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顯微鏡下讀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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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從《國運1909》、《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腳下》,雪珥撰寫的系列近代史書籍,為晚清改革始末打開切口,暴露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 本報記者 卞文超1月1日晚,雪珥從重慶飛抵北京。定居澳大利亞後,他頻繁穿梭於國內國外,習慣於輕裝簡行。雪珥發來的名片有兩面。一面是「雪珥,非職業歷史拾荒者、中國改革史窺探者」；另一面印著「蔣文勝,商人、律師、記者、朋友、澳大利亞太平紳士」等社會職務。隨著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名聲漸起,雪珥更多地以歷史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公眾視野。讀史而知興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為人稱道。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腳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陽區某酒店,雪珥穿著休閑裝運動褲出現在大堂,言談衣著都極隨意,並不像想像中的海外「紳士」那樣講究。行萬里路從體制內出走從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難以讓人一眼看透。雖然已有數本著作,讀者對他本人卻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在和記者交流的三個多小時中,他十分健談,表現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蔣文勝,浙江人,干過公務員、記者、律師,後來下海經商,做房地產開發。1999年,他憑藉50萬字的財經專欄,技術移民澳大利亞。有跨度、有縱深的生活經歷,為他讀史寫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記者:採訪之前看你的履歷,感覺像一個謎。現在從事的主業是什麼?雪珥:目前國內國外兩邊跑,主業還是做生意、做貿易,讀史寫史是我的業餘愛好。記者:職業生涯發生了多次轉變,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雪珥:我自認為是對社會現實接觸比較早的人。17歲考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在校就給校領導做助手,開始了解社會生活複雜的一面。1991年畢業後在浙江團省委工作,幾年下來平均每年寫25萬字的文件,無形中鍛煉了對改革風向的嗅覺。後來在報社掛職做管理工作,同時在多家媒體撰寫財經專欄。我感覺,讀萬卷書易,行萬里路難。在機關跟著工作組到基層蹲點,讓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許多縣我都去過。這些經歷讓我看到了社會生活的真實,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書上的歷史。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後,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從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國下海,在上海做房地產項目開發。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寫的財經專欄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地產項目的開發運作十分微妙和複雜,一個項目上有兩百多個官司不足為奇。「非典」時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衛都混熟了。我常說,房地產開發是「紙醉金迷密集型行業」,每天眼中都是大資本的運作,要去考慮各種關係的「勾兌」,也很容易讓人迷失。記者:忙於應酬哪有時間讀史?雪珥:看看我寫了多少東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兒了。應酬除非迫不得已,因為不喜歡。尤其是到了澳大利亞之後,晚上商店很早就關門,街上黑燈瞎火的,幾乎沒有社交活動。每天晚上8點到12點,憑空多出4個小時的學習時間,可以真正靜下心來寫點東西。記者:你解讀歷史的角度既不同於官方,也不同於學院派,這和人生經歷息息相關吧?雪珥:正是因為我在一線干過,在潮頭玩過,所以我不相信象牙塔里無菌環境下作的實驗。我更傾向於把歷史還原至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土壤中,思考實際問題如何解決。細節比對歷史另外的可能性從《國運1909》、《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腳下》,雪珥「在顯微鏡下看中國近代史」,為晚清改革始末打開切口,暴露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舉個例子,他對保路運動的敘述讓讀者重新審視這段歷史。1910年,持續三年火爆的上海股市崩盤,川路公司股本形成巨額虧空,鐵路建設沒有進展。中央政府想將鐵路收歸國有,並拒絕為炒股損失的300萬兩白銀埋單。川路公司藉此煽動小股東情緒,號召罷工、罷市、罷課,借群眾事件向政府施壓。於是,有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在雪珥筆下,這是一場既得利益集團挑撥官民關係的案例。利字當頭,運動往往與正義、非正義無關。記者:所謂的在顯微鏡下看中國近代史,你是怎麼去做的?有關保路運動的歷史細節,是如何獲得的?雪珥:因為在國外生活的緣故,我能接觸到不少西方的歷史記錄,研究資料來源不局限於國內,也不局限於當事的某一方,片面的材料只會導致不客觀的結論。在歷史研究中,我會使用律師思辨的方法,把各方提供的細節擺出來,由此推出結論,不言自明。台灣出版的200萬字的《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我精讀了兩遍,真實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細節中。就算「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過細節上的仔細比對,也能看出這個小姑娘當年的眉毛、眼睛大體是什麼輪廓。因為當過記者,寫東西會考慮怎樣的敘事更吸引讀者。但事實上,我的文章細節句句有出處,連天氣、景色的描述都有資料來源。記者:對於歷史的解讀,大眾的接受能力已經不再局限於教科書結論,也不再滿足於主流提供的觀點。你挑戰了哪些主流的觀點?雪珥:在歷史研究上,我不是很同意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陣營這種二元論的劃分,而是傾向於三元論——把人群分成官、民和既得利益集團三個陣營。官和既得利益集團有一部分重合,但不完全等同。官想要天下太平、國富民安,這和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既得利益集團卻有可能成為改革路上的絆腳石,保路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記者:歷史上「正」和「邪」的分野,隨時可能發生顛倒。對恭親王、慈禧、康梁等歷史人物,你都表現出自己的判斷。你的歷史觀是怎樣的?雪珥:官方主導修史,多半只是為了一個短期的目的。有話語權的一方,總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把對立的一方打扮成「魔鬼」。事實上,既沒有「天使」也沒有「魔鬼」,歷史事件中的人都是和我們一樣的凡人。我的歷史觀可以用三點來概括,說來也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以「人性」為中心。我認為,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應該從人性切入,而不是從任何意識形態切入。很多歷史事件中,其中人物的種種行為,究其原因不是因為他信奉什麼主義,也不是因為他屬於什麼黨派,而是因為他個人所處的位置、利害關係。其中起最根本作用的,是「人性」。「兩個基本點」就是「利益」和「權衡」。利益是每一個人的處境,也就是你的「位置」所決定的你的利益需求。不同的位置,利益是不同。比如,做一名記者的利益是多寫稿,寫好稿,多拿稿費。但是同樣一個人到了宣傳部,他關心的重點就是新聞媒體別給我惹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屁股決定腦袋」。與此同時,不同的人在同一個位子,會表現出不同的原則和底線,作出不同的選擇。當事人會去「權衡」,有的人會說這種事我萬萬不做,但有的人就無所謂。這是「立場決定觀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建「總理衙門」,不僅處理外交,而且承擔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相關職責內容。這像是一個今天的跨部門委員會,總理衙門大臣不是專職的,而是由各部大臣中挑選了兼任。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恭親王就很巧妙地讓反對者兼任總理衙門大臣,給他們壓擔子,成功地將所謂的頑固派、保守派,轉換為改革的同行者。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這樣被他感染而同化的。記者:所以歸根結底,你贊同「實用主義」是歷史人物抉擇的出發點,這也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雪珥:沒錯。我在政界工作了10年,在商海游泳了10年,以我的所見所聞,似乎並沒有人脫離這「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不懷疑有人是「純理想主義」,但這種人太稀有了,很難看到。超速致傾覆改革開放始於晚清1923年,上海《申報》回顧了前60年政府對經濟的扶持。社論認為,晚清九年是最好的時間,民國十年最黑暗,對比兩任政府對實業發展的扶持力度,有「賢、不肖之別」。雪珥認為,晚清王朝的政經改革史無前例,且卓有成效。最終王朝覆滅的原因不是改革不行,而是改革速度過快,導致了帝國的脫軌。記者:80多年前媒體的這一評論,會不會是刻意厚古薄今、針砭時弊的輿論監督?雪珥:不會。當時私營企業的發展情況、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持,都有史實可以證明。中國的改革史,始於1860年代恭親王所推動的改革,至今已經超過了一個半世紀。從1860到1911年,晚清的50餘年其實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根基和民族心理根基。晚清的政治改革其深度、廣度、力度,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與我們一般以為的情況不同,晚清最後6年,尤其是1909-1911的宣統朝的3年,國家並非每況愈下,政治、經濟乃至國防都在不斷進步。比如,1908年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首次突破了白銀2億兩大關,史無前例。而政治上,到1909年除新疆之外,全國各省都建立了地方議會,對地方行政領導實行非常有效的監督,這也是史無前例的。中央層面上,作為國家議會的資政院也隨後成立。記者:你認為以恭親王為源頭的晚清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改革?雪珥:是的。我們經常批評1911年推出來的責任內閣,說它是「皇族內閣」。但是,這個「皇族內閣」並非傳統概念上的權力極大的內閣,而是新型的、在國家議會的監督下的責任內閣,是個弱勢的政府。這一點一直被忽略。這屆內閣的總理、慶親王奕劻也幹得很彆扭,多次想撂挑子。記者:既然晚清的政經改革得力,為什麼還會滅亡?雪珥:1911年時,很少人認為這個政權會突然崩潰。但是,武昌城頭一聲槍響,這麼大的一個政權土崩瓦解。主流的解釋說是清政府假改革、改革太慢,而我認為,恰恰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太快,導致超速失控。立憲運動啟動後,從三權分立轉為地方自治,實際上導致了立憲運動的變異,成了地方分離運動。一個很典型而被廣泛忽視的情況是,到1908年,中國的年財政收入超過了2億兩白銀,這是史無前例的,但中央財政所能掌控的,只有區區2400萬兩。一個政權,喪失了對88%的財政收入的掌控能力,它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作惡的能力,更失去了制止作惡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為一個傀儡。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深刻地論證過改革和革命的關係,他認為改革的推行必須依靠權威資源的保障,沒有這一保障,改革一定會被人利用,最終走樣,而成為改朝換代、取而代之的工具。到了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幾個造反的軍人,就引爆了一個政權的垮台,並不是什麼革命的力量,而是這個政權早已四分五裂了。民主的實現關鍵是政治土壤改變採訪中,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對韓寒的欣賞。他願意看到更多年輕人對革命持一種理性的態度,這也和他的觀點不謀而合。「對於一個開車時連打遠光燈近光燈的規則都無法遵守的民族而言,激進的革命只會帶來大規模的無序和災難。」雪珥說。記者:晚清改革的軌跡被辛亥革命打斷,你認為這延遲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是這樣嗎?雪珥:從甲午戰敗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尋找「制度靈丹妙藥」的階段。精英階層,尤其是體制外的精英,將社會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制度乃至執政者,以為換個制度——往往是換個制度的名稱,換個執政者,就一切迎刃而解。這在之後的歷史中,成了一種潮流。精英們乃至全社會,不斷地在「改制」的折騰中顛來倒去。辛亥之後,中國社會陷入你爭我奪的奪權混戰之中,魯迅說是「城頭變換大王旗」。各路人馬打著動聽的口號,其實只是為了奪權。甲午戰敗後帶來的這股「主義」萬能風潮,對中國的現代化造成極大的困擾。政改不是換一撥人來當權。主義、意識形態都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記者: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激進的革命對中國而言並不適宜?雪珥:是啊,毫無疑問。治理國家就像運營一個公司,不停地更換股東,並不能帶來公司效益、員工福利的提高。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更好地經營公司。這其實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公司治理是一門科學,國家治理更是一門科學。想要改善國家機器的運行狀況,為什麼不從實現司法獨立、輿論監督、決策公開透明這些具體的層面去操作,非要拉下一群狼,換一群更餓的狼上台呢?記者:建立更民主、更先進的政體,難道要靠執政者的自律來實現嗎?雪珥:沒有任何理論敢於相信「自律」的力量,要靠更科學的管理制度來實現,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懲罰機制保障。必須注意的現實情況是,任何一個執政集團內部,都不可能真的萬眾一心,而存在內部的利益博弈,也有望形成內部的權力制衡——這也是執政集團自身健康的保障。晚清50年,「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這種「叔嫂共和一國兩制」並存的模式,令體制內部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權力本身是惡的,折騰只能帶來更多無謂的消耗。我認為,關鍵是如何在技術層面尋找更科學的治國方法,去制約權力。民主的實現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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