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賞鑒 | 沈周《化須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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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沈周所處的蘇州，在經濟上，農業、商業、手工業等繁榮、發達；在政治上，由於朱棣的遷都、內部鬥爭激烈等原因，統治者對蘇州的鉗制有所放鬆。在蘇州文脈備受打擊後，這些情況為吳門書畫的再度繁榮提供了基礎，從而吳門書畫得以振興。在吳門，無論是繪畫、詩歌還是書法，沈周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就繪畫而言，沈周是「吳門四家」為首者，是「吳門畫派」的開創者和領袖，文徵明、唐寅都是他的學生。王穉登《吳郡丹青志》列神品志一人，即為沈周。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吳中如徐博士昌谷詩、祝京兆希哲書、沈山人啟南畫，足稱國朝三絕。」沈周在繪畫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沈周的詩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評價甚高：「（周）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隱逸中的沈周當世即有詩名，是吳中詩壇的代表。但因畫名太大，後人多推崇其畫，忽略其詩。

如同其詩名被畫名所掩一樣，沈周的書名亦為其繪畫所掩。這除卻人們對書法的關注度要低於繪畫外，沈周書法的造詣的確要遜於繪畫。平心而論，沈周的繪畫、詩歌在當時是無人可以比肩的；而有明一代，書法造詣在沈周之上的卻是不少，就連祝允明、文徵明的書法成就都不在其之下。但是在書法史上，沈周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在明中期是引領時風的人物，無論是文徵明、唐寅還是仇英，都無一例外地受其影響。

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晚號白石翁，長洲（今蘇州）人。他書法造詣的淵源頗多，家學是其書法的根本。沈周曾祖沈良琛、祖父沈澄、伯父沈貞吉、父親沈恆吉皆好詩文書畫。沈良琛是王蒙之友，沈澄書出趙孟頫，沈貞吉與趙孟頫同流，沈恆吉書風一如其父。沈家有隱逸不仕的家風，家族中人大多未出仕為官，但又絕非一般的市民階層。沈家有著殷實的家境、較為豐厚的收藏，極注重詩書禮儀，並且家族與當時的政界、書界、畫界有著深厚的交誼，這都對沈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沈周師從杜瓊和劉珏，二人對沈周的影響亦是不容小覷。杜瓊字體清秀，是一派沈度書風。劉珏是當時江南書畫收藏頗富者。他的行書規整秀麗，用筆圓熟，出於趙孟頫。除卻家學、從師外，沈周自身也有廣闊的交遊，與同時的詩人、書家、畫家、名醫、僧人、道士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這些人應該處於當時最為頂尖的文化圈中。在這樣一個圈子裡交遊，對沈周社會地位的確定有很大益處。雖然沈周以筮易、奉養雙親等原因隱居，但無論是由於其家族的傳統，還是源於明初朱元璋對曾經張士誠治下的蘇州文人的鉗制而大開殺戒的恐懼，都沒有妨礙沈周與官員的交往。他與吳寬、徐有貞、王鏊、李東陽、王恕、楊一清、程敏政、童軒及當地的官員等皆有書畫來往。與他們交往，一則可以藉助他們擴大自身的聲名，二則可以對自身提供一定的保護。當然，除卻實際的需要之外，沈周與他們的交遊亦因為有著相同的藝術情趣。徐有貞的書法頗有米法，吳寬書學東坡，似乎蘇字以外一步不窺，王鏊書學晉唐，這都與元末學趙風氣不類。或許正是交友圈的尚古或越過元人而學宋的風氣影響了沈周，早年宗法所謂「當朝王羲之」沈度的沈周突破當時的風氣，轉而潛心於黃庭堅。沈周學黃的意義遠超出書法技法本身。他向其門人及友朋表達了學書要尋找自己所喜愛的書家進行學習的理念。沈周書法由崇尚法度而轉向對己意的表達，專攻黃庭堅。之後吳門書家學宋人書法逐漸成風，恐怕與沈周不無關係。

沈周書跡總的來說，繪畫的題跋多於單獨的書法作品，整體面貌變化不是太大，以楷、行書為多。在取法古人時，沈周不拘泥於某一家，對趙孟頫、沈粲、沈度、鍾繇、王羲之、「宋四家」皆有取法。雖然沈周早期的書法即有山谷筆意，但在50歲後才對黃庭堅傾力。沈周曾經收藏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馬伏波廟》詩一卷、《發願文》、諸賢遺墨一冊（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蘇文定、黃山谷、米海岳等）、山谷《博古堂帖》等，且曾為汪宗道藏《黃山穀草書釋典法語》、華汝德藏山谷《李太白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卷》作跋。豐富的收藏及廣闊的見聞，為其深入取法黃庭堅奠定了基礎。

《化須疏卷》是沈周學習黃庭堅的典型作品，也是沈周與朋友相處時的戲謔之作，原本嚴肅的疏卻被沈周寫來為無須的好友趙鳴玉募須。此作為行楷手卷，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縱28.4厘米，橫464.4厘米，共52行211字。每行約3到5字，單字在7到15厘米之間。明代早中期，大字的篆、隸、楷書相對較多，而行、草書相對較少。這件作品是當時字形較大的一件，顯現出沈周很深的造詣。這近五米的長卷書寫得洋洋洒洒，通篇自始至終雖在章法上並沒有作刻意的安排，卻顯得散淡、協調，未曾有絲毫的懈怠之意；字字獨立卻氣勢連貫，筆斷而意連；點畫勁健，得黃魯直中宮斂結、長筆四展之勢；用筆提按分明，流暢跌宕。

沈周書學黃庭堅，是深得其三昧的。作品中如「於」「間」「分」「令」等字惟妙惟肖，但並非完全照搬，還是表現出了較大的差異性。從該作品來看，明顯在氣勢上沈周要略顯內斂一些。就字與字之間的呼應而言，黃庭堅更加註重上下兩字之間的穿插，有時上一字的筆畫甚至嵌入下一字之中，揖讓有序，形成不同的字組或者說是塊面，多率意，或許這與其篤信佛教有關。而沈周這件作品，字與字之間略微拉大間距，顯得平和端正，較黃庭堅顯中庸。這與沈家數代業儒有很大的關係。黃庭堅筆法的開創之處在於，在筆畫中截行筆中，不斷施加小幅度的提按。這種筆法如果控制得當，可以增加筆畫的豐富性，反之則會顯得做作、不自然。而沈周單字減少了這種筆畫間的抖動，沒有一般學黃書家的刻意，顯得老辣堅實。沈周學黃形成了自身的特點，中和醇正；但由於減弱了黃字字與字之間的穿插，而字形卻未相應調整，故而部分字的筆畫略顯不協調。如「無」字，最下橫畫左側略顯過長；「姚」字右側「兆」部左右間距稍大。如此種種，在欣賞、學習過程中不可不注意。

分析沈周的書法作品，我們可以發現，沈周在書法上並沒有太多的獨創性，更多的是對黃庭堅書風的繼承，沒有進入化境，其繼承性遠大於其創造性。這在當今語境下似乎頗有意義。對於書法，當前更多提倡的是創新、如何形成獨特的個人風貌。事實上，創新與個人面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在學習古人時，無論以何種虔誠的心態去對待，但由於有了個人思維的存在，體現在作品上就成了己意的表達。如《蘭亭序》，傳世摹本件件都有差異；《中秋帖》《湖州帖》，無論老米的手段如何高明，都有其痕迹所在。書法較之於繪畫，更講求繼承性，如果刻意求新，往往易墜入狂怪的魔境。沈周作為一名書家，在元末趙孟頫風氣的籠罩下，深入學黃，且開吳門書風。他雖未像徐渭、倪瓚等形成自己獨特的風貌，但起到了延續前朝、開啟新風的作用。沈周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很值得我們反思。能夠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亦步亦趨、盡心儘力地學習某家經典而深入其中，在書法史上能夠作為承上啟下的一環，已是不易。對於書法的學習，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有很多類似典型值得當代借鑒。漢《袁安》《袁敞》二碑，略改曲線使弧度加大或增加扭曲，在秦小篆的基礎上施以微小變化，卻形成其迥異於秦篆的體式；趙孟頫學王亦步亦趨，他簡化王字運筆中細微動作而減少技巧含量，卻有著完全不同於王字的精神氣韻，顯現出他人無法企及的雍容氣度。在當今時代，我們還需遵循書法的規律，在真正繼承的基礎上變革。而變革是在入古的基礎上的個人變化。這種個人變化受個體若干因素的影響，需要書家幾年甚至幾十年一如既往地關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