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果︱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怪現狀

科學在現代社會中不僅作為人們認知世界的手段而出現，它在日常生活中也成為一種修辭手段或話語形式。說某人討論問題時的結論不科學，大概就是說該結論不可靠，不值得信任。當然，科學的這種話語霸權一直都受到「質疑和抵制」，尤以人文學者為甚；最典型的，當屬現代哲學形態中的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建構主義等諸哲學流派。而就影響範圍而言，中西皆然。美國學界1996年爆發過「索卡爾事件」，而中國二十世紀早期則有「科玄之爭」。

《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

在這些論戰的背後，我們既能看見科學家對人文研究的不信任，也能看到人文學者英雄遲暮式地捍衛自身學術領地的努力。但這些學術事件過去這麼多年，情況似乎並沒有多少改變，至少中國如此。北大社會學系喬曉春教授的《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北大出版社，2017年2月版）一書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離科學還相距甚遠。概言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怪現狀仍然在於，學者們僅從直覺出發，憑一己之感悟而得出一些缺少證據、事實支撐的似是而非之論（第8頁等）。這種研究方式在國內的社科學界仍然十分流行，其造成的後果也十分嚴重：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門檻和價值蕩然無存。事實上，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本文以哲學為例，但旁及範圍亦包括文化研究、歷史以及人類學等學術領域的部分或全部）也存在上述問題。

自然，當我們說人文社科研究不科學的時候，我們必然要回答：我們為何要以科學的標準要求人文社科研究？為何我們要「科學地」從事人文社科學術研究？

科學研究作為求真

作者在書中談到了科學研究起源於哲學研究的事實（第二章、第六章等處）。但是，卻急於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間划出界限，因為前者的知識是人創造的，而社會科學的知識與自然科學一樣，是人發現的（12頁）。進而，作者將人文學科歸入非科學的領域。這裡的疑難在於，科學研究和哲學研究之間的相通之處並未得到呈現。

筆者在此並不打算討論科學研究為何未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產生的問題。畢竟，科學僅僅起源於希臘以降的歐洲（尤其是西歐）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其他所有地方並未產生科學倒是件平凡的事情。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為何科學起源於西方？筆者在此試圖給出的答案是，哲學的求真精神導致了科學的產生。而這種求真精神恰恰是哲學研究和科學研究之間的共通之處。

一方面，古希臘哲學家在認識世界的時候往往會將人們對世界的日常意見與關於世界本身的知識作出區分。人對世界的意見或看法往往處於流變之中，它隨著時間地點的改變而變化；而希臘哲人試圖考察的正是關於世界的本質知識。因此，世界對我而言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本身是什麼樣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們關於世界的日常感覺和看法都已靠不住，因為它們並不真實。

另外，古希臘哲學家試圖得到的知識不僅關乎自然世界，而且還關乎人類的生活世界，比如個人行為、政治制度等等。希臘哲學始終試圖在一個統攝萬物的知識框架內尋求有關世界的終極答案（呂祥：《希臘哲學的悲劇》，2016年）。因此，至少希臘哲學家都會認為，他們試圖得到的不僅僅是現代所謂自然科學所得到的知識，而且他們還試圖得到關於人類生活的知識。

《希臘哲學的悲劇》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哲學的精神乃求真，而不關乎一己之直覺或私人感受；另外，我們今人所謂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學等學科劃分其實最終都可以上溯至希臘哲學這一源頭，而將所有這些學科關聯起來的正是哲學內在的求真精神。如果我們僅僅從自己的個人感覺、經驗出發從事學術研究，不僅會降低學術研究的門檻，而且最終會讓學術淪為某種意見的辯論而失去意義。

路人甲也可以評論的社會科學研究

作者在書中提到的一種現象很好地說明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低門檻現象，我們不妨引述如下：

在一次本專業學術討論會上，會議在進行過程中，從會場外進來一個人，他聽了一會兒後，站起來給發言的學者提問題，並對學者的觀點做了評論。他首先強調，他不是來參加會議的，也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只是去辦別的事情時偶然路過會場，感到好奇就進來聽一聽。然而令人震驚的是，這個人發言過後，所有參加會議的學者都認為他講得非常好，對問題的分析很「深刻」，並且為他鼓掌。（10頁）

這種現象表明，作者所在的社科學界還大量存在這種依靠純思辨、直覺和個人感受而做研究的現象。這種做研究的方法其實與老百姓的日常思考並無本質差異，只是後者並沒有那麼多時間反思那些所謂的學術問題而已。憑直覺做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無法走得很遠，這也是史蒂芬·平克等人在談到亞里士多德的生物學研究和物理學研究時稱其為「民間生物學」或「民間物理學」的理由。

當然，作者對這種現象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那就是國內社會科學界更多地在學習西方古典理論方面，特別是很多早期具有哲學色彩的社會理論（44頁）。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理由，因為以定量的方式做學術研究更多是現代社會的事情。

個人的直覺和經驗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所能處理的問題也很有限。而不同的社會科學家討論問題的場合往往就成了發表自己個人心得的地方，學者的觀點甚至都沒有事實或數據的支撐。而在缺乏事實支撐的情況下，任何一個觀點都並不比其他的觀點更能讓人信服。這時候，其他因素往往能主導問題討論的方向，比如學者的身份以及行政權力的大小等等。科學研究的求真精神則失落了。

類似地，這些學者之間的討論也最終成為某種大學生辯論比賽（陳嘉映先生曾稱其為大學生抬杠比賽）。原因在於，無論拿到的辯題是正方還是反方，結論其實都是對的（51頁）。而學術研究的低門檻現象並不單單局限於社會科學領域，其實人文學科也大抵如此。

哲學專業是否有專業知識？

與上述社科研究領域中的低門檻現象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學科領域是否存在專業知識。此處我們以人文學科中的哲學專業為例進行考察，但其結論應對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大致適用。

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哲學往往和思辨聯繫在一起，哲學思辨往往成為一般人對哲學家所做工作的慣常印象，似乎這些人僅僅倚靠著扶手椅就能想清楚外在世界的許多深刻問題。但常人的另外一種印象則是，哲學有什麼用？哲學家往往覺得這類問題過於膚淺而不予置評；或者他們會聲稱哲學乃無用之大用。

凡此種種辯證法式的言論其實更多會給人帶來疑惑而非豁然開朗之感。筆者以為，無論對思想還是一般的物質產品，「有用」其實都是個十分重要的評價標準。而某種思想或器物對更多的人有用，說明它越有意義。私人想法僅對私人有意義，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人想法，這並不稀奇。

再具體一點，就哲學領域中試圖「指導」科學發展的科學哲學而言，較真的科學家更是直言不諱：費曼（Feynman）曾評論科學哲學對於科學就像鳥類學對鳥類一樣；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則更進一步勸告科學家警惕科學哲學；而克勞斯（Lawrence Krauss）則指出，閱讀科學哲學家著作的只有其他科學哲學家。

國際哲學界的實驗哲學家正是基於哲學研究的直覺性質而對哲學的專業知識作出了很多質疑。其實，近年來的許多研究都逐漸表明，哲學家的直覺可能與大眾的直覺一樣容易受到諸多因素（比如順序效應、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文化背景等）的影響而發生偏差和變化。因此，哲學家的直覺判斷變得不可靠而無法成為哲學主張的證據來源。

實驗哲學家的上述挑戰讓一些堅持思辨哲學傳統的哲學家感到不適。後者提出了捍衛哲學專業知識的主張。但相關的論證思路卻有些特別：既然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都存在專業知識，哲學作為一種專業，自然也包含自己的專業知識。儘管類比、比喻、隱喻等修辭在很多時候都能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重要手段，但其前提是類比源和類比對象之間的內在相似性。很明顯，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有著自己的研究路徑、實驗設備以及專業語言（比如數學等等）；而目前為止的思辨哲學並不具備這些特徵。因此，這種類比並不足以捍衛哲學專業知識是存在的這種主張。

概念的收官和專業知識的累積

另外，物理學家等科學家在從事相關專業研究的時候往往不必進行概念考察。原因在於，科學各領域在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中都會經歷概念收官的過程，比如物理學初期對日常概念（光、運動等）的改造（陳嘉映：《日常概念與科學概念》，7-16頁，2006年），這一任務完成之後，科學家們在長時間內都不再會對這些基本概念繼續探討。

而哲學家則長期圍繞一些名詞爭吵不休，基本的共識都難以達成，更別提用這些概念進行研究了。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以「重建」「重構」為關鍵詞在知網資料庫中進行搜索的時候，哲學、文化名義下的相關文章約有千篇之多，這些文章的主旨多半是對各種價值觀念、倫理道德主張重新定義。這說明了相關領域的學者具有宏偉的抱負，他們成百上千次地試圖恢復常人對相關概念的「正確」理解，是否成功，不得而知。

其實喬曉春在書中也對類似的現象做出過評論，他認為這種現象說明了相關的學科和學者尚不成熟（60頁）。而筆者試圖給出的評論則是：這種現象可能表明相關倫理道德觀念在生活中已經足夠清楚，人們對其有著情境化的理解，脫離了情景而對其進行抽象談論，註定無所收穫。

進而，如果某個領域中的基本概念尚不清楚，那麼，學者們也便無法在堅實的地基（基本的共識等）上累積知識。缺失了知識方面量的累積，我們也就無法知曉人文社科研究是否存在著進步。

如何進行人文社科學術研究

作者為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更科學地從事研究，比如使用量化的方法（統計之類）。但對人文學科，比如哲學而言，這種要求似乎還有些遙遠。但不管怎麼遙遠，國外的哲學同行已經開始以實證、量化的方式從事哲學研究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實驗哲學家從事的哲學研究，比如溫伯格、尼克爾斯和斯蒂克等人在2001年的一項著名實證研究中主張：西方和東亞被試群體在蓋梯爾問題（蓋梯爾提出的挑戰傳統上知識就是「被證明為真」[JTB]之信念的一系列問題）上的表現存在巨大差異。這類研究中也會涉及到問卷調查、分析統計數據等工作，其與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差別僅僅在於其哲學實證研究的主題與一般所謂的哲學問題相關。

蓋梯爾問題

自然，也會有哲學家對哲學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見。比如，像維特根斯坦這樣的哲學家就會將概念考察作為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講，概念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已經足夠清晰。而哲學家們將其抽離日常語境時，往往會造成語言的輪子空轉，進而導致哲學家感染「哲學病」。那麼，我們是否能夠獲得生活概念的綜觀（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呢？筆者能想到的合理途徑便是生活閱歷的累積，歷事能給人以智慧，但智慧仍不是知識。

結合喬曉春對國內社科研究的分析，以及筆者對國內哲學研究現象的描述，我們的人文社科學術研究可能需要一場方法論上的反思了。西方哲學界目前正在經歷空前的方法論反思階段，我們國內的人文社科研究也亟需這種反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規範地從事人文社科研究，也才能更好地避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諸多怪現狀。

自然，個人意見、偏好以及感悟等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人們對很多問題的想法也並沒有相差太大，且往往能形成關於某個問題的思考傳統，但這些想法基於直覺也止步於直覺。從個人意見到一般性知識的過渡還有很長的距離，我們無法將自己坐在扶手椅上想出來的觀點直接當做研究結論使用，它們至多是不成熟的研究假設。

西方心理學界在上世紀經歷了行為主義革命，在這之後，直覺反省式研究便不再成為心理學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了。這一過程讓心理學變得更加科學，也自然更為可靠。作為學術研究，心理學當與哲學類似，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嚴重依賴直覺、反省的人文（哲學）社科研究也將經歷一場方法論上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