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被冤殺的來龍去脈—劉繼興.blog的博客—強國博客—人民網

黨史上曾發生過一個令人扼腕的悲劇事件，那就是被稱為井岡雙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殺。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遭重挫後，率領起義軍余部轉移到了江西井岡山地區，收編了袁文才、王佐這兩支農民自衛軍。袁文才、王佐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從此，原井岡山上的兩支地方武裝成為工農革命軍的一部分，綠林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隊剛一改編，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參加了井岡山軍民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第一個殲滅戰--新城戰鬥，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袁文才、王佐率領的第2團編為第32團，分別擔任團長和副團長。32團在建設和保衛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贏得了黨的高度信任。袁文才、王佐還同時當選為紅四軍軍委委員，進入了軍隊的最高領導層。在5月和10月分別召開的兩次中共湘贛邊界黨的代表大會上，袁文才、王佐又兩次雙雙被推舉為特委委員。他們在井岡山上的住處，也被規定為黨中央取得聯繫的永久的可靠通訊處。毛澤東在永新城向中央寫信告知：「我們的永久通訊處：寧岡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寧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於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六大通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里，對土匪武裝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案送到井岡山。曾為土匪首領的袁文才、王佐的命運岌岌可危。

對中央決議應如何貫徹和執行，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主張實事求是。1929年初，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柏露會議。柏露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人傳達了六大決議。一向與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決議精神為由，堅決主張殺掉袁文才。

而毛澤東不主張殺袁文才和王佐。他語重心長地說：袁文才本來就是共產黨員，雖然他有些錯誤，但不能殺；王佐雖然原來不是黨員，但過去是和地主豪紳作對的，現在又經過改造，入了黨，性質起了變化。他們歡迎我們，擁護我們，幫助我們在井岡山安了家，使部隊休養生息，他們都是有功勞的。

經過毛澤東反覆做工作，會議最後決定，不殺袁文才和王佐。決議決定將他們二人分開，袁文才改任紅四軍參謀長，隨軍出發贛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團團長，堅守井岡山。

轉戰贛南的袁文才後返回井岡山，任中共寧岡縣委常務委員和縣赤衛大隊大隊長。於是，袁文才率領寧岡赤衛大隊與王佐的獨立第一團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復邊界的鬥爭，對黨和紅軍依舊忠心耿耿。

保護袁文才和王佐的毛澤東離開井岡山後，井岡山的形勢又變得撲朔迷離了。雖然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柏露會議明確作出了不殺袁文才和王佐的決定，但是源於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又開始要貫徹六大的決議了，堅持認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領」，必須除之。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佔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鬥爭。」

當時井岡山革命鬥爭的形勢很複雜，土客籍之間始終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一些共產黨員說話辦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貧苦農民的立場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邊，客籍人站在客籍一邊。隨著這些爭執的累積，並最終導致曾經聯手的龍超清（中共寧岡縣委書記）、袁文才從此反目成仇。中共寧岡縣委在《關於錯殺袁文才、王佐的調查報告》中談到三件事情，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土客兩籍的對立在革命展開過程中是如何被激化的：

第一、圍繞人事權的對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出身的文根宗，文根宗任期結束後，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繼任主席之職。但是，一個月後，土籍占多數的黨委會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為由將其撤職。第二、圍繞「打土豪」的對立。隨著土地革命鬥爭的深入，寧岡縣農民協會決定以8個在逃的土豪為鬥爭對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對此，土籍出身的黨員和群眾覺得土籍吃虧了，深感不滿，第三、燒毀巽峰書院事件。寧岡縣土籍與客籍的子弟在不同的學校：學校峰書院系土籍所辦的最大學校，袁文才以該書院系土豪劣紳的大本營而將其燒毀，由此更引起了一些土籍人的不滿。龍超清與袁文才為此事大吵了一頓。在這場族群利益爭奪中，掌握兵權的客籍佔了上風，掌握黨權的土籍暫居下風。

1930年1月下旬，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的于田召開聯席會議，正在湘贛邊界的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要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於是，特委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後藉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於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

彭德懷信以為真，就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去解決袁文才與王佐。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處包圍了。袁文才被開槍打死在床上。王佐聽到動靜，跳出窗外，但不幸掉進東關潭裡淹死了。叱吒風雲的井岡山雙雄就這樣蒙冤被害了，蒼天無語，青山垂首。

當袁文才、王佐被殺的消息傳出後，轉戰贛南的毛澤東聞悉後惋惜不已，頓足長嘆：「這兩個人殺錯了。」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與埃德加?斯諾談及袁文才、王佐時又說:「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革命，準備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1950年，新中國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多年的歷史冤案，終於有了應有的定論。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重遊故地井岡山。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會見了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和王佐的結髮夫人藍喜蓮。一見面，毛澤東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親切地稱呼她們「袁嫂子」、「王嫂子」，並深情地對她倆說:「你們的親人，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是有功勞的，他們對中國的革命是做了貢獻的。」

袁文才和王佐被當作反革命除掉後，帶來了很嚴重的後果，那就是使黨和紅軍在井岡山很長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民心，使井岡山淪入敵人之手達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為朱毛紅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第18軍的部隊收復，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噓。（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