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是偉大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高舉新文化運動提倡的「科學」與「民主」旗幟，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革命運動，帶來了各種新思想、新思潮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歷史的發展開闢了一個新的局面，標誌著中國歷史從此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國內社會狀況的變化以及現代西方思潮的不斷傳入，對五四精神的評價漸漸出現了異質聲音，認真盤點與分析這些思想，不僅可以正本清源，而且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具有現實意義。 一、三種不同的五四精神觀　　歷史從來不會只傳播一種聲音。事實上，從五四運動開始之時就有著對它的不同評價，褒者有之，貶者亦有之。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歷史的變遷，即使當時對五四運動做過肯定評價的人也會發生轉向。新文化運動的巨匠魯迅在對五四運動後不同人思想走向評價時就曾感嘆地說，以前都是思想上的同路人，現在也漸漸分道揚鑣了。這一點，單就當時蔣介石對五四精神的評價便可略見一斑。蔣介石曾經高度評價過五四運動，但隨著這場運動深入發展而與國民黨在北伐後所實行的「訓政」相矛盾時，他思想鋒芒急轉直下，開始痛斥五四精神，轉向傳統儒家道統思想。從歷史發展與現實來看，對五四精神的評價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是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論」。這一觀點起初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提出的。五四運動初期，胡適頌揚西洋文明，認為中華民族是個「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佔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參閱葛懋春、李興芝編：《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頁）後來，胡適也漸漸改變了對五四精神的評價。他認為，五四運動打斷了中國的文藝復興，打斷了中國的啟蒙運動，它清除「部族思想」不夠徹底，不夠狠，不夠到位，在起初它是推動中國的文藝復興的，但是後來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運動，便失去了原來的意義。後來，這種聲音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漸漸退出主流話語體系，但在「文革」以後，這種思潮又重新返回歷史舞台。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救亡壓倒啟蒙論」，90年代後更有人提出「20世紀是魯迅世紀，21世紀是胡適世紀」的口號。他們認為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任務被民族救亡主題「中斷」了，革命和救亡運動不僅沒有繼續推進文化啟蒙工作，而且被「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改頭換面地悄悄滲入」了。因此，新時代必須開展「新啟蒙」。　　第二種是「傳統文化斷裂論」。如上述觀點一樣，這一觀點事實上在五四運動開始後就有了苗頭。在「科學」與「民主」的吶喊聲中，一些保守主義者也激烈挽救著傳統文化，並以傳統文化對抗科學與民主。20世紀60年代前後港台盛行的新儒家代表對五四精神進行了公開與露骨的批判。他們譴責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是不肖子孫，是墮落的一代，說他們在挖根，在摧毀民族生命的「常數」。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這種「文化斷裂論」思想在大陸漸漸流行起來，大陸也有人開始指責五四精神，認為它破壞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本，是「民族虛無主義」，使中國不成其為「中國」。　　第三種是「西方文化殖民論」。這種觀點是20世紀90年代前後才提出的「新」觀點。這一觀點明顯受到西方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文化的影響，他們指責「中國的五四運動，大體上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的移植」，很多人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話語，因而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採取了粗暴不公正地簡單否定態度。有學者則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沉溺於啟蒙話語中，即是處於對西方話語無條件的臣屬位置和對於現代性的狂熱迷戀之中。　　二、五四精神不容詆毀　　由於人們的立場觀點不同，同樣的歷史事件有不同的評價觀點本不足為奇，但這三種觀點涉及的問題很多，歸結起來，實際上涉及這樣三個核心問題：究竟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歷史觀、進步觀與文化觀？　　首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西方文化殖民論」。在主張西方文化殖民論的學者看來，五四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西方激進理論未能促進中國的進步，而是削弱了中國文化自身話語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殖民統治。不錯，五四運動以後傳入中國的激進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都是西方的理論，但西方的理論就只屬於西方嗎？認真分析一下歷史，我們就會清楚地知道，從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歷史來看，中國人選擇馬列主義不僅是世界形勢發展的必然，更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志士仁人為了解決「救亡」問題不斷追尋著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從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經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和「托洋改制」，到孫中山的「由變器到變道」，這是一個緊緊立足於中國文化求解救亡的過程。但歷史事實證明，不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解決中國的救亡問題；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博大精深之處，但從根本上講它是跟農業社會與封建制度相聯繫的。因此，引入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全方位解決中國歷史問題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事實也證明，馬克思主義解決了中國的救亡問題。另外，從理論上講，當代科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確依託於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但若把所有的理論都歸於一種話語體系並用話語體系之間的比拼來衡量它們的優劣，這既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又是一種唯心史觀，最終會導致失去衡量歷史進步客觀標準的虛無主義。一種理論依賴於一種文化環境，並不等於說它就跟這種文化環境完全一致，更不等於說沒有衡量理論進步與否的標準。其實，客觀現實與歷史的發展就是檢驗理論的科學性和進步與否的標準。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救亡壓倒啟蒙論」。公正地講，若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應用來看，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論」並不成立。因為馬克思主義自從傳入中國後就一直存在著廣泛宣傳、深入研究與普遍大眾化的過程，並且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才成功解決了救亡問題。如果套用啟蒙與救亡的話語，那麼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應用是啟蒙與救亡並重：若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啟蒙，就不能解決中國的救亡問題；同樣，要解決中國的救亡問題，就必須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張「救亡壓倒啟蒙」學者的思想看來，他們所說的啟蒙並非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西方資產階級那一整套關於民主與自由的話語理論。不錯，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發展來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想一直未能成為中國文化舞台上的主流話語，更談不上這些思想會深入人心，但這並不是因為對之啟蒙不夠，而是因為它並非是真理性話語，更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從當今世界歷史發展來看，儘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曲折，資本主義國家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資本主義社會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自身的問題，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問題重重。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是中國發展的希望，中國要走向民主富強文明，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最後，再來分析一下「傳統文化斷裂論」。自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文化尋根也漸漸成為一種國際性潮流。對於這種現象，我們自然也要正確看待。文化是民族維繫之本，是民族生存之紐帶，但文化不能決定民族的發展，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將一個民族與國家帶入民主富強；只有正確的、先進的文化才能如此。在國際競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一個民族或國家要想真正走向繁榮富強之路，就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而需要引進先進文化並以此改造民族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價值。民族發展、國家昌盛需要的不簡單是一種凝聚力，更是一種團結向上的競爭力。這一結論事實上已被中國近代以後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不錯，五四期間的確有不少像魯迅那樣的思想巨匠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這一現象似乎不能簡單用「傳統文化斷裂論」去表徵。必須區分以下三個問題：其一，這些思想巨匠想清算的與其說是傳統儒家思想，不如說是作為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儒教。因為儒教是為封建社會統治服務的，不從根本上清除其影響，解構其核心價值，人們就不可能真正接受新思想，自然也無法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若認真分析五四運動以後進步思想家的思想就會發現，他們並不存在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傾向。毛澤東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就曾提出剔除糟粕，吸取精華。其二，即使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來說，它也有一個需要發展的問題。從儒家思想的產生來看，它是跟農業社會緊密相連的，若要順利地過渡到工業社會就需要一個自身改造的過程。另外，在意識形態衝突未能終結之時，所有的傳統文化都不能自主發展，它們必然會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爭奪與改造的對象，並最終淪為政治鬥爭的利用工具。一種傳統文化若不能主動與先進意識形態相結合，必然會被其它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利用。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85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袁世凱與蔣介石都曾利用傳統文化為他們各自要建立的政權服務過。因此，在五四新舊思想交鋒的激烈時刻，不少思想巨匠對傳統儒家思想缺乏同情甚至缺少褒揚之意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確之舉。其三，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發展理論也有一個艱難融合的問題。不可否認，新儒家們對傳統文化現代價值的挖掘與民族精神的重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但他們一直未能很好解決傳統文化究竟如何與現代社會發展理論相融合的問題。因為這些新儒家們始終以傳統儒家思想作為思想重建之「體」，而把現代社會發展精神作為思想重建之「用」。先不必說這「體」能否與「用」融合，單從它們的發展來看，不變的「體」又怎能適應常變的「用」？因此，筆者認為，傳統文化要發揮應有的作用，必須以先進意識形態為核心加以重新改造。從這個角度看，在新舊社會交替之時，傳統文化沒有核心價值「斷裂」或重建就不會有發展。　　三、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評價標準　　首先，應該正確區分客觀歷史與敘事歷史。歷史現象不同於自然現象，它們只能出現一次，不能重複，這就給歷史問題的研究帶來了困難，自然也為形形色色歷史理論的出現與流行留下了空間。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在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形成的新歷史主義更是得出「一切歷史都是虛構」的結論。這些不同歷史理論嚴重影響了不少中國學者對包括五四運動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評價。歷史現象的複雜性與歷史研究的困境並不等於歷史無規律，也不等於歷史規律無法認識。歷史現象表面雜亂無章，但若從歷史長河來看，它還是有規律可尋的，這些規律隱藏在歷史背後，作為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影響著歷史事件的發生。歷史規律的認識自然是不同時期的歷史學家或哲學家通過對各種歷史文本與歷史史實的分析而得出的，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立場、觀點自然會影響他們對歷史規律的認識與判斷，但不能由此得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結論。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歷史觀可能會受到主觀影響，但評價他們歷史觀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主觀的，它們必須受到長期歷史發展的檢驗。只有長期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歷史理論才是科學的歷史觀，否則就是錯誤的歷史觀。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把歷史事件的歷史評價與當代評價區分開來。對像五四運動這樣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必須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分析，而不能根據當前的某種需要任意評價歷史事件，更不能利用目前流行的某種理論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事件不是可以隨便打扮的小姑娘，它有自身的客觀性與規律性。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對歷史事件的當代價值評價，畢竟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會給後人留下借鑒或啟迪。但對歷史事件作當代價值評價也必須建立在尊重歷史規律性的基礎之上，畢竟我們當代人也是歷史中的人，我們不能超越當前的歷史條件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制約去創造歷史。我們只能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之上，利用歷史，發展歷史。上述三種評價事實上是不顧歷史客觀性與規律性的表現，它們要麼把歷史武斷地當成當代史，要麼就借用某種歷史敘事去取代對客觀歷史的分析。　　其次，必須堅持歷史主義的評價態度。五四精神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對五四運動除了有客觀評價、當代評價外，還要有歷史評價，必須根據歷史的發展來不斷審視五四精神，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五四精神。隨著歷史的發展，五四運動提出的民主科學理念也需要有一個不斷充實與發展的過程。在此，我們要防止三種傾向。一是用後現代主義的民主觀解讀五四精神。後現代主義反對一切宏大敘事，認為任何宏大敘事都必然導致專制或霸權。由此，它們反對歷史進步觀與普遍民主論，主張小敘事、社團主義，認為五四運動提倡的民主精神有悖於現代民主理念。二是從社會構成角度解讀科學的發展，把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精神只當成是西方的一種人文價值理念。三是從當前正在發展的複雜性科學的角度審視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精神，認為後者具有明顯主張還原論、否定整體性的思維方式局限，從而以中國古代已有類似於前者的思維方式或科學來否定整個五四運動的歷史價值。如果說上述三種傾向中的前兩種具有明顯局限性的話，那麼第三種就值得認真研究與分析。不錯，五四時期所提倡的科學的確是當時西方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科學理論，這些理論目前已經受到強調整體性的複雜性科學的質疑，但我們不能由此否定五四科學精神的價值。畢竟我們不能簡單在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精神與某種或某些科學理論之間直接劃等號，五四時期宣揚的科學理論自然是某些具體的東西，這些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會顯示出其局限，但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精神卻是永恆的，它要求的不是某種或某些科學理論，而是不斷進步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要求人們要不斷用科學戰勝迷信，用新科學取代舊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