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所依託的自然及人文環境

07-24

　作者：任放

摘要：本文所言之市鎮，是指明清時期的中國，介於縣城與村落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因此，所謂市鎮經濟，是指以市鎮為紐帶而展開的商業行為及相關經濟活動。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自然地理環境及人文地理環境，是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市鎮經濟賴以衍生和發展的歷史大舞台。離開對地理環境的考察，勢必遮蔽我們對歷史真相的深刻體認。本文擬從地質、地形與聚落，氣候、土壤與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職業及風俗等四個層面展開論述。

關鍵詞：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地理環境

作者：武漢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

本文所討論的長江中游，是指明清時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個區域。但在行文過程中，筆者不以行政區劃為經濟史的研究單元，而是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的考察對象。鑒於上述三個區域在明清時期的行政沿革對各區域市鎮經濟的發展無關宏旨，本文不予論列。本文言及的市鎮，是指明清時期的中國，介於縣城與村落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因此，所謂市鎮經濟，是指以市鎮為紐帶而展開的商業行為及相關經濟活動。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自然地理環境及人文地理環境，是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市鎮經濟賴以衍生和發展的歷史大舞台。離開對地理環境的考察，勢必遮蔽我們對歷史真相的深刻體認。下面擬從地質、地形與聚落，氣候、土壤與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職業及風俗等四個層面，論述如次。

一．地質、地形與聚落

在地質結構上，湖北位於秦嶺褶皺系與揚子准地台的接觸帶上，湖南北部屬於揚子准地台江漢斷拗，湖南南部屬於華南褶皺系贛湘桂粵褶皺帶，江西以錦江--信江一線為界，北部屬於揚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南部屬於華南褶皺系。長江中游地貌類型多樣，山地、丘陵、崗地、平原兼備。湖北全境西、北、東三面被山地環繞，山前丘陵崗地廣布，中南部為江漢平原，與湖南洞庭湖平原連成一片。湖南全境西、南、東三面為山地環繞，北部地勢低平，中部為丘陵盆地。江西省境東、西、南三面環山，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錯分布，北部則為鄱陽湖湖積--沖積平原。

聚落，是指人們的居住方式，包括居住時期、居住環境、居住形態、居住規模、居住材料等。從聚落形態上看，明清長江中游的聚落可分為自成一體的寨堡，以鄉里為基層單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鎮，以街坊為特徵的都市，處江河之中的洲地這幾大類。

寨堡是一種由官府倡導、民間響應，帶有軍事防禦色彩的聚落。寨堡之制，"其要在先擇良吏，其次則相度形勢，其次則選擇頭人，其次則清查保甲，其次則訓練壯丁，其次則積貯米穀，其次則籌度經費" 。一寨之中，有寨長，有寨副。一鄉之中，各寨互相聯絡。據黃州《四十八寨記》，"明正德間，河北盜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蹂躪吳、楚、蘄、黃，瀕江之民，皆入山依險結壘，以相保聚，而寨以名焉。迨張獻忠、羅汝才諸賊猖獗，城郭破壞，殘民逃入山野，立寨者益多。自黃岡馬家潭，次第入山，為寨者四十有八"。至清康熙年間，"四十八寨僅有敗瓦隤垣耳" 。實際上，寨堡並未絕跡。每當政局動蕩之際，寨堡便會重現。清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及清咸同年間的太平天國起義，是清代長江中游寨堡病態發展的主要原因。清同治《襄陽縣誌》、同治《南漳縣誌集鈔》、同治《玉山縣誌》、同治《廣豐縣誌》等對此均有確切記載。明清長江中游修築寨堡成風，影響所及，達於市鎮。所謂"築堡以鎮市為宜，緣柴米油鹽素所囤集，水道亦便，非若山寨之孤懸也" 。

鄉里制度是明清時期的基層社會制度。以鄉里為依託的鄉村聚落，大體上可分為散村和集村。長江中游地區的山村多以散村為主，"村落零星散處，一山之阿多不滿三戶" 。散村與集村的形成，與該地區人口分布狀況密不可分。如南昌府之新建、奉靖、寧武等縣，"田足以耕，山足以椎，一方物產自足給一方之民用"，不存在人口壓力，以故人們順其自然，聚落以散村為主。所謂"村居星布，鮮大聚落，咸自食其土壤，至老死不離鄉井，終歲勤動，不至大失所焉" 。人口密集地區，尤其是家族繁衍的鄉村，其聚落方式則以集村為主。如桂陽州，"北類衡州，南同越俗，好聚族而居，故大姓恆累數萬丁" 。興國州，"聚族而居，往往棋置數百戶，重宗譜，嚴別異姓同姓，宗有祠" 。

另有漁撈業聚落，木船即其居所。清乾隆《岳州府志》稱，"（華容縣）多以舟為居，隨水上下。漁舟為業者，十之四五"。同屬岳州府之巴陵縣，"水居之民多以網罟為業，編號完課。有釣艇，有篷船，娶妻生子，俱不上岸" 。極少數的聚落屬於季節性遷徙聚落，如同治《漢川縣誌》記載，垌冢一帶，"土瘠民貧，秋成即攜妻子泛漁艇轉徙於河之南、江之東，采菱拾蚌以給食。春時，仍事南畝，習以為常"。光緒《孝感縣誌》稱，該縣之馬溪河，"在北涇東十里，其地夏秋皆水，居人去之；冬春水涸，復聚"。

市鎮聚落與鄉村聚落在風格上不盡一致。史稱："以縣統鄉，以鄉統里，自秦漢時已然。鎮之設，蓋起於南北朝之際。當時，置將領握兵守遏，故謂之鎮，非如後世直為人民之聚落也。" 明清時期，市鎮已成為聚落方式之一。所謂"鎮，以固民，亦便民也，食貨取於斯，貿易萃於斯，工商雲集復於斯。其屋宇毗連、人煙輻輳者，可與鄉為四鄰之捍衛也。" 同治《直隸澧州志》稱，"津市，在州東二十里，前濱大河，後枕湖。街長七里，直街三條，中為正街，後為后街，前為河街"。津市的街道布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體現了長江中游市鎮多濱河的水鄉特色，又呈現出市鎮聚落以街道為框架的建築風格。在正街、后街、河街中，河街最靠近大河，位於市場交通及商品出入的咽喉地帶，以故最為繁盛。絕大多數市鎮沒有城牆，呈現出自由開放的商業聚落風格。亦有少數市鎮築有城牆，保持著唐宋軍鎮的流風餘韻。清江縣之樟樹鎮原為新淦縣城，隋代變為軍鎮，明清時期保留城牆，有大德門（北）、菜市門（東北）、東門（正東）、秀江門（西）4門，有衣服街、井闌巷等24條街巷。再如隨州之合河店，"明初建城，以資防禦。萬曆三十九年，知州王納言、巡檢潘應嗣重築。城高一丈，周一百六十丈，南北為二門，門各有樓，為瞭望戍宿之地" 。市鎮往往設有柵欄，成為一道街景，兼有社會治安的警示色彩。清乾隆《鍾祥縣誌》"鄉市"條有如下文字："乾隆五十七年，捕廳高振邦督令里民，每於街道盡頭、穿錯巷口之處，各捐資設立柵欄，巨釘堅木，極為完固，以防宵小之竊發。現在建樹周密，四望森嚴，夜加巡邏，實弭盜之善術也。

有的市鎮系由廟會之地發展而來，其居住方式帶有宗教色彩。衡山縣西北30里有岳市，在南嶽廟前，"四方人民環廟而居" 。明清長江中游市鎮多有寺廟，以故市鎮經濟、民間信仰、社會控制之間的多重關係值得研究。城隍廟是城市保護神供奉之地，它是傳統社會中城市的建築標識。有些市鎮的前身是縣城所在地，以故保留著城隍廟。如棗陽縣清潭店，是隋朝清潭縣治之所，直至清代街北仍有城隍廟。會館亦成為明清大型市鎮的一道風景，如麻城縣之宋埠鎮，"明清以來，商務興盛，為邑中首集。地當水陸之沖，南北貨物輻輳，閩贛鉅賈建會館於此" 。有的市鎮系由移民組成，如隆慶《岳州府志》載，華容縣之中港，即為蘇州移民的定居點。有的市鎮系因大姓定居並有產業發展而來，如華容縣之萬庾市，"邑北十五里河灘，系賀姓業地" 。

都市聚落以府州縣城為代表，城牆是其象徵。城牆之內，有官府衙門、軍事駐地、教育機構、街巷井衢、寺院道觀、商業市場、名勝古迹、酒肆茶館等，人口眾多，事務繁雜。另有處於江河之中的洲地聚落，如江西清江縣之中洲、余家洲。

明清時期長江中游的聚落在建築風格上"瓦屋茅茨，高下同井" ，但以磚木結構的瓦房為主。所謂"故四境內，瓦屋如鱗"；"宮室樸質，雖瓦椽不加雕彩" 。富戶多住磚瓦房，而貧寒之家（尤其是邊窮山區）則以草廬為主。所謂"富者瓦土磚作牆造室，……貧者茅椽數間，豬圈牛欄附近房闥，以防盜賊" 。也有竹屋，江西方誌多有記載。樓宇建築在鄉村似不常見，倒是市鎮及府州縣城為多。清康熙《芷江縣誌》載，龍溪口市之新街乃"臨水架樓而列肆者"。又，清乾隆《辰州府志》稱："近市者多構層樓，上為居室，下貯貨物，為貿易之所，無步欄曲房，亦罕深邃至數重者。"這是一種多功能建築，集家居與貿易於一身。湘西並有廊橋一景，"上覆以屋，左右列廛市" 。這種傳統的廊橋不僅具有建築美學的獨到之處，而且兼有商業貿易的功能。

二．氣候、土壤與作物

氣候類別及土壤特性，是制約經濟模式的關鍵因素。在氣候類型上，長江中游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長江中游光照充足，熱量豐富，雨、熱大致同季，有利於主要農作物生長，特別是有利於滿足雙季稻對熱量的要求。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隱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帶性土壤）土質肥沃，耕性良好，是最佳的農耕土壤，在江漢平原、湖南濱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沖積物上分布甚廣。

從作物種類上看，湖北耕作業以水稻、小麥為主，又以水稻所佔比重大，江漢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產區。雙季稻普遍種植。清同治《廣濟縣誌》記載："稻，有早稻、中稻、遲稻。上鄉高田一熟，湖鄉有一歲兩熟者。"鄂北崗地盛行旱地冬種小麥，鄂東地區則盛行水田冬種小麥。雜糧主要產於鄂西山區。湖南主要種植水稻，雙季稻多分布於濱湖和湘中丘陵盆地，其稻穀產量居中國首位。明清方誌披露：湖南僅稻穀就有數十種之多。江西農業自然資源豐富，鄱陽湖平原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據明嘉靖《寧州志》，江西穀類粗略分為稻、豆、麻、粳、黍、麥6種，又可細分為百日糯、大糯、鐵腳糯、柳條糯、油麻糯、百二十日秥、百日秥、九十日秥、比風秥、見秋紅秥、白米秥等31種。

經濟作物方面，兩湖地區以棉花、油料作物為主，麻類、茶葉等次之。明清以降，兩湖地區成為中國重點產棉省區之一，湖北棉田絕大部分集中於江漢平原、鄂東和鄂北三個棉區，湖南棉田多分布在濱湖各縣，以華容、澧縣、安鄉等縣較為集中。就茶葉而言，兩湖地區茶葉種植歷史悠久，種植面積較廣，產量居全國前列。《唐書·劉建鋒傳》、《宋史·食貨志》、《文獻通考》等史籍，均有兩湖地區歲貢茶葉之記載。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設立常德、澧州榷茶提舉司。元元統元年（1333）十月，復立湖廣榷茶提舉司。明清以降，湖北蒲圻成為中國重點產茶地區之一。湖南茶園則主要集中在三大區：以安化、桃江為主的資水中下游地區；以臨湘、平江為主的湘東北地區；以漣源、寧鄉為主的湘中地區。此外，湖北油料作物有芝麻、油菜、花生，以芝麻最重要，主要分布於鄂北崗地和江漢平原。湖南苧麻種植歷史悠久，產量居中國首位。明清以降，江西逐漸成為中國木材和毛竹生產基地，以及淡水魚業重點省份之一。

三．水文、水利及交通

長江由西向東橫貫湖北，穿行於江漢平原，再過小池口流入江西、安徽2省。漢江全長的3/4流經湖北，與眾多河流匯注長江。省境淡水湖泊眾多，有"千湖之省"之稱，多分布在江漢平原上。湖南水系完整，以湘、資、沅、澧"四水"及洞庭湖為主幹，形成扇形水系。洞庭湖在清代仍號稱"周圍八百里" 。江西共有贛江、撫河、信江、鄱江、修水五大水系，最後注入鄱陽湖，構成以鄱陽湖為中心的向心水系。

由於長江中游水網稠密，每年汛期來臨，多發生洪澇災害，因此水利建設對於本區域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茲摘錄清乾隆《湖南通志》卷21《堤堰》有關論述於下，以資說明：

溝渠者，農之大利。楚南，山水奧區。高地，恆患土墳；卑田，又頻憂水溢。長、岳、常、澧四府州，利在築堤垸以衛田；永、辰、沅以上，利在建塘堰以蓄水。資水固為利，而防水之害亦水利也。我國家勤恤民隱，凡修建堤堰，並發帑為民築垸，助其夫力。於是，有官垸、民垸之分。其已築者，歲修必不可或怠，而濱湖已無餘地多築新圍。益無餘地以處水，水將壅而為害矣。近今酌定章程，乖為令甲：已築者，督理有專官，歲修有程限，且多種柳以固堤，培土牛以備用。未築者，不許增築。立法至詳且周矣。有守土之責者，惟在不愆不忘，恪遵舊章，斯民田於以永賴爾。

可見，堤垸塘堰與農田管理唇齒相依。宋代，江漢平原廣泛挽堤圍垸，出現垸田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使汛期常遭水淹的江漢平原成為主要農業區。所謂"濱湖淤地，堤垸縱橫" ，成為明清時期兩湖地區的一大農業景觀。並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湖陂內匯，外為長堤，捍壅水旱，稻黍魚鱉，耕漁足食" 。

在明清水利工程的興修中，各地縣級官員發揮了重要作用。寶慶府邵陽縣之代陂，乃明洪武年間工部委派地方官員修築。長沙府益陽縣朱家垸等16處堤垸，均為清雍正六年（1728）知縣王璋領帑修築。功勞最著者，當推明萬曆年間沅州府麻陽縣知縣蔡心一。在他的督導下，該縣共修築堤堰百餘處。初步統計，明清湖南各府州縣堤堰多達3479處。江西在南宋及元初，興修多處水利工程，農業生產條件有所改善。明清時期，江西民屯普遍，水利工程又有更大發展。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歷來是中國的水陸交通樞紐。以長江、漢江為兩大水運幹線，湖北大部分府州縣城及市鎮處於航運線上。江西、湖南水運亦甚屬發達。在陸地交通方面，秦漢時，湖北憑藉南陽--襄陽驛道，與黃河中下游地區聯繫密切。湖南開鑿靈渠（現興安運河），溝通湘、漓二江，湘江谷地成為南北交通要道。彼時，江西亦開闢了通達嶺南和閩越的通道。唐代為發展對外貿易，再度開闢穿越大庾嶺、南達廣州的驛道。迨至明清，長江中游區域內驛道縱橫，成為國家交通網的有機組成部分。清末民初，輪船、電訊、鐵路相繼興起，區內交通條件上至一個新的台階，茲不詳述。

四．人口、職業及風俗

明清時期的人口調查統計並不精確，學術界對"丁"的解讀亦不一致。據曹樹基估測，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湖廣北部在籍人口約為160萬，湖廣南部約為193萬，江西約為804萬。明崇禎三年（1630）湖廣北部人口約為800萬，湖廣南部約為700萬，江西約為1930萬。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湖北人口合計為1617萬，湖南為1525萬；嘉慶二十五年（1820）增長為1948萬，湖南為1898萬。清乾隆四十一年，江西人口為1878萬，道光元年（1821）增長為2234萬。另據《清史稿·地理志》，清宣統三年（1911），湖北編戶5055091，口23917228。湖南編戶4288164，口22052159。江西編戶3439873，口13527029。長江中游的戶數及口數，分別佔全國總數的18.5％和24.8％。

民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不啻為一幅傳神的蘊藏豐富歷史信息的速寫。人口過剩、自然災害及政局動蕩是明清長江中遊人口流動的動因，與此同時，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需求，也為此區大規模接納外來人口附籍創造了契機。概如史家所言"楚為魚稻之鄉，加以山水清曠，是以四方之客問津攬勝、卜居著籍者，後先相望焉" 。兩湖地區外來移民來自大江南北，尤以江西籍移民為最。史載："明季，徙豫章民來實茲土，江右籍居多。" 據清光緒年間刊刻之《永興鄉土志》，鄧氏始祖興二，元末由江西景德鎮遷永興，至今傳二十八世。馬氏始祖彥章，明洪武初由江西安仁縣遷永興，至今傳二十三世。此外，廖氏、劉氏、彭氏等均由江西遷來。許多外地移民隨著歷史的潮起潮落，由客民變成土著。民國《醴陵縣誌·氏族志》記載："元明之際，土著存者僅十八戶。湘贛接壤，故是時遷入者，以贛西贛南一帶之人為多。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曠人稀，播遷遠來者，則什九為閩粵兩省汀江、東江流域之人。……而贛人習商，後先以貿易至縣，因而置產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別為建幫、廣幫、西幫，皆有會館以著其原籍。其來自前明者，至是轉為土著。"據清宣統《黃安鄉土志·氏族》，在明確記載來源地的42個族姓中，有31個來自江西，佔74％。

恪守禮制及社會分工，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文化傳統。《荀子·榮辱》強調製禮明分的社會意義在於，"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並稱"故聖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管子·小匡》更加明確地指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士農工商的職業設定，為我們考察明清長江中游廣大民眾的職業類別提供了歷史範式。清人劉奎所編《耒陽縣鄉土志》聲稱："查明本境齊民不入他教者實業人數編入，分士農工商四類。"其中：士，3000餘人；農，100000餘人；工，30000餘人；商，60000餘人。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刊行之《靖州鄉土志》卷2《實業志》記載，該州：士，2576人；農，27219人；工，1528人；商，2550人。雖然缺乏像《耒陽縣鄉土志》、《靖州鄉土志》這樣較為系統的統計資料，但據有關方誌所披露的史實，仍可粗略了解明清長江中游部分區域人們的職業狀況。茲以常德府的職業分類，列於下表。

清代湖南常德府的職業分類

職業類別職業狀況

士習詩書，敦禮讓，庠序穎苕，衣冠雅飭，然寒畯為多。近北鄉一帶水患頻仍，世業者亦多自食其力矣。

農務耕種，終歲勤動。西南多山，歲僅一獲。東北濱水，可再熟。然夏澇不消，即秋成莫卜，故資網罟為生者多。

工為土木為眾，咸習樸素，無淫巧之風。

商江西為多，北省、閩廣、秦豫次之。花、油、木、米、魚、鹽，水陸蒼萃。其人率勤儉，重錐刀，近亦有（後1字不清-引者）公事者。

資料來源：（清）辜天佑編：《湖南鄉土地理參考書》第3冊第3課《常德府總論三》，長沙，群益圖書社1910年版。

常州府的職業狀況同樣見諸長江中游的其他地區，以故具有代表性。其中，婦女的職業特性尤為引人注目。是書稱"婦女皆務紡織，工刺繡。東北鄉間有插秧刈草者"。這種以手工紡織為主，兼及農業生產的雙重角色，是明清時期中國廣大鄉村婦女的共性。這種歷史敘事手法在明清史料中屢見不鮮，似可說明四民之論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人們對職業劃分的共識。士農工商的排序及多寡，因不同地域而有區別。漢陽府，"士大夫學古高蹈，雖貧乏之家亦志儒業，恥他途。孱弱之民亦力耕漁，薄商販" 。荊州府與之迥然不同，史稱"郡少農桑，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之務" 。

應該指出，安土重遷、不習商賈，是長江中游不利於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習俗。長江中游在明清時期已躋身於全國經濟較發達地區之行列。"民無大富，亦無大貧。" "壤沃水駛，夙饒稼穡。" 這種物質生活的相對安定與富饒，容易消解人們的經商熱情，甚至養成懶惰之習。明人唐源撰《水利議》，稱"善化之民，性拙而習懶。其務本者，不過從事一熟之田。至於麥、豆、竹、木，皆可生利而彼不事。其逐末者，不過肩一瓜一蔬，及持網罟覓蠅頭利於煙水間" 。外地商人的大量湧入及其在長距離販運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又壓縮了本地商人的成長空間。例如，華容縣"上通黔蜀，下達鄂漢。水陸商賈，多閩、粵、豫、皖之人，舊有六幫之號。本邑務本者多，逐末者少，亦無輕商於外者" 。這一現象極有代表性，可舉民國《醴陵縣誌》證之。明清時期，該縣市場操縱於外地商人之手，直到民國初年，本地商人勢力才佔據上風。加之，此區域乃傳統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之重鎮，重義輕利、重農抑商的理念深入人心。所謂"務本業而不事閒遊，苦筋力而不鄙纖嗇"；"民尚樸素，敦禮讓，勤於農桑，拙於商賈" 。以故逐漸形成一種安土重遷、不習商賈的社會風習。所謂"楚民質樸，其剛介則不如西北山陝之人，其智巧又不及豫章、蘇杭諸處。本薄利微，見迂識淺，非長袖善舞者也"

經濟變遷是考察自然及人文地理環境的重要指標。必須對明清長江中游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有一個客觀的把握，才能對該區域市鎮經濟的實際水平進行準確的歷史定位。限於篇幅，有關這方面的問題當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