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超5千美元難兩位數增長

　　定軍

　　 即將到來的十八大將為中國下10年，乃至更長時間設定新的目標。

　　 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中國如何在建黨、建國100年，即2020、205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業。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之前參與過多次國家規劃和政府政策的起草，親眼見證和體驗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對於中國經濟目前的短板有深刻地體會。

　　 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慢，消費對經濟貢獻低，經濟發展難以可持續的問題，需要加快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以便儘快提高居民收入。而這需要加快壟斷行業和政府本身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張卓元在近期接受本報專訪時談到，政府一些官員由於存在很多利益關係，政企分開實際上比較難。這也使得很多像文化等服務業領域並未放開，這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也使得經濟可持續性不高。

　　 中國如何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的張卓元就此接受了本報專訪。

　　 2020年GDP翻番目標能實現

　　 《21世紀》：目前中國人均GDP（地區生產總值）5000多美元。2020年會怎麼樣，能實現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嗎？

　　 張卓元：根據目前形勢看，到了2020年，GDP能基本上達到1萬美元。因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還會有上升的調整可能。不過1萬美元的GDP仍不能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現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下限是1.2萬美元左右。

　　 過去黨的十五大已經提出目標劃分為3個階段，即2010年、2020年（2021年，建黨一百年時）、2050年（2049年，建國一百年時）。2020年GDP、人均GDP比2000年翻兩番沒問題。但是從2020年到2050年有30年，應該再細分階段，分解目標。具體怎麼分還需要研究。

　　 《21世紀》：您如何看待潛在勞動率降低對未來中國經濟目標的影響？

　　 張卓元：經濟經過30多年那麼高的速度增長以後，應該多做點調整。過去高速增長透支了很多資源和環境，是要補上的。再一個，就是世界各國經濟經驗證明，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增長再是兩位數以上，這是不現實的。

　　 所以我認為速度的調低是客觀經濟規律必然的結果，當然我們可以這樣追求高速度，比如再加上幾萬億的投資，速度會很快，但是也會很快掉下來，因為產能過剩太大。

　　 而且現在已經是很大範圍的產能過剩了，所以再搞大的投資刺激計劃，恐怕規模太大也不行。特別是我們有二十幾個行業產能過剩。上次是4萬億的計劃投資，現在再用新的產能過剩來克服過去產能過剩帶來的問題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今後GDP能夠保持7%左右，一直到2020年已經很不錯了。想再維持8%以上不容易。有些經濟學家認為，8％以上的速度還能持續20年，我認為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現實。

　　 我估計今年全年經濟增速在7.8％,8％不一定能實現，但7.5％沒有問題。主要原因是，過去經濟高速增長，帶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目前很難再持續。

　　 此外，世界金融危機沒有結束。特別是歐債危機更是如此。所以國際經濟的復甦有一個過程，我們的出口受很大影響。我們比較大的產能過去主要靠出口消化，現在出口市場不能像過去那麼快，速度肯定下來，還有我們的資源環境不能承擔那麼高的速度。高耗能、高污染也難以持續。

　　 《21世紀》：過去服務業發展指標多年沒完成，科技投入指標也沒完成，為什麼？

　　 張卓元：這個我想主要還是放開的問題，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還是要更好的放開，讓更多的民間資本進來，更多的人可以在這方面自由創業。

　　 目前看來這是個問題，當然也有國家規劃引導的問題。按理來說，我們第三產業的比重應該高一點，相對世界各國來說，還是顯得低了，我們服務業占經濟比重只有40％多，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甚至比印度還低10個百分點。所以說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

　　 要實現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涉及到高層面的改革問題，包括政府職能轉換問題，該管的管，不該管的就別管得那麼死，特別是服務業很多本來是要放開的，比如文化產業。

　　 這幾年科技研發投入佔GDP比重的指標完不成，建立創新型國家多年成效不大，也有體制方面問題。有的國有企業本身靠壟斷能賺很多錢，靠科技去發展也不怎麼容易，所以有段時間我們國有企業科技投入的比重比較低，屬於不正常的情況。

　　 現在開始在競爭壓力下，稍微有點改進了。國有企業如果靠壟斷，利潤就很高，它不必搞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很艱難的。沒有一定的壓力，要國有企業自動去搞科技創新，不太容易。但是在國外不搞科技創新則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問題。

　　 收入分配製度需要改革

　　 《21世紀》：隨著改革進入深水期，您覺得目前改革應從哪些方面突破？關鍵是什麼？

　　 張卓元：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原來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二要改革收入分配製度，讓廣大群眾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過去這兩個方面多年都在說，但是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幹部考核體制、財稅體制等體制改革沒有到位。同時沒有用長遠的目光看待GDP，只注重短期效益最大化，所以產生出諸多後患，比如說先污染後治理就留下很多問題。

　　 在收入分配方面，首先，這幾年中西部經濟增速已經逐漸趕上或超過東部，區域性差異有一定縮小，這是好的現象。如果政策實施有效，區域性差異將繼續縮小。其次，中央決定將財政支出向三農和民生方面傾斜，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舉措也將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關鍵還是要保障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改善社會保障制度。

　　 現在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有了初步改善，比如在醫療、養老方面，現在農村的老人每月能領取65元的養老金，對於部分農村人來說，65元也算一筆收入。以上在收入分配製度方面的改善都有助於緩解社會矛盾。

　　 《21世紀》：很多人拿中國與日本相比，中國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日本是1970年進入這個階段，在過去的20年里日本經濟停滯。有人說中國在2020年也可能面臨類似困境，你怎麼看？

　　 張卓元：面對老齡化程度加深的問題，我贊成採取人口政策調整的辦法。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提倡一對夫婦一個孩子，據說這個政策是管一代人生育的政策，但不能每一代都這樣，否則人口用不了多久就會下降。

　　 一代人搞計劃生育已經維持30年左右了，中國人口預計最多就是14億，然後即使就是現在允許生二胎，有些人也不一定願意生二胎，這樣也只能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甚至減少。所以人口政策要及時改，不然將來我們都沒有足夠的青壯勞動力。

　　 有人說老齡人多了，可以開發老年人資源。這沒有錯。現在人類的壽命延長，退休年齡也可以延長。這跟養老金缺口也有關。

　　 《21世紀》：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過去犧牲環境、低的勞動成本來發展的粗放發展模式該如何調整？

　　 張卓元：即使人口紅利結束，中國勞動力仍然很多，這還是一個優勢。經濟要發展還是要靠勞動力來完成，但是需要更加重視技術進步，更加重視培養勞動者的技術和文化素質，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我們也開始注意了這些方面。否則的話，即使我們的勞動力多，但是勞動力成本提高很快，這是個問題。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高過周邊的國家，如柬埔寨，越南。所以你不重視技術進步，不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不行的。

　　 目前有一個矛盾的情況，比如高素質的大學生工作不好找，農民工工作反而更好找，素質提高反而更不好就業，並不是我們不需要高素質人才，而是因為我們的改革不到位：我們現在的服務業不夠開放。

　　 本來我們現在服務業更需要像大學生這樣的勞動力，但是很多行業沒有開放。所以如果我們把教育、醫療、文化、科技等一些產業能夠更加放開，這些行業可以吸納更多的高端人才。但是我們在這方面放開得不夠，大學生就難以有比較多的就業門路。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而且要放開。

　　 政府改革最為重要

　　 《21世紀》：過去我國曾經有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改革中心，目前的話，要解決經濟可持續性，您覺得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最主要在哪些方面？

　　 張卓元：我認為需要做三個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改革，二是壟斷行業改革，三是收入分配的改革。當前來說，政府改革最重要。政府改革有雙重性，它既是政治體制改革，也是經濟體制改革。

　　 這三者都有一定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過去多年我們常說政企要分開、政事要分開、黨政要分開之類的好多年了，但是實際很難做到，因為政府的利益在那裡，要切斷它的利益關係很困難。

　　 在政府體制改革這一塊，也是有大的方向的，也應該是清楚的，即：市場能管好的政府最好就不要管，但政府往往喜歡去管，因為這裡面有利益，難也難在這裡。為什麼很難？就是因為現在政府官員有他的利益在裡面，你要改它就不容易了。

　　 有些領域是要管的，比如像一些戰略新興產業需要國家來管的，像新能源，美國也有國家規劃的，但是不能弄得太多。有一些要規劃和指導，這些都是涉及到國家戰略性的重要領域。但是有一些太具體的產品可能就不需要管。

　　 《21世紀》：您說投資不要搞得太快，有人說北京的地鐵擠得不得了，很多老人有錢養老院擠不進去，像這些涉及民生的投資是否要加快？涉及到民生的投資是否需要以公益性為主？

　　 張卓元：加快投資也有個度的問題，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沒有完成，但是搞基礎設施建設也不能太超前。一些西部荒涼的地方搞飛機場，從長遠來看是可以的，但是由於客流量的問題會導致長期虧損。所以，一定程度的基礎設施投資是需要的，但要掌握一個度。就跟很多行業已經產能過剩了一樣，你再投資的話就更加加重產能過剩了。

　　 就像北京需要地鐵緩解交通壓力的地方，搞基礎設施投資有這種需要。但是有一些地方太超前的話，特別是像機場和高鐵，可能要出問題。比如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廣州建立高鐵是需要的，而且是有市場的，儘管目前還是虧損的，當然這不會老是虧損。但到西北那些地方去建高鐵的話肯定會長期虧損。

　　 很多地方經濟沒發展到這個程度，而且客流量也不多，建設那麼多的機場和高鐵，負擔不起啊，所以既要一定的投資，但是也不能太超前，太超前了投資進去的錢怎麼還？利息怎麼付？成本怎麼收回？這些都要經過精密的計算，不能這樣超前。現在問題在哪裡呢？現在這一屆的政府投資可以出政績，但下一屆政府就得還債，但下一屆政府掙不到錢怎麼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