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義和團（3）｜文藝犯·連載

8、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不僅地方官員如此，中央政府亦如是。而就在他們時剿時撫，其實都沒有盡全力而是忙於廢立之事時，義和團已悄然作大作強。可以說，如果沒有高層實力派人物的庇護、縱容甚至鼓動，我們很難想像，起自於草莽的義和團，竟然會升格為這個東方大帝國的國家行動。

在民眾眼裡，庚子年的民族英雄群像中，裕祿和剛毅是對義和團進入京津兩座大城市並漸成氣候的關鍵性人物。

裕祿乃滿州正白旗人，監生出身而做到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封疆大吏中排名第一。直隸總督駐保定，天津則為其治下最重要城市，這裡既是京師門戶，亦是華洋雜處的開埠口岸。

義和團天津方面的領袖為張德成和曹福田。張德成乃船工，曹福田系游勇，由此亦可略窺義和團的構成，確乎由最底層民眾所組成。曹福田剛到天津時，為了顯示他神通廣大，就登上城樓問旁人租界在哪個方向？眾人回答說在東南方。

曹福田即伏地向東南叩首，良久起身，告訴眾人說：洋樓毀矣。一會兒，東南方果然煙火燭天，眾人都驚悚不已，以為曹德成真的身藏神技。其實，這種非常低劣的伎倆，甚至還不如陳勝吳廣的狐鳴魚書，但在一個狂熱的非常時期，人們發自內心地期望某些旗幟性人物能夠擁有超人的本領，便不再去考究種種神跡的真實與否，而是樂於跟風樂於誇飾，集體成為曹大師們的狂熱粉絲。

非常有意思的是，與其他義和團首領逢洋必毀不同，曹福田對洋人生產的洋物，採取的是拿來主義。曹福田喜歡騎一匹高頭大馬，戴一架水鏡眼鏡，嘴裡叨著洋煙捲，長袍上系著紅帶子，腳登緞靴，身背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拿一根秫秸作指揮棒。

曹福田的室內，高懸關公、趙雲、二郎神和周倉的神像。這種令人莞爾的中西合璧，與其說他像一位群眾運動領袖，不如說更像以聽評書、看地方戲為主要知識積累的北方農民臆想出來的舞台形象。

張德成的總部設在天津郊外的獨流鎮。某天，他率眾繞鎮三周，以杖畫地，宣稱：「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即來，無能越者。」這種哄三歲小孩的鬼話，民眾居然深信不疑。其中，固有彼時民眾的蒙昧與無知，更多的卻是由那種宗教狂熱所激蕩的盲目崇拜。

不久，義和團抓住幾位清朝官員，張德成認為奇貨可居，便向這幾位官員自炫其術，並讓他們轉告總督裕祿，雲只要給他二十萬兩餉銀，他就能夠滅洋。這幾位官員回去一報告，裕祿亦深信不疑，並命張德成到天津面見。張德成對裕祿的命令很憤怒，「我又不是你手下官員，你憑什麼用總督的威嚴來指示我？」

放在承平時代，一介草民無論如何不敢這樣和封疆大吏對話，但時勢不同了，何況在裕祿等人看來，義和團或許就是扶清滅洋的一根從天而降的救命稻草。這樣，裕祿命以八抬大轎將張德成抬進督府，並打開中門迎接，以平等的禮儀相見。

第二天，裕祿擺宴為張德成接風。席間，張德成忽然作沉睡狀，眾人呼之不應。半晌，他打了個哈欠起身，從衣袖裡拿出大炮上的機管數根，並告訴眾人，剛才他的元神外出，從洋人的大炮里把這些東西竊來，現在洋人的大炮都是些破銅爛鐵了。對此，裕祿「深敬之」。

剛毅則是把義和團引入京師的始作俑者。當朝廷對義和團忽剿忽撫，卻無論剿還是撫都舉棋不定甚至朝令夕改時，剛毅是誘導朝廷從剿到撫直至依靠義和團對抗列強的重要人物。

庚子年夏，刑部尚書趙舒翹被朝廷派去考察義和團，朝廷出於洋人的巨大壓力，意圖讓趙告諭義和團的大師兄們，要求他們自行解散隊伍。剛毅怕趙舒翹會傷害義和團的積極性，主動請求他也前去調研。

調研後，剛毅在向慈禧復命時，「力言團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趙舒翹本是依靠剛毅才得以身居高位的，對剛毅的意圖心領神會，他「雖見拳民皆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殊不足用」，但回京面見慈禧時，他也打心眼兒里明白，表面上想聽取實際情況的太后，其實也希望傳說中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的義和團乃是活生生的現實。於是，趙「不以實對。」

就是在裕祿和剛毅這樣的高級官員對義和團的神化之下，一方面，義和團自我膨脹，一方面，義和團大批進京。

李鴻章疑懼過的京師將要大亂的預言終於變成現實。

通過剛毅的穿針引線，進入京師的義和團一部攜帶武器來到宮中，為慈禧等決策者表演了刀槍不入的「真功夫」。眼見為實，慈禧或許真的相信這些和她一樣痛恨洋人的子民，真的有護佑這個國家的能力，誠如是，則他們不但不是擾亂地方的亂民，而是朝廷必須依靠的熱血民眾。

當慈禧下令包括宮女和太監在內的宮廷人員都向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練拳時，上行下效，王公大臣們也紛紛在家設壇，聘請拳民。在這些達官貴人家的神龕上，原本供奉的是天地君親師，現在則加上了義和團崇拜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所謂神祗――這些神祗，從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從關雲長到諸葛亮，從黃天霸到二郎神，全都一夜之間復活了，而當半數以上的政府正規軍也加入拳民組織時，兩者間也就沒有了天然的界限。

這個國家幾千年來，第一次如此普及地崇尚武術，人們渴望通過修練，能夠刀槍不入，能夠白日飛升，能夠把洋人和所有與洋人有關係的漢奸，統統斬盡殺絕。那時，太平盛世就會從天而降。

9、

現在，義和團已經口含天憲，他們不僅人多勢眾，不僅被大量愚民認為身懷神技，百毒不侵，而且是領了聖旨，要造洋人的反，紛紛天下，誰攘其鋒？於是乎，庚子年夏天的京城，便成了義和團的大本營。在這座大本營里，義和團所乾的事不外乎兩件：燒、殺。

在義和團之前進入北京的，還有一支從甘肅調來的政府正規軍，這就是董福祥率領的甘軍。與義和團民眾相比，身為高級將領的董福祥並不比他們稍微開化，而對洋人的仇恨，可謂伯仲之間。

1900年6月9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扎城內，董便揚言：「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我軍為接應。」次日，慈禧命與洋人不共戴天的載漪負責總理各國事條衙門，「自此都中人人謂拳團可以包打洋人。」

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們開始大顯身手：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杉被董福祥部殺死；

6月12日起，開始焚燒教堂和教民住宅，以及出售洋物的商行。天皇貴胄載瀾親臨一線指揮縱火，大火數日不滅，被焚店鋪四千餘家，數百年之商業精華化為瓦礫。

對此暴行，義和團在揭貼中，正義凜然地宣稱：「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

前後數天，京城被殺害的教徒和為洋人服務的僕役達三百餘人，但真正的西方人此時已大多避進了使館。也就是說，這場轟轟烈烈地以殺洋人相號召的群眾運動，是以殺自己的同胞拉開序幕的。

在義和團眼裡，活著的教徒本身就有原罪，而死去的教徒，也應掘墓鞭屍――於是乎，包括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在內的早期來華傳教士，他們的墓木早拱的墳墓，均一一掘開。更可怕的是，當奉旨造反的義和團成為庚子年的時尚與主流，「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

據估計，極盛時，京津一帶的義和團民眾多達數十萬人，他們除了燒教堂殺教徒外，「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一旦我是領了聖旨的義和團，而你是我歷來所厭惡的仇人，那麼即便你從來就不信教，從來就沒有與洋人打交道，甚至家裡連洋火洋釘也找不到一根，但我要給你扣個滅族的罪名，那就是誣你信教。

也就是說，庚子年的這場群眾運動，已經淪為濫殺無辜的利器，在這柄所向披靡的利器面前，任何個人都是弱勢群體，任何被指控與運動相抵觸的個體，都將遭到毀滅性打擊：「殺人刀矛並下，支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

義和團的中國特色在於，盲目的群眾性造神中，大師兄們以為自己真是刀槍不入的半神，而群眾則紛紛附和追隨。他們原本都是些任人欺負的莊稼漢，一旦在群體的裹挾之下，便一步步喪失理智，從自認弱勢到自認強勢，並把對生活的憤怒和失望，歸之于洋人及與洋人有關的一切人和事。

可以說，從本質上講，這是一支用自欺欺人的神話武裝起來的烏合之眾。後輩史學家斷言他們愛國，其實與愛國完全無涉，即便真的愛國，也是以愛國之名而行禍國之實。

京城裡的義和團大肆燒殺之時，城郊的義和團也沒有閑著，他們沒法找到更多的洋人和教徒，便把一腔革命激情投入到拆鐵軌、毀車站、砍電樁、斷電線的事業之中。

對於無數的無辜者在這場運動中被殺害，義和團大首領曹福田淡定地說：「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劫數。」

後來，義和團失敗，曹福田潛回故鄉，被當地人綁送告官，在靜海被處以凌遲之刑；而張德成也在逃亡途中，被另一群農民砍為肉末。當他們在極度痛苦與恐懼中告別這個世界時，他們是否也自認是劫數中人？

保護駐在本國的外國使節，這是近代以來的國際慣例及國際法原則。義和團本是村夫愚氓，仇恨一切洋人，還算情有可願，但天朝官員們的識見，其實也並不比義和團民眾更高明。當京城裡到處都飄揚著「助清滅洋，替天行道」和「奉旨義和團練」的旗幟時，一批善於騎牆觀望的投機分子，以為此時可以下注了。

知府曾廉――此人在戊戌變法尚未被中止時，曾上書指認康梁為亂黨，理應處死－－聯合編修王龍文，向朝廷進獻三條妙計，並通過載漪上達天聽：「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

――早在二十年前就極力倡導天朝應放下身段，與各國平等交往的郭嵩燾在九泉之下也將難以瞑目了：不僅他當年的遠見卓識沒有被後來者所聽取，而且，後來者中，甚至有人認為他當年與洋人交往過密，還當過駐外使節，連他也該鞭屍。

御史徐道昆的奏章則是地道的夢話：洪鈞老祖（這也是義和團喜歡供奉的一個傳說中的大仙），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

另一個御史陳嘉言，自稱得到了關雲長留下的帛書，上面明寫著「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則聲稱夷人無君無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現在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好時候。

也許，作為一個國家來講，底層民眾的偏激與愚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處於決策層的肉食者們，也被這些偏激與愚昧牽鼻子走，甚至比民眾走得還遠。

10、

1900年6月，即庚子年農曆五月。對義和團和洋人到底該採取何種措施，慈禧主持召開了四次御前會議。四次會議的決議，是以舉國之力，向西方十一國宣戰――自古至今，中國還從來沒有像庚子年那樣牛逼過。甚至，數遍列國，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敢於一口氣挑戰十一國。

只是，沒有底氣的牛逼，終將付出慘痛代價。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們的玩火行動，最終燒掉的是他們自己，而可憐的中國民眾，則不幸身為池魚

。如果曹福田之流所謂的這是劫數的話，那麼或許可以說，庚子年，這是中國人在劫難逃的一年，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對西方的片面仇視如同體內的毒素，終於量變引發質變，這個大帝國疾病來襲，在劫難逃。

四次御前會議，頗有一些令人深省的細節穿插其間，從而也讓我們透過這些細節，更能清晰地洞見這個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國的政治運作手法。

1900年6月16日，第一次御前會議召開。會上，早就大權旁落的光緒深知一旦像載漪等人鼓吹的那樣圍攻使館盡殺洋人，將會帶來怎樣難以收拾的晉果，因此，他一改自變法失敗後，每次臨朝時都沉默不語的老習慣，率先指斥諸臣不能彈壓亂民――亂民者，義和團也。

侍讀學士劉永亨上奏稱，表示他願意帶著旨意去見甘軍首領董福祥，讓他率軍驅散義和團。然而劉永亨還沒說完，光緒也還沒來得及答話，一旁的載漪即冷笑著厲聲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劉永亨不敢接著說下去，光緒也無言以對。

繼而，太常卿袁昶請求發言，他在發言中指出拳民乃亂民，實不可恃，即便他們真有所謂的法術，自古以來，也沒聽說有誰依仗這種東西成就大事。然而就像載漪打斷劉永亨一樣，這一次，最高統帥慈禧親自打斷了袁昶：「你說法術不足恃，難道人心也不足恃嗎？現在中國積弱之極，我們所能依仗的就是人心，如果連人心也失去了，何以立國？」

――其實，庚子年的大清早已失去人心，但即便是千夫所指的獨夫民賊，也會頑固地相信，民心在他那邊，這既是欺人之所需，也是自欺之所需。

1900年6月17日上午，第二次御前會議召開。會議依舊由事實上的最高領袖慈禧主持。慈禧說：「皇帝意在和，不願用兵，有言和的，今天廷論，可盡言。」

光緒辯解說，「不是不可戰，而是我國積弱，用亂民以求一逞，出口惡氣，難道這是幸運的事嗎？」

載漪打斷光緒：「義民起田間，出萬死以赴國難，今欲誅之，人心一解，誰與圖存？」

光緒說：「亂民皆烏合之眾，洋人武器先進，他們能以血肉之軀相搏鬥嗎？這簡直是以民命為兒戲。」

慈禧眼看載漪理屈詞窮，急忙叫另一位寵臣、戶部尚書立山發表意見。立山素喜吸洋煙，愛屋及烏，對洋人似乎並沒有什麼反感。

他說：「拳民雖無他，然多不效」――那些愛國青年雖然沒有其他歪心眼兒，但他們宣稱的神技基本不靈驗。

話音剛落，一向對義和團迷信的載漪為之色變：「用其心也，何論術乎？」――我們要用的是義和團的民心，不一定要用他們的神技――並進而指責立山是漢奸。其實，立山是滿人，即便真的與洋人一心，也只能稱為滿奸。

兩位重臣在莊重的御前大會上爭吵不已，慈禧很生氣，她發言了：「剛才得到洋人四條照會。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自彼開，國家就亡在旦夕之間。如果拱手讓給洋人，我死後有何面目見列祖列宗？同樣是滅亡，一戰而亡，不猶愈乎？」

最高領袖話已至此，誰還敢再談議和，於是都一齊表忠心：臣等願效死力。還有幾位大臣，當場灑下了真真假假的感動之淚。

蹊蹺的是，慈禧明明說洋人的照會有四條，但她卻只說了三條，還有一條是何內容呢？會後，大臣們從榮祿處得知，那條太后沒有宣讀的照會是：皇太后歸政。讓自己退位的照會，慈禧怎麼會當眾宣讀呢？

然而，正是洋人的四條照會，尤其是她不曾宣讀的那一條，讓她終於下定了和洋人死磕到底的決心。在這次御前會議上，載漪及其追隨者侍郎溥良力主對洋人開戰，「語尤激昂」。

慈禧受此鼓舞，非常慷慨地宣布：「今日之事，諸大臣都知道了，我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此事前途未卜，如果戰爭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天都在場，應當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不要歸罪於我一人，說皇太后我斷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慈禧的這番自剖心跡式的陳詞，恰恰說明了一個顛撲不滅的真理：任何孤家寡人行獨裁之事，都要把它往國家和民族之類的宏大語言上靠。就像那位外國女人說過的「自由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而行」一樣，「國家啊，多少私慾假你之名而行。」

會後，大臣們擁到總理衙門，詢問洋人照會一事。然而，異常詭異的是，負責全國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洋人的照會從何而來。此後，才很八卦地獲悉，前一天晚上，江蘇糧道羅某派其子緊急拜訪榮祿，說有機密事告急。見面後，就把所謂的洋人照會交給榮祿。

榮祿看了照會，「繞屋行，旁皇終夜」，第二天趕進宮將照會上奏慈禧，慈禧的反應是「悲且憤。」然而，一個負責地方糧食事務的官員，洋人怎麼會把遞交這個國家的照會給他？

就好比說美國要干涉中國事務，不把外交文書通過大使館交給中國外交部，而是把它交給江蘇省糧食廳廳長，這無論如何也難以令人理解。這本是一個常識問題，但昧於常識的滿朝文武卻沒人去追究。

一則，真的昧於常識；一則，非常精通常識――因為據說這封洋人照會是載漪偽造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促使她向洋人宣戰。

1900年6月18日，第三次御前會議召開，但只開了一會兒就不明原因地中斷了。這天，被派出查驗義和團情況的趙舒翹和剛毅回城，兩人向慈禧報告時，均極口誇說義和團的神奇。

事後，慈禧回憶說，剛毅「裝出拳匪模樣，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餘外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處兒敦迫著我，要與洋人拚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的話自然不無為自己開脫之處，但在決定這個國家將向何處去時，錦衣玉食的高官們的確扮演了一個個極其不光彩的角色。他們知道領袖愛聽什麼不愛聽什麼，於是為了討一時之寵或泄一時之憤，均選擇性失明。他們只看到了義和團這群莊稼漢的所謂民心，卻沒看到民心之後的世界潮流。

1900年6月19日，第四次御前會議召開。會上，太后決定宣戰，並命許景澄等人到各國使館，勒令各國使臣務必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光緒還想作最後努力，這位可憐的皇帝此時惟有拉住許景澄的手，對慈禧等人哀求說：「再商量商量吧。」

然而回應他的是太后的斥責：「皇帝放手，不要誤了大事。」侍郎聯元也勸告說：「法蘭西是傳教國，釁也是法蘭西所挑，即便宣戰，也只能向法國宣戰，斷斷沒有向十一個國家宣戰的道理啊。如果真的這樣做，這個國家就危險了。」

然而忠言總是逆耳的，在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的獨裁者面前，忠言不僅多餘，而且像擋車的螳臂一般可笑。

庚子年，民族英雄們毅然決然地把這個國家投進了火坑，其情其景，讓人想起伊索的一則著名寓言：

一個農夫趕著一匹驢子走山路，驢子總往懸崖邊上擠，農夫不斷地提醒它。但這是一匹有個性的驢子，農夫越提醒，它反而越靠邊。終於，驢子一不小心，跌到深谷里摔死了。農夫探出頭，對著驢子的屍體無可奈何地說：你贏了。

（未完待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