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衰落，如何改變了歐洲大陸？
暴力的衰落：戰爭與和平，現代歐洲的轉型
暴力的衰落：戰爭與和平，現代歐洲的轉型
詹姆斯·希恩給我們描述了歐洲歷史上最為重大的轉變：從一個傷痕纍纍的戰場變成了和平繁榮的社會。幾個世紀以來，戰爭一直是歐洲的代名詞，影響著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二戰」之後，歐洲開始重新思...
本書簡介
詹姆斯·希恩給我們描述了歐洲歷史上最為重大的轉變：從一個傷痕纍纍的戰場變成了和平繁榮的社會。幾個世紀以來，戰爭一直是歐洲的代名詞，影響著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二戰」之後，歐洲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定位，反對日益膨脹的軍費預算，轉而追求物質生活富足、社會安定團結、經濟持續發展的生活狀態。作者為我們講述了過去的100年中歐洲社會主要的人文和政治事件，從20世紀初的和平主義和軍事主義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到柏林牆的倒塌，再到頗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作者震撼人心的講述和深入骨髓的分析向我們展示了暴力的衰落是如何改變歐洲大陸，使其舊貌換新顏，重現勃勃生機的。
城市
「轉變的結果便是暴力的衰落：暴力的重要性逐漸減退，而且暴力經常會被其他東西所代替，比如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社會福利以及保障公民安全的需求。」
作者簡介：詹姆斯·希恩：美國斯坦福大學迪卡森人文學教授、歷史學教授，美國歷史學會前主席。專註於德國和現代歐洲史。著有多部關於德國歷史、現代歐洲的作品。
書籍摘錄：
序言20 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節選）
2003 年 2 月 15 日這個周六，歐洲爆發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遊行，抗議即將到來的伊拉克戰爭。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上擠滿了抗議民眾，人數約百萬之眾，從泰晤士河河堤到歐斯頓火車站的路上人頭攢動，擁擠不堪；巴塞羅那和羅馬的遊行人數也達百萬；馬德里約 60 萬人參加遊行。 50 萬人不畏嚴寒，聚集在柏林的提爾公園堅持抗議，相當於夏日參加「愛情大遊行」的人數。各地的抗議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很少有人被捕，也沒有暴力行為。遊行群眾身份各異：身著皮衣、表情嚴峻的青少年，圍著巴勒斯坦式頭巾或身穿無政府主義標誌性黑衣的年輕人，但絕大多數人都是身穿大衣、腳蹬舒適鞋子的體面市民——領退休金的老人、中年學者、工會成員、高中生和大學生。許多家庭都全家出動，包括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就沒再遊行過的父母和祖父母，第一次參與政治遊行、既興奮又不安的孩子。一家德國報紙稱這次遊行為「一次普通人的起義」。
許多示威者舉著橫幅和標語，一些是由活動組織者提供的，剩下的都是人們在家自己做的，這些橫幅和標語的內容表明了他們上街遊行的各種動機：「還巴勒斯坦自由」「不要用鮮血換石油」「停下吧瘋牛仔」「美國，真正的流氓國家」「要喝茶，不要戰爭」，還有（我個人最喜歡的）「別再有這種事兒了」。與抗議越南戰爭的示威遊行不同，這次沒人對被攻打的一方表示同情，沒人舉著伊拉克國旗或是薩達姆·海珊的照片。對大多數人來說，問題的關鍵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戰爭真的能解決問題嗎？英國埃塞克斯郡巴西爾登區一名73歲的退休律師托馬斯·埃利奧特解釋了自己參加這次政治遊行的理由，這也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遊行。他告訴記者：「我記得曾經的戰爭，記得倫敦大轟炸後的樣子。不到萬不得已不應發動戰爭。」 14 歲的朱迪思·羅德和里卡多·林德納是就讀於柏林當地高中的同班同學，他們很吃驚人們會問他們參與這次遊行的原因。他們說：「戰爭無法解決問題。」
77 歲的老兵希爾德·韋徹克對於參加遊行的原因做了補充： 「解放柏林時我們嘗夠了戰爭的滋味，希望戰爭不要再來了，絕不再要戰爭。」無論在哪一個城市，在人山人海的遊行隊伍中最常見到的標語往往單寫一個 「不」字。
一些觀察家認為 2003 年 2 月 15 日這一天是歐洲歷史的轉折點之一。法國前財政部長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認為，在這一天，一個新的「歐洲國家」誕生了。幾個月後，在一篇最初名為「 2 月 15 日：是什麼使歐洲人民團結一致」的文章中，兩位歐洲知名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和雅克·德里達呼籲歐洲國家「在國際社會層面和聯合國內與美國的單邊主義霸權抗衡」。哈貝馬斯和德里達與卡恩的觀點一致，都認為歐洲對於「美式軍國主義」的抵制可以為歐洲塑造新的身份，一個將反戰視作國策之本的新身份。
2 月 5 日，就是大規模遊行發生前 10 天，羅伯特·卡根的著作《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問世。卡根曾在里根政府短暫任職，早期便倡導用美國的力量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他是最早呼籲攻打伊拉克的那批人之一。這本書迅速贏得大眾青睞。這本書是在一篇名為「實力和弱點」的論文的基礎上擴展開的，該文於前一年春天發表在一本名不見經傳的雜誌《政策評論》上。卡根試圖借用一本當時新近出版的關於性別差異的圖書書名，來總結歐美間的差異，他稱，「在重大戰略和國際問題上，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歐美的分歧並不僅僅因為歐洲人民反對美國某一舉措或是不認同某一屆美國政府政策。卡根在書中寫道：「別再自欺欺人了，歐洲人民和美國人民的世界觀根本不同，他們本就不在一個世界。」歐洲人民不再重視權力，只想生活在後歷史的天堂中；而美國人民認為在現實世界中，權力和軍事力量依然必不可少。「歐美間的分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卡根的分析以及哈貝馬斯和德里達對於塑造新的歐洲身份的呼籲，無不反映出歐美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激烈爭論。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會回到對這些爭論的探究上。但現在，依照卡根、哈貝馬斯和德里達三人對歐美間差異的分析，我們足以認識到核心差異所在： 21 世紀初，認為暴力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必要手段的美國人要比歐洲人多得多。 2003 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詢問人們是否認為在特定情況下，戰爭是維護正義的必要手段， 55% 的美國人對此表示認同；在法國和德國，持相同觀點的人僅有12%。
21 世紀初的歐洲雖然經濟實力雄厚，但並不想把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力量。歐洲各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實力反映在經濟、文化和法制層面，展示出它們處理歐洲各國之間、國家與人民之間關係時所遵循的價值觀和制度體系。與之相比，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更注重軍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與眾多國家結為同盟、簽訂軍事協議，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和權力不可小覷。美國已經成為提摩西·加頓·阿什口中的「最後一個真正的歐洲單一民族主權國家」。過去，發動戰爭的能力和意願是主權國家的傳統必備要素，如今這一傳統有所改變。本書將主要探討這一改變過程，至少是在歐洲範圍內的改變過程。
早在伊拉克問題揭示歐美關係破裂前，一些學者就指出戰爭的效力已經遠不如前了，不僅是在歐洲，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美國政治學家約翰·米勒在其著作《逃避世界末日》中指出，與國內衝突和有組織犯罪不同，如今大規模戰爭已經過時了。米勒稱，人們一度認為戰爭是人類事務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種觀念和設想如今正在瓦解，人們不再相信戰爭是有效的政治手段，也不相信「勝利」真的值得用慘痛的代價去換取。因此，戰爭並不是人們生活固有的組成部分，相反，它最終會像其他表面上無法根除的陳規陋習一樣漸漸消失，比如決鬥和奴隸制。 1989 年米勒第一次闡明自己的觀點時，一些評論家尤其是研究軍事與戰爭的學者，比如邁克爾·霍華德和約翰·基根對此提出質疑，都不相信自己作為專家窮盡一生所研究的內容將慢慢被歷史遺忘。但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基根和霍華德以及其他許多見多識廣的觀察家都開始質疑，質疑戰爭與國家之間長久以來的聯繫可能確實要走向終結。
本書的中心論點有兩個：其一，戰爭的終結並非國際現象，而是歐洲根據自身獨特的 20 世紀的歷史情況所做的選擇；其二， 1945 年後，戰爭的消失既在歐洲範圍內催生了新的國際體制，也使新型歐洲國家得以誕生。
我們將看到，導致歐洲現代戰爭破壞性如此強大的歷史進程,也正是最終將國際暴力從歐洲社會中驅除的原因，這也是歐洲漫長的血腥歷史中第一次產生對暴力的抵制。例如，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使得歐洲政府有能力調集人力資源，組成規模空前的軍隊，大大提高了戰爭規模和強度。但同時民主化也讓人們意識到，那些一直以來承擔著戰爭負擔的普通人，有權選擇國家何時作戰或是否應該作戰；同時人們還堅信如果讓他們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他們的答案一定是後者。再比如，工業生產的發展使人們有能力創造並應用具有驚人破壞力的武器；但同時工業化也拓展了國與國、人與人的聯繫，組成相互依存的關係網，要求並支持持續的和平交流。許多人意識到，大規模戰爭會損害或者毀滅這些依存關係，為歐洲經濟與社會生活帶來不可想像的創傷。
1900 年，歐洲各國領導人對歐洲戰爭的潛在威脅心知肚明。為了防止發生戰爭，政治家們煞費苦心地創建了一套精良的體制來維護和平，或者說，即使不能維護和平，至少也可以控制國際暴力。然而我們無須對「歐洲協調」遏制暴力的結果期待過高。因為歐洲外部依然戰事頻發，而歐洲內部也沒有完全擺脫戰爭的威脅。體制的制定一直以歐洲自身利益為重，正如所有國際體系一樣，通常情況下會犧牲弱者以使強者獲益。儘管如此， 20 世紀初形成的國際秩序似乎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與18世紀和血腥的20世紀相比， 19 世紀戰死沙場的歐洲人的人數顯著下降。 1648 — 1789 年，歐洲國家共發動戰爭48場，其中有些戰爭，比如 18 世紀中期的英法七年戰爭，持續多年並波及世界其他地區。 1815 — 1914 年，歐洲僅發生了 5 場戰爭，涉及 2 個強國，這 5 場戰爭的持續時間都不長，作戰範圍也有限，其中只有1場戰爭的參與國超過了 2 個。從 1871 年普法戰爭結束一直到 1914 年「一戰」爆發，歐洲各國一直和平共處。這是歐洲歷史上最長的一段無戰事時期，直到 20 世紀末，這一記錄才被打破。
我們可以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這段和平時期中，挖掘到平民政策和平民體制的歷史根源，這些平民政策和體制最終將主導歐洲人的公共生活。這些政策和體制具有內部指向性；刺激經濟增長，促進商業發展，為人民提供新型服務。正如 1945 年以來那樣，這些發展離不開前所未有的經濟擴張。 19 世紀下半葉，歐洲製造業和農業生產發展迅猛。儘管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但人均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均有所上漲。雖然各地區發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但是到 1900 年，歐洲逐漸變得更加有序、和平和繁榮了。
儘管 20 世紀初的歐洲人民擁有和平的生存環境，但他們仍有被捲入戰爭的可能。 1879 年，德意志帝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對一位俄國外交官說道：「當代的強國就像一群旅行者，彼此不了解，經命運安排坐進了同一輛馬車。他們看著彼此，其中一位把手伸進了衣服口袋，坐在他旁邊的人見狀迅速掏出自己的手槍，想要先發制人。」但凡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就不會放鬆警惕，將目光從對手的身上移開，因為他永遠也無法保證不會有人有意無意地掏出武器。為戰爭做好準備是政治家最重要的責任，雖然還有其他職責，但備戰的任務最為緊要。促進經濟發展、增強商業活力和完善社會福利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因為它們有助於增強國家實力和國家穩定性，但是一旦國家安全成為問題，那麼以上目標皆為空談。國家安全意味著建設並維持能夠參與且贏得現代戰爭的軍隊。正如 19 世紀末一位德國政治家所說的：「若是被哥薩克人攻打，國家都不保了，最有效的社會改革又有什麼用呢？」
1914 年夏，各強國領導人認為他們除了參戰別無選擇。部分領導人可能對歐洲戰爭早就有所期待，但是戰爭結果並不如他們所願，因為在這場戰爭中，歐洲各國拼盡全力動用人力、物力，卻只落得個自相殘殺，拼得個你死我活。這就是「一戰」。
「一戰」是一場全民戰爭，它幾乎影響到了每一個歐洲人的生活；同時它也是一場工業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死亡和破壞成了經濟生產的首要目標。戰爭消耗了大量資源，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數人都很年輕，這些都是白白浪費了。這場戰爭瓦解了舊體制，擾亂了新創建的經濟體系，打破了自 1815 年來為控制強權而精心謀劃的布局。
戰爭結束後，看著廢墟瓦礫，許多人都認識到確實應該杜絕大規模戰爭，歐洲註定無法再承受第二次這樣的戰爭了。但也有持不同觀點的人認為，和平來得太快，人們還沒有獲得勝利，敵人還沒有被消滅，社會中的毒素還沒有被完全清除。對這些人來說，戰爭就是英雄主義、紀律和友誼的終極體現，也是新的政治秩序的來源。20世紀20—30年代，歐洲出現了許多對立陣營，如民主與獨裁、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右翼與左翼，但最重要的分歧就是支持還是反對國內外政治暴力。最終，支持暴力的人佔了上風，他們將歐洲拖入了第二次更為殘暴、規模更大的戰爭，這就是「二戰」。「二戰」中，大眾和工業的主要任務依舊是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相信戰爭的無用性，而且這樣廣泛的共識足以保證和平的話，那麼只需一次世界大戰就可以讓人們認清事實。但是戰爭與奴隸制或決鬥不一樣，後兩者會隨著其文化根源的消逝而消失，而前者不會，因為只要有一個國家有實力並願意開戰，戰爭就會到來。在俾斯麥的比喻中，馬車上的所有人都必須確保同車的其餘旅行者不會掏出武器。安全是整體的，具有不可分割性，無法單獨存活。
1945 年後，美蘇冷戰為歐洲帶來了新秩序，將歐洲分為兩大陣營，構成了一個十分穩定和平的體系。於是，儘管可能性如此之小，和平的種子還是在歐洲生根發芽了。在這種穩定的體系中，西歐國家逐漸開始轉變。它們變成了平民國家，變成了有能力發動戰爭卻對戰爭毫無興趣的國家。轉變的結果便是暴力的衰落：暴力的重要性逐漸減退，而且暴力經常會被其他東西所代替，比如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社會福利以及保障公民安全的需求。暴力的衰落並非一蹴而就，這是一場緩慢而悄無聲息的革命，發生於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其重要性堪比歐洲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革命。想要了解這一革命的特點和重要性，我們必須先回到過去，回到那個歐洲國家仍將戰爭視為生活重心的時代。
題圖為電影《珍珠港》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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