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七大：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里程碑

　　70年前的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從1928年黨的六大到七大，相隔了整整17年。其間，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召開七大問題，但都因嚴酷的戰爭環境和主觀條件的不成熟而延期。現在，在全黨整風運動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在抗日戰爭面臨勝利的條件下召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七大總結了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歷史，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大會制定的路線，指引全黨奪取抗日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

　　一

　　七大的召開及其工作，表明這時的黨已經是一個思想更加一致，隊伍更加壯大，組織更加純潔，並且形成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空前的團結，它已經成長成一個能夠帶領人民實現黨的綱領、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動勢力、建立新中國的黨。

　　首先，黨已在嚴峻的考驗中發展壯大，成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化的堅強政黨。這時共產黨員已由萬里長征會師陝北時的3萬多人發展到120萬，並且已經走出了狹小的範圍，建設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化的黨。經過鍛煉、成熟和壯大，黨已成為全國政治的決定因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已經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成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成為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這已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所歸。

　　這時的黨已經具備了爭取和實現勝利的條件，應當自覺地把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事實表明，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已是指日可待，對於這個神聖的任務絕不允許有絲毫的懈怠，這是必須首先明確而不可動搖的。而七大更清醒地、及時地把戰勝日本之後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的問題，提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這就是說，黨是把抗日戰爭看作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其結果，不應當是繼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舊中國，而應當爭取人民勝利前途的一個新的中國。這就存在著新舊兩個中國的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鬥爭，任何人企圖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舊中國，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這就要求黨要繼續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毛澤東認為，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五個人之中就有四個人是農民，我們能否勝利，就看我們能否團結三萬萬六千萬農民，實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他指出：「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①如果那樣的話，「無產階級也孤立了，變成了無軍司令、空軍司令。」他還說，我們的根據地「要是發展到兩萬萬人口，事情就好辦了」;軍隊也要發展，「我們要有幾百萬軍隊，全國就在我們手裡。將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軍隊是需要的，這樣才能使整個中國勝利，天下太平，使中國成為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的中國。」②為了爭取勝利，毛澤東特別提醒全黨要謙虛謹慎，他在七大報告中曾經設想我們可能遇到的十七條困難，使全黨處在有準備的狀態。

　　在這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七大十分重視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戰鬥力。毛澤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他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③並把這些作風作為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毫無疑義，黨的作風是黨的性質、宗旨的外在體現，是群眾認識黨的一面鏡子。這是中國共產黨突出的政治優勢。這三大作風，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黨的學風，為保證黨的正確領導、爭取革命勝利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明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確立了正確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並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於後者，毛澤東特彆強調： 「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政党進行兩條戰線鬥爭的最適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則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④具有這樣優良的作風，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起了保證作用。

　　其次，形成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的團結。黨的團結統一，是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和保證。在延安時期，為了進一步在思想上清算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做了大量的思想理論工作，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這次整風運動，使黨的領導機關和幹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樹立了密切聯繫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使全黨獲得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統一認識，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七大通過經過修改的黨章，正確反映了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它對黨的指導思想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指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偏向」。這不但為全黨確立了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而且也為黨的團結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對於毛澤東思想，劉少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作了科學的闡釋和界定，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與社會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在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這個民族的特點，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鬥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縝密的分析而建設起來的。它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鬥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用以解放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理論與政策。它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⑤這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涵義，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再者，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堅強的中央領導。七大經過充分的醞釀，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是遵義會議以來逐步形成的、全黨公認的領袖。他們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和選擇的，具有堅強的信念、意志和豐富的經驗，富有遠見、能力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善於依靠人民群眾和集中集體的智慧，善於團結全黨一道前進，並且能夠團結犯過錯誤的同志一道工作，這樣領導集體的誕生和確立，對於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制定黨的「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是七大的一項重要工作。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深入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之後指出：「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⑥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對於這條路線，毛澤東特別指出：「由於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我們黨的路線，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戰爭，就把國民黨擠到了那樣一個地位，即影響低落，勢力縮小，而把我們黨放在了這樣一種地位，即成為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著我們。」⑦這深刻說明，無產階級在民族戰爭中要自覺堅持自己的正確路線，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相統一的目標，因而有了今天勝利的前景;而在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刻，更要自覺地貫徹這條政治路線。

　　毛澤東在七大講話中提出「什麼叫領導」的問題，他強調「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他說：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盲目性是沒有預見的，是妨礙預見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是不可能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⑧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紅軍到達陝北後，實行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的轉變，就顯示了這種預見性。

　　這裡以抗戰初期黨的軍事戰略轉變為例，說明在八年抗戰中黨是怎樣自覺貫徹這條政治路線，是怎樣體現了非凡的預見性。在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關鍵時刻，黨根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及時地將軍事戰略方針從國內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游擊戰爭。這個轉變在1935年12月就提出，到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把它確定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他說：執行這條方針，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是我們的重點還是山地，因為紅軍依靠山地創造根據地進行鬥爭，依託比較好。這個方針就是說，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執行相當的獨立自主，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權，不受國民黨的干涉和干擾。什麼叫游擊戰爭?就是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什麼叫山地?就是創造根據地。這就科學地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內涵，從戰略高度指明了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⑨這就是說，這個決策，不但是從抗日戰爭的全局，而且也是從中國革命的全局，是從政治的高度作出的;因而，它對抗日戰爭乃至中國革命的前途都關係極大。

　　實現這一軍事戰略轉變，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地廣人多、得道多助的長處，有效地抑制日本經濟力和軍事力的優勢，對於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從政治方略上說，對於保持國共合作，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有重要的作用。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歷史任務，在這種情勢下，經過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努力，並得到國民黨的呼應，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其狹隘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仍然堅持其在聯共的同時反共的基本立場，而在抗戰中後期其妥協、反共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因而正確處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這對於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無疑是有著重要的作用。正是我們黨堅持了獨立自主放手組織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針，從而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正確而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肯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階級矛盾的解決也是推動主要矛盾解決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所以，在抗日戰爭時期實現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也是在民族戰爭中爭取人民勝利前途的極其重要的一著妙棋。中國共產黨是徹底的愛國主義者，它總是一貫地、英勇地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列;但它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又是在民族解放鬥爭中要爭取人民的解放，爭取一個新的光明的中國的實現。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這就不但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時機成熟、蔣介石拒絕民主建國的情況下，也為人民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條件。從這裡可以看到，如果在抗戰初期不及時調整自己的軍事戰略方針，不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我們就沒有同國民黨頑固派分裂、妥協傾向進行鬥爭的實力，就會失掉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陣地，那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持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都會成為一句空話。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根據形勢的發展和人民革命的主觀條件，他在這時作出了一個重要判斷：「我們要準備迎接勝利」。 那麼，既然勝利在望，為什麼還要繼續強調這條政治路線呢?這是因為要把勝利的可能變成現實，還要經過艱苦的努力，還面臨必須戰勝的嚴重困難，這就需要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更好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更加放手地發動人民群眾，壯大革命的力量。

　　黨確定的「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戰略目標，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但如前所述，即使在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中國仍然有兩個前途。毛澤東深入分析了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兩條路線，指明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造成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所以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是代表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堅持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這就是說，他們是要把中國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為了他們少數人的利益而保留老中國的狀態。這個反人民集團的獨裁統治，不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而且「又是內戰的禍胎」。毛澤東通過種種跡象表明內戰危險的存在，他說：「如果國人不加註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⑩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美國已成為國民黨的靠山，美國為了在戰後企圖稱霸世界和中國的權益而採取「扶蔣反共」的政策。毛澤東敏銳地在七大講話中指出：「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後，國民黨削弱了，就不能不依賴美國，這樣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這一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共產黨要好好準備，以應付這個變化。」 他特別提出：「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應該特別注意美國的情況」。「還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老先生來刮油水」的危險。 斯科比是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1944年10月，德國侵略軍從希臘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在倫敦的流亡政府進入希臘。隨之不久即指揮英軍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國侵略者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毛澤東的這個比喻， 就是警示我們黨要高度警惕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及其直接干預中國革命的陰謀，要防止「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

　　上述表明，在勝利面前仍然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和嚴峻的挑戰。毛澤東說的「我們要準備迎接勝利」，表明既要看到勝利的前途，而關鍵在於「要準備」。這種準備，既包含思想精神方面的準備，又包括物質力量方面的準備。七大確定的政治路線的基點，是放在「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上面。手是在我們自己身上，問題是敢不敢放，也就是敢不敢勝利。這種敢於放手，既是現實的，又是富有預見的。毛澤東說：「我們這次大會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東北，注意工人運動，就屬於這種預見。」他強調指出：「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雖然有勝利的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穩固的基礎了。」 由此可見，這時中央作出先期佔領東北，著力經營東北根據地的決策，是多麼地富有遠見，對於後來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所以，有沒有這種準備，後果是大不相同的。事實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不少國家人民革命力量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有的同樣存在勝利的前途。戰後，美國為了稱霸世界，一方面，散布「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爆發」，為控制亞非拉地區以至歐洲各國製造借口;另一方面，對各國蓬勃發展起來的人民革命力量採取威嚇利誘的辦法，實行「你交出軍隊，我給你官做」的策略，使一些國家的黨受騙上當。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人懼怕美蘇戰爭，要求以國內的妥協服從國際的妥協，也使一些國家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比如，1940年6月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後，法國廣大人民群眾拿起武器開展抵抗運動，義勇軍、游擊隊的活動遍及全國，軍隊數量發展到數十萬人。到1944年9月，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下，包括巴黎在內的法國本土基本上獲得解放。這時，法共決定走和平、議會鬥爭的道路，其領導人多列士曾要求游擊隊在一定條件下與政府軍合併，建立一支新的人民軍隊。這一要求未能得到實現後，便單方面放棄了自己的武裝，交出了軍隊。在議會選舉中，法共成為第一大黨，在內閣中佔有五名法共黨員，多列士先後擔任國務部長、副總理。但時隔不久，1947年5月法國拉馬迪埃政府以政策分歧為借口，將法共排擠出政府。結果，一切革命成果都喪失殆盡。

　　這個時期，我們黨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改造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所以也存在做官的問題，也存在要不要交出軍隊的問題。對於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問題，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分析了三種可能性：一種是壞的我們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要是獨裁的，我們做官不做呢?我們不要宣傳去做，也不要拒絕，要準備這種可能性。其壞處是在獨裁政府做官，不過這是可以向群眾解釋的(為了委屈求全，而這個政府是我們不贊成的)，但也有好處，可以做宣傳工作。第二種可能性，也是以蔣介石為首，形式是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第三種可能性，是以我們為中心，在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這裡，各種可能性都估計到了，而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正如他在後來明確指出的：「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全，不能交出去。」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爆發問題，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就作了否定的回答，後來他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反蘇戰爭的宣傳是它所放的煙幕，目的是為了壓服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廣大中間地帶。1946年4月，毛澤東在《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一文中，指出國際間的妥協是可能的，但是，「這種妥協，並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鬥爭。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於反動勢力，亦應採取同樣的原則。」正是這種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堅定而明確的原則立場，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三

　　黨的七大提出在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什麼國的問題，是關係到中國的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根本問題。這個鬥爭，說到底，是爭取人心的問題，而人心的向背是決定一切的。

　　就在我們黨的七大召開的同時，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他們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兩個大會，就代表了中國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不同發展方向。國民黨六大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抵制中國共產黨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它裝出一副還政於民的樣子，它許諾的「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以實施憲政」，但他們要召開的「國民大會」的代表，仍然是抗戰前由國民黨圈定的和包辦選舉產生的代表;「國民大會」要討論通過的憲法，仍然是1936年國民黨政府公布的「五五憲草」;而國民大會的職權則規定須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常會「慎重研討後決定」。由此可見，他們所謂的「還政於民」，只是一場騙局，而仍然堅持的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國民黨六大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動員其全黨的力量，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消滅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在報告中說：「黨內諸同志常誇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況下，我們必消滅之」。大會聲稱：「與中共之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對中共鬥爭之體系，即創造鬥爭的優勢與環境」。蔣介石在會後對參加大會的軍隊代表講話，公開誣衊「共產黨執迷不悟，別有用心，蓄意破壞統一，背叛國家」。他惡毒地把共產黨比作「臭蟲」，必欲滅之而後快。這一切表明，蔣介石早已下定要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的決心。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仍然希望通過成立聯合政府、通過和平的途徑進行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毛澤東指出，我們要用各種辦法，防止內戰，揭露內戰，使內戰愈推遲愈好。對蔣介石，毛澤東說：「是請他洗臉，還是要割他的頭?直到今天，我們還是請他洗臉，不割他的頭。」「這個頭割不得!還是執行『洗臉政策』，請他修改他那個錯誤政策。至於他洗不洗?還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難說。」儘管這樣，我們還是要「給國民黨留有餘地」，要求他「洗臉改造」，即是「要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政府，改造國民黨的軍隊。」但是，毛澤東清醒地認識蔣介石的本性，他指出：「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加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毛澤東明確指出，蔣介石實行這個方針的目的，「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毛澤東警告說：「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說，如果蔣介石拒絕洗臉，變成一個「大花臉」，內戰發生了，那我們就看情勢，號召群眾起來打倒他。

　　這裡應當指出，抗日戰爭和國共第二次合作，為蔣介石改變反人民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這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對蔣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徹底改弦更張，為團結抗戰、民主建國作出貢獻。但由於蔣介石出於一黨私利，在參加抗戰的同時，仍然堅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針，做了許多危害團結抗戰、親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變便是一個突出的實例。對於這種反共、反人民的立場，他們是毫不隱晦的。1944年8月，陳立夫在國民黨員茶話會上放肆地說：「現在敵人是共產黨，對共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級幹部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麼還有人說國共合作?」 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傾向，也時有表現。正是由於蔣介石的錯誤政策，導致了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導致了國統區嚴重的社會危機。對於蔣介石在抗戰中後期越來越明顯的負面作用，不但中國共產黨給予了批評和鬥爭，而且許多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也加以譴責。愛國僑領陳嘉庚曾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抗戰，但在他目睹了國統區上面貪污腐敗，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嘆為「亡國之徵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後，通過考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斷定「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美國駐華人員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如史迪威(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高斯(美國駐華大使)、包瑞德、戴維斯、謝偉思等，通過觀察和研究，認為國共矛盾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成為內戰，就國民黨的本性和弱點導致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必將在這樣一個戰爭中得勝」。這充分表明蔣介石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代表在民族戰爭中的局限性。戰後蔣介石堅持獨裁、內戰的方針，使人民對蔣介石政權徹底失望。正是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倒行逆施，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最後落得眾叛親離、孤家寡人的下場。人民群眾最後是以手推車進行表決，選擇了共產黨，碾碎了蔣家王朝。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這一切，正如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33、334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頁。

　　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頁。

　　⑤《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334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頁。

　　⑩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1051頁。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319頁。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頁。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頁。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頁。

　　榮孟源：《蔣家王朝》，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245頁。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頁。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1頁。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1068頁。

　　引見《黃炎培日記》第8卷，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頁。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10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