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畸形發展與改革

中國的畸形發展與改革

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根據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的現狀，中國當時的政府是限制私人汽車發展的，注重發展公共交通。這是根據整個社會利益和長遠發展的人類自我限制、自我約束所作的合理判定的。所以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慢一些。而經過轉軌以後資本主義經濟下的中國，汽車工業是帶動國民經濟中許多產業發展的龍頭，如製造、化工、儀錶、道路建設等眾多行業的，和造成幾千萬人就業的大行業。將來還可能發展成中國出口的支柱產品，是各地政府重點支持的項目。中國許多城市交通擁擠、道路堵塞、污染嚴重。實際的交通效率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甚至有些地方開車的，沒有騎車的快，城市內汽車平均時速只有十幾公里。造成人類資源的大量浪費，中國能源進口激增，但是要想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競爭、生存，中國也只能這樣做，別無選擇，這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需要。許多發達國家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它符合了資本主義自我增值的規律，但不一定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性，甚至可能是反人性的。

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使得中國的經濟建設畸形發展，政府的決策缺乏民主和沒有節制。例如，全國城市的規劃成了許多地方政府的政紀和形象工程，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物力，卻根本不考慮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城市的功能。本來人們可以把工作地點、生活居所、生活必須品購買放在二至三公里範圍之內，步行就可以達到的地方。因為這是符合人性的，人類剛剛從較長時期的農業社會進化而來，人們非常習慣於村落式的生活環境。而現在許多大型城市，把城市分為商業區、生活區、工廠區、政府辦公區、遊樂區等，把城市搞的表面上光鮮漂亮卻不很實用。這些區之間要跨越很大的空間距離。生活在裡面的人們每天要花額外的二至三個小時，從家裡通過導乘幾種公共的交通工具，或開自己的私家車到工作地點，再從工作地點回家。這些城市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和商業自由競爭的產物，並非按照人類自己的理想而規划出來的，所以是非人性的。

這裡我們只舉在中國千百個城鎮之一的我比較熟悉的但又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北京市。北京是一個新興的初級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都，北京市中心有一個幾十平方公里的古建築和商業中心區，北京從來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城市規劃，北京的城市發展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區，一圈一圈的直接向外擴張。由於北京是國家首都，中國又是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也就是說，國家可以公開的拿全國人民稅收的錢在北京搞建設，無人能夠節制，使北京的建設成為非常失控的狀態。北京的四環路比一般的城市就大很多，他的六環已經把周圍的幾個縣城都划了進去，而現在又在規劃七環路了。北京的規劃也沒有一點人文氣息，沒有任何一點是為老百姓生活考慮的，政府辦公區、生活區、中心商業區、體育場館區之間距離過大，互不融合，農貿市場被封閉到指定的地方，老百姓生活買菜極不方便。北京的建築體積巨大，但為了不擋住古建築樓層都不很高，建築與建築之間距離過大，所有馬路盲目拓寬，土地利用率及低。

在北京逛商場購物絕對是一件重體力的事兒，成千上萬的人在長安街上像螞蟻一樣在巨大的建築物陰影下走著，很少有車站，而且車站大都集中在指定地點，在太陽下面無處躲藏，可以把人曬出油來。公交車一站相當於其它城市三至四站，有的還大。許多站牌都是有三四十個站、全程要七八塊錢。有的商場很大，但裡面空空如也，無論去什麼地方，在北京要比在其它城市多走幾倍的路。由於北京的中心區域主要是遊覽和旅遊有關的古建築區和商業區，居民大部分已遷到三環以外，使得居住並工作在北京的人們，因為工作、生活接洽的需要，每天都要跨越巨大的中心區，或環繞中心區轉來轉去，極不合理，使工作效率變得很低。成千上萬的人在大街上、在小車裡、在地鐵里、在公交車裡耗去大量的時間、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費，造成無法緩解的空氣污染，極不利於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雖然北京是一個消費性的城市，但由於北京政府機構很多，管理國家的官員也很多，它們的各種各樣的收入也很難被節制，所以北京的房價和物價也很高，北京的消費水平完全脫離了作為一個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一百名以後的發展中國家城市的現實，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果世界上評選最不適合人居住的城市，我想，北京一定會入選。北京，是為了北京的主流階層―――管理中國的官僚階層，以小汽車出行而設計的城市、一個主要拿來給外國人看的城市，而不是為北京的老百姓而建的城市。北京四合院的逐漸消失，也是資本主義強勢的畸形商業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種衝擊的直接後果。在城市的規划上，廣州相對來說就比較好。雖然廣州的城市比較小，受地理的限制也比較大，廣州的新城區遠離廣州的老城區設在城市的東面，並有貫穿城市中心的東西和南北向的沒有紅綠燈的快行道，使城市的功能和效率相對合理。廣州的摩托車也一直沒有進行嚴格的限制，成了城市中唯一最快捷和最具效率的交通工具，緩解了城市交通的緊張狀況，也提高了城市的運行效率。

我們知道，一個政府如果沒有制約，很容易發展成為一個專制的政府。同樣一個城市的規劃，如果沒有制約也必然會形成一個奇怪的畸形的城市。

現在中國是唯一一個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並存，且兩種企業的實力相當，互相有一定競爭力的國家，社會是如何看待和比較這兩種企業的呢？首先從招工的角度，絕大多數勞動者是願意進入國營企業的，正常情況下，國營企業只要招工總是應聘的人爆滿，通常要通過極高的選拔率才能進入國有企業。這是私營企業無法比擬的，通常國營企業中普通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私人企業相當，但福利待遇通常要比私營企業好得多。企業一般都要給員工上醫療、養老保險、有房屋補貼，也有各種工傷、安全保證。通常國營企業能夠保證，每天8小時工作，和每周五天工作，而且國營企業多數是終生僱傭，工作穩定性極強。這在私人企業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中國南方的私人企業和港台資本家開的私營企業，勞動時間長的驚人，而且多數很少有休息日；通常旺季招人，淡季裁人，裁掉的員工沒有任何補償。中國從南到北工業發展上的較大差別，幾乎是文化底蘊上的差別。由於南方的社會文化底蘊較差，人權和民主的觀念不強，導致南方的企業普遍勞動時間較長，經常在十二個小時以上而且很少有公休日，而北方的許多城市八小時工作和五天工作制是可以基本保障的，而且北方的國有企業也比南方的比例高一些。這樣時間久了就造成工業發展上的差距，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北方將更加具有工業發展的後勁和適合發展高新科技產業。

所以，從中國普遍老百姓的角度看，國營企業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從發展經濟的角度來看，國營企業在解決就業和發展國家經濟命脈性產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真正高科技、走向世界的成功企業多數都是國營企業，實際上國有企業是可以通過計劃安排直接建立的。當前，中國政府手中也有巨額的資金，只是購買了國外低收益的債券，支持了人家的經濟發展，其實行內人士都知道，那些債券的收益率實際上是低於相應幣種的通貨膨脹率的。國內經濟建設急需的資金，靠把地方稅收和土地資源收費幾乎降到零的條件來引進掠奪性的外資來實現，這樣的不平等競爭嚴重打擊了國內的民族工業的成長，使國內企業處在極為不利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有計劃的和大規模的投資中國的經濟，特別是投資高科技企業，大批的解決就業和拉動中國經濟的。

實踐證明，國有企業如果經營的好的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存和發展都不成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的國有企業卻一直處在緩慢的萎縮之中。首先，從觀念上，中國轉型以後，就認為國企不適合自由市場，遲早要轉製成私企，之所以還沒有完全轉成私企，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好的公平的對企業平穩過渡、比較少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有把握的方法罷了。再有，就是規口問題，中國轉型後，原有的條塊管理被打破，而新的有效的行業管理一直沒有完善起來，導致誰來計劃建立和管理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沒有明確的規則管理，處於混亂狀態。國家手裡擁有幾千億的美金，無法實現在國內急需的經濟建設，特別是迫在眉睫的中國產業升級問題進行投資，而只能投資美國低收益的債券，支持美國的經濟發展。甚至許多地方政府變成了破爛公司，不去努力經營國有企業，而是把國有產業當作垃圾資產輕易的出賣給私人甚至外國人，從中獲取少量的私人好處。許多企業領導或利益階層的人，像狼一樣的盯著這些產業，把國有企業當作唐僧肉，希望通過各種手段，不花錢或者儘可能的少花錢把這些產業弄到手。有些地方，還一風吹的把集體企業也都轉變成私人企業，而原先的集體成員，那些集體財產的所有者、當地的普通百姓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導致國家集體的財產大量流失。在這些企業中工作的員工的利益同樣被無償損害，許多國企轉為私企後，員工被大批的裁減，很少獲得合理的補償，也給社會造成人為的就業壓力，和社會問題。而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改革一直沒有真正搞好，似乎國企的管理體制改革，最終只有私有化一條路可選。許多企業的改革就是等著上邊私有化的文件，或者有些企業實在等不及上邊的政策，自己企業內部高層就把國有企業資產切成小塊，高層內部分到個人名下了事，造成繼承事實。把中國的國企看成是個人可以發財致富的「唐僧肉」。根本沒有人真正關心國有企業在當前的社會形態下的建立、發展、資產增值企業運作管理的科學理論問題。因為終究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而且還堅守社會主義制度的名稱。所以，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是必需領先於世界，而不是反而向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由於是新事物，就需要艱苦的努力和創新精神，才可能有所收穫。讓其不斷完善，有與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一樣公平的希望、前途和生存的機會。在社會責任、社會安定和就業方面發揮其原有的主導作用，因為這是唯一一種通過政府的主渠道行為來實行的。實際上，國企改革和中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密切相關的，只有在透明公開的國家民主政治體制下，才可能形成透明公開和民主科學的國有企業管理機制。

私人企業，特別是一股獨大的私人企業，他的管理方式大多是獨裁的，是缺少民主的。特別是在法制不太健全的國家和文化教育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內部，就像是一個獨立王國。所以從管理上講，有較分散股份的且最大股低於總股份的50%的企業，其內部管理更趨於民主性和理性。這就是有些經濟學家指出的，家庭管理的小型企業是「做不大的」根本原因。這種家庭式管理的私企，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和風險要比股份多樣化的企業大得多。但這種企業決策不民主的現象，同樣存在於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營企業，所以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和私人企業一樣具有巨大的經營風險。特別是在中國轉軌的大背景下，成千上萬的人通過轉軌時期的舊的體制被打破，而新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混亂時期，利用各種各樣制度的漏洞，使自己暴富，獲得既得利益。這其中，最有條件的就是具有獨裁管理模式的國有企業的老總和權利沒有制約的地方官。反映在國企的主要問題是，在國企、私企和外企的交易中，國企故意吃大虧，而國企老總個人得到小的好處，或國企內部的貪污行為逐漸掏空國有企業。在這方面，私人企業有兩個方面明顯優於國企。一是在企業資產的監督機制上明顯優於國企，私人老闆決不允許企業內部存在蛀蟲盜空自己的企業，第二是私企明顯的加大了對工人的剝削，使企業加快了累積。由於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這些特徵導致，多年以來各地方盲目將眾多的國企私有化轉為私企。由於大多國企都存在巨額債務，所以國企轉私企經常是將資債相抵，或資產嚴重低估的國企直接送給私人老闆來經營，有時也象徵性的賣「一塊錢」。這種方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企業的獨裁管理仍然存在，企業單從經營上看，它的風險幾乎沒有改變，卻加大了社會上受剝削的人群比例和社會的貧富差距。

國企改革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建立企業的民主管理科學決策機制，建立投資代理人為裁判的企業民主管理會議制。企業重大決策必須首先形成提案，提交企業管理會議通過，在提案意見分歧無法通過時，由投資代理人裁判。也就是說，建立企業立法、日常管理和監督，三權分離的民主管理機制。

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不論什麼原因所至，在顧及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國有企業遠比私人企業運作的成功。私人企業在累計財富方面，和剝削工人方面是優於國有企業的，但也造成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兩種企業制度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都是必要的，滿足了社會不同方面的需要，解決了經濟發展不同層面的問題。他們都不應該被偏廢，應該共同發展壯大，和完善。由於國有企業兼顧社會利益，對員工的福利以及對經濟的發展貢獻較大，理應得到國家的扶植。同時，由於合法經營的國有企業的存在，也節制了私人企業的行為，調節社會對利益的追求度，平衡私人企業過度競爭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

政府有責任保證通貨的穩定，從而保證老百姓最基本的利益，要求通貨的穩定應該是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權之一，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因為只要物價稍微上漲，每一個公民毫無例外地每日每時都要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國家由此而獲得的發展資金，一定會造成某種程度的經濟過熱，因為生產、流通、消費這三項在整個經濟發展的循環當中是同等重要的，那一個環節形成瓶頸都會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政府過分關心投資和生產環節而輕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能力的增加，是導致經濟過熱的起因。政府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通消費的環節上，因為只有把消費搞活，才能刺激進一步的生產，拉動整個經濟增長。打通消費環節的關鍵是減小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是讓政府去推銷產品，是要讓政府進行市場調研，找出影響百姓消費的死結，減少私人資本家對勞動者過分的剝削所造成的生產過剩，解決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氣質性的病因，市場才能活躍。例如當前中國市場的最大死結，是老百姓有病看不起的問題，因為實際上養老保險對一般老百姓的壓力並不大，這種開銷可以壓得很低，通常最後總會有親人去負擔。而當前的社會醫療費用驚人，使得人人自危，不定什麼時候得了較大的病搞的自己傾家蕩產，或者有了病後根本看不起，「英年早逝」。這種危機感，使得每個人都進行相對較多的儲蓄，儘管銀行的利息經常出現負付利息的狀態，或利息接近為零，但百姓不得不進行大量的儲蓄，不敢輕易放開膽子去消費。要想把中國老百姓的儲蓄額壓下來，最好的辦法是，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一切後顧之憂。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儲蓄居高不下，存在銀行里，而銀行又拿去投資，由於投資得過多和消費得過少，使得經濟產生過熱。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特別是看大病難的問題的關鍵是要放開醫療行業，深化醫療行業的改革。

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人為的因素是比較多的，比如政府換屆會對經濟造成某種周期性的波動。通常一個政府新上任，不久就會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經濟開始高速發展並開始過熱，而每屆政府接近換屆的時候，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貨緊縮，形成過熱調整後的低谷。另外一些規律是，每年春節前後開始通貨膨脹，春節過後物價達到最高，通過一年的逐步消化到年底前物價逐步回落。而中國物價總的趨勢還是在逐步地緩慢的上漲，銀行的存款利息經常的處在負利息的狀態，由於過度投資，使得相當一部分工業品的價格應該下降的。但是，該降的沒有降，反而使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在緩慢地上漲，表面上掩蓋了社會的通貨膨脹的事實，其他商品的物價的不穩定，給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很大損失。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非常不完善，儘管利息幾乎為零，老百姓仍然把大量的資金存入銀行，以備不時之需。就像以前物價不穩定，老百姓囤積實物一樣，中國持續的房地產熱，也是擴張性經濟的必然產物，人們對於現金的不信任，導致囤積實物，而最不易扁值的實物就是房產。實際上購買房子已經成為中國的普通工薪階層能夠「發財致富」的唯一渠道和進行投資的普遍現象，通常，花二三十萬買一棟房子，工薪階層通過貸款和他的工資是可以支撐起來的，如果房子的地點不錯的話，那麼幾年以後升到五六十萬應該是不成問題的，這個利潤通過他的工資是無法達到的，錢是國家貸款來的而賺到的利潤是自己的，這個便宜不佔白不佔，但是卻造成了房地產業的巨大泡沫和社會經濟生活的不穩定。

實際上，並不是增長過快的房地產價格或是居高不下的藝術品拍賣價格攀升得太快，而是各種各樣的貨幣在不斷跌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過度競爭，都在暗自進行比誰的經濟更具有擴張性，從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博弈中獲得更多好處。人們為了防止自己的儲蓄受到損失，只好抓住一些基本不變的東西把錢投進去。實際上，房地產過熱不單單是中國的事，他已經成了世界性的問題，據說全世界的房地產增加值已經超過天文數字般的三百萬億。這是因為全世界範圍內的低利率，和資本主義擴張性的經濟的必然後果。由於房地產的泡沫牽扯到巨額的長期貸款，因此，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可想而知。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以後，浮動匯率開始逐步形成。從八十年代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房地產成了老百姓唯一的「黃金儲備」，因為存在銀行里的錢是越存越毛的，只有房地產可以保值以及股票可以保持或升值。所以房地產和各種金融泡沫此起彼伏，延續不斷，這種市場的過度競爭和炒作，使整個世界經濟動蕩不安趨於泡沫化。

這就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弊病，是資本主義國家逃避生產過剩拉動和刺激消費的基本手段。可以說，有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存在就必定有通貨膨脹的存在。在國際經濟的範圍內，我們必須從道德上認清，讓貨幣不斷貶值，以追求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上的成功，所形成的通貨膨脹經濟，這種做法無異於暗中竊取人們儲蓄的錢財，以展現表面上的繁榮，這是一種帶有剝削性的發展經濟的辦法。各國政府只不過是在發展與通貨膨脹和老百姓的反對情緒當中進行某種選擇，而在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權的國家當中，這種選擇就變得很簡單，通常政府會選擇和政績有關的經濟發展。這樣由於中國的商品價格變得很低，所以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形成很強的外匯順差，使得人民幣在國際上，不但沒有跌值，反而面臨更多的升值壓力。

當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過大的時候，中國的產品在全世界各國受到反傾銷調查，也反映出中國勞動力價格太低了。於是，國際社會普遍施加壓力，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因為人民幣升值，肯定會帶動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升值，影響外資在華的投資，可能會影響中國國民產值的快速遞增，於是中國政府一直拖著不怎麼升。因為預期中國人民幣升值，國外大批熱錢湧入，由於需要相應數量的人民幣進行沖銷，從而使國內市場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這就等於影響了促進國內消費和拉動內需。實際上還是犧牲了老百姓的眼前的利益，以達到穩定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穩定外資的目的，使中國的經濟更加依賴於國外的市場和國外的投資。

其實，讓人民幣適當的升值，比起中國政府偶爾採用的給一部分人長工資來拉動內需的方法也許更好一些，給一部分人長工資的方法一定會造成通貨膨脹，並且拉大貧富差距，而人民幣適當的升值，有助於調動內需，促進國內市場的發育，增加國內經濟發展的財富效應，還能逐步的促進國內的生產結構調整和產品的升級換代，又不會引起任何收入的差別的加大；同時還能緩解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壓力。如果處理得好，應該不會明顯地影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和外商的在華投資，反而可以多掙一些外匯回來。就像日元的持續升值，並不影響日本對外貿易的順差，只是使日本可以大幅度增加對外投資。對這一點，美國人永遠也想不通。我們吸引外資，不是僅靠變相出賣我們的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廉價的土地資源、和廉價的自然資源來達到，這樣引進的投資可能更多的是掠奪性的對生態環境破壞較大的得不償失的產業；而是要靠改善我們的勞動力素質，引進那些明顯的有一定社會效益的產業。這些產業是要建立在高素質的腦力勞動者和較高水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基礎上的，過低的勞工生活水平將嚴重阻礙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影響中國國內的財富積累，並拖慢中國整體上產業的升級換代。

中國維持相對與美國較低的匯率，對於中國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中國長期出口廉價的高勞動密度的產品，收益太低，對資源浪費太大。對中國經濟的進步的意義並不大。中國必須充分利用現在相對於較低的匯率和巨大的升值和反傾銷壓力，來進行經濟調整。利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先把中國具有壟斷能力的產品價格升上去，提高中國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實現低附加值的產品向高附加值的產品的產業結構的轉換。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產品，賺的是辛苦錢，是被剝削的；發達國家的產品能夠賣高價，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產品在技術上具有壟斷的地位，賺的是剝削的錢。比如美國的軍工產品、日本的高檔民用電子產品、歐洲的通訊產品等。中國要不斷地培植中國自己具有壟斷地位的產品，同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隨著中國具有競爭力產品價格的不斷提高，再逐步地使匯率適當的拉高，以使中國逐步地從製造業大國向經濟大國的腳色的轉化。

中國的人民幣的升值，不會產生像日本一樣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中國遠沒有達到像日本八十年代一樣的生活水平和較高的工資收入。因此，單從勞動力成本方面還有很大的升值空間。但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進行必要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一定的拉動內需的工作。日本的經濟衰退也不是像我們表面上看到的，完全因為日元升值所造成的，而主要是因為房地產泡沫及其造成的日本銀行的呆壞帳所至，還有日本由於生活水平提高過快所造成的生產成本過高所致。

一種國家貨幣的升值，將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如果這個國家處理的好，它的負面的影響的方面是可以控制的。但大體上，貨幣升值多收入的錢再補貼回出口物價不能上漲所造成的損失是可以維持經濟的平衡的。當然人家逼你的貨幣升值主要是想讓您產品漲價，是不會讓你政府補貼再補回原來的價格的。此時，你只要用多收入的錢，不是回來直接補貼而是用來提搞產品的技術含量，就可以做到既提高產品的價格又不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利用貨幣升值的過程進行生產結構調整，不斷提高產品檔次和增加高附加值的產品的比重。使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在國際上的壓力下不斷地得到提高。但是，如果你的貨幣升值以後，你的所有出口產品的物價都沒有升或沒有能力使產品價格升起來，那麼貨幣的不斷升值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也達不到改善產業結構的目的，會使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或降下來。

西方戰略家們希望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泰國的經濟危機也同樣發生在中國。由於中國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元掛鉤，使的中國人民幣的穩定性得到了增強，所以美國人希望中國的人民幣與美元完全脫鉤，實行浮動匯率，使中國的匯率有可能變得不穩定，從而打擊中國的經濟。儘管這可能給美國的經濟利益造成明顯的損失，但美國人還是在所不惜。中國人必須想出人民幣即能給人明顯地拴柱美元的感覺，又可以小幅的浮動的方法，堵住美國人的嘴，同時防止人民幣浮動造成某種恐慌。

一個有足夠發展空間的健康發展的經濟體系，它自我應該成為一個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自我發展的完整的經濟體系。中國經濟的起步是在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中起步的，當時「自力更生髮展國民經濟」曾是我們的口號；但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使我們過於封閉，改革開放以後，使我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們開始越來越不相信自己。比如我們的老百姓過分的崇拜許多可能是在中國生產的國外名牌產品；又比如有些軍事裝備，我們完全可以在仿造的基礎上開發自己更好的產品，但是由於不相信自己，再加上口袋裡有錢，就滿世界求爺爺告奶奶，去買人家的二流裝備，最後還是碰了一鼻子灰，現在已經使我們逐步的過分地依賴國外市場，儘管許多高勞動密度的產品，已經被扎幹了最後一點兒利潤，我們仍然在拚命的抗爭，維護落後的產業。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經濟起飛期都是建立在國內市場的基礎上的，這包括美國和二戰後的西德的經濟起飛，實際上他們在當時對待國際市場反而是小心翼翼地，擔心參與過多的國際經濟循環而使國內蓬勃發展的經濟受到拖累，影響國內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更希望的是專心一意地發展和配套國內的經濟體系提高本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們也可以把中國老百姓的民族情感，從單純的抵制日貨轉變到能夠全力支持我們自己的國貨的上面來，對中國的發展會更有利一些。中國政府也希望能夠更充分的調動中國人的「內需」，但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其實，拉動中國內需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對中國富人的稅收、縮小中國過大的貧富差距、普遍成立工人自己組織的工會，來提高最下層老百姓的收入、由國家投入資金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實現離開土地的農民的普遍的就業。以上的這些方法，根據的是凱恩斯的理論；這些方法曾在西方國家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收到過明顯的效果。由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大大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老百姓手中沒有一人一票的對政府的否決權，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股票和資本市場、中國的專利制度和技術知識產權市場、中國的社會保障和保險市場、中國的教育體制和體育產業市場等等，都不是以人為本的按符合中國老百姓最大利益的方向發展，而是不正常的奇型的扭曲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朝著低社會效益、低的社會公平度、低資源利用率、高速度、高污染、高消耗的方向發展。

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經常處在不穩定而不過量的能夠承受的對外貿易逆差的狀態，對於一個國家發展經濟是有利的。這裡有兩個條件：第一，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用來本國的普通百姓的消費，而不是大部份用來投資。第二，國家培養出能夠應付巨額逆差的穩定成熟的經濟、金融體系。只要能保證這兩個條件，越多逆差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能越有力。首先，現代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處於長期過剩的時代，任何商品只要有銷路，生產加工反而不成問題，所以消費才是生產的真正動力。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如果一個國家有能力自己生產產品只是因為生產成本高，因而進行長期大量的消費商品進口，從而導致外貿逆差，說明這個國家有旺盛的經濟發展潛力。如果進口商品渠道被切斷，其國內旺盛的消費市場依然可以帶動和支撐國內的生產使經濟高速成長。旺盛的消費市場本身就是生產力。培養一個國家的消費市場比培養這個國家的加工能力和製造能力對於一個現代型社會更為重要。例如，美國的國民收入的80%都用來支付工資，這就是發達國家致富和保持社會高度繁榮的秘訣。發展中國家採用的高積累方式，由於國內消費市場無法拉動，導致表面上發展很快，但實際上人均收入增加的很慢，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發展經濟的模式。就像中國雖然高速發展，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增加非常緩慢，而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周邊地區，比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地區和國家的生活水平卻提高得很快。發達國家多數採用高消費的方式，使國內的財富積累非常快，人均生活水平就可以大幅度地得到提高。將來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則完全採用以消費拉動生產的方式從而使經濟發展更加合理，並可以完全消除經濟周期。

通常一個國家有巨額的逆差，說明有大量貨幣被閑置，一般順差國為了避免損失，只好把這些順差貨幣拿到逆差國來購賣債券、基金等進行間接的投資。等於逆差國既購買了廉價的商品，又吸引到投資，一舉兩得。另外，大量的逆差就意味的大量的本國貨幣作為外國的國家儲備貨幣，這樣為了沖銷國內貨幣的短缺，就可以進行適量的貨幣投放，給外國人手中的貨幣造成一定損失，等於本國人買了便宜貨。同時大量的外國人手中的貨幣，也增加了總的貨幣量，使國家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貨幣不易貶值，由其他國家一起分擔通貨膨脹的損失，增加了貨幣的抗風險能力。

所以說一個國家能夠吸引和承受越多的逆差，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越有實力。美國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從19世紀起，就一直持續的對外貿易逆差一直到今天，除了兩次大戰期間短暫的時期以外，而且在這段時期內還經歷了幾次大的蕭條和衰退但沒有影響美國財富的積累，美國的經濟在資本主義世界一直是發展最快的，所以說貿易逆差給美國人帶來了明顯的好處。實際上，在美國取得巨額順差的日本和中國，順差中有相當的成分是政府出口補貼造成的，而政府補貼又來自於順差國的納稅人，其結果是美國消費者消費廉價的商品而順差國百姓掏腰包。經濟界的內行人都知道，一般低收益的債券和儲蓄券的實際利息率是低於同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也就是說利息實際上是負的，這樣就變成了順差國借錢給美國人發展經濟，同時還要給美國人付用金。美國的赤字經濟與一個比喻非常相似，即「有一個美國老太太與一個中國老太太在天堂相會，中國老太太說：我這一生終於實現了我一生的理想存夠了買房子的錢，可以買房了。而美國老太太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我買房子貸款還清，而我終於實現了」。而這個比喻同樣適合於中國和美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待國家經濟發展的態度。美國人憑著赤字經濟先過起了富裕的生活，而中國人正在拚命的存，希望將來可以過富裕生活用的錢，而美國人現在拿來過好日子用的錢，可能就是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人現在正在存的錢。

中國市場的勞動力價格不是中國社會生活水平低所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國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發展經濟有目的地，人為地大幅度壓低的。從而也使得在中國投資較多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大得好處，例如日本、韓國、台灣、和香港等，使的這些地區也跟隨中國經濟處在人均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過程中。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外資企業的發展記入了中國的GDP的增長，所以看上去日本、韓國、台灣、和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好像很慢，其實那裡的經濟實力和財富積累、特別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增長都很快，像台灣的人均GDP由進入大陸市場以前的四五千美元，驟然增加到接近一萬五千美元，日本則早就突破二萬美元。而中國的這些外資血汗工廠里的中國勞工動力的收入卻很少有增加。因為中國各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競相降低各種稅費，使得在中國發展最快的這些外資企業中，收益最高的是投資者，大頭都賺到他們的口袋中去了，中國還白白搭上許多寶貴的資源，中國的錢都賺到富人的口袋裡，其中很多是外資的大老闆，而中國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並不明顯。中國經濟的這種增長方式對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作用不是很明顯。中國政府一直嚴禁具有完全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的工會組織的成立，原因主要並不是怕這些工會，組織工人遊行示威影響中國政治的穩定，而是怕這些工會，會嚇走外資，影響外資在華投資的利潤。工會的存在會導致工人工資的逐步提高，失去中國市場勞動力價格低的吸引投資的優勢。政府也對國外公司在中國的企業存在的超時勞動、超低工資等許多嚴重影響人權的行為，睜一隻眼、閉隻眼，老百姓反應過於強烈的時候或者這些公司做得太過分的時候，就象徵性的罰一下，大面上是不怎麼管的。

亞洲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的能夠為工人利益而鬥爭的工會。儘管勞動時間最長、工作環境最差、工資最低的，大部分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但很少聽說亞洲的工人為了改善自己的工資待遇進行的罷工。中國早期的罷工，大多數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了一些政治問題而進行的罷工，多數都不是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的。在過去日本和韓國工業起飛時，經常有的群眾遊行抗議活動，大多也是為了政治目的。如果說在歐洲可以認為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話，那麼在亞洲更多的是英雄創造歷史。

在中國南方，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外資企業的掠奪性發展的明顯後果，是經濟發展沒有後勁，這一地區的發展勢頭逐步被發展勢頭更為強勁的長三角所取代。但如果長三角也採用資本主義掠奪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又能持續多久呢？由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大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的存在，整個中國現在也只能採取這種掠奪式的瘋狂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現有的資源情況又能維持多久呢？現在，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能源消耗大國，雖然他的工業總產值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那麼中國今後怎麼辦？是不是也只能逐步地走向擴張、因為任何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最後都走上了擴張，再有就是像現在的歐洲國家一樣，逐步地放緩經濟發展的速度。但中國周邊的政治環境不容許它這樣。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超級剝削，超低工資，超長勞動時間，使得中國除了進行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和公有資產投資，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百姓消費和建立正常的內需。所以，使中國市場變成一個非常依賴外資投資和外銷市場的畸形發育的市場。儘管產品在國外已經賣到極低的價格，幾乎產品在國外已經賠錢，遭到國外的反傾銷，但這個價格，中國國內百姓仍然買不起。仍然比內銷利潤要高得多。

中國歷史上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集權統治，磨平了中國人的性格，使中國人變成了缺少創造性和具有相對惰性的民族；使中國人比較依賴於外來的幫助，甚至依賴外族的統治，缺乏主宰自己命運的勇氣。中國人，歷史上從來沒有侵略過任何一個國家，但總是遭到周邊民族的騷擾。中國國土面積的增加反而主要是靠外族統治中國時期帶進中國來的，例如，長城以外的大片領土包括已經失去的原來的外蒙古和黑龍江外邊的大片土地都是由外族統治者帶進來的，漢人卻沒有能力保住它。拿中國近代革命和俄國革命進行比較，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有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的情況下，從零開始干起，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內戰，在沒有糧食和任何國家支持的情況下，和多個國家支持的白匪軍進行艱苦的浴血奮戰。並且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逐步地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生產方式。在衛國戰爭中，也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全面抵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德軍的進攻。在西方人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的情況下，一直打到了柏林。

而中國的抗日戰爭能夠堅持下來，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軍事和物資援助；再加上蘇聯最後的出兵，消滅了日本人的東北關東軍。在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賴蘇聯人在東北留下來的武器裝備，而中國解放後雖然也進行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仍然是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和主要來自蘇聯的武器裝備供應下進行作戰。中國後來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又是在蘇聯人的全面援助下開始的。甚至中國的高科技中的原子彈和火箭導彈技術，也是在蘇聯技術的基礎上搞起來的。實際上，中國建國以後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發展快的大部分年份都是在有援助或者是有外來投資的情況下進行的。發展最慢的十幾年就是沒有外來幫助的自力更生的十幾年，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近年來的中國經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賴外來投資的推動。但直到現在，中國的高科技的軍事工業和軍事裝備，仍然依賴在整體經濟上多年以前就不如中國的俄國人。在同樣的情況下，無論其工業發展最快的時期還是一般的時期，蘇聯人都沒有任何依靠的可能。蘇聯的工業發展速度完全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蘇聯人到現在為止仍然在世界上領先的高科技軍事裝備，以及一段時間內曾經領先美國的航天技術，都幾乎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幫助的情況下基本上自己創造出來的。而且到現在，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總體經濟已經開始落後的情況下，仍然能維持高科技方面一定的領先地位。

現在，中國傳統的一黨制和新聞管制的政治狀態，使得中國政府的政治敏感性很低，形成了巨大的慣性。所有改革都要慢半拍，對改革、社會生活和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傾向性的急待解決的問題，政府變得很遲鈍和不敏感。就像頻頻發生的礦難和拖欠農民工工資、腐敗和醫療體制、教育體制等問題，都被很長時間地在媒體上公開揭露，有的已經長達幾年了但仍然長時間的得不到解決。

中國國內比較陳舊的政治體制和新生的既得利益階層，已經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惰性體，具有得驚人的慣性力。他的經濟改革是在社會底層民眾的推動下，甚至是在吃不飽飯的農民的推動下才開始進行的。幸好中國周邊有香港和台灣兩個商業和經濟高速發展的對比地區，從外部影響了中國的內地，也造就了中國改革初期溫州和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賴於港台的資金、技術、管理、商業模式和人才的引進，直到今天，中國改革走得最快的兩個地區中，上海的高速發展，台商仍功不可沒。珠三角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則港商的功勞更大一些。從現在看來，中國大陸要想建立民主意識，進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很可能只有在港台的幫助和積極地參與和推動下才能完成，中國的政治體制似乎已經喪失了自我完善的能力，只是以它巨大慣性無為地向前運動。儘管港、台自己的民主進程尚有待進一步完善，但他們的言論自由、新聞開放和人權意識，已經開始推動大陸的民主意識的覺醒，他們仍然在有意識地和自覺地推動這一過程的不斷加快。

在中國這樣一個民主和法律意識比較淡漠的國家裡，要想真正的使國家經濟強大和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必須激發中華民族的創造和創新性。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從小學開始普及民主意識教育和法律意識教育，而且這些課程要一直持續開設直到大學。課程的比重，要足夠大，才能使人民群眾逐漸的適應用民主的方式去思維，使民主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真正有可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因為只有國家富了、而老百姓並沒有富裕，那只是一種虛假的富裕，就像前蘇聯一樣的國家實力並不堅實，國家的大廈隨時都可能垮塌。而只有當這個國家的所有老百姓都富裕了、所有人的受教育水平都提高了，這個國家才真正富庶和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