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審胡風案的人出書了，被審的羅飛今天評這本《我所親歷的胡風案》

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我應《我與胡風》一書約稿，寫過一篇回憶我與胡風和阿壠交往的文章，提到1955年6月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而被逮捕審查的具體遭遇，有這樣一段場景：

一次夏夜提審，開始一位審訊員面目和善，頗親切地向我申言：「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你應該幫助黨弄清楚胡風這夥人的真實面目。」當時雖然作為一個被囚禁的黨員，我真正想忠實履行入黨誓言的，真實地把所見所聞全部坦誠報告，於是我忠誠地敘說了我從未見到過胡風及其友人有過什麼反革命言行。另一個審訊員立即火冒三丈，勒令我交代參與胡風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實。「你應該清醒些，這是什麼地方？你現在是什麼人？——這裡是監獄！你是——犯——人！不是反革命到這裡來幹什麼？我從實招來：「胡風不是反革命。」

深夜凝固了的空氣突然被撕裂，審訊員怒目圓瞪。猛地拍桌站起，高聲吼叫：

「拿——證——據——來！」一個被關進囚牢，什麼都被剝奪了的犯人能拿什麼證據？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面目和善」的審訊員，給我印象很深。試想深更半夜，一個案犯被突然「提審」，正昏頭轉向，從監室被武裝士兵押進審訊室。這個「審訊室」，王文正口述《我所親歷的胡風案》（沈國凡采寫，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是：「在建國中路二十六號二樓。房間較大，約有二十多平方米。房間中間放一張桌子，後面放兩張座椅。坐北朝南——這是審訊人員和記錄人員的位置。在這張桌子的另一面，放著一張椅子，這是供被審訊人員坐的。除了這些，屋子裡無別的東西。作為審訊員，我覺得這屋子空蕩得有寒意。那些被莫名其妙冠上"胡風分子』的人，在這裡被審訊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沿途綠燈全滅，一路紅燈。首先給人一種精神上的震懾。在這樣的氣氛中見到坐在審判位置上「面目和善」的面孔，使驚惶的心鎮定。那個夏天好像特熱，他們身旁有個小風扇。他還在不停地用手帕擦汗。與他旁邊的同事相比他顯得胖些。他旁邊坐著顯瘦些的審訊員，就是站起來對我拍桌打板凳的那位，我印象中他顯得矮小委瑣。年輕的記錄員，始終只低頭寫字。

他們的名字我始終不知道。當然沒有必要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案犯」打聽審訊員的名字，什麼意思？

只有幾十年後，當我讀到《我所親歷的胡風案》一書，我見到照片才知道，那個面目和善的審訊員就是王文正。

二

書中內容，喚醒了我幾十年前的疼痛經歷的一部分。在這本書里，只在寫到阿壠的部分，把我作為「證人」而不是作為「成員」而提及。這本書265頁有這麼一句：「1948年至1949年春，阿壠說服蔡幟甫，多次將蔡所知道的有關國民黨的軍事部署、武器裝備資料通過杭行（羅飛）由領導他的地下黨（員）甘代泉同志轉交給了地下黨組織，杭行和蔡幟甫也都曾多次證明；（下略）……總之，這一切都說明了，阿壠正是利用自己"反動軍官』這一身份來默默地作貢獻的。」

從1955年5月下旬到這年年底，大約又有多次我與王文正有過面對。他問的問題是尖銳的，對我的每句回答又都推敲和質疑。我想這是一種正常狀態，正如那位常伴他同來提審的瘦瘦的同事所說：「不是反革命，你到這裡來幹什麼？」這裡是監獄，不是什麼仁慈的地方，對「案犯」擺出一副聲色俱厲的架勢，這在審訊員似乎理所當然。而根據我的回憶，王文正似很少表現出這樣的態度。我過去只認為他也是「公檢法」舞台上分工的一員，畫著色彩不同的臉譜。只有從他口述的這本書里我才深悟到他在辦案時的另類心態。當上世紀50年代中期，全國六億人中大多數處於亢奮狀態，醉眼朦朧地猛撲向一個巨大的幻影，個個都像著了魔樣把虛妄當作實有，自己嚇唬自己的時候，王文正卻乃少有的清醒者之一。因為他見到了真實的人而非妖魔，純真的黨性使他敢於認真，和別的做假的人區別開來。

正因為辦案人員正處在能夠洞悉其真相的核心部位，他可以接觸到一般人所不能觸碰的資料，他可以直面囚中的真假「罪犯」，用他智慧的鑰匙而不是刑具所能打開的真實的心靈，窺見過去和現在那秘不示人的思維活動和行為。刑具橇開的潘多拉魔盒，衝出來的只能是「謊言」和偽造的「罪行」。他口述的這段歷史，至少可以使人增知、醒腦。

20世紀50年代的胡風及逮捕證

給我印象深刻的是該書第二章《審訊「少帥」張中曉》，開始王文正詳細敘述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有關張中曉與胡風通信摘錄片言斷語所加極其嚴肅而充滿政治色彩的注文、按語，說明張中曉因批評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被視為罪大惡極。根據公安部的指示——上級一再強調，要查出他的政治背景，查出他與胡風的關係，目的是要證明胡風及其同夥的反黨反人民的罪行。（168頁）

可是當王文正真正見到了張中曉正帶著驚慌的目光看著他時，他不能不「同情起這個可憐的年輕人來。」他吃驚於他的年輕，只有25歲。他懷疑：從外表上看完全是一個涉世不深的書生，他是「反革命」嗎？可是以一個公安機關的審訊員的身份，他「又想：萬不可從表面現象看問題，上級已經多次講過了，不能小看這些人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政權，那還得了呀！」（153頁）所以審訊員王文正說：「我感到身上有一種沉甸甸的壓力。」於是他在審訊中難免要大聲呵斥張中曉，對他施加壓力。但這也沒有辦法，因為「他跟其他的"胡風分子』不同，沒有歷史問題。」無小辮子可抓。

王文正很坦率地說：「對於張中曉這樣一個重點的胡風集團骨幹，審不出問題來就不好交待，我也有些著急。」（169頁）

就這樣，在審訊張中曉的過程中，兩個人不斷地發生頂牛，你一言，我一語，誰也不能說服誰。

1954年國慶節張中曉（左）與詩人盧甸在北京北海公園

後來，我又再次去查，張中曉除了與胡風的關係之外，的確再無別的社會關係，也的確再無別的政治背景。

雖然上面一再要求審出一些「政治背景」來，我也想儘快地完成這項組織上交給的任務，但作為辦案人員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能違背事實，我只好如實地向「胡風專案」的領導，做了彙報。」（170——171頁）

可以想像得到：審訊員王文正審訊張中曉的過程是困窘的，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既要作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就要按照黨的實事求是原則辦事，他做到了。

我敬重他。

至於查實尚丁、曾卓軍統特務疑案確實棘手。要知道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稍有疏忽就可能使兩個清白的同志從此遭受污損，永無洗刷的機會。

王文正一接到這個案子時，就說：「從公安部轉來的材料上看，在軍統局的特務花名冊上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這是白紙黑字，如果沒有周恩來的過問，依據這個也可以定案。」（178頁）現在再查，王文正經過種種艱難險阻，終於還兩個同志的清白。

他親自審訊了已被囚禁定罪了的軍統局特務陳蘭蓀七次，為了弄清事實真相，他與陳蘭蓀這個狡猾的特務鬥智斗勇；為了採集第二個證據，又查閱了中統製造「校場口事件」的已被鎮壓的主要特務劉野樵交代情報來源的檔案，其中沒有提到尚丁和曾卓；為了取得第三個旁證，又根據專案組的要求，硬是在雨中跋涉在安徽淮南治淮勞改工地上找到病入膏肓的張姓犯人證實陳蘭蓀為了得到一筆經費，才偽稱尚丁和曾卓為特務「運用員」。這裡我們不僅要看到王文正不畏艱苦，要把懸疑查得清清楚楚的結果之可貴，特別是當時眾人皆崇尚寧左毋右的氣氛中，他能與那類被潮流裹挾而進的人相區別，冒著被懷疑為階級覺悟不高的危險，堅決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而這正體現了他的人格和對黨的忠誠。但他的這種忠誠，卻在十二年後「文化大革命」中吃盡苦頭，而這也讓他的大腦更為清醒。所以他把親歷的這段辦理胡風案的經歷寫出來，以警後世。用他的話說：「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啟示，自己親歷的共和國歷史上的大事必須要用文字固定下來，否則多少年以後，一些人會為了個人的私利，想方設法地來歪曲事實，後人也無從考查。」（206頁）

作為審訊員，面對階下囚，很顯然居高臨下應系常態。王文正自己與各式各樣海內外的敵特面對面鬥爭可謂是老手。可是王文正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遇到了這個棘手的「大案」。面對的「階下囚」竟然是一批「共產黨員」，或者對共和國政權的奪取或大或小有過貢獻的黨外人士，這不能不在內心裡存在疑惑。尤其是冤案製造者不管怎樣鼓搗，幫凶小人如何處心積慮、挖空心思採用斷章取義，曲意陷害的手段以期達到欺世盜名的目的，但被其役使的眾多人中，必有良心未滅之士，正是他們接觸到真相內核部分，不能不使之清醒。

當王文正為查清羅洛的政治背景赴四川外調，他從成都市公安局監獄提審羅洛好友，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四川組織」的「總頭目」的林祥治時，那「胡風分子」的表現就深深地打動了他：

林祥治被帶進來了，他直著身子站著，用一雙銳利的眼光看著我。我仔細地看了看他，這是一個很有血性的青年。一張方臉，稜角分明，腰挺得筆直，一派寧折不彎的樣子。自從事公安工作以來，我曾審訊過很多人，這中間有國民黨的軍統、中統特務，有從海外潛入大陸的敵特，也有一些被錯定冤案者，但沒有一個像林祥治這樣如此大膽地面對著我的目光。我開始從心底對他表示敬佩，到底是一個在驚濤駭浪中過來的中共地下黨員。可是我心中又暗暗擔心，不知對他的這次「審訊」，不知是否會達到預期的效果。我讓他坐在我的對面，並給他倒上一杯開水。（談話內容略——引者）在與林祥治的交談中，我發現這是很坦誠的人，說話從不吞吞吐吐，事實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也不看我的臉色，也不停下來揣摸我問話的意思，我初步斷定這個林祥治說的都是真話。（談話內容略——引者）與林祥治的談話一共三個多小時，兩個人一問一答，他都毫不迴避自己的看法與認識。看得出來，他也不想隱瞞什麼，對於組織這是一個坦誠的人。正是由於林祥治在這場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堅強和誠實才使羅洛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災難。最後我問他：「你能為你今天說的這些話負責嗎？」林祥治說：「當然。」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後來竟在關押中被弄成神經錯亂。（略）林祥治的形象至今還活在我的腦子裡，這段歷史留給了我們無盡的沉思……（242——245頁）

在辦理胡風一案過程中，王文正並非一開始就是那麼清晰地看到了事情的實質，經過了許多無法改易的事實擺在面前不能不促使他思考。「在調查尚丁"軍統特務』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覺到胡風集團一案有許多與事實不符的人為的因素。在當時的形勢下，我雖然也有「左」的思想，做過一些「左」的事情，但作為一名辦案人員，尊重事實，應該是最基本的東西。這一點我還是始終不能忘記的。」

由於他良知未滅，有時在審訊中一言不發，保持沉默。現在回想起來，有好幾回他和同事來提審，我與他的那位同事「頂牛」的時候，他從不幫腔。只是反反覆復用手絹不停地擦汗……那時自然無法跨越這段審訊員與「階下囚」的政治距離。

三

反胡風運動以「三批材料」作為胡風集團反革命分子陰謀推翻新政權的「真憑實據」1955年6月15日編印成書，公開向全世界發布，隔了一個月，7月15日又以「黨內文件」名義發文，斬釘截鐵夯實這個「集團」種種「罪狀」。作為辦案人員也就以這兩個文件為依據，逐條審訊落實，但這些罪狀從未與「犯人」見面。因為這些所謂「罪證」一旦公開，基本上會很快水落石出。試舉兩個最為突出，最為嚴重，讓人膽戰心驚的罪名為例：

一、「第三批材料」一開始就亮出胡風阿壠「同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就有密切聯繫」的「判決」，鐵證是胡風自上海1947年9月26日給阿壠的信，內容是：要求阿壠去找當過國民黨北平警察局局長的陳卓，通過他的關係援救當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賈植芳。可事實是：胡風、阿壠、陳卓三人都互不認識。連一般聯繫都沒有，何談「早就」「密切聯繫」。

二、「第三批材料」的第二條就揭露：綠原乃中美合作所的美蔣特務。鐵證是：1944年5月13日到差兩天前寫的，綠原自重慶給胡風親筆信。其內容是：「我已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磁器口，十五日到差，航委會不去了。」可事實是：綠原逃離重慶，由何劍熏介紹到川西嶽池縣教書去了，根本未去中美合作所。如果其他「罪名」需要經過內查外調從各方面取證得花費時日的話，這兩個「罪名」可以很快一清二楚，但就這極容易糾正的錯誤，也遷延23年後才大白於天下。

審訊我時，審訊員迫使我交代罪行，揚了揚手中的小冊子說，就在《第三批材料》中點了我的名。但我在獄中始終未見到點我名的文字，直到出獄後我才發現其中「批註」和「按語」都是不符合事實的，而當年那些依照這本材料的「批註」和「按語」口徑寫的揭批文章，只有一直錯下去，以至60年後，在這本書中仍有這一缺陷。

點我名的「信摘」如下：

十五、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壠給羅洛信（自天津）你，如果能夠到雪葦那裡，極好。這個人，雖然我接觸得不多，在延安曾經接近過，是一個強有力的、嚴肅人物，到他那裡，工作和別的，都有更大的益處的。看樣子，飛兄，元化調到那裡，大概是要做一些事情，而且還是決心和魄力的表現的。[飛兄、元化]即羅飛、王元化。阿壠在這封信里竭力讚美劉雪葦，說明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的時候，就有了關係，阿壠認為羅洛、羅飛、王元化等能調到劉雪葦所主持的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去工作，是大有可為的。事實可真是這樣，胡風集團霸佔了這個出版社後，就以此為據點，進行了許多反革命活動。（《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96頁）

從「材料」所加這一「注釋」可以看出，摘這一段，目的在於「證實」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是「胡風集團」的「據點」，斷言被他們霸佔了這個出版社以後進行了許多反革命活動。但請注意：這片斷的信里並無「新文藝出版社」字樣，只是說：「雪葦那裡」、「他那裡」、「飛兄，元化調到那裡」；三個「那裡」。——首先弄清：「雪葦」是誰？其次，這「那裡」究竟指「哪裡」？

雪葦，本名劉茂隆，貴州郎岱人，1912年生。1931年參加革命，1932年入黨，1935年為中共貴州省委常委。在貴州和上海地下黨活動中，兩次被捕，經審查未發現問題。在上海參加「左聯」時，被選為左翼作家聯盟第二屆執委；我聽胡風說，雪葦當時二十多歲，是最年輕的執委。1937年到延安，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所屬「解放社」出版科科長。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1942年5月他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據他自己告訴我，後來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講話」全文，用的就是他的記錄稿。他後來根據講話精神寫了《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得到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收有給雪葦信件。抗戰中胡風編輯的《七月》文學雜誌，就是通過雪葦送給毛澤東的。對此雪葦有文字記載：

1939年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我在「解放社」，胡風在武漢辦刊物《七月》，這一段我們通信較多。丁玲在1937年10月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去前方，我成了《七月》在陝北的「代理人」：把每期胡寄來的《七月》分發出去，一些分給延安的作者，一部分給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是毛主席和洛甫同志。毛主席來信說喜歡讀「座談會記錄」，我轉告了胡風。1938年的通信比較多……武漢失守，胡風去重慶以後，……從此直到解放戰爭勝利，我們便連通信也沒有了。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隨軍南下，和部隊一起進上海。在丹陽時我已被指定參加籌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的工作，雖然工作緊張，也抓緊去胡風家。……1951年下半年，我調離革大，到華東局宣傳部任文化處長。批判《武訓傳》工作告一段落，受命組建公私合營的新文藝出版社。（《我和胡風關係的始末》，《我與胡風·增補本》下冊69~70頁）

雪葦從1937年「八一三」發生後不幾天離開上海，十二年以後的1949年7月他才回到上海。我和雪葦初次見面是在1949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十三周年紀念日，我們應梅志之約到上海西郊萬國公墓憑弔魯迅先生。我記得當時在萬國公墓見面的有梅志、阿壠、雪葦、羅洛、化鐵、羅飛和庄涌。

雪葦那時的工作崗位是「革大」。我抓住機會為《起點》約稿，這就是發表在《起點》創刊號上的《紀念魯迅的話》。

其次，順理成章必須弄清阿壠信中所說羅洛要調去「那裡」，究竟是何處？

我可以肯定地說：信里所說雪葦「那裡」是指「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化處」，具體地點在上海常德路420號，而不是新文藝出版社，因為這時還沒有這個單位。

即使從這已經掐頭去尾僅僅留下了93個字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請看：一開頭就用的虛設語氣。「如果」二字就說明這時羅洛還沒有到「雪葦那裡」，而從上下文看，我和王元化就已經在雪葦那裡。事實是我們三人是由華東局宣傳部作為黨組織安排同公方代表一同進入新文藝出版社的。

原《文匯報》資深記者姚芳藻曾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新文藝出版社組成的經過。她說：「王元化是這個出版社的副社長，這個出版社，是華東局宣傳部委派文藝處處長劉雪葦和他一起創辦的。出版社的人事，是經華東局宣傳部決定的。王元化當時在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當然是最合適的總編輯人選了。羅洛、杭行本來就是文藝處的幹部，劉雪葦和王元化經過組織邀請他們一起進行籌備工作，也順理成章。」（轉引自《清園先生王元化》一書59頁。原刊《上海灘》1994年第3期，姚芳藻：《胡風冤案上海蒙難者》）我要說的是，這些都是鐵的事實。要知道這時候，我們都很年輕，羅洛才24歲、我26歲、王元化也剛三十齣頭。建國初期，需要用人之際，而且都有過黨的地下工作的磨練，華東局宣傳部以黨委名義派我們去組成新中國第一個公私合營出版社也是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做出的決定。至於以後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胡風和胡風友人的書那也有歷史原因，但絕不是我們從華東局宣傳部派去幾個黨員所擅為，至於那些書稿中所謂「政治錯誤」，也已為歷史所證明：是捏造出來的。

平反後，公安部發表的信件中，此信摘原件佚失，我從未見到全文，否則還可發現更多的證據。

好在據王文正書中披露，他們見到過全文：

公安局在查獲了這封信之後，我的同事王良同志左看右看看不出「敵情」來，就將其放在了一邊。誰知道這封信後來卻被送到了公安部，經有關機關拿去一分析，問題可就嚴重了。（238頁）

王文正和王良，從全文中未能發現問題，當他們見到三批材料的摘引後，不禁深為感嘆：「我們只能恨自己是拿著槍杆子從炮火中出來的人，階級覺悟和分析水平都不及那些握筆的"秀才』。」（239頁）

沒有失去良知的人們，如王文正和他的戰友王良，從信里沒有發現「敵情」，他們初始的感覺是準確的。他們在後來讀到被無限「上綱上線」的「批註」和「按語」，而自愧「階級覺悟」和「分析本領」不及那些「秀才」。幾十年後歷史證明正是有良知的審訊員王文正和王良應該自豪，而不是「自愧不如」。

四

我最早讀到胡風案辦案人員寫的回憶是王康的《我參加審查胡風案的經歷》。此文刊於1999年12月號《百年潮》上。在刊物封面上標為「我參加審查胡風案的遭遇」。讀完全文，「遭遇」云云，無非是在辦案的當年，他接觸到核心機密，堅持黨性，按實事求是原則在內部會上說出了真話，於是受到了處分。

王康原是中宣部文教幹部處副處長，中央胡風專案組一成立，就把他調去了。他1955年5月16日去，晚上8時左右就奉命去逮捕蘆甸妻子李嘉陵，9時去陸定一部長辦公室彙報，已經得知這一案件是毛主席親自決定並指示逮捕審查的。王康說：「當時自己深信毛主席決定的案件是不會有錯的。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過去我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時，曾參加過"搶救運動』和甄別工作。"搶救運動』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就是在毛主席的九條方針……和進行甄別工作的指示下得到糾正的。」他也知道那「三批材料」的按語寫得「十分明確和嚴厲」，也是毛主席的手筆。「那時我對毛主席所作的結論是深信不疑的。」就是這位忠貞的共產黨員了解到原先三批材料中所羅列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如查閱敵特檔案，原先想查出胡風及阿壠等人的政治劣跡時，卻相反發現胡風原來是被國民黨嚴密監視，重點打擊的左翼人士。同時也很快發現原來綠原與中美合作所毫無關係；周恩來和廖夢醒等人都證明阿壠是中共軍事情報員。這些具體事實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在查清以後，當時負責這一案件的陸定一、周揚、羅瑞卿硬是捂住蓋子，還要把這些無辜的同志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直到二三十年後才得到徹底平反，此時已經有好些人離開了人世，活著的也垂垂老矣！

隨後我又讀到《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2期刊出的王增鐸同志《還阿壠以真面目》的文章。王增鐸是原公安部文化保衛局具體經辦胡風專案的工作人員，這篇文章如題所示是專談阿壠的案情，未旁涉其他，涉及我與阿壠交往的部分細節寫得較詳，我已在《我與胡風》一書增補資料中引用過，不再贅述。

此文特別值得珍視之處，是它公開了阿壠寫給審訊員轉交上級部門一份申訴書。寫時是1965年6月23日，他逝世於1967年3月17日。這應該是他臨終前的正式遺書。

設身處地想一想，一個被關在囚籠中的革命者被迫發出吶喊：「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其悲壯，真是擲地有聲。

而就在這之前，也曾傳出過阿壠的口頭遺言，據說，在他奄奄一息時，要求見到獄中負責人，留下口頭遺言：「我不久於人世了，我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很痛苦——我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我是冤屈的。但我還要說，黨是偉大的，革命事業是偉大的，我個人的委屈，不算啥，只希望以後這樣的事不要再發生了……」（原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雙月刊82期，2000年3月24日）

阿壠

他為見不到真相大白的一天而深為所苦，語調之凄楚似猶在耳，臨終「只希望以後這樣的事不要再發生了……」讀罷除了感嘆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歷史，當然意味著還原真實。當年參與辦理胡風專案的當事人留下真實文字記錄極少，首先站出來為歷史作證的人，更值得敬重：在他們身上良知未滅。

這個事件不僅是個跨世紀的話題，也許還要長期有人說起它，因為它已是歷史上繞不開的存在。這個事件的眾多的經歷者，無論是整人者或被整者，不管是什麼方式，被人為的或自然的，總要進入歷史。「人不能一手遮天」這說的是空間，「人不能一手屏蔽歷史」才是時間概念。因之，把歷史真相告訴人們，才是文明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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