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經濟學》-第四章 人際關係經濟學

人與人之間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係，這個利益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感情利益和精神利益，利益的變化決定著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親疏。（本章題記）

第四章 人際關係經濟學

經濟學家眼裡的人，都是理性人，他所從事一切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在處理人際關係的過程中，順應的都是同樣的人性，遵循的都是同樣的經濟學道理，由於對理性的認識有別，把握不同，有人就變得世俗，有人卻變得崇高。

AA制與人際關係

吃飯埋單，中國人和西方人就有很大不同。中國人聚在一堆兒吃飯，常常是你爭我搶，最後埋單的光榮使命落到其中的一個人頭上，而西方人卻是不爭不搶，各自為政，實行AA制。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傳統的觀念認為這是文化的差異，說是西方人崇尚個性，喜歡獨立，而中國人則是好謙讓，愛面子，通過埋單來顯示自己的實力，增加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

就算這種解釋是正確的，但是若要再進一步問，中國和西方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的文化呢？文化是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我們常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文化這樣的上層建築，也必定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也可以這樣說，有什麼樣的經濟形式，就會有什麼樣的文化。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在這個以農耕文明為特性的國度里，人們過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生活，生存狀態相對穩定。因此當一個人為別人吃飯埋單的時候，他完全可以預期到，別人日後也一定會為他吃飯埋單，反正大家一輩子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今天不見明天見，今天我掏腰包，明天你也逃不過。而西方則不同，是以海洋文明與商業文明為特性，人們的流動性很強，生存狀態很不穩定，一個人今天在這個地方，明天就有可能到了那個地方。今天我們還在一起工作生活，可能我今後永遠都不會再見到你了，如果我今天為你埋單了，那麼我肯定覺得是白給你埋了，日後不會再有回報，所以為了公平起見，還是各自埋各自的單為好。

這就涉及到經濟學的成本與收益的問題，即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付出了成本，就要得到預期的收益。經濟學家眼裡的人都是理性的，他今天付出成本為別人埋單，就是想得到以後預期的收益，即讓別人以後也為他埋單。相互間的生存狀態越穩定，一個人為他人埋單的風險就越小，他被別人日後回報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風險就越大，回報的可能性也越小。

所以中國人喜歡為別人埋單，而西方人偏好AA制，就不足為怪了。再說，中國人也並非是一味地為別人埋單。兩個人第一次在一塊兒吃飯，大家都搶著埋單，第二次大家雖然也是搶著付錢，可往往是第一次付錢的一方只是掏錢做做樣子，另一方則趕忙阻攔，對方也便順勢作罷，一邊客氣一邊把掏出的錢又放回自己的腰包。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一般人都不會白吃別人的飯。那些經常只吃飯不埋單的人，一定是大家都不歡迎的人。如果遇到什麼好事，大家決定要去搓一頓了，大伙兒便早早地躲著他。這樣看來，中國人實際上實行的也是一種AA制，只不過西方人是一次性的，中國人是多次性的，造成這種差別的，是他們生存狀態穩定性的差異，而造成生存狀態穩定性差異的，則是由於他們所處的經濟環境的不同。

如果用文化的尺碼來解釋這種現象，就陷入到了一種矛盾之中。為什麼中國人一開始都在謙讓，都在給自己爭面子，後來就不再謙讓，不要面子了呢？於是就有人大做文章，說中國人的劣根性如何如何。而劣根性也是屬於文化方面的範疇，這樣說來說去，倒把中國人說得人鬼不是，越解釋越糊塗，倒不如用經濟學來得直接，一下子就把問題的根源找出來了。

其實普天之下的人性都是相通的，中國人也同西方人一樣，決定他們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的，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學上談的根本問題——利益問題。正是這樣，那些在文化、道德範疇內解釋不清的東西，用經濟學道理進行分析，就讓人豁然開朗。

人際關係中吃飯問題是這樣，其他問題亦如此。中國是一個崇尚禮的國度，禮尚往來早就成為國人做人的一個基本準則。你對人家有禮，人家也一定會對你以禮相待。這個禮，一是指禮節、禮貌，即你敬人一尺，人就會敬你一丈，這是人格上的成本與收益，一個陌生人在公共汽車上給你讓了座位，他也許並不希望希望你用同樣的的方式回報他，但他絕對需要一聲「謝謝」，否則他的心理就會感到不平衡；二是指物質形式的禮品，有人今天遇上紅白喜事，你給他送一份禮品，人家便寫入禮簿備忘，等你將來辦事，人家也會送一份相當的禮品給你，作為回報。尤其有趣的是，一般人在送禮時，都會根據關係的親疏程度和對方的實際情況，反覆掂量，看到底送多少合適。這樣做的目的，是比較過去他對自己付出的多少，更主要是預期將來自己的回報程度。通常情況下，沒有人願意當傻瓜，讓自己送出去的東西打水漂，一去不復回。

也許大家都注意過婚喪娶嫁這樣的事，有權有勢的人家總是高朋滿座，而窮苦人家則冷冷清清。人們之所以都願意提著重禮為權勢人家祝賀或者哀悼，就是因為他感到他能得到預期的收益，即送出去的禮將來能夠回報。另外，藉此和權勢人家拉拉關係，聯絡聯絡感情，說不定日後還能為自己辦什麼事情。而給窮人送禮，則打水漂的風險就要大得多。西方人沒有像中國這麼煩瑣的各種禮，但是基本的禮儀卻絕不會少，只是和中國的表現形式不同罷了。不論是東方和西方，也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禮始終是貫穿與維持人際關係的一個尺碼，禮節和送禮也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人們之所以這樣崇尚禮，也是為了一種預期的收益。對禮的奧妙的掌握程度以及運用技巧的差異，則決定了一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優劣勢態的不同。

中國有一句古話，「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與其說是用文學語言對世態的描摹，倒不如說是對經濟學道理的形象概括。傳統的觀念認為這是一種勢利，但在經濟學家的眼中，卻是一種理性。理性地處理人際關係，能夠使人更加理智和嚴謹，減少麻煩和損失。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富人借錢，很容易，而窮人借錢，卻是如此的艱難，有不少人眼看著自己的親人卧病在床，生命垂危，卻為借錢治病而吃盡了苦頭。其中緣由，就是有著付出與回報的問題，借錢給富人，一是不擔心富人將來還不起，再者就是我今天幫了富人的忙，日後我也有可能用得著富人的時候。而借錢給窮人，則風險相當大，很有可能是劉備借荊州，只借不還。即便窮人人品很好，不是那種賴賬的人，但他償還能力的有限性卻不能不讓人擔憂。而銀行更是鐵面無私，還要辦理相應的擔保和抵押。

人常說「好朋友，勤算賬」，也是一種理性。因為人與人之間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係，朋友之間如果賬算不清，彼此都感到自己好象是吃了虧，久而久之，好朋友也會反目成仇。現實婚姻上的門當戶對，是另一種理性，因為彼此條件相當，所以彼此的付出與收益也就相對平衡，雙方結合的基礎就比較牢固。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則是一種不理性，最後受傷與吃虧的只有癩蛤蟆，因為你和人家相差太遠，你付出得再多在人家眼裡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家也許根本就不會放在心裡。

然而理性也是相對而言的。我們村裡有個人叫郭富，在家鄉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有一次，一輛卡車從他家門前經過，撞死了他家的一頭豬。按一般人的做法，不說加倍索賠，起碼也要照價索賠吧。但郭富卻什麼也沒有說，他把司機請到家裡好生招待了一番，司機一個勁要給他賠償，他怎麼也不讓，只是說誰還能沒有個閃失，只要人沒出事，就比什麼都好。司機非常感動，從此與郭富成為莫逆之交，給郭富在生意上幫了不少忙。而郭富也落了個好名聲，在家鄉的威望越來越高。在撞豬事件上，主人要求司機賠償不能不說是一種理性，而在郭富的眼裡，則可能成為一種非理性，他自己的做法才算得上理性，所以郭富獲得了遠遠大於作為成本的一頭豬另加一頓飯的收益。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慈善家，他們常常主動幫助那些身陷困境中的人度過難關，如接濟身邊生活困難的人能夠生存，幫助那些失學兒童重返校園，給貧困地區和災區的人們以物質援助，或者向社會公益事業進行捐獻。他們的做法在世俗人眼裡也許是一種不理性，不值得去做，但在經濟學家的眼裡，卻是一種超乎理性之上的理性，是一種高境界的理性。他們的付出，也許終生都不會得到受助者的回報，但是卻從另外一個方面增加了他們做人的道德砝碼，即提高了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和聲譽，而這種威望和聲譽，卻恰恰是一種無形的財富，是用金錢難以買到的財富。

我們都承認，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現代生物學也證明了這一點，現代經濟學對人的研究也是建立在這種對人性承認的基礎之上的，所以經濟學家眼裡的人，都是理性人，他所從事一切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在處理人際關係的過程中，順應的都是同樣的人性，遵循的都是同樣的經濟學道理，由於對理性的認識有別，把握不同，有人就變得世俗，有人卻變得崇高。

在一個人的成長和生活中，朋友的效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我們總是有些煩惱，有些心事，有些想法，暫時的亦或是永遠的，不能給父母說，不能給兒女說，不能給師長說，不能給自己的另一半說，卻能夠從朋友那裡讓自己的心靈得到舒展，得到慰籍，得到鼓勵，從而有了直面生活的勇氣，感受到自己人生的價值。

朋友的效用

人在社會中生存，是需要朋友的。有了煩心事，需要找個人訴說，有了困難，需要朋友的幫助，遇到了開心事，沒有人一起分享，也會感到憋得慌。一個人需要朋友，就像餓了需要吃飯冷了需要穿衣一樣，吃飯能讓人不再飢餓，衣服能讓人不再寒冷，朋友能使人的心靈得到蘊籍。如果再進一步升華，朋友就不僅是人生活中的夥伴，而且是事業征途上的搭檔，人生旅程中的知音。

為什麼朋友對人如此之重要？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朋友能夠給人帶來效用。什麼是效用呢？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從吃飯的經濟學看做人》中，已接觸過。效用是某一種物品給人帶來的滿足程度，比如饅頭能填飽肚子，是饅頭給人的效用，棉衣能驅逐寒冷，是棉衣給人的效用。孤獨的時候，朋友能幫人消除寂寞，困難的時候，朋友能幫人度過難關，是朋友給人的效用。

效用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所以同樣的物品給不同的人帶來的效用是不同的，即所謂的「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比如對一個愛吃肉的人來說，肉給他帶來的效用很大，但對一個不吃肉的人來說，則給他的效用就很低，甚至是負效用（如噁心、嘔吐）。朋友也一樣，常常是同一個人，張三對他喜歡得不得了，而李四卻對他厭惡至極。喜歡流行歌曲的小王把小張奉為坐上賓，而喜歡莫扎特的小李卻認為小張沒與品位，看都不願多看一眼。

正是由於效用的主觀性，使得不同的人選擇朋友的標準千差萬別。每一個人在選擇朋友的時候，總是選擇能夠給自己帶來效用的朋友，誰給自己帶來的效用大，就把誰作為自己的至交摯友。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有些雖沒有共同的愛好，但在性格、興趣等方面能夠互補的人，也走到了一起，都是效用使然。這樣推而廣之，就形成了眾多不同的朋友圈子，正如我國的一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你在選擇朋友時，總是選擇能給你帶來效用的人，同樣別人在選你做朋友時，也考慮你是否能給他帶來效用。這也符合經濟學上成本與收益的原則，即他給你帶來了效用（對你付出的成本），他也必定要從你身上獲得效用（收益）。你痛苦的時候，他來安慰你，他有困難的時候，你也要給他幫忙。有時則是彼此同時從對方身上獲得效用，比如兩個球迷一起去看一場精彩的球賽，兩個人都歡呼雀躍，激動萬分，交流感受。如果是一個人去，就覺得沒滋沒味。

所以你要想擁有更多的朋友，你就要能給周圍更多的人帶來效用。一個受大家尊重與喜歡的人，一定是能夠給大家帶來很大效用的人。有的人幽默風趣，走到哪裡，就把笑聲與歡樂帶到哪裡；有人樂於助人，總會伸出溫暖的雙手，幫人度過難關；有人善解人意，總能幫人解開心中的疙瘩；有人有一技之長，總能在關鍵時候幫人解決難題，這樣的人當然能夠贏得大家的尊重與愛戴。相反有人自私自利，遇到利益總先考慮自己，遇到責任總是推給別人；有人搬弄是非，把一個好端端的團體弄得四分五裂；有人笑裡藏刀，背後給人穿小鞋子；有人小肚雞腸，斤斤計較；有人驕傲自大，目中無人，這樣的人帶給給人們的是負效用，大家當然不會把他當朋友。所以一個人際關係不佳，被大家孤立的人，不要埋怨別人不把你當回事，而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先看你給別人帶來的是什麼效用。

由於每個人和每個人的偏好不同，需求的效用不同，所以在人際交往中，你不能把別人不需要的效用強加於人，你給別人效用的時候也要講究方式方法。我國古代有一個「朝三暮四」的故事：有一個人養猴子的人，為了節約糧食，有一天他對群猴宣布了一條規定，從明天開始，每天早上只給每隻猴子三升糧食，晚上四升。沒想到他話音剛落，猴子們就一擁而上，對他發泄不滿。在這危急關頭，養猴人急中生智，重新宣布說，從明天開始，每天早上分給每隻猴子四升糧食，晚上三升。結果猴子們皆大歡喜。

讀完這個故事，大家也許會對愚蠢的猴子被狡猾的養猴人耍了而發笑，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卻不能說猴子被人耍了。儘管從養猴人的角度看，成本是相同的，但猴子們之所以喜歡「朝四暮三」，說明「朝四暮三」給它帶來的效用大，它們早上吃四升晚上吃三升的感覺要比早上吃三升晚上吃四升要好。這和我們人的某些情形是一樣的，領導找批評員工，如果先是當頭一棒，指責一通，不但起不到效果，反而會增加領導和員工之間的對立情緒。如果先肯定優點，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指出缺點，員工的心裡無疑會非常舒坦，因而也能正視自己的缺點。的確，不同的談話方式給員工帶來的效用是不同的。

朋友受了委屈向你訴說，本是想釋放內心鬱悶，但你卻把他數落一通，儘管也是出於好心，結果卻傷害了朋友的感情。朋友有了困難，你給他金錢或物質上的幫助，本是想幫他一把，但是如果方式不當，則會傷了朋友自尊。儘管都是好心幫人，但由於方法不當，給別人帶來的就是負效用，別人自然就對你不感冒了。這也是不少人好心得不到好報的原因。看來養猴人的機敏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對待朋友不僅要講究方式方法，還要把握一個度。為什麼有人對人付出很多，但卻仍舊惹人煩呢？經濟學家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你給予朋友的越多，朋友從你身上獲得的邊際效用不是增加，而是遞減的。邊際效用是指一個人多消費一單位某種物品所增加的滿足程度，隨著他所消費的同一種物品的數量的增加，他增加的滿足程度是下降的，即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俄國克雷洛夫有一個寓言，說是有一個叫傑米揚的人，做的湯非常好，他本人也以此為榮。每有客人來他家，他都做湯招待。一天，一個朋友拜訪他，他給朋友做了一鍋香噴噴的湯，朋友很快就喝了一碗。朋友剛放下碗，他又給朋友盛了一碗。朋友一邊喝一邊和他聊天，又喝完了第二碗湯。他又盛了第三碗，朋友說喝不下去了，但他為了顯示自己的熱情，又勸朋友喝。朋友勉強喝完，沒想到他又盛了一碗，朋友嚇得逃跑了。從此那個朋友再也不敢到他家做客了。

傑米揚的朋友喝第一碗時，味道很好，其獲得效用也很大，喝第二碗時味道好象不如第一碗，其獲得的效用就比第一碗要少，第三碗是勉強喝的，效用更少了，到第四碗時，效用成了負數，人嚇跑了。現實生活中逼著客人吃飯的事情當然沒有，但這種熱情過度的人卻非常普遍。熱情過度，會使別人從你身上獲得的效用降至最低甚至成負數。給人幫忙，幫完後就離開，別人會感激你的，但你一直賴在別人身邊，在並不需幫忙的事情上干這干那，別人就會煩你，以後再也不敢請你幫忙。見到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開始時你獲得的效用是很大的（非常高興），但時間長了，就會感到有點平淡，如果再繼續在一起，則會煩。看來為朋友付出也並不是多多益善，有情人也並不是天天粘在一起就好，看來距離產生美這句話，還是有一定的經濟學道理的。

人際交往中，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顆真誠的心，更需要一種濃淡相宜、恰倒好處的藝術。在一個人的成長和生活中，朋友的效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人常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不論是在精神生活還是物質領域，人們除了需要親情的愛撫和愛情的滋潤，還需要友情的幫助，更需要用友情來填補心靈深處的溝壑。我們總是有些煩惱，有些心事，有些想法，暫時的亦或是永遠的，不能給父母說，不能給兒女說，不能給師長說，不能給自己的另一半說，卻能夠從朋友那裡讓自己的心靈得到舒展，得到慰籍，得到鼓勵，從而有了直面生活的勇氣，感受到到自己人生的價值。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朋友多了好辦事，這是有一定的經濟學道理的。在經濟學家的眼裡，朋友就是資源，一個朋友就是一份資源，一個人的朋友越多，他所擁有的資源也就越多，他在進行資源配置的時候，就能做到遊刃有餘，讓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

下崗一年多的老王又上崗了，在他下崗的一年多時間裡，他找了幾次工作都碰了壁，這次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居然是工作找上了門！老王心裡明白，這是得益於他兩年前結識的一位朋友。老王下崗前，因為工作關係和一家私企老闆認識了，由於雙方性格相投，頗能談得來，朋友就多了一個。有一天，老王意外地碰見了那個老闆，兩人分外親熱。當那老闆得知老王下崗的情況時，竟非常高興，說他們性格相投，他也了解老王的為人，自己公司正需要一個辦公室主任，請老王加盟。老王又驚又喜，一口氣答應下來，第二天就開始上班了。談起這段求職經歷，老王感慨萬端：「人都說多個朋友多條路，此話不假啊！」

老王的感慨，也許是我們每個人的切身體會。的確，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朋友多了好辦事，這是有一定的經濟學道理的。在經濟學家的眼裡，朋友就是資源，一個朋友就是一份資源，一個人的朋友越多，他所擁有的資源也就越多，他在進行資源配置的時候，就能做到遊刃有餘，讓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比如你在外地有朋友，你去辦事，你就會得到朋友的照料，給你節約遠行的成本和辦事成本。你有教師做朋友，就有人給你為培養孩子出謀劃策。你在政府有朋友，你就會比別人捷足先登，了解政策動態。你在商場有朋友，你就可以不用花費太大力氣，買到價廉物美的商品，你有文藝界人做朋友，弄兩張特價的當紅明星演唱會門票就不成問題……總之，你有財神做朋友，你就不會有金錢擋路，你有大力士做朋友，你就不會有大山擋路。「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用經濟學的話說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資源優勢，而朋友就是這樣一種能夠用他的優勢彌補你的劣勢的資源，即所謂的資源互補。如果你的朋友很少，或者都只是某一領域的，也就意味著你辦事的途徑很單一，你也就無法在眾多的事情上遊刃有餘。試想一下，那一個成功者不是交際廣泛，朋友眾多的人呢？

在經濟學家的眼裡，朋友是信息。一個朋友就是一個信息庫，同時又是一條傳遞信息的路徑，一個人的朋友越多，他的信息來源就越多，他獲得信息的路徑就越多。經濟學家認為，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所掌握的現有信息和這種事物的所有信息總是不對稱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所包含的信息，只能是多掌握一些，而不可能全部掌握。正是由於信息的不對稱，給人們判斷、選擇和決策帶來難度。要減少判斷和決策失誤，就要多獲取信息。

比如你要買一台彩電，光靠各個品牌的廣告宣傳所了解的信息是不夠的，人常說「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每個廠家都在展示自己的產品是如何的比別人好，就是沒有說自己的彩電有缺陷的。這時你就需要從朋友那裡了解一些使用信息，而這種信息是經過實踐檢驗的信息，比商家的宣傳要可靠得多。如果你朋友多，你就可以比較全面的了解不同品牌的價格、性能、以及售後服務，進行比較從而做出選擇。如果你有彩電廠的朋友，等你和他交流幾次，可能你就成為半個彩電專家了，連各個品牌使用的原材料、製作工藝、流程都能夠說得頭頭是道。這時你再買彩電就可以做到選擇自如了。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大量的信息流中，政治風雲，科技浪潮，商業競爭，時尚潮流，從我們耳邊呼嘯而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自己好象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仍感到自己好象是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社會裡。因為信息流太快，我們捕捉到的太少，能夠為我們自身所用的就更少。也正因此，我們與人溝通的慾望就更加強烈，我們需要從朋友那裡獲取信息，而通過與朋友交流所獲得的信息，則是一種與你和朋友融化了的信息，是一種活信息，同時也是一種更為可靠的信息，一種更有利於帶來利益的信息。比如你從電視上看到了一個發財的信息，很可能不當一回事，而你如果知道朋友發財了的信息，則一定會興奮、吃驚、思考，甚至考慮自己能不能效仿。

在經濟學家的眼裡，朋友就是信用。一個人願意和你交朋友，就說明他信得過你這個人。無論他是願意把錢借給你，還是願意把心中的苦惱訴說給你，亦或是他在身陷困境的時候願意向你伸手，都說明你是他信得過的人。這種信用是相互的，他信得過你，你也信得過他，兩個人才能成為真正的朋友。像上面老王和那個老闆，老闆之所以讓老王去他的公司上班，說明他信得過老王，老王之所以很乾脆地答應，也說明老王信得過老闆。也正是由於朋友就是信用，所以你在辦事的時候，儘管他對你並不認識，但是一聽說你是某某介紹來的，便立刻熱情起來。因為他信任某某，某某信任你，所以你也在他眼裡變得可信起來。

也正是由於這朋友具有信用這樣的特性，所以朋友資源也具有一種乘數效應，使你的朋友圈子以乘數加速度的方式擴張。比如你的一個朋友帶你去參加他的朋友的聚會，到了那兒，許多人你都不認識，但是通過朋友的介紹，你和大家都認識了，而後你們也成了朋友。在這裡，朋友的介紹就相當於信用擔保，他把你介紹給他的朋友就意味著他是為你做擔保，如果他不信任你，肯定他不願意為你做擔保。事實上，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朋友也是有限的，交一個真正的朋友往往要花很大的成本，相互交流，彼此考驗。但是有了朋友的信用擔保，你就幾乎不用花多少成本，朋友圈子就擴大了。

現代人講的人脈，其實就是人際關係資源，美國史丹福研究中心發表的一份權威報告顯示，一個男人一輩子所賺的錢，僅有12.5％來自知識，其餘87.5％都來自關係！而決定你人脈旺盛與否的，恰恰是你的信用。信用，可以讓你的朋友圈子迅速擴張，而言而無信也可以讓你的朋友圈子逐漸萎縮。

我們在商業活動中可以實行價格歧視，但在人際交往中卻不能實行人格歧視。價格歧視的目的是商家為賺取利潤，針對不同的消費群所採用的不同價格的營銷策略，而人格歧視則是對一個人格的不尊重。某單位有一個幹事，對正職領導必恭必敬，而把副職卻不當一回事。後來正職退了，副職成為正職，這位幹事心裡很不安，就到當年的副職家裡去賠罪。當年的副職說了一句很令他玩味的話：「放心，我不會和你計較的，因為我知道正職都是從副職來的，副職也是從幹事來的，也許有一天你也會成為我的上司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個人有優勢也有劣勢，尺和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今天的寸有可能就變成明天的尺。人格歧視的後果是嚴重的，使你會與別人之間豎起一堵牆，也有可能直接樹立一個對立面，對你在背後下黑手。人常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你對別人真心相助，說不定什麼時候你也會求助於人。人際關係的投資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投資，要用心去投資，一種尊重他人和理解他人的心。

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而你失去一個朋友卻不僅僅是失去一條路，也可能會斷了你的許多條路。

在我們做人的過程中，我行我素在很多事情上是行不通的，我們做每一樣事情，都不能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而要考慮到對社會的影響，你的行為總會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對你周圍的人產生好的或不好的感染，讓你周圍的人受益或損害他們的利益。

給世界增添一片燦爛

國人有一種行為叫「我行我素」，西方一個大文豪也曾經說過一句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兩種說法的含義雖不完全一樣，卻有一個相通之處，就是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都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去行事。這種做人的思想和風範總是能引來一片叫好聲，更有不少人將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這種行為，文學藝術表現的是一種人格精神，而經濟學的任務是卻分析其對別人會造成什麼影響。

比如美女扮靚，如何扮那是她自己的事，她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來梳妝打扮。但不同的裝扮卻會帶來不同的效果，濃淡相宜，落落大方，走到街上會給人帶來美的享受，濃妝艷抹，坦胸露背，則會影響市容。經濟學上把一個人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影響叫外部性，好的影響能夠給別人帶來收益，叫正外部性，不好的影響會損害別人的利益，叫負外部性。美女上街，給人帶來美的享受是正外部性，影響了市容則是負外部性。

自己花自己的錢，似乎與別人無關，但是不同的花法，也會帶來不同的外部性。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富可敵國，但平時穿的卻是一條牛仔褲、吃飯往往一塊漢堡，這種消費的外部性就是正的，因為他使人們意識到簡單質樸的生活是一種美德。而中國有些富翁卻揮金如土，幾年前曾有人吃掉一桌「滿漢全席」，費用高達三十六萬之巨，這種消費行為的外部性就是負的，因為他炫耀的是窮奢極侈、揮霍浪費。個人行為如果與社會習俗、倫理道德背道而馳，必然為社會所不容。美女坦胸露背與富翁揮霍，雖然能給他們自己帶來很大效用，讓他們得到精神或物質上的滿足，但是由於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所以就要受到輿論的譴責。人類社會長期以來，形成了各種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行為規範，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如公共場所衣帽整潔、舉止文明，不準吸煙，不準隨地吐痰等，目的就是要弘揚個人行為的正外部性，減少負外部性。

正是由於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具有外部性，所以，一個人的個人行為並不僅僅是他自己私人的事。在我們做人的過程中，我行我素在很多事情上是行不通的，我們做每一樣事情，並不能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的行為總會在經意與不經意間，對你周圍的人產生好的或不好的影響，讓你周圍的人受益或損害他們的利益。一個開朗樂觀、積極向上的人，他的行為會給周圍人帶來樂觀和信心，而一個鬱鬱寡歡，對前途悲觀失望的人，其行為則會讓周圍人感到生活的壓抑和無望。父母在兒女面前，師長在學生面前，領導在下屬面前，其行為的外部性是非常明顯的。人常說老子英雄，兒子好漢，如果用外部性的觀點來看，並不是老子有錢、有權，或者是有優質的基因遺傳，而是做父親的事業有成，他的樂觀、積極、堅強等良好品格給兒女帶來了正外部性，使兒女受到激勵，形成一種良好的行為習慣與人格品質，從而走向成功。而有缺陷的家庭，父母的行為本就不正當，如賭博、酗酒，消極、悲觀等，帶給兒女的則是負外部性，這種家庭的孩子畸形成長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並非偶然。教育上提倡言傳身教，就是要教師的行為帶給學生正的外部性，政府要求領導幹部以身作則，也是讓幹部的行為要帶給下屬和社會公眾正的外部性。

也有人將個人的行為的外部性作為威脅或利誘他人的工具。到自由市場買衣服，好不容易挑了一件，卻對質量和價格感到心裡沒有底，猶豫不決。這時就有人來，也正好挑的是你這種款式，和老闆討價還價，價格比你還的價要高一點，買賣愉快成交。等那人走後，老闆會說，看，不騙你吧，你真心要，就按你說的價。而你也會佔了便宜似的向老闆趕快掏腰包，生怕老闆變卦。其實你也許不知道，那個人是個托兒，老闆就是利用托兒的外部性來誘惑顧客購買店家的商品。大商家讓大明星做廣告，也是用的明星的外部性來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人家大明星都用我的產品了，你還等什麼呢？有些夫妻吵架時，一方往往不拿自己的生命當回事，自殘或者尋死，目的是給對方以威脅。農民工在討不到工資的情況下，跳耬自盡卻成了最好的解決辦法，民工當然不是真去跳樓，目的是以跳樓的外部性，引起社會的關注。

外部性具有傳遞性和擴張性。曾經看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公司的董事長為了處理好公司事務，規定自己必須按時到公司上班。可是有一次，他看報看得太入迷以至忘了時間，為了不遲到，他在公路上超速駕駛，結果被警察罰了款，最後還是遲到了。這位老董憤怒之極，到了辦公室時，氣不打一處來，就將經理叫到辦公室發了一通脾氣。經理在什麼都不明白的情況下受了一通窩囊氣，氣急敗壞地走出老董辦公室，將秘書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並挑剔了一番。秘書無緣無故被人挑剔，自然是一肚子氣，就故意找接線員的茬。接線員無可奈何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對著自己的兒子大發雷霆。兒子莫名其妙地被父親痛斥之後，也很惱火，便將自己家裡的貓狠狠地踢了一腳。

一人倒霉，讓那麼多的人跟著受氣，竟連一隻貓也跟著遭殃了。故事很搞笑，卻揭示出一個人行為的外部性影響是何等的深遠。這樣的事，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少見。用經濟學上的乘數理論來概括外部性的傳遞性與擴張性，我認為是再恰切不過。乘數理論是說一個變數的變化會以乘數加速度的方式引起最終量的增加，比如你花十元錢買了一個麥當勞的魚柳漢堡做早餐，會連鎖帶動麥當勞的收入、商業區的租金和魚塘的養殖業，據說有人還專門算過，其整個收益大概會是原來的5倍。而那個董事長一發脾氣，最終導致脾氣就像乘數加速度似的的增加——大家都在發脾氣。

一個人不良行為的外部性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恐怕沒有人能夠說得清，也無法預料。如果有人因受到別人負外部性的影響而心情鬱悶，酒後駕車，後果就更是不堪設想。但還有比這更甚的，戰國時期的楚王好細腰，據說讓許多女子在餐桌上餓死，因為女子們害怕多吃會讓腰身變粗。那些高層官員的貪贓枉法，腐敗的絕不僅僅是他們個人，下級官員也會跟著效仿，更主要的是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腐敗的風氣。相反，如果故事中的那個董事長不是遇上倒霉事，而是中了五百萬的彩票，結果肯定就會是另一番景象，那隻貓也許都能得到接線員的兒子的嘉獎呢。

一個人行為的外部性是一種客觀存在，每一個人都輕視不得。中國有一句古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從一點一滴做起，讓自己的一言一行產生正的外部性，給這個世界增添一片燦爛，那麼整個社會光明和快樂的總量就會增加。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樣，「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聽名人故事，看名人的書，尚且能使人受益，如果你能夠傍到名人身邊，則更會受益無窮。名人成功歷經坎坷，他們對待人生的態度樂觀，積極，你和他們相處，一定會耳濡目染，受到很強的感染。名人善於學習，知識淵博，他們接觸重要人士，從事有影響的社會活動，他們獲取的信息就比較前沿，也比較高端，所以他們看問題的洞察力也比一般人深刻。

「傍名人」的經濟學分析

有一位青年作家，出生在一個小山村裡，小時候家裡十分貧窮，小學畢業就被迫出門流浪。後來展轉到省城給人以打零工為生。但小傢伙一直沒有忘記讀書，一有空閑，就到處找書讀，尤其喜歡寫作。他將自己的習作拿到報社，向編輯求教。由於他刻苦努力，虛心好學，常常有文字變成鉛字。漸漸地他的膽子也大了起來，親自去找省城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的吃苦精神和上進心感動了這位名人，名人也把他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後來經過這位名人的提攜與引薦，他認識了更多的名人和上流社會人士，有了正式的工作，生活環境與創作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文壇上也露出頭角。可就在他蒸蒸日上的時候，卻不斷有人寫文章攻擊他，說他華而不實，不務正業，一個小學生靠「傍名人」為自己在文壇贏得一席之地，欺騙讀者，欺騙大眾。

記得改革開放之初，「傍」字開始走進人們視線，什麼妙齡少女嫁了個百萬富翁，某某演員找了個外國佬，一時媒體爭評，坊間熱議。那時人們總認為，「傍大款」、「傍名人」是一種攀附現象，不是那麼光彩。光陰流轉，時過境遷，「傍」的行為卻並沒有黯然失色，而大眾也似乎已經司空見慣，倒是有那麼一些傍不上或者不會傍者，大有一種吃不上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之舉，正如那些寫文章罵那位青年作家的人一樣。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傍名人的行為也是人們的一種理性選擇。經濟學家眼裡的人，都是理性人，即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俗話說，「鳥擇良木而棲，士選賢主而投」，一個人為了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傍名人不僅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一種明智之舉。

從實際情況來看，名人也確實能夠給人帶來實際的收益。先來直接的看得見的，如果你和那個名人見過面，合過影，那便成為你榮耀的一種的資本，別人也會對你另眼相看，你在別人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形象也得到迅速提升。如果名人對你的某些行為肯定過，還會增加你的自信心呢。另外名人掌握的社會資源多，他們交往廣泛，朋友眾多，而且一般都是位高權重者。只要他肯給你出面，介紹一筆生意，介紹一個工作，到什麼機關蓋一個公章，往往是動一動嘴皮子就搞定了。如果要你自己辦，可能求爺爺告奶奶還不知要到何時呢。

這是傍名人能夠得到最直接的看得見的收益，但如果僅僅這樣，你在名人跟前就有點厚臉皮和蹭飯之嫌了。我認為傍名人，得到其無形的看不見的收益才是最重要的。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是與他們自身的努力程度、個人的品質素養、為人處世的方式等分不開的。我們在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他們的思想觀念、言談舉止和行為方式會對人進行感染，讓人在無形中受到熏陶。

書店裡的名人傳記不是很暢銷嗎？熒屏和報刊上不是都有名人欄目嗎？我們小時候，家長和老師就給我們講名人故事，讓我們向名人學習。其實這是傍名人的另一種方式。不是書店和媒體需要傍名人，而是大眾需要。大家都想知道名人的故事，看他們是怎麼生活的，怎麼成功的，除過那些低級趣味之流的窺私者外，大多數人還是想通過名人的現身說法，從名人身上吸取一種精神營養，以激勵自己，鞭策自己。

過去傳媒不發達，普通人了解名人很難，而現在通過媒體就可以和名人面對面。聽名人故事，看名人傳記，尚且能使人受益，如果能夠傍到名人身邊，則更會受益無窮。名人成功歷經坎坷，他們對待人生的態度樂觀，積極，你和他們相處，一定會耳濡目染，受到很強的感染。名人善於學習，知識淵博，他們接觸的是重要人士，從事的是有影響的社會活動，他們獲取的信息比較前沿，也比較高端，所以他們看問題的洞察力比一般人深刻，聽名人說話，常常會給人一種「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都願意和比自己優秀的人做朋友，也是這個道理。

中央電視台有一個欄目《高端訪問》，與世界級各行各業的高端人士進行對話，把他們的思想、生活、工作等諸多方面，全面深刻地展示在觀眾面前，讓人在觀看的過程中，能夠「站在高端，看到不同凡響的層面，站在高端，聽到不同凡響的聲音」，讓觀眾的思想脈搏和高端人士一起跳動，國際風雲、局勢變幻，盡在眼前。看一次《高端訪問》，就像和高端人士進行了一次切身交流，使人啟迪至深，獲益非淺。

所以，傍名人並不是一種不光彩的事情。只要你傍得正當，你盡可以去傍。如果你能夠傍上比爾·蓋茨這樣的商界名流，那你將成為半個IT通，如果你能傍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你也將成為一個國際問題專家。傍名人，既可得到實惠，也可提升自己，何樂而不為？

這時我也才真正明白，推銷自己其實就和在市場上賣東西一樣，適當的抬高自己是完全必要的，過分的謙虛實際上就像把自己低價處理一樣，反而讓人認為你是假冒偽劣。

吉芬現象與做人之道

我有一個同學王剛，高中畢業那年，走出高考考場，他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落榜了。金色的九月，當我們這些落榜生重新撿拾起希望的種子，走進補習班的時候，王剛卻毅然放棄補習的機會，進入社會籌劃他的事業了。他在縣城新蓋的商城裡租了一個門面，辦了一家服裝店。第一次，他從省城進了一批服裝，但是賣得並不怎樣。十幾天過去了，才賣出去兩三件。那可都是非常時尚的款式啊，而且他定的價錢也不高。物美價廉，是基本的生意經，可就是沒有人買他的賬。他一天比一天著急，要知道，這可是他頂著各種壓力借錢在下的賭注啊！如果第一次就打了啞巴炮，那以後的生意再該怎麼往下做？

一連幾天，王剛寢食難安。一天夜裡，他冥冥之中想到，低價賣不出去，乾脆高價賣吧。這個想法一湧進他的腦子，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可別無選擇，第二天他立刻就開始實施自己的方案，準備背水一戰。他做了一塊大大的廣告牌，還借了一個音響。而服裝的價格也從30元提高到了180元。那時的180元，至少也算現在的幾倍吧。鮮艷醒目的廣告牌豎在門外，音響里的流行歌曲不絕於耳，即刻就吸引了眾多的顧客。結果不出一周，就賣完了。他趁機再去進貨，當別人看見他發了財，明白過來也去趕他的趟子的時候，他已經賣了3次貨了。一個多月功夫，他就賺了3000多元，那還是90年代初，3000多元至少也頂現在一萬多元吧。然後他趁機把隔壁的店面租了下來，使他的生意擴大了一倍。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王剛已不再是一個服裝店老闆，而成為好多家名牌的地區級總代理了。到現在說起他的發家史，他仍不忘那次的冒險經歷。

按照正常的供求規律，商品的價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為什麼王剛將價格大幅度提高，需求量卻隨之攀升呢？原來供求關係也和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樣，正常之中仍有例外。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吉芬在研究愛爾蘭土豆的銷售情況時發現，當土豆價格上升的時候，需求量增加，而價格下降以後，需求量也隨之減少。原來土豆的消費群體是窮人，窮人由於囊中羞澀而買不起麵包，只好買價錢便宜的土豆充饑。土豆價格上升以後，窮人用於買麵包的錢更少了，只好買更多的土豆。後來人們為了紀念吉芬，就把吉芬發現的這種價格升高而需求量也隨之增加的經濟現象，叫做吉芬現象，簡單的說就是越高越買。

生活中的吉芬現象隨處可見。比如股票市場上，某一種股票價格上揚的時候，人們都在瘋狂搶購這種股票。而當一種股票的價格下跌的時候，購買這種股票人反而很少，擁有的人也都希望儘快的拋出去。近幾年來，長得最快的怕就是房價了，但是房價長得越瘋，買房子的人卻反而越多，有錢的人一買就是幾套，沒錢的人也在想辦法購買，有按揭的，有向親戚朋友借款的，目前實在沒有能力買的就一方面做著發財夢，另一方面勒緊褲帶攢錢，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為有房一族。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一些非法商販哄抬物價，大發災難財，米、面、油、鹽等日用品的價格急劇上升，一時間人們瘋狂搶購，好多超市門前排起了長長的隊。

經濟學家認為，吉芬現象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反常現象，但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是人們無法迴避的一種必然選擇。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吉芬現象總是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隨著時代的變遷，環境的改變，吉芬現象的形式也在發生著變化。在當年的愛爾蘭，人們越高越買是人們在貧困中為了維持生存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在非常災難時期，人們越高越買則是出於一種恐慌心理，害怕以後價格漲得更高，更害怕斷貨。股票市場上人們越高越買，是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取利潤，股票價格升高，說明該公司的業績好，投資者可以有利可圖。而在一些首飾、服裝、禮品方面，人們越高越買則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身價，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在當下假冒偽劣盛行的今天，有時人們也越高越買，是人們認為價格高的東西應該是真品。

也正是因為吉芬現象是一種客觀現象，是人們的一種必然選擇，所以吉芬現象常常被商家利用。比如在非典中，商家就是利用了人們的恐慌心理，哄抬物價。股市中，那些莊家常常利用人們急於獲利的心理，進行暗箱操作，操控股票價格。為了適應人們送禮的需要，商家也不適時機地推出了高價禮品，價格越高，越能夠顯示對送禮對象的高度重視，所以消費者趨之若騖。於是中秋節出現了幾萬塊錢一盒的月餅，飯店裡出現了幾萬塊錢一桌的飯菜，前幾天看電視，竟有19萬8千塊一部的手機出籠。

在我們做人的過程中，吉芬現象也總是在發揮著作用。我初到西安謀生，走進人才市場，想謀求一個編輯的工作崗位。我在全國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應該條件不錯吧。首次和主考官交談，主考官問有經驗沒有，我說沒有做過，我表現得非常謙虛，姿態很低，我只要人家能給我一次機會我就心滿意足了。但我越是這樣，工作越是難以找到，很快兩個多月過去了，我還是沒有找到工作。難道省城的工作這麼難找嗎，省城做編輯的人一個個都是大作家嗎？我有點兒絕望了。

就在這時，意外地碰到了大學時一個同學，當時他已是某知名雜誌社的編輯部主任了。我給他談起我的情況，他說像你這水平，還愁找不到工作，關鍵是姿態不高，自己把自己沒擺正。於是我按照他給我的安排，在自己的履歷表上杜撰了自己的經歷，說在某報社幹得好好的，但那份報紙因為國家有關政策停辦了，我不得不重新求職。要求月薪不低於兩千元。面試的時候，我從容自如，不卑不吭，一下子就取得了成功。上任後，由於我本身底子就不錯，一些技術性的東西有了那位同學的幫忙，很快就適應了工作。這時我也才真正明白，推銷自己其實就和在市場上賣東西一樣，適當的抬高自己是完全必要的，過分的謙虛實際上就像把自己低價處理一樣，反而讓人認為你是假冒偽劣。

大家也許都見過這樣的情形，當你向別人借錢時，你越是一副可憐吧唧的樣子，越是難以借到錢，有些人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反而借錢很容易，他說我現在只是一時之需，救個急，等這個急緩過來了，立馬還你，乾乾脆脆，別人就會很放心地把錢借給他。或者他說現在正做一件什麼事，故意把這件事的收益誇大一些，然後對方也樂意街借錢給他。一般來說，人們決定是否借錢給你，並不取決於你的困難程度，而是你能否按時給他還款的預期。如果你一開口就讓人感到一副活不下去的樣子，那麼你借錢十有八九要失敗。因為他感到借錢給你，很可能會是劉備借荊州，一借不還。

有些人給人幫了忙，反而落不到好，其中的一個緣由就是降低了自己，給人幫忙反而像是求人似的。有些外人，別人有事求他，他一般要先把自己抬高一下，顯示出這件事情很難辦的樣子，然後再全力去辦，這樣就提高他在別人跟前的價值。比如他開一家工廠，正在招工，正好朋友打來電話，說孩子找不到工作，能否幫個忙？他如果說，來，咱的廠子如不嫌棄，就來吧，自己人嘛，我想辦法給弄個崗位。這樣朋友肯定會感激他的。如果他說，現在正愁找不到人咧，馬上讓來上班吧。這樣儘管他是給朋友的孩子解決了工作問題，但朋友也許會覺得是給他幫了忙，如果工資發得低了點，朋友還會說他心黑，在自己人身上扒皮。凡事都有個度，這樣做得過了，也許就成了世故，反而更讓人瞧不起，但過於單純似乎又行不通，做人其實是一門藝術，關鍵是要把握好這個度。

中國有一句話「落架的鳳凰不如雞」，是說人淪落了在別人心目中就沒有什麼地位、尊嚴可言了。其實越是這樣，越是要自己給自己長志氣，不要讓人輕看自己。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別人的幫助和支持。家鄉人說，「驢死了架子還不倒」，其實，驢死了，架子確實不能倒，一倒，就什麼就完了。做人就是這個理兒，越是到落魄的時候，越是要抬高自己，在別人眼裡，自己對自己都沒有希望了，還指望別人給你什麼呢？

沒有雪中送炭，這個世界將是一片寒冷，沒有人情味，沒有錦上添花，這個世界也少了一片燦爛，仍然是沒有人情味。遇到受到困者，送去你的溫暖，遇到到成功者，送去你的祝福。雪中送炭是一種美德，錦上添花也是一種美德。願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都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輝，而不是人性的卑賤。

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

宋朝淳化年間，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雪，天寒地凍，道路冰封，外面物資難以輸送到京城，城裡貧苦百姓饑寒交迫。太宗皇帝接到奏章後，發了善心，派人給京城的孤寡窮人送去了一些米和木炭，讓他們平安度過了饑寒時期。這件事感動京城，一時被傳為佳話。

後來，人們把能夠對艱難困苦中的人以及時的幫助比喻為雪中送炭。病床前的守候，痛不欲生時的安慰，遭遇困境時的救助，都是雪中送炭。雪中送去的炭火能夠點燃受困者心中的冰燈，成為溫暖失意者的心靈之火，助人於危難之中。因而雪中送炭在人們的心目中也便有了一種特別的崇高。

經濟學家用效用來體現雪中送炭的價值。效用是一個人消費某種物品時主觀上的滿足程度。一份救助對於危難中的人來說，效用是非常大的。假設你有一百元錢，如果你給了一個億萬富翁，他可能連眼皮也不會抬一下。如果你給了一個飢腸轆轆的窮人，卻可以救活他一條生命。如果把效用數量化，窮人從一百元中獲得的效用就是100，而富翁則連百分之一都感受不到。所以雪中送炭的價值要遠遠大於錦上添花的價值。

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雪中送炭的事需要有人來做，錦上添花的事同樣也需要有人來做。因為成功得意者和失意受困者一樣，都需要一種效用的滿足，只不過是兩者需求的效用不一樣罷了。受困者需要的是安撫和救助，成功者需要的是擁戴和讚頌。一般來說，成功者是社會財富的主要的創造者和社會前進的主要推動者，如果名人沒有人捧場，專家沒有人讚頌，富翁沒有人追隨，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怎樣？如果沒有錦上添花，這個世界也就少了一份情趣，少了一份熱鬧，更少了一種前進的氛圍。所以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同等重要，只不過是添花者多而送炭者少，雪中送炭便成了一種稀缺資源。越是稀缺的，就越是珍貴的。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卻熱衷於錦上添花而不願雪中送炭。我國有一句古話「雪中送炭君子少，錦上添花小人多」，這是對世相的概括和描繪，沒有什麼言過之處。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卻不能把錦上添花的人叫小人，因為從經濟學成本與收益角度分析，添花也是理性人的一種理性行為：還是那一百元錢，如果你送給一個窮人，儘管對於窮人來說效用很大，但是對於你個人來說，卻可能沒有任何收益。如果給了一個富翁，儘管富翁眼皮都不會抬一下，但是說不定富翁一高興，就會給你更多的回報。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成功者的門前總是團花族錦，而失敗者卻是門前冷落鞍馬稀。

其實大家完全可以將眼光放得長遠一些。一個人在身陷困境的時候，雖然雪中送炭看起來是一時難以得到回報，但事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些一時窮困潦倒卻最終成功的人也不少，說不定你以後也會有需要他們的時候。即便你一時，甚至永遠也得不到受困者的回報，但你卻能能夠得到另外一方面的收益。即你的送碳行為會增加你做人的道德砝碼，會充實你的人生，讓你的個人價值得到提升。幫助了別人，別人感恩你，你同樣也會感到充實而愉快。你也會因此而受到更多人的愛戴和認可，有助於你良好人脈的形成和個人形象的提升。這樣的收益，你刻意的用金錢做投資，卻未必就能夠得到。

錦上添花給人的回報是現實的，而雪中送炭給人的回報卻是潛在的。孟子說：「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意思是說有力量的人應該積極熱情地幫助別人，有財力的人應當儘力地支援別人，有學識的人應當去教導別人。尤其是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自己更要樂於助人，自覺地去做「雪中送炭」的人。

雪中送炭是一種美德，錦上添花也是一種美德。希望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不要折射出人性的卑賤，都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輝。

以前我總覺得人們追求那些閑職的頭銜，是一種做秀，一種無聊，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不僅必要，而且必須。因為人在社會上生存，是一個社會化的人，其社會化的標誌便是信用，你的能力很強，你的品質很好，你用什麼來證明呢？最簡捷、最有效的就是用社會印章。

個人信用與社會印章

工作幾年，我收集了一大堆名片，花花綠綠的足有幾百張。看看大部分名片上面，除了印有姓名及所在單位職務頭銜外，還印有許多與其工作相關的或者並不相關的社會團體和組織的閑職頭銜，如某協會會員、某研究會理事、某促進會副主席等。為什麼說這些是閑職頭銜呢，因為這些名片的主人在那些單位不上班、不領薪水，只是那些單位有什麼重大活動時才參與一下。這些閑職頭銜大都印在本職頭銜的前面，似乎高於本職，這些名片主人，也常常把這些閑職頭銜作為自己的榮耀和資本。有些的閑職頭銜很多，我曾經數了一位醫生的，正面三個（實在不能多印了，否則要影響美觀），背面十三個，共十六個，其中國際級別的頭銜有六個。而那些沒有加入社會團體的人，也在積極準備，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某協會、某研究會等的一員，讓自己的名片上多一個頭銜。

為什麼人們這麼重視社會團體的閑職頭銜呢？經濟學家認為，人們帶上了這些社會團體的閑職頭銜，就等於是給人們蓋上了社會印章。印章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司空見慣，它是我國人們自古以來特有的身份憑證和信用工具，單位有公章，個人有私章，不管是個人還是單位，對於重大事情的決定和執行，如資金往來、簽定合同、頒布制度等都離不開印章，只有蓋了印章才算生效。但什麼是社會印章？知道的人也許並不多，這裡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呢。

1904年，德國學者韋伯到美國北卡萊爾納州進行訪問，有一天，他在教堂見到一位成年男子正在接受基督教的洗禮。韋伯深深地被這位男子的虔誠打動了，於是他想知道這位男子的有關情況。經過打聽，這位男子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他只是想在這個社區開銀行，才接受洗禮。開銀行是一種商業行為，為什麼要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呢？人們告訴韋伯，那個男子一旦接受了洗禮，就會獲得人們的信任，他開銀行就能夠得到整個社區人的光顧。因為一個人要想接受洗禮，成為一個當地的基督教會成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會要對他以前的所有行為進行非常嚴格的考察。一個人一旦被洗禮了，就證明他的道德水準和信譽度是完全可以令人放心的。如果這個人的道德有問題，他則不會被教會收納。

受到這個洗禮故事的啟迪，韋伯又進一步研究，最後他認為，一個社會團體實際上就是一枚社會化了的印章，一個人加入一個社會團體，就等於是獲得了一枚社會印章。這枚印章是制度化的印信，是一個人信用的保障。一個人要獲得這枚印章是要付出足夠努力的，他必須達到一定的條件。比如加入作家協會，不是說你愛好寫作你就可以加入，作協對申請者的寫作能力、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嚴格的規定。你通過努力，達到了條件，加入了作協，就等於是獲得了寫作這枚社會印章。你對別人介紹說你寫作如何如何好，可能沒有人相信，但是你說你是某作家協會的會員，人們立刻便會對你肅然起敬。

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入黨，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但入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黨組織要對申請者從愛國精神、個人道德、工作能力、對黨的忠誠度等多方面進行嚴格考驗和考察。一個人被批准入了黨，就證明這個人的道德、行為、能力等都是值得信賴的。所以好多單位在招聘時，尤其是政府機關招聘公務員或者是提拔幹部時，總是黨員優先，有些乾脆規定首要條件必須是黨員，因為這個人如果是黨員，黨組織已經把他考察過了，不需要招聘單位再次進行考察。而對於非黨員，則還要再進一步考察。

每一個社會團體的性質和功能都不一樣。比如作家協會，能夠證明一個人在寫作方面達到的程度，書法協會能夠證明一個在書法領域取得的成就，還有其他更多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也分別都能從不同的方面證明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專業水準。一個人所獲得的社會印章越多，說明這個人被社會的認可越多，社會印章的級別越高，他所獲得的社會認可程度就越高，他的信用保證力也就越強。這就是社會印章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的效力和作用，也是人們為什麼積極加入各種社會團體和組織的原因。

其實我們把將視野再放寬一些，社會印章並不僅僅限於韋伯所認為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所在的單位、所生存的環境、畢業的學校、獲得的獎項等，對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枚社會印章，這些因素往往決定著一個人在社會中被人認可的程度和其信用程度。政府職員、外企業職員、民企職員在人們眼裡的分量都是一不一樣的，大企業和小企業的職員也不一樣。不同的大學文憑受到社會的重視程度不一樣，獲過獎的和沒有獲過獎的不一樣。人們對城裡人和鄉下人的看法不一樣，對南方人和北方人認識也不一樣。前幾年河南人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只要你是河南人，河南人便成了蓋在你身上的一枚社會印章，你在求職的過程就會受到歧視，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就會被處處提防。一個人的出身也會成為他在社會活動中的一枚社會印章，在人們的眼裡，名門望族出身的彷彿都帶著名門的靈氣，所以人們總是尋根問祖，把歷史上的名人作為自己的祖先，連阿Q也說自己大概應該姓趙。

中國有一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人的社交圈子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印章。我們常常說，你要了解一個人，你就先了解他的朋友。人們往往從一個人的社交圈子來判斷這個人的秉性。人們在交際的過程中，總是喜歡和比自己地位高，能力強的人交朋友，目的就是讓強者來強化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信譽度。

以前總覺得人們追求那些閑職的頭銜，是一種做秀，一種無聊，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不僅必要，而且必須。因為人在社會上生存，是一個社會化的人，其社會化的標誌便是信用，你的能力很強，你的品質很好，你用什麼來證明呢？最簡捷、最有效的就是用社會印章。比如你去找工作，儘管你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你兩手空空，你說你能幹，誰會相信呢。如果你拿一張重點大學文憑，還有技術等級證書和獲獎證書，硬邦邦的東西，往主考官面前一放，不用你多說什麼，一切都被證明了。

我以前之所以有那種思想，是出於對名人的崇拜，因為我看到名人的名片，就一個姓名和聯繫方式，別的什麼也沒有，相比之下，凡人用各種頭銜來裝飾自己就顯得有點俗了。但我那時所不知道的是，當一個人一旦成為某一方面的精英，被公眾認可而成為名人的時候，他本身就成為一枚社會印章了。他已不需要用各種頭銜來裝飾自己，反而各種社會團體和組織，卻要用名人來為自己增輝，比如請名人做顧問，做名譽主席等。這時名人就成為印章的印章了。

其實世上許多人，都是這種不好不壞的人。當你不小心的時候，他們會佔你便宜；當你跟他有了交情，他又可能對你付出。明明知道人性有弱點，卻不加防範，而吃虧的時候，除了怨那個人，也應該檢討自己。

好人和壞人

讀過台灣作家劉墉的一篇文章《不好不壞的人》。有一對夫妻到南歐旅行。臨回國，特別跑去藝品店，訂了一個大號的《聖母抱基督哀慟像》複製品。店老闆是個很豪爽的人，彷彿一見面就成了老朋友，七折八扣，還附送女士一件小禮物。但是當他們拿過賬單時，覺得數字好像不對，細看才發現老闆居然把上面的1995年，也當作貨款加上去。 「天哪！多糊塗！」老闆把兩隻手攤向天空，又做成祈禱的樣子，趕快做了「修正」，直賠不是地送二人出門，並保證東西準時寄到。夫妻倆站在門口等計程車，偏偏碰到下班，一輛空車也沒有。眼看飛機要起飛，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叫不到車？」店老闆探出頭來，「飛機幾點起飛？」接著跑到屋後，開出自己的車，飛馳到機場。

「快走！快走！不要付錢！下次再說！」又叫、又搖手、又飛吻地把他們推進機場，正好趕上飛機。回國後，兩人立刻寄了一張支票過去。還寫了封信，感謝老闆的臨危相助。不久，接到郵包，《聖母抱基督哀慟像》寄到了，包裝得非常講究，毫無損傷，只是——大號變成了小號。

劉墉最後得出結論：其實世上許多人，都是這種不好不壞的人。當你不小心的時候，他們會佔你便宜；當你跟他有了交情，他又可能對你付出。明明知道人性有弱點，卻不加防範，而吃虧的時候，除了怨那個人，也應該檢討自己。

不知道劉墉學沒學過經濟學，但是他的觀點卻和經濟學的觀點不謀而合。傳統社會爭論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一直沒有得出定論。經濟學承認人是利己的，現代生物學也證明了利己是人和動物的本性，是為了滿足其生存的需要，如吃、穿、住等。經濟學在對人的這種本性承認的基礎上，把人假設為理性人，即人的一切行為和活動都是為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對於個人而言，就是追求個人收入和個人效用的最大化，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就是追求GDP的最大化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所以在經濟學家的眼裡，人性沒有善惡之分，人也沒有好壞之分，普天之下的人性都是相通的，那就是利己，普天之下的人也只有一種，那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這裡要說明的是，經濟學承認人性利己，並不是否認人本性中諸如同情、關愛、奉獻等利他的行為，比如有些人捨己救人、見義勇為，藝品店老闆對那對夫婦的臨危相助等。這和理性人假設並不矛盾。在正常情況下，人的出發點都首先想到的是個人利益，另外人對別人所表現出的關愛、幫助等，有時也是為了自己，今天我幫你，說不定我明天困難了，也需要你來幫我，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的大多數行為都是利己的。經濟學作為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必須有一個確定的假設作前提，才能得出結論，也正是基於這一點，經濟學在人性利己的基礎上進行假設。另外人們對利己與利他往往帶有一種誤解，一提利己就是洪水猛獸，一提利他就是道德高尚。其實利己與利他都各有自己的正背兩面，利己有好的一面（如能夠激發人的創造欲），利他也有惡的一面（如好心辦壞事）。經濟學的研究更注重的是最後導致的結果，而不是動機。

人通過合法的途徑來利己，如靠自己的勞動，公平、誠信等，不僅沒有什麼不好，而正是我們應該大力倡導的，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也往往會鑽一些政策和制度的空子，或者趁他人不注意的時候，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來，即表現出機會主義的傾向。

什麼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是利己的負面效應，就是理性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他都會趨利避害，那裡有利就到那裡去，只要對自己有利，他就可能去做，至於對別人和社會造成什麼影響和後果，他則不去考慮。為此，那個藝品店老闆對那對夫婦幾次不同的舉動，我們就感到不難理解了，老闆有意給顧客多加錢，又把大號換成小號，就是機會主義的表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機會主義隨處可見，給單位買東西總是和商家大肆砍價，開票的時候卻按最高的價開，自由市場上的攤主總是宰老實人和外行，公共汽車上的小偷也總是將目標鎖定在老人和婦女身上。家鄉有一句話「吃柿子揀軟的捏」，是典型的機會主義的表現。

任何人都可能出現機會主義的傾向和行為。在人們之間不存在利益衝突的時候，人和人總能夠和睦相處，有時一點點雞毛蒜皮的利益，多數人也都能做到心胸開闊，相互忍讓。如果是特大利益呢？能做到坐懷不亂的怕就沒有幾人了。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報道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偏僻山區的礦工，每次進城都要買彩票，漸漸就和一家投注站的老闆熟識了。有時他不進城，想買彩票，就打電話過去，把想好的數字給老闆。進城的時候，再結清彩票賬款。每次對獎完畢，老闆都熱情地打電話告知他對獎情況。偶爾中了小獎，老闆也說幾句祝賀的話。有時進城，礦工覺得過意不去，也帶一些山裡土特產以示感謝。就這樣平安無事的過了幾年。

一天晚上，礦工接到了老闆電話，說他中了500萬大獎！礦工高興得一夜沒睡，第二天一大早正要出發，忽然又接到老闆電話，老闆說自己弄錯了，礦工並沒有中獎，讓他不要來了。一時興奮的心忽然跌到了冰窖里。可礦工越想越不對勁，就進行了一番查證，本期中獎數字正是他前幾天給老闆在電話里報的那組數字。礦工進城了，老闆矢口否認礦工前幾天電話委託他買彩票的事。無奈之下，礦工報了警，經調查，本次獎金已被人領走，獲獎人是老闆的岳父。經多方調查取證，本該屬於礦工的大獎終於回到了礦工手裡。

也許大家都會覺得這個老闆品質敗壞，見利忘義，但在警方的調查中並沒有發現他平時有什麼劣跡，相反周圍群眾都反映他是個熱心人。但為什麼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老闆的品德就大變呢？這就是人在利己本性下的機會主義表現。我們對老闆評頭論足的旁觀者們，誰能保證自己不會這樣呢？現在你是清白的，是因為你沒有這樣的機會。別看大家平時在一個單位上班，吃吃喝喝打打耍耍好得不分你我，但是為那些切身的利益問題，如提拔、出國旅遊、評定職稱、分房等，雖然不是你死我活，使的心計用的手段可都一個比一個刁鑽。

一個人會不會有機會主義，與他職位的高低、知識的多少和知名度的大小沒有關係。我們可能會天然地以為那些有地位與名望的人不會做出格的事，是想當然的。和有些名人合作一些事情的過程中，本是本著名人的威望，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東西，想到了，卻從不去說，心想人家是名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時還會撂了你不成？沒想到事情成功的時候名人總是把利益往自己身上攬，有了麻煩的時候總是往我身上推。最近報載有個女孩為章子怡做替身演員，兩個月，沒事的時候在家等，有了事隨叫隨到。合同內容只是對女孩的約束，但報酬及對劇組的約束隻字未提。工作很辛苦，女孩實在受不了，說了幾句牢騷的話，人家就將她解僱了。解僱的時候連聲招呼都沒有打，是女孩好幾天不見劇組的消息，打電話過去問，人家才說她已經被解僱了。也許不久的將來，有一部電影會一舉走紅，高尚的藝術會讓無數的觀眾傾倒，但是誰又知道在這高尚的背後，實力雄厚的劇組和一代名演會在一個弱小的無名女子身上大行機會主義呢？一般來說，普通老百姓的機會主義行為，大不了就是爭一些蠅頭小利，而那些高官和社會名流掌握著大量的公共資源，他們更有機會行使機會主義，利用公共資源為自己謀私利，從而導致大面積的腐敗現象。

機會主義往往會把一個平時很好的人，一夜間變成一個十足的壞蛋。我們常常大罵那些貪官污吏道德敗壞，其實他們在不做官的時候和普通百姓也是一樣的。人性是難以改變的，但人性卻是可以約束和引導的。為了防止機會主義的傾向和行為，作為社會，一是完善各種制度，讓人們沒有空子可鑽，二是加大執法的力度，讓人們不敢去做違背法律的事情，三是把個人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統一起來，讓人們在為社會貢獻的時候自身的利益同時也達到了最大化，讓人們不想去違法亂紀。作為個人，則要提前防範，我們常說「害人之不可有，防人之不可無」，正是這個道理。不管是和什麼人，和你的關係有多密切，也不管他的來頭有多大，職位有多高，每一次合作，都要提前把合作的各種事項講清楚，雙方的責任和利益要分明，建立契約，也叫合同，以約束雙方的行為。只要和你一起共事的是人，他就有人的這種本性，如果沒有約束，在機會、條件成熟的時候，這種本性就會顯示出來，實現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另外在合作的過程中，一定要本著雙方都受益的原則，如果你把本該屬於別人的利益據為己有，那麼別人也會採用非常的手段來對待你，最終使雙方一無所獲。

不知從那裡聽來一句話，可以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只要有機會，上帝也會鑽空子。

非合作均衡實際上是陷入僵局的一種均衡，在這種均衡里，雙方都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每個人想到的都首先是自己的利益，進行的都是有利於自己的選擇決策，但是最後的結果，不僅沒有使自己獲利，反還損害了對方的利益，最後大家共同損失。

「囚徒」與「鬥雞」

有一天，一個富翁在家中被殺，財物被盜。警方在破案的過程中，抓到兩個犯罪嫌疑人張某和李某，並從他們的住處搜出被害人家中丟失的財物。但是，這兩個嫌疑犯矢口否認曾殺過人，辯稱他們只是偷了點兒東西而已。於是警方將兩人隔離審訊。警察分別對張某和李某說，你們的偷盜罪已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判你們每人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個交易。如果你單獨坦白殺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個月的監禁，但你的同夥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夥檢舉，那麼你就將被判10年刑，他只判3個月的監禁。如果你們兩人都坦白交代，那麼，你們都要被判5年刑。

張某和李某怎麼辦呢?他們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坦白或者抵賴。顯然最好的策略是兩人都抵賴，結果是大家都是只被判一年刑。但是兩人處於隔離狀態，他們無法串供，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出發，張某和李某都會從有利於自己的方面進行選擇。他們都會進行這樣一個決策過程：假如我招了，他也招了，我們都坐5年牢獄，我招了，他要是不招，我就只坐3個月，而他會坐10年牢，如果他招了，我不招，我就會坐10年牢，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對我來說都是招了划算。由於兩個人都會動這樣的腦筋，最終，兩個人都選擇了招供，結果都被判5年刑。而原本對兩人都有利的策略(抵賴)和結局 (被判1年刑)則不會出現。

這就是經濟學上著名的「囚徒困境」。這種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對每個人而言都是理性的選擇，能得到最優的結果，但對於整個集體來說卻是不理性的，最終導致對集體中每個人都不利的結果。人們把這種結果叫做非合作博弈均衡，因為它是美國經濟學家納什提出的，所以又被人們稱為「納什均衡」。

非合作均衡實際上是陷入僵局的一種均衡，在這種均衡里，雙方都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每個人想到的都首先是自己的利益，進行的都是有利於自己的選擇決策，但是最後的結果，不僅沒有使自己獲利，反還損害了對方的利益，最後大家共同損失。這樣的情形在現實中不難看到。前幾年，我國彩電市場上，生產廠家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每一個廠家都像囚徒那樣進行了一番選擇，如果我降價，我可以贏得更多的市場，如果我不降價，別人降價了，別人就會佔領更多市場，因此不論別人降價還是不降價，對於自己來說，降價都是最優選擇。這樣當每一個廠家都這樣選擇的時候，於是彩電市場一時狼煙四起，打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價格戰。最後大家都沒有獲利，反而遭受到重大損失。

我有兩個朋友李紅和趙輝，合夥做蘋果生意，兩人的分工是李紅在蘋果基地扎庄收購，趙輝負責在廣州銷售。開始兩人合作非常順利，可到蘋果旺季時，許多外地客商直接來到蘋果基地，就有客商找李紅代收，對於李紅來說，這樣可以背著趙輝多賺一些錢，李紅就答應了。而廣州的銷售行情也分外見好，在那裡的趙輝也思量起來，自己如果背著李紅在其他蘋果基地再設一個點，自己就可以多賺一筆。兩個人都了這樣的想法，而且很快都實施起來，結果李紅為了客商，給趙輝斷了貨，而為了趙輝，又給客商供不上貨，弄得非常被動，兩頭不落好。而趙輝在廣州，日子也不好過，資金有限，他把自己和李紅合夥的資金抽出一部分來，供給另外一個點，結果資金周轉不開，兩頭的貨都難以按時供應，眼看著大好的行情自己賺不到錢。原本好好的生意，兩人都能大賺一筆，結果兩個人都賠得不輕。

幾個家庭同住一棟樓里，對於公共樓道，每一個住戶都從自己利益出發，都會這樣想，如果我不佔用，別人就會佔用，結果大家都佔用，最後樓道里堆滿了雜物，大家出行都不方便。

現實中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究其原因都是由不合作導致的，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合作還是比不合作好。在囚徒困境里，兩個囚徒由於隔離而無法合作，但在現實生活中，企業與企業之間，人與人之間卻可以通過溝通、交流、協商而達成合作。比如同類企業之間的兼并重組，彼此之間就由相互拆台變成了相互合作，規模擴大了，行動統一了，力量也就更加強大了，最終實現雙贏的結局。朋友之間，為了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能夠從擴大合作規模、改進合作方式、提高效率入手，也最終對各自都有利。同一棟樓上的住戶，大家可以共同出面協商，建立公共衛生公約，對不遵守公約的予以譴責和懲罰，最終大家都會有一個乾淨整潔的環境，不至於無路可走。合作中，對於每一方來說，都需要一種真誠的態度，遵守合作約定，如果有一方違反，新的非合作均衡將會發生，最終又導致大家共同損失。

人際關係中的另一種不合作狀態是鬥雞博弈。與非合作均衡不同的是，鬥雞博弈就像兩隻公雞為了爭勝負，面對面的進行爭鬥，雙方都對對方施加壓力，進行威脅，互不相讓。如果繼續斗下去，其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要避免這種結局，最好兩方都退讓，至少也要有一方先退讓，否則結局不堪設想。有一則寓言故事曾對這種結局進行過表現，以警示人們。說是有兩隻母山羊在河邊散步，一隻在河這邊，一隻在對岸。河上有一座獨木橋，兩隻山羊都想過河，他們走到了橋中央，可是誰也不肯讓誰，最後竟頂起架來，結果雙雙掉進河裡被淹死。

這類事情在現實中也不勝枚舉。兩個人走在街上，一個不心一個把另一個給撞了，先是爭吵，可雙方都覺得是自己有理而對方是無理取鬧，結果誰也不讓誰，打起來了。夫妻之間的爭吵，也常常是鬥雞博弈，你罵一句，我就罵兩句，你罵我老子，我就罵你爺，你說你不想活了，我就把你推到樓頂讓你往下跳，結果感情破裂，嚴重者更會釀成家庭慘劇。在單位里，員工和領導之間有了點小摩擦，一個不服一個，領導說幹不成就走人，員工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結果單位失去了人才，員工失去了工作。兩個企業打廣告戰，你投1000萬，我就投2000萬，廣告泛濫，只會讓消費者更加反感，兩個企業不僅達不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反而會損失巨額資金，嚴重者會將企業拖跨。

鬥雞博弈的發生，有時是為了根本的利益，有時則純粹是為了面子。像兩隻母山羊，無論誰先過橋，無疑對雙方都有利，但就是面子讓他們都丟失了性命。命都沒了，爭面子還有什麼用呢？好多人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鬥雞博弈對雙方的傷害往往是致命的。要避免鬥雞的發生，雙方都應該平靜下來，有話好好說，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問題。即使在協商無果的情況下，有一方主動妥協退讓，尤其是弱者的一方退讓，也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在博弈中，如果雙方實力懸殊過大，弱者肯定受到的傷害大。這樣弱者妥協，起碼可以保全自己，以後東山再起。人常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就是這個道理。當年韓信忍受跨下之辱，不僅沒有讓韓信失面子，反而成為後世美談。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在這個意義上，妥協退讓不僅不是一種軟弱，反而是一種生存智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