，笑後卻讓三思社會五想道德。《對屁股同志的評價》一文，因為不喜歡「屁股」這個意象，起先是我一目十行地瀏覽了一遍，但文中閃爍跳躍的彩色思維牽引我讀了第二遍，讀著讀著忍不住拍手叫絕，「非主流的屁股雖上不了檯面，卻以他無窮的魅力主宰著風光無限的臉面，如果生就一個優質的屁股，那將會是前途無限。」哈哈，把玩中就完成了對世相的調侃醜態的諷刺。我讀書有癖好：人性真、人品高、面目不可憎者、文章大氣、文辭幽默、通篇機智靈性。用這些條條框框去套魏劍美，也大都符合，這是我喜歡他文的原因。筆者也曾徵詢過不少朋友對於當前雜文的意見，雖然他們有的反對我以上的部分觀點，但普遍感到幽默、諷刺而又有思想力度和衝擊力的雜文和雜文家實在太少了。除了我認同的幾位之外，他們補充了另外幾個，比如流沙河、魏明倫（不過近來也沒有什麼有力量的東東了，在炒冷飯）、張揚、沙葉新、王躍文、吳非、刀爾登、曾穎等。認為多少還是有些可讀性的。權且記在這裡，供大家評說吧。竊以為，雜文應重其思想性而不是其知識性。雜文是血性文章，不是道貌岸然的瓜皮帽子，雜文應具有煙火氣息，雜文要純正激昂、痛快淋漓，有鮮活灼人的真聲音在裡面，而不「編記」們左右縫源、章圓腔正、隔靴撓癢的巧滑。雜文得了小感冒，我送來一點自配的小葯，希望它起到一定的療效。尤其是湖南、河南歷來出猛將，寄希望魏劍美、王慶傑等雜文幹將筆耕不綴，蔥籠著雜文、點綴著生活。

——聽朋友介紹讀到這篇批評雜文圈的文章。作者我不認識，據說是河南的一位巾幗英雄。當為雜文的一個鐵杆愛好者。因為愛之深則責之切，對雜文發表了一些很潑辣的意見，有些我以為是看得很準的。

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客觀地說，即使是很迂腐甚至愚蠢的雜文家，偶爾也能寫出好雜文的。比如鄢烈山、劉洪波、潘多拉、黃波雖然逃避不了交換髮稿的嫌疑，但是偶爾也有好文章。」

如果我不是自作多情，文中的「黃波」就是鄙人了。鄢烈山、劉洪波二位都是當代雜文界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把我和他們綁在一起，還稱讚我「偶爾也有些好文章」，真是與有榮焉。至於我是不是「很迂腐甚至愚蠢」，我想各人視角不同，不妨見仁見智。但說我「逃避不了交換髮稿的嫌疑」，則還想略作解釋如下：我現在的確是在一家地市級晚報《三峽晚報》（宜昌）做時評版編輯，但這是我2005年10月以後的事。此前的文章應該也發得不算少，是否能夠排除此種嫌疑？另外交待一下，一直以來對我多所關愛、發文較多的是《書屋》《博覽群書》《雜文報》《文匯報》《同舟共進》等報刊，可是這些媒體的編輯幾乎是不寫雜文時評的，即使寫了，估計也看不上我那家地市級小報，至少我從來沒有收到過。至於我編的報紙，其實也是不發雜文的，因為他是時評版，而我平時寫時評很少，加上報紙檔次很低，在換髮稿件方面，便宜真的不多。當然我的版面上的確有既為作者又是編輯的稿件，其中發的比較多的是中國青年報的曹林，但目前時評達到曹林水平的又有幾人？我難道要因為他是編輯就不發他的好文？我雖然發他的稿子不少，可是我自己每年大概只會給《中國青年報》投不到十篇稿子，能發表的一般也就一到兩篇吧，天底下有這樣換稿的嗎？當下雜文界的確有很多不如人意處，每個人盡可各言其是。不過，發言之前，似乎應該多看看別人的文章再下判斷。按我的猜測，這位顏華女士充其量也就是在雜文報、雜文選刊上偶爾看過我的幾篇小文吧，未免太性急了。缺乏權利支撐政務公開看起來很美2006-12-14 曹林 據報道，被列為國務院2006年一類立法計劃、曾預定年內出台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在保守國家秘密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行政權力透明運行以便接受公眾的監督是政務公開的重要內容。全國政務公開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理念是「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不能公開的信息主要是三種：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第一財經日報》12月12日） 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這是一個真正與國際接軌的政務公開原則，在這個原則下，政府公開政務將成為常態，政府得為不公開某種政務信息承擔舉證責任。我想，這個原則對中國納稅人特別重要，長期以來，公眾納稅後卻看不到自己的納稅所僱傭的那些政府權力如何運行，對政務信息高度饑渴的納稅人，太需要這個原則保障自己的知情權。但說實話，筆者認為，這一深得人心的條例真正得到貫徹實施還有待一系列後續措施的完善，特別是需要「核心權利」的支撐。在「強政府弱社會」的政治格局下，這一紙規定解決不了「政府不公開老百姓又能拿他怎麼樣」的困局。 知情權從來不是一種可以孤立存在、獨立賦予的權利，特別是公眾對政府信息的知情權，不是說哪個部門出台一個條例規定讓公民享有，公民就能享有的。它是一種得依賴某些「核心權利」存在的衍生性權利，不能憑空獨立存在。只有先賦予公民相對政府一些「核心權利」，公民才能據此與政府進行博弈，主動獲得知情權。 這種「核心權利」最起碼包括兩方面：一是民主財政下公眾對公共財政到位的監管，能通過各級人大這個代議機構把握住政府的錢袋子，控制公共財政的流向。因為公共財政是政府權力運行的經濟基礎，如果公眾通過代議機構掌握了公共財政，也就對政府有了主動的制衡權；一是公眾對官員政績的評價權，即官員的烏紗帽應自下而上地掌握在公眾評價之上，而不是像現在那樣自上而下地掌握在上級手中。公眾決定官員命運，政府權力才會真正聽命於民意。 公眾只有掌握了這兩種「核心權利」，才有底氣向政府提出公開信息的要求。政府敢不公開信息的話，擬上馬的工程就會在人大被否決，年終評價就會通不過。如此，知情權才會有堅實的支點。否則，它只能是一種觀賞性權利。 考察法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出台《情報公開法》的經過可以看到，都是在公民先擁有了那些「核心權利」後，知情權才真正落到了實處。美國於1966年制定了《情報自由法》，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在簽署這項法案時宣稱：這個法律發源於我們所信仰的一個重要原則，在國家安全許可的範圍內，人民能夠得到全部信息時，民主政治才能最好地運行——公開政務源於信仰？這純粹是媚眾的漂亮話，如果公眾不擁有那些可以制衡政府權力的「核心權利」，不控制著公共財政和官員進退的話，有哪個官員願意自己行使權力時被公眾盯著？ 要想《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必須先解決一個問題：如果擁有強勢權力的政府就是不公開信息，公眾能拿政府怎麼辦？現實中，這樣蠻橫的基層政府少嗎？另一種可能是，有些地方會以「國家機密」和「商業機密」為借口拒絕公開政務，又怎麼辦？否則，所謂的知情權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 再說了，沒有問責、否決等核心權利的支撐，公眾對政府的一些違法違規行為，就是知情又能如何呢？一種知情要成為有價值的知情，必須要有對知道的情況進行影響的配置權利，也即：不僅要知道事實，還必須能影響和改變現實。審計署每年的審計報告，滿足了人們對公共財政流向很大的知情權，可如果人們僅僅有權知道衛生部閑置財政專項款6．12億元、教育部應繳未繳四六級考試費達4771萬元，而不能「用手投不信任票」對這些違規部門進行影響，那麼這種單薄的知情還有什麼意思？ 知情權有時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價值拷問：知道了又怎麼樣？知道了並有權利對「知道的」進行影響才有價值。否則的話，知情有時候反而是一種痛苦，就像癌症病人的「病情知情權」一樣。 提示語拖死：2006最具中國特色的死法曹　林（順便貼上blog地址！http://mumumu.bokee.com/）　　記得2005年末的時候，《中國青年報》曾進行過一次題為《盛世浮華背後的匪夷所思》的年終盤點，列出了浮華盛世下這一年十件既匪夷所思又讓人心酸的怪事，「46歲的尤國英還沒有死就被送到火葬場」的事件名列榜首。2006年又快過去了，這一年最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已浮出水面，那就是發生在甘肅省定西市的「120急救電話提示語太長拖死病人」。　　所以叫急救電話，當然越快越好，對心臟病人來說幾秒鐘就可決定他們的生死。但定西市120步驟繁雜，提示太多，接通一家醫院需花很長時間。今年１月該市一位市民的父親突發急病，這位市民立即撥打了１２０急救電話，但繁雜的語音提示延誤了父親的搶救時間，到達醫院後猝然而逝，近日這位市民將定西市120及主管單位和醫院告上法庭。（11月30日《西部商報》）　　120提示語太長拖死病人，這何止是2006年最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簡直是2006年最具中國特色的死法。　　根據該省衛生廳的要求，１２０急救熱線必須一撥就通，但在定西市為何有「提示本市所有醫院供你選擇」的長時間語音提示呢？某醫院院長一語道破天機，不改直撥是為了平衡醫院收益，因為定西市只有一個１２０急救電話，改直撥後會出現急救病人都被拉到市醫院搶救，影響到縣醫院的收益。今年5月該市在市民抗議下曾發文將１２０語音提示直接改１２０直撥，但這又涉及到電信公司利益，因為語音提示越長意味著病人求救時通話時間越長，電信公司獲得的利益就越多——最終醫院和電信公司在120語音提示上達成可恥的默契，以讓人匪夷所思的厚顏無恥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了病人的延遲救治之上。+　　看到這裡，很自然地想起當年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對資本主義社會冰冷和赤裸裸的利益算計現象無情的批判：資本主義把人一個個捏造為自私自利的「動物」，人們熱衷於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糾紛；建築師希望發生大火將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則希望一場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縫和鞋匠希望人們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壞皮子做鞋子，以便經常更換。　　記得當年中學上歷史課讀到這一段時，心中對資本主義社會這種赤裸裸的利益算計充滿鄙視，對自己生活的社會充滿自豪。可今天放眼我們的現實會發現，這一切也開始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赤裸裸的利益算計甚至以更讓人匪夷所思的無恥、卑鄙、骯髒和瘋狂露骨地表現出來：醫院間為了平衡利益會延長急救電話的提示語，醫院間會為了爭搶病源而不顧救治病人大打出手，電信公司希望病人打急救電話時通話時間越長越好，警察為了罰更多的款而希望司機超載越多越好，商人毫無心理障礙地往食品里添加敵敵畏保鮮，官員為了陞官不顧井下礦工們的死活……罪惡一再突破著人們的想像力，甚至變成一種中國特色。　　維吉爾在《埃涅伊德》中說過：如果你們蔑視人類的親情和凡人的力量，還請敬重神靈們記載善惡的陰騭之賬——在有宗教的社會中，惡再怎麼滋長也會敬畏冥冥中神靈的懲罰。可在我們的社會因為缺乏宗教，罪惡根本無所畏懼，利益算計敢於突破最底線的社會道德，厚顏無恥得讓你瞠目結舌。什麼良心，什麼生命，什麼崇高的醫德，什麼公共利益，哪怕自己一絲一毫的私利，都比另一個人的生命重要得多。120急救電話提示語太長而拖死病人，以讓人目瞪口呆的方式，把我們社會的道德潰爛表現得淋漓盡致。　　有網友在新聞後跟帖惡搞說：還不算最壞，這還只是醫院和電信公司的利益勾結，火葬場還沒有參加進來，那樣的話，急救電話的提示語在介紹完各家醫院後會加上一句：如果病人已死亡，請按0，火葬場將為您提供最快服務——誰敢說這僅僅是笑話呢？急救電話提示語太長而拖死病人，這不也僅僅只是當年春節晚會上的一個相聲，不也在現實中發生了。中國的許多現實，只會比你想像的更壞，最豐富的藝術想像力都趕不上現實。中國的很多事情，比你能想像到惡更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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