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下台的真實原因???

赫魯曉夫下台的真實原因過去有人說，赫魯曉夫下台是中共的「九評」批倒的，實際並非如此。以下史實從一個側面也可說明這一點。在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中央對此立即進行研究，並作出決定，派周恩來率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了解一下情況，試探改善中蘇關係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來和蘇共新領導會談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說：過去蘇共是集體領導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問題上，蘇共中央內部甚至在細節上也是沒有分歧的。後來，周恩來詢問赫魯曉夫下台政治原因，蘇共新領導沒有立即答覆，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後一次會談時，蘇共新領導用了20分鐘時間泛泛答覆周恩來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路線和蘇共綱領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赫魯曉夫主要是在國內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風和領導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錯誤。這說明，蘇共方面認為，赫魯曉夫在中蘇關係方面並沒有錯，當然，大論戰也不是影響赫魯曉夫領導地位的原因。　　赫魯曉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蘇斯洛夫在1964年召開的蘇共中央十月全會上所作的主題報告中作了說明。他列舉了赫魯曉夫一系列的嚴重錯誤。而在蘇共中央全會召開前，蘇共中央主席團曾委託主席團委員波利揚斯基起草蘇共中央主席團向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之所以沒有採用波利揚斯基起草的報告而採用蘇斯洛夫的報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揚斯基起草的報告雖較全面、深刻和尖銳，但有些錯誤的責任很難說完全應由赫魯曉夫一人承擔，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也難脫干係，出於策略考慮，未加採用。而蘇斯洛夫的報告方案較溫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舉了赫魯曉夫的主要錯誤；二是蘇斯洛夫的報告方案迴避了對外政策方面，特別是在處理與各國共產黨關係方面的錯誤。而波利揚斯基起草的報告，涉及到對外（包括對各國共產黨國家）關係，還在總體上肯定蘇共反華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認對華政策中的某些錯誤。兩份報告雖有差別，但基本內容和觀點是一致的；並且這兩份報告的一開頭，都強調蘇共二十大的各項決議和黨的綱領所確定的路線是正確的。這裡，我們著重從體制、經濟等蘇聯國內方面，分析赫魯曉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一、從政治體制角度看，赫魯曉夫所犯的嚴重錯誤是背離了列寧主義集體領導原則，把無限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但又不善於正確運用這一權力　　這樣就造成以下的狀況：對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內外政策問題，中央集體無法進行自由的、切實的討論。赫魯曉夫公然無視黨與政府領導集體的意見，不再考慮其他領導人的主張，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力圖建立他的個人專政；赫魯曉夫自以為絕對正確，驕傲自滿，毫無根據地企圖充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的實踐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歸功於黨，而是全部歸功於他個人；他到執政後期，盡量擺脫蘇共中央及其主席團的監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別人，只要別人談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斷，經常怒氣沖沖地吼叫，極端粗暴，為所欲為，任性，心胸狹窄和熱衷於發號施令；赫魯曉夫的個人迷信雖未最後形成，但正處在形成過程中，處於複發階段……一句話，在蘇共中央「形成了一種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團不能正常地進行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共中央主席團不得不下決心讓赫魯曉夫離開領導崗位。　　寫到這裡人們可能要問，赫魯曉夫上台後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揭露其極權政治產生的嚴重弊端問題上，後來他為什麼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為什麼又在赫魯曉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揚斯基起草的報告中，對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發生亦是有個過程的。斯大林去世後，蘇共「一面揭露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寧的警告，並沒有立即委託給赫魯曉夫同志無限的權力。初期他僅僅領導蘇共中央，擔任中央第一書記。在這一時期，儘管他犯過一些錯誤和失誤，總的說來還是相當謹慎地使用權力，尊重領導人集體的意見。因此，當1957年推舉部長會議主席人選時，黨中央委員會提名赫魯曉夫，認為他在這方面也會正確地使用權力。他當時的行為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此外，當時允許這種權力集中還出於一些國內和國外形勢的考慮。」「我們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在推舉赫魯曉夫同志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之後，不斷地對他表示關注，使他能夠出色地履行這些崇高的職責，少犯錯誤，少出差錯，使他的威望不斷提高和鞏固。的確，由於蘇共中央委員會和全黨的努力，為他樹立了不小的威望。」「應當承認，赫魯曉夫同志在初期似乎還能理解這些事實真相，對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斷提高似乎還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警惕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當時的形勢也助長了這個問題的發展。我指的是派別活動分子——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擁護者向黨發動進攻的那個時期。當然，他們也向赫魯曉夫同志發動了進攻。我們在反擊的過程中，按照鬥爭的邏輯，不得不說許多讚揚赫魯曉夫的話，而且那時又不能批評他。看來，他由此得出關於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確的結論。」這裡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沒有觸動的情況下，在黨內沒有民主、對最高領導缺乏監督機制的條件下，起初沿著正確路線前進的赫魯曉夫，之所以會背離這條路線，「這首先是權力過分集中在一個人手中的結果。」「權力集中在一個手中，勢必潛伏著產生嚴重危險的可能性。」亞·尼·雅科夫列夫對此說道：「人是脆弱的：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　　二、從經濟體制改革角度看，由於改革未取得成功，使得經濟狀況呈現惡化的趨勢並出現混亂局面　　下面根據波利揚斯基的報告材料作些分析。　　1.一些國民經濟綜合指標下降。根據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蘇聯社會總產值從1956年到1963年八年間，增長速度降低了一半。　　國民收入指標也出現了下降，直到1964年初，在年中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降低了三分之二。　　2.一些重要的質量指標不斷惡化。以固定資產的利用指標為例，在七年計劃的四年當中，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上述指標降低了9%，而在農業當中甚至降低了21%。勞動生產率也不斷下降。1950—1955年，工業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8%，而在七年計劃的年份里，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實際下降到5.6%，1962年為5.5%，1963年為5.2%。而按中央統計局的匯總材料來看，勞動生產率增長計劃已經超額完成了。　　工業中的「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的比例更加失調。到1963年，這種比例失調已經達到創記錄的水平。當年，「第一部類」的增長速度為10%，比「第二部類」的5%高出1倍。　　3.農業生產形勢嚴峻。按七年計劃規定，1959—1963年農產品的年均增長速度應為8%，而實際上，前四年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7%，1963年則為負增長，按價值計算的總產量低於1958年的水平。五年中，國營農場的農產品成本理應降低2.1%，實際上卻提高了24%。嚴重缺糧和缺飼料，導致大量牲畜被屠宰，結果使肉、油、蛋及其他產品嚴重缺乏。到1964年，肉類產品在各地普遍出現長時間脫銷。1963年，蘇聯國內甚至連麵包供應也發生了嚴重困難。為此，赫魯曉夫甚至建議實行糧食憑卡供應制度。後來動用了860噸黃金，從加拿大和美國進口糧食，另外還動用了國家的國防儲備糧，才未實行憑卡供應糧食制度。　　通過農業改革提高農業工作人員對物質利益的關心問題，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1958年，集體農莊一個人日勞動報酬所得的貨幣與實物報酬合計為1.56盧布，而到五年後的1963年，僅增加到1.89盧布，五年期間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個人日勞動報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從赫魯曉夫執政後期來看，蘇聯經濟的發展狀況表明，改革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赫魯曉夫邁著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趕美國，結果以出醜告終。」　　以上我們僅從體制角度分析了赫魯曉夫下台的真實原因，應該說這也是主要原因。但赫魯曉夫對外政策的一些失誤，對他下台也不是沒有影響。赫魯曉夫喜歡出國訪問，在對外活動中竭力讓外交部、外交官靠邊站，力圖通過他本人去解決很多國際問題。還有一個特點，他出國喜歡攜帶家眷及大量隨行人員。1959年赴美訪問，隨行人員為150人，還帶上了夫人、兒子、女兒、女婿，並帶去一大批禮物。在赫魯曉夫執政的後七年當中，「蘇維埃國家在無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據的情況下，已經三次陷入戰爭的邊緣。」　　三、赫魯曉夫時期改革失敗的原因　　在赫魯曉夫執政後期，由於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所造成的經濟狀況惡化已十分明顯。那麼，改革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這是值得研究的。縱觀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在筆者看來，主要問題有：　　（一）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存在局限性　　現在人們對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個共識，即「赫魯曉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圖戰而勝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義。也許，他真誠地相信，整個問題也就是這樣，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決了使社會從過去的極權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全部問題。」赫魯曉夫並不理解，揭露斯大林僅是走上革新社會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對斯大林模式，必須在經濟、政治、社會精神生活等方面進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魯曉夫的主要錯誤認識就在於此，而他至死也沒有擺脫這個錯誤認識。總的看來，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個人，他就完成了任務，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雖然對消除我們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經濟、文化、意識形態、整個社會上層建築）出現的深刻的變形現象沒有做任何一點事情。」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問題認識之所以存在嚴重的局限性，這與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時代的產兒，是斯大林體制形成與發展時期的產兒有關。正如阿爾巴托夫說的，赫魯曉夫的「主要問題在於他本人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因此，要靠他來在「清除斯大林主義遺產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這樣，「在政治上他變成了『在原地跑步』」。對此，麥德維傑夫分析說：「赫魯曉夫同時又是斯大林的門生，是斯大林時代的一個產物，那個時代訓練了他在政治上的靈巧熟練，也為他留下一部具有殘酷無情、審慎從事以及那種可以置某些明顯真理不顧之機敏穎悟的遺產。」因此，就產生了赫魯曉夫這位「非同尋常的、帶有悲劇性的雙重意識的矛盾人物。他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關於揭露斯大林鎮壓的報告，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決定了斯大林去世後的過渡時期事態發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義分手，但不是同這種制度分手。他雖同這種制度的創造者決裂，可是他崇拜由這位創始者所創造的世界。這種矛盾無法解決，但他不懂得這個道理。」赫魯曉夫一方面「給了社會一點兒自由，後來他自己擰緊了龍頭。」正如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的：「蘇聯領導決定開始解凍時期，並自覺地走去的時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內，同時對解凍感到擔心：『會不會因解凍而出現沖向我們的洪水，這就將很難處理。』」「在赫魯曉夫的活動中有許多與他的生活道路的特點（從政治意識形態上說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動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惡的陰影）以及他的個性相聯繫的矛盾。他往往是進一步，退兩步。這兒碰碰，那兒撞撞。」這些都說明，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在體制改革和重大國內外政策方面出現的搖擺、前後不一貫、不徹底性和動搖性的原因，不能歸結為純屬他個人的弱點（如虛榮心）和實用主義（爭權）。　　（二）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從來沒有離開斯大林體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過程中，往往是一隻腳向民主邁進，另一隻腳卻陷入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泥潭。由於赫魯曉夫個人的經歷，他在反斯大林過程中，也能感悟到戰後新時代將會到來，但他又無力自覺地把握住戰後時代轉換的重要契機，深刻地轉變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繼續推進社會經濟進步的體制。很明顯，他只能是個過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擔當推進蘇聯社會大步前進、改變舊體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從經濟理論上講，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赫魯曉夫時期並沒有擺脫斯大林「左」的教條主義。拿討論得最多的商品貨幣理論來說，1961年通過的《蘇共綱領》，也只是說它具有新內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沒有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要以市場經濟為方向，強調的還是指令性計劃。在所有制問題上，赫魯曉夫同樣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在他執政時期，急於消滅手工業合作社，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在赫魯曉夫的倡導下，人們搞起擴大集體農莊規模，有的地方甚至把30來個或更多的農村合併成一個大集體，成立了根本無法管理的集體農莊。　　政治體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難以從傳統體制中解脫出來。應該說，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問題過程中，力圖推進蘇聯政治民主化進程，他針對斯大林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對個人集權、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加強法制、反對個人專橫行為、反對幹部終身制和提出實行幹部任期制等。這些改革措施在赫魯曉夫執政的頭幾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到執政後期，有的改革措施並沒有貫徹到底，有的被赫魯曉夫自己破壞。譬如，他自己搞集權乃至個人迷信。又如，他通過幹部制度的改革，並沒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學的選拔幹部制度，「他挑選幹部越來越不按德才兼備的原則，而按忠實於人，叫幹啥就幹啥的原則」。產生這種情況雖有多種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其要害即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按照熟知蘇聯內情的阿爾巴托夫的說法，「赫魯曉夫完全是有意識地不想放棄從斯大林時期繼承下來的政治制度的，因為他作為黨的頭頭知道這樣做會直接威脅到他自己的利益，因為他想像不出用以取代這種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中實現深刻的變革(而赫魯曉夫是不想的)，掌握權力就會越來越變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棄過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將從斯大林那裡繼承下來後，當年斯大林建立它們正是為了確保『個人專政』（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在回憶錄里用了庫西寧的這個概念，看來，這個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顯然他不了解這個概念的全部涵義）的許多機制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那麼領導黨和國家就可能簡單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還欣賞對他本人的頌揚，當然不是斯大林時期的那種兇險的血腥的個人迷信，但畢竟是十分有害的」。　　（三）經濟體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問題　　1.從改革思路來講，為了克服傳統體制的弊病，在改革開始階段，首先應把中心放在改革經濟機制和調整經濟關係上，即要調整好國家與企業的關係，放權讓利，重視商品貨幣關係與經濟槓桿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業和建築業大改組把中心放在調整經濟管理組織形式上，只是把經濟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轉到地方，管理機構從條條搬到塊塊，即只是在條條與塊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方面兜圈子。由於上述原因相聯繫，大改組的結果是，只是從一種行政手段轉為另一種行政手段，即從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轉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　　2.從改革的步驟來看，1957年大改組確實是未經充分準備，倉促上陣，事先也未經過試驗。正如一些蘇聯學者指出的：「這樣全面的工業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應該經過幾個州若干年試點後，再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報刊上對改革計劃的種種分析，不能代替實際的嘗試。」改組的結果使企業下放過了頭，權力分散過了頭。例如，大改組後，使中央管轄的工業產值在全蘇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從而削弱了國家對國民經濟必要的集中統一領導和計劃管理，致使地區的「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泛濫，「差不多在每個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況。」赫魯曉夫在打破原來的部門管理體制的同時，並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體制。　　3.從改革方法來看，赫魯曉夫往往憑個人的主觀願望，依靠行政命令強制推行改革，特別是到後期，隨著赫魯曉夫領導地位的確定，他的個人專斷、唯意志論日益增長。蘇聯學者布拉爾茨基發表的文章分析說，赫魯曉夫的改革是不徹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於他用傳統的行政方法、官僚主義方法搞改革，不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沒有發動勞動人民為改革而鬥爭。　　（四）從政治角度來看，由於赫魯曉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變動，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事先沒有充分考慮，也未作出應有的安排　　在這方面赫魯曉夫面臨的挑戰是十分嚴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領導幹部終身制，對於黨選舉產生的各級領導機關（從地方到中央委員會成員），採取按一定比例經常更換的制度。每次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成員至少更換1/4，1962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在選舉中更換了近70%；他還取消了高級幹部（如州委書記、中央委員、報紙主編等）的相當可觀的月薪「津貼」，對局級幹部不再配備司機，不再提供可以隨意到任何地方去的專車；在工業和建築業大改組時，引起大量領導幹部的調動；在農業改革過程中，由於赫魯曉夫的魯莽和急躁，改組了從農業部、大中農業機構、農學院到試驗站的整套政府結構，讓農業部離開莫斯科，遷到農村，農業部工作人員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適的辦公室。與此同時，各加盟共和國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以上情況說明，赫魯曉夫在改革過程中，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客觀上樹立了一批「政敵」或「反對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正確的改革方案也難以貫徹。　　（五）赫魯曉夫個人的性格儘管對改革的失敗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蘇聯著名政治家布爾拉茨基寫道：「赫魯曉夫不僅是環境的犧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犧牲者。急性子、過於匆忙、容易激動，這是他無法克服的缺點。」他還引證1956年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訪問英國期間，在蘇聯大使館舉行招待會上，丘吉爾對赫魯曉夫說的話：「赫魯曉夫先生，您在著手大規模改革，這當然好!我只是想勸您不要操之過急。靠跳躍兩步跨越鴻溝是相當難的，還可能會墜入溝中。」「我（布爾拉茨基——筆者注）冒昧地試著以個人名義補充一句：當你沒有看清，準備跳到那個岸上時，是不能跨越鴻溝的。」　　總之，到赫魯曉夫執政後期，他已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當時許多人都已感到赫魯曉夫及其政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空轉打滑、毫無作為的地步，雖然他離開了習慣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換句話說，他失掉了人們對他的信任和個人聲望……因此，在關鍵時刻到來時，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幾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忿怒。」「1964年沒有一個人上街維護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是個矛盾人物，至今在中國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仍存在不少分歧，對赫魯曉夫仍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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