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談起

　　魯迅是一個謎或悖論，要認清魯迅就要解開這個謎或悖論：他以那麼犀利的筆鋒批判國人的種種弊病，深刻如魯迅，其批判不可謂不力，他當年的一些針貶，至今仍未過時，是常讀常新，令人拍案叫絕!然而近一個世紀下來，魯迅所批判的種種弊病樣樣照存，不僅病勢無改，甚或與時俱進，讓人扼腕嘆息!

　　原故在於魯迅並不真正懂政治，文字是其長板，政治則其短板。毛澤東其實早就看清了這點，沒有道出只是自有原因。魯迅從「文化決定論」到批判改造「國民劣根性」……他都書生十足。這好比一所腐敗的房子正在起火或火患已經一觸即發，他卻要從千里之外去取水來救火或預防火患。

　　遠水不救近火，正確的常識是就近找水取水，先將火患解除後，方可談得上從長計議。此近水與彼遠水正好相反，為從「制度決定論」到批判改造「專制劣根性」……自辛亥革命以降，名正言順的皇帝是沒了，但變相的皇帝以及無數的土皇帝卻從未絕跡。竊以為拙作《中國政治改革常識》找到了此處近水，其可謂「半生得來非尋常，滿紙論去皆伴淚」，謹拜國人與當局「先一讀吾言，後三思爾行」。

　　也許國人會說：在封建專制的文化土壤里長不出自由民主之花果，你只是想引進優良品種，魯迅卻是想改良土壤，不然桔生淮北則為枳了。這話與魯迅當年如出一轍，而魯迅更俏皮幽默：「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的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進而魯迅這樣立論：「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但魯迅恰恰把因果搞顛倒了。就像當今世風日下，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領域，病因卻是精神道德之外。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就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一樣;不是政治制度適應文化素質，而是文化素質適應政治制度。因此自然不是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形式的制度;而是有什麼樣的制度，就要求什麼形式的文化。如兩岸中國，同宗同文，制度不同則國民相異。更有「文革」中的大陸人與「改革」後的大陸人，先撇開素質是進了或退了不說，變了卻是有目共睹。有王滬寧先生云：由於文化傳統的相對穩定性和頑固性，因此，它的變化相當緩慢和困難，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傳統和國民素質制約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總的來說只是文化這一深層結構的外化而已。這更只能說明制度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一如生產力於生產關係。

　　王滬寧的背後是魯迅，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嚴格地說，魯迅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道德肯定是一種文化，再泛化一點，連坐行都有文化，更不消說男女了。人之初父女、母子、兄妹……之間的性關係曾經是正常的，只是隨著婚姻、家庭的出現才逐漸受到限制，最終形成了歷史的社會家庭之性道德倫理。

　　制度與文化兩者同步存在，密不可分，之如物體與影子的關係，其誕生無所謂先後。原始社會人之初的「制度」為一種自然狀態，人類文化便也相應為一種自然「文化」。隨著婚姻、家庭、私有制、階級、國家……這些「物化」制度的誕生髮展，「影子」文化才跟著變化，形同影隨。其好比年年春天每當一股冷空氣南下，便有某種植物開花——民間俗稱「凍花」，冷空氣為「物體」制度，植物開花則「影子」文化也。

　　實際上政治制度才是土壤(確切點是氣候)，民族個性則是品種。幾千年來，我們之民族個性正是桔生淮北則為枳了。所謂的「國民劣根性」 ，大抵似巴甫洛夫先生的「條件反射」，只須制度「條件刺激」改變，久而久之，便會自然消失。若硬要先改變「條件反射」，則你是無從下手的，其與「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風馬牛不相及。只有國人一些個體的「無條件反射」，這種由「基因」存在決定的意識，要想改變眼下恐非科學力所能及。

　　誠然，制度也不是神，制度僅是道，若人是「魔」，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真正科學的制度可以改造人，將「魔」還原人。毛澤東就曾說過：「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若在專制制度下，不僅統治者濫用權力腐敗墮落;連人民也會「放棄」權利腐化墮落，公民美德以及其政治義務完全喪失，成為唯利是圖的小人。對此，盧梭有過精闢的分析，說不可能防止人民的墮落，因為人民的共意難以抵禦人民的私慾。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則用理論詮釋了盧梭的觀點。因此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官員和人民。今天，我們應再次強調製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