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感恩 | 我博士生涯中的五位老師

07-24

又到了畢業季，每個順利畢業的政治學博士背後都有幾位偉大的導師，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體會。我就一直想寫點東西感謝我博士生涯中的幾位老師，但是能寫想寫的又太多，感覺無從下筆。最後還是決定挑選了對我影響最大的五位老師，他們各有特點，都對我順利完成博士學位有特別的幫助，到現在也影響了我的學術道路選擇和規劃。

老師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我就挑選每個老師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句話來寫，不代表他們其他的觀點對我不重要。

John Mearsheimer: Ask the big question.

嚴格來說，老米不是我的正式老師。他不在我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當中，我也沒有正式上過他的課；但是我經常去他主持的PISP 工作坊，並且在其他場合跟他有很多交流，所以也算是我的老師了。

作為現實主義理論大師，老米對純理論和大理論的愛好是很明顯的。或許因為這個特點，他的風格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或者喜歡。老米對自己的學生要求也很高，所以他的博士生們一般都有點畏懼他，生怕論文不夠老米的標準。在PISP工作坊上，老米最愛說的就是：你文章的 big question 是什麼？或許是受夠了目前美國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的『瑣碎化』傾向，他和老朋友 Steve Walt 前幾年還專門寫文章抨擊那種所謂的『simple testing』文章，認為這些無聊的文章在學界大行其道，搞的學生們都不愛提大問題了。當然老米的這種看法很有爭議，我們可以暫且不去爭論。

我自己比較認同老米的一點是：做學問應該做大學問，最好的學問就應該問最大的問題。至於什麼是最大的問題可以見仁見智。美國政治學界似乎走到了一個不太健康的局面：就是在實際過程中對方法論的重視超過了對問題本身的重視。雖然口頭上大佬們都說要重視研究問題本身，但是在招聘，晉陞，獎勵，聲譽上對方法論有些過於推崇。（這一點在中國是恰恰相反，對於科學實證方法論又太不重視了）

Alex Wendt: Tell me something we dont already know.

溫特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也是引導我對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產生興趣的啟蒙老師。他是德國後裔，所以工作習慣也是一絲不苟，辦公室整理的乾乾淨淨，什麼文件放在哪裡都有具體的標識。

溫特最喜歡問的問題就是：你的文章有什麼新的貢獻？這個看似普通的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尤其是對當年我們那些讀書還不夠多的博士生們。讓我們去說清楚自己文章的創新點，而且要說服溫特這樣的理論大師是很困難的事情。好在溫特是個非常nice和有耐心的人，他會幫助你釐清思路，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論文觀點放在一個大的理論和爭論背景下；這樣自己的論文貢獻就很清楚的呈現出來了。

跟老米類似，溫特也很強調問真正的大問題。不過他也很現實，知道對於博士生們來說，大問題是具有高風險的。他的建議是等到學術地位安全了以後，可以真正開展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課題。用他的話來說，有些課題只能是 full professor project，就好比他現在研究的量子力學和社會科學。

Lloyd Rudolph: 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sertation.

Lloyd 這位老先生是很有些傳奇經歷的。他和他的太太Susanne Rudolph 是美國最著名的印度研究專家，也是長期在芝加哥大學服務的一對模範學術夫妻。真要說起來，Susanne 在美國學界更有名氣，她曾經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的主席（2003-04）和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主席（1986）；（同Lloyd一起）也獲得印度政府頒發的最高榮譽的教育獎項。

我當初選過一門兩位老教授共同授課的state formation的課程。上課的時候，兩位老先生分別坐在教室的兩端，一個人講一段時間，然後另外一位接著講。學生們就一會兒看看左邊，一會兒看看右邊，場景很有意思。

Lloyd 也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上，他非常善於鼓勵學生。他經常對我們那些苦苦掙扎在論文中的學生們說，不要擔心，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ertation. 大意是不要太在意你論文的質量，趕緊寫完了，那就是最好的論文！這真是金玉良言，我身邊就有很好的朋友，因為完美主義遲遲捨不得提交論文畢業，結果耽誤了很多年還沒有畢業。這可能也是因為當年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畢業政策太寬鬆了，允許你20，30年後還可以畢業。當年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經濟學的70多歲的博士候選人，在做了多年的農場主後，終於提著一筐草莓來答辯畢業，結果發現很多老師比他年齡小多了。

Dali Yang: Keep your eyes on the big prize.

楊老師是著名的中國政治研究專家，也是當初我投到芝加哥大學的領路人。楊老師對中國政治內部的具體情況的掌握可以說無出其右，任何題目任何事情他都像百科全書一樣的知道，所以一般不要跟楊老師辯論關於中國政治的話題，你會輸的很慘。

當年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為了生存也找了一份在CIR做輔導員打工的工作。這份工作其實待遇很好，工作也很有意義；但是楊老師的建議是不要因小失大，要把 eyes on the big prize. 的確，前面有幾位輔導員就是因為工作太舒服了，耽誤了自己的論文寫作，結果遲遲不能畢業，最後被迫退出學界。

楊老師的建議對於我日後的學術選擇影響更大，我們都會常常面臨各種的學術機會，機遇，甚至誘惑。如何不忘初心，保持學術定力，爭取做大學問，好學問不是容易的事情。

Dingxin Zhao: 用生命做學問。

趙鼎新教授是鼎鼎大名的社會學家，在社會運動領域和中國歷史的再詮釋方面做出了重大學術貢獻。他是在社會學系，不是我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但是我選修過他的政治社會學課程，平時也經常在各種場合跟他交流和請教，所以他也是我的老師了。

趙老師是那種為了學術可以付出一起的人，包括生命。我們跟他有時候吃飯，只要你不打斷他，他可以一口氣講兩個小時，飯也不吃了。而且他講的都很精彩，我們也捨不得打斷，但是也不能讓他餓肚子啊，所以跟他吃飯是個兩難問題。

趙老師對我們當年學生的建議就是：做學問就是要把生命投入進去。通俗的說，要有學術激情。如果你沒有為學術問題經歷過寢食不安，坐立不安，半夜起來寫作，白天忘記吃飯，甚至生病；那你還沒有達到真正做學問的地步。

表面看起來這五位老師各有特點和側重點，但是他們的共性更加明顯。他們都是對學術抱有無比熱情和熱愛的人，熱愛是無法偽裝的。一旦有精彩的學術話題，他們會滔滔不絕，跟你們談個沒完。

我很幸運，在芝加哥的博士生涯中得到這些老師們的指導，他們的建議至今對我還是有很大影響。雖然我做不到這些老師的學術要求，但經常回顧他們的建議還是覺得收穫很大。學術在於薪火相傳，如果能把他們的金玉良言傳給下一代學生，那會是美事一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