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來 | 站到「界限」之上：哲學前提批判的真實意蘊

賀來，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暨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長春 130012）。

對人們視為天經地義的、毋需反思的思想和行為的根據進行前提性批判，這是哲學十分重要的工作方式，也是哲學區別於其他具體學科的重要特質。通過前提性批判，哲學獨特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功能將得到充分的彰顯。然而，究竟何謂哲學的前提批判？哲學前提批判究竟如何成為可能？換言之,哲學前提批判的主題、內在思想機理和內在根據是什麼? 對於這些屬於「哲學前提批判」的「前提性」問題，人們經常缺乏深入徹底的追問。本文試圖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回答，以期從一個特定角度推動哲學的自我理解和哲學觀念的轉換。

一、反思思想觀念和生活信念的「界限」：哲學前提批判的主題

哲學的前提批判工作的真實指向究竟是什麼？它是從何種特有的視角和方式切入對人的觀念和行為的前提，並對之展開內在的而非外在的批判的呢？這是我們理解哲學的前提批判時所必須回答的一個「前提性」問題。

哲學前提批判最根本的指向是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信念的「界限」，它要消解「思維的規定」與「存在的規定」具有同一性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設，從而呈現一切「思維的規定」不可避免的有限性。

「思維」規定與「存在」規定具有同一性，這一信念經常被視為包括經驗常識的「真理」、理論知識的「真理」和哲學的「真理」在內的種種認識形式賴以成立的一個基本前提。主觀的思維與客觀的存在之間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是認識獲得「真理性」與「科學性」的保障與基礎，只有在「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得以保障的前提下，認識才能獲得其堅實的客觀性和真理性，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它相信「思維的規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規定，並且根據這個前提，堅持思想可以認識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維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認識了的」。離開這一基本前提，「真理」性認識就將失去根據。

經驗常識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生成的，經過驗證被證明是「可靠」的，理智正常的人皆具備的自明的、不容懷疑的知識和信念。正如有學者概括的，常識具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普遍性，即它是人們普遍同意的知識和信念；第二，直接性，它不需要推理和證明，是直接被知道和確證的；第三，明晰性，即它具有自明性。它告訴人們：事情就是如此，不需要論證，也不需要反思和批判。懷疑常識就是與人們的經驗和直覺作對。可見，對常識的這種信念正是建立在認識與其對象即「存在」具有同一性這一設定和前提之上。

對於系統的理論認識而言，「思維」規定與「存在」規定的同一性更構成其深層的預設。任何思想理論體系，都以「求真」作為首要目的，即它試圖回答「存在的本來面目為何」這一「事實」問題。理論體系實質上就是用抽象的概念建立起普遍性的觀念體系，以之把握關於對象的「本來面目」，從而使「主觀」建構起來的理論與「客觀」對象達到內在的「統一」。不僅如此，像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除了對普遍性和客觀性「真理」的追求，還包含著對於「應該怎樣」和「如何使之實現」的價值向度，它要以理論的方式描述和表達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的價值理想，並圍繞其刻畫和建構「切實可行」的「現實道路」。這即是說，它不僅要追求「真」，還要追求「善」與「美」，正是在「思維」與「存在」的統一中，「真」「善」「美」實現了內在的結合與融貫。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由於堅持上述「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信念，一切系統性的理論知識都標榜自身在邏輯上的自洽性與無矛盾性。一種在邏輯上無法自洽的、自相矛盾的理論體系必然是自我挫敗的。邏輯上的自洽性和無矛盾性，也決定了任何理論體系必然聲稱自身的「完備性」和「自足性」，即在自身邏輯前提和框架中，對所研究對象的解釋具有不容置疑的充足性。它相信，從預定前提出發形成關於對象的一整套連貫的描述和解釋體系，是自足圓滿的，足以抵禦針對它的一切質疑和批評。

如果說，對於經驗常識和具體的理論學科而言，「思維」的規定與「存在」的規定具有同一性尚是「不自覺的無條件的前提」，那麼，對於許多哲學家來說，論證「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從而為一切知識奠定最終的根基，則構成了其「無條件的自覺的前提」。自笛卡爾以來，如何從哲學上論證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構成了近代哲學的重大主題。正是在此意義上，恩格斯才指出，近代以來，「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思維和存在關係」之所以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哲學家們試圖通過論證「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為「知識」的客觀性確立根基。這一工作在黑格爾那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明確說到：哲學的最高使命就是確認事物與「存在於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達到理性與現實的和解」，所謂「理性與現實的和解」，實質就是思維與存在的「統一」，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完成「理性與現實的和解」，即實現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的內在統一。他的「絕對精神」正是作為這樣一種超越主客對立的絕對主體而存在的，「絕對」即為「無對」，「無對」是為「有對」之母，它超越了思維與存在、理性與現實的對立，既為一切具體知識的真理性奠定了根基，同時也使哲學的理論體系成為自足完備、毋需外求的真理體系。

正是通過對「思存統一性」的自覺論證，哲學自詡較之於僅把「思存統一性」當成「不自覺的無條件前提」的具體科學，代表著更高的真理，或者乾脆說代表著「真理之真理」。這正是以論證「思存統一性」為最高目的的近代哲學的根本追求。仍以黑格爾為例，在《精神現象學》序言「當代的科學任務」一開始，他就明確用「真理之為科學的體系」這一表述強調哲學理論體系作為自洽的有機整體的重大意義，在他看來，哲學理論系統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在系統中都是同樣必要的，它們構成整體思想體系「相輔相成的環節」，這些具有「同樣必要性的環節」，形成了思想體系的「整體生命」。對此，黑格爾說道：「只有真理存在於其中的那種真正的形態才是真理的科學體系。我在本書里所懷抱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學接近於科學的形式，——哲學如果達到了這個目標，也能不再叫做對知識的愛，而就是真實的知識」，「知識只有作為科學或體系才是現實的，才可以被陳述出來；而且一個所謂哲學原理或原則，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個原理或原則，它就已經也是假的了，要反駁它因此也很容易。……真理只作為體系才是現實的」。只有在「體系」中，哲學的思想理論體系在邏輯上才是自洽完備的，才意味著達到了「科學」和「真理」的層次：「真理就是全體。全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節的必然性，只有通過對各環節加以區別和規定才有可能」，在思想體系的合乎邏輯的有機整體中，「事物本身」獲得了「真理」性的把握，它避免了淪為個人主觀心情的犧牲品，也超越了偶然性的一時之見，而成為「包含一切特殊原則於自身之內」的普遍性「原理」。

可見，無論是對於常識、科學還是哲學，對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深層信念構成了它們賴以成立的深層根據。對於常識，這種同一性構成其日用而不知的、無需反思的前提；對於科學理論，這種同一性構成其「真理性」和「科學性」的前提；對於哲學，它是捍衛其自身作為「科學之科學」的、「終極原理」地位的前提。

那麼，構成常識、科學和哲學前提的這一「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原則是否擁有它們自詡的無需質疑的自明性和真理性？對此問題的反思和追問，構成了哲學前提批判的核心。在這種反思和追問中，哲學的前提批判抵達了一切理論思維的真實「界限」，對此「界限」的自覺澄清和揭示，構成哲學前提批判最為重大的主題。

二、「界限」澄清和反思的三種進路

如前所述，思維與存在具有同一性，這一信念支撐著常識、科學和哲學等種種理論思維形式，構成其真理觀、價值觀的深層根據。這一不可質疑的、自明的前提既是它們賴以成立的最深層基礎，也構成它們默認的、無法突破的界限。這意味著，只有在此「界限」里，它們的自洽性、充足性和總體性才成為可能。超出此界限，它們的自洽性、充足性和總體性就將失去其不言自明、天經地義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哲學的前提批判就是要通過對「界限」的自覺澄清和反思，揭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信念以及以此信念為支撐的思想觀念和理論體系的有限性和僭越性，顯示「思維」與「存在」之間無法被絕對地同一起來的裂隙與矛盾，暴露二者在「同一」的表象下所隱含的深層的「非同一性」與「異質性」，從而破除抽象的觀念體系「絕對真理」與「永恆正義」的幻象，為克服「抽象對人的統治」、推動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開闢自我超越的空間。

哲學的前提批判對於人的認識和生活的「界限」的澄清和反思主要有三條基本進路。一是對「界限」的認識論批判，二是對「界限」的語言學批判，三是對「界限」的歷史實踐批判。這三條進路從不同層面揭示了人的思想觀念體系和生存信念的「界限」，集中體現了哲學前提批判的工作方式和理論自覺。

對「界限」的認識論批判即是要通過對人的理性認識能力的「界限」的反思和批判，揭示思想觀念體系所依賴的「思存同一性」前提的僭越和虛妄。在此層面上,它所提出的根本問題是：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是否能如它所信奉的那樣實現了與「存在」本身的統一？

在此方面，康德的「理性批判」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可以說，正是由於他在「理性批判」上所做的前無古人的原創性工作，使得他成為哲學史上展示「哲學的前提批判」這一工作方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家之一。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確自己的哲學任務就是「建立一所法庭，來保證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駁回一切無根據的僭妄，其所用的方法不是獨斷的命令而是依據理性自己的永恆不變的規律。這個法庭不是別的，而是純粹理性的批判」。對於康德來說，所謂「批判」，不是指對「書籍和思想體系的批評來說的，而指關於在批判之後就可以不依靠任何經驗而獨立去求得一切知識的那種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而言的」，也就是說，「批判」的根本旨趣在於確定認識的來源、範圍與限度。在康德看來，傳統形而上學號稱一切科學的女王，但它最終陷入了「無家可歸」的境界，其根源就在於它企圖超越自身的「界限」，「高翔在經驗教導之上」，去獲得關於「存在本身」的知識。澄清這種「界限」，防止其非法的僭越，正是「批判哲學」進行「哲學前提批判」的根本使命。「批判」最根本的含義是「審定」理性能力，「批判」的目的和重心是對「理性失控」的「治療」並確定其「源泉、範圍和界限」，只有確定理性的邊界，才能真正超越「獨斷論」和「懷疑論」的惡性循環。在此意義上，「批判」就是一項「明晰界限」「釐清範圍」的具有「邊界堪定」性質的工作。

在康德看來，把「思維」的規定與「存在」的規定「同一」起來的最典型的表現是傳統形而上學。康德把它稱為獨斷論。這集中體現在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它對理性能力不加批判，認為純粹理性的規定即是絕對存在的規定，「思維」與「存在」具有無需反思的「同一性」；第二，它認為無需經驗，光憑純粹理性即能夠達到對「存在」的把握。 在「先驗辯證論」中，康德深入揭示這種獨斷論的根源：「有很大的誘惑來單獨地使用知性知識的這種純粹方法和這些原理、乃至在經驗的限度以外來使用它們（只有經驗才能產生那些知性的純粹概念所能適用的質料即對象），於是就使知性冒險在合理性的幌子下把知性的純粹而僅是形式上的原理作實質上的使用，且不分皂白地對於對象進行判斷——對於沒有對我們被給予出來的對象、甚至絕不能被給予出來的對象進行判斷。」對純粹知性的這種錯用，康德用「辯證幻象」來予以概括，「先驗幻象」作為一種「幻象」，它與其他幻象不同。它不是由於「手藝不精」「知識不足」而造成的，也不是某些心懷不軌之人有意編造出來淆亂人心的結果，而是根源於人的理性的本性和必然傾向。

通過如上批判，康德得出這樣的結論：「純粹理性的一切辯證嘗試的結論不但證實了我們在先驗分析論中所已經證明的，即自以為引導我們超出可能經驗範圍以外的我們所有那些結論，都是騙人而毫無根據的；它並且同時也以這種教訓來教導我們說，人類理性有一種想要超過這些界限的自然傾向，並且先驗理念對於理性正如範疇對於知性的一樣是自然的。」為此就必須揭露超驗判斷的幻象，使我們留心不為它所欺騙。批判哲學的重要任務就是糾正與防止這種詭辯，提醒人們對這種難以避免的自然傾向保持充分的警惕。

從以上簡要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對「理性界限」的認識論批判，實質上就是對「思維」與「存在」同一的形而上學根基的釜底抽薪式的反思與消解。它揭示了，傳統形而上學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以及以此信念為基礎所形成的種種「真理體系」，最終不可避免地陷入獨斷論。可以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使理論理性的「界限」獲得了充分的自覺，使「主觀認識」與「客觀存在」的同一性這一理論思維的「無條件性的前提」失去了其毋需反思的權威性和充足性。

康德的批判工作對於迷戀「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熱衷於尋求「自足完備」的、總體性的「真理體系」的人來說，無疑是令人惱火和難以接受的。但是，對於誠實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學家來說，康德展開了一條真正的前提批判的哲學道路，並對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界限」的語言哲學批判是對康德「界限」的認識論批判的發揚光大。思維與語言是內在聯繫在一起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在語言層面上即表現為「語言」與語言所表達的「實在」之間的關係。因此，對「界限」的語言哲學批判是認識論批判在語言層面的延續與深化。

在此方面，維特根斯坦可謂繼承康德所開創的哲學前提批判的當代最傑出代表之一。他把康德認識論層面的前提批判「升級」為語言哲學的前提批判。

維特根斯坦明確表示，《邏輯哲學論》一書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對「可說的」與「不可說的」之「界限」進行反思和澄清。在該書導言中，維特根斯坦明確說道：「這本書將為思維劃定一條界線，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因此這界限只能在語言中來劃分，而處在界限那一邊的東西就純粹是無意義的東西」，關於該書的目的，維氏更是這樣一言以蔽之：「這本書的全部意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說得清楚；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那麼，什麼是維氏所認為的「可說的東西」呢？維氏認為，所謂可說的東西，就是「自然科學的命題」，「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東西之外，就不再說什麼」；除了自然科學的命題，像倫理、美學、宗教以及哲學形而上學等都應劃入「不可說」的領域。以往哲學的根本錯誤就在於其跨越邊界，使用邏輯語言，來試圖表達和說出根本不可說的、應「保持沉默」的東西，因此，把「可說的」與「應保持沉默」的領域明確區分開來，防止其彼此的僭越，就成為維特根斯坦的重要使命。在此意義上，他為哲學自覺地認定了這樣的角色：「沒有哲學，思想就會模糊不清；哲學應該使思想清晰，並且為思想劃定明確的界限」，「哲學應當為能思考的東西劃定界限，從而也為不能思考的東西劃定界限」。

站在「可說」與「不可說」的「界限」上，維特根斯坦實質上宣告了那種認為與「實在」相統一的語言系統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備性。任何理論系統都是用語言的方式來表達的，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證明的那樣，任何語言系統對「實在」的「表達」，都有著它永遠無法「一網打盡」的「剩餘物」，因而也就永遠無法實現對「實在」的「如其所是」的統一。因而，正確的態度是放棄這種「統一」的迷夢，自覺地站在「語言」與「實在」的界限上，向無法被語言所把握的「神秘之物」謙遜地敞開。

事實上，從語言層面對「界限」進行哲學前提批判已成為當代哲學一種重要的自覺。除了維特根斯坦，像德里達、羅蒂等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的思想家，其重要的思想趨向即在於突破語言系統的封閉意義藩籬，消解其總體性、中心主義的話語結構，克服其把一切「他者」和「異質性」因素綜合為一體並由此消除系統矛盾性的幻覺，為語言意義系統的開放性和創造性打開空間。美國學者康奈爾把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哲學」稱為「界限哲學」，認為「它展示了作為一系統的體系的建立如何意味著對它的一種超越，確切而言，它是憑藉它所排除的東西而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應當把『後現代』理解為一種寓言，以此而論，它表達了對界限的一種倫理堅持，以抗衡長期以來被打造成為『真理』『正義』『權利』等『定論』的現代性原則的『肯定』描述」。應該說，這一總結十分敏銳而深刻地把握到了這些當代哲學家的深層動機及其哲學意義。

對「界限」的歷史實踐批判是對上述批判路徑的進一步深化。對「界限」的認識論和語言哲學批判無疑是深刻的，但是，人的認識和語言都不是自足的獨立王國，它們均深植於人們的社會歷史實踐之中。社會歷史實踐構成了人的認識和語言的更為深層的基礎，它以一種更具根源性的方式揭示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一「理論思維前提」的虛幻性。

眾所周知，「社會歷史實踐」是馬克思哲學理解人以及人與世界關係的基本觀點，因而也是其理解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明確說道：「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意味著，與思維和意識相比，實踐活動與現實生活具有更為本源和優先的地位，任何思想體系和理論都無法把現實生活與生活實踐囊括其中，達到對現實生活和生活實踐的總體性把握。與生活實踐與現實生活的無限性與豐富性相比，任何思想體系與理論構想都是「片面」的；與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異質性」相比，任何思想體系和理論構想都是「單一」和「同一性」的；與生活實踐與現實生活的「歷史性」相比，任何思想體系和理論構想都是「非歷史性」的；與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開放性與生成性相比，任何思想體系和理論構想都是「封閉」和「凝固」的。「片面」的、「同一性」的、「非歷史性」的、「封閉」和「凝固」的思想體系和理論構想永遠無法與豐富、異質、歷史的和不斷生成的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實現「同一」。這意味著，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優先性表明：必須徹底放棄以思想體系和理論構想統一「人們的存在」即「實際生活過程」的野心和幻覺，自覺承認「思維」與「存在」之間的「非同一性」，並因此承認任何理論體系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

對社會歷史實踐的自覺，宣布了一切試圖以思維「統一」人們「現實生活過程」的形而上學慾望的無效。任何試圖建立一個自足完備的永恆、終極的系統，並把系統的「他者」消解並同化為一體，由此消除系統的矛盾的形而上學努力，都是人的社會歷史實踐的僭越。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無限豐富性、歷史性和開放性，決定了人的思維永遠不可能達到對「存在」的總體性認識，二者永遠不可能遵循著「同樣的規律」。

以上，我們分別對「界限」批判的三種樣式進行了簡要的討論。這三者雖然層面和方式不盡相同，但卻共同地彰顯著哲學前提批判的思想精髓和真實意蘊，當常識、科學以及一切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形而上學真理體系執著於「思存同一」的迷夢時，它們卻揭示了這一似乎自明的「理論前提」的深層矛盾和限度，從而給人們昭示了一種重要的哲學工作方式，那就是：站到「界限」上去看、去思。

三、「界限」的自覺與哲學前提批判的真實意義

對「界限」的自覺反思與澄清作為哲學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它切實顯示了前提批判作為哲學重要工作方式的深刻內涵，體現了哲學所特有的精神品格和理論功能。

首先，以「界限」的自覺反思和澄清作為哲學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題，最深刻地體現「前提批判」這一哲學重要工作的實質和基本旨趣。

顧名思義，所謂「前提批判」，即針對「前提」所進行的「批判」。但對於哲學而言，所要「批判」的「前提」不是一般的「前提」，而是人的認識和生活信念所賴以存在和成立的「基本前提」，即認為自己的「思想」「信念」與對象性「存在」之間具有同一性這一形而上學的教條。這一「基本前提」被人們視為不可動搖、無人質疑的「既定真理」，被當成人們編織和建構理論觀念體系和人生信念之網的邏輯出發點和根據。對「界限」的自覺反思和澄清，所針對的正是這一「既定真理」與「邏輯根據」。這是只有哲學才能而且也是哲學應該發揮其思想力量的恰切處所。它要通過質疑和反思這一「基本前提」，使「思存同一」這一似乎「固若金湯」的地基暴露「裂縫」和出現「鬆動」，從而使一切思想理論和信念系統喪失其最終真理和最高價值的神聖光環。

以這種方式，哲學的前提批判成為了一切「獨斷論」和「教條主義」的自覺的消解液與解毒劑，哲學由此成為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積極的推動力量。哲學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有兩句名言：一為「認識人自己」，二為「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們公認二者表達了哲學最具實質性的精神追求，如果深入追究就可以發現，使這二者成為可能的正是以「界限」的自覺反思和澄清為基本主題的哲學前提批判：正是通過這種哲學的前提批判，人才會「自知自己無知」，才會破除「思存統一」「真理在握」的「無明」，也才會獲致「自知之明」的智慧。在此意義上，以「界限」反思與澄清為主題，哲學前提批判的真實內涵切實得到了顯現，哲學也才真正體現其區別於其他具體學科和知識形式的獨特的精神品格。

其次，以「界限」的自覺反思和澄清作為哲學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題，哲學前提批判所蘊含的「批判性」精神將得到真正的落實和體現。

批判性是哲學的重要精神氣質，是哲學家最純正的美德。伯林曾言：「人類和人類思想進步是反叛的結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輩的信條，而達成新的信仰。這正是發展、進步賴以存在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那些提出惱人的問題並對問題的答案抱有強烈好奇心的人，發揮著絕對的核心作用。這種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通常都不多見。當他們系統從事這種活動並使用同樣可以受到別人批判檢驗的合理方法時，他們便稱為哲學家了。」在此，伯林把「唱反調」亦即「反叛」視為哲學思想進步的根本動力，把「不合時宜」，即總是「提出惱人的問題」並系統從事這種批判性活動的人，稱為「哲學家」。伯林的論述揭示了批判性作為哲學和哲學家最根本的精神標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哲學的批判工作不是故作姿態的外在「審查」，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審視」，而是一種「內在」的「超越」之思。這意味著它必須切中人們的具體認識形式和生活信念的內在矛盾和限度，這一內在矛盾和限度在人們具體的認識和信念中總是處於「晦暗」之中並被遮蔽，而哲學的前提批判則要用反思的力量把它們帶入到「光天化日」之中，把人們從「自以為是」的「蒙蔽」之中喚醒，從而推動其實現自我解放與超越。「內在」的「超越」之思，是哲學徹底的批判精神的落實和體現，它不同於從某種形而上的抽象標準出發所進行的批判，這種批判經常以激進的姿態出現，就像馬克思所說的經常「喊著震驚世界的口號」，但由於其無法觸及事物內在的矛盾和限度而只能進行外在的反思和規定，因而必然是蒼白無力的。與之相區別，「內在超越」之思把反思的觸角深入人們認識和信念的「極限處」，對視為「理所當然」「不言自明」的認識根據和設定進行深入的反省。就此而言，哲學的前提批判不是與人的具體認識和生活信念相對立的外在反思，而是既「內在」於它們、同時又「超越」它們的特殊的思想向度。

再次，以「界限」的自覺反思和澄清作為哲學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題，哲學所特有的理論功能將得到最為充分的顯示，哲學將因此源源不斷地獲得思想活力，並在人類諸思想維度中顯示其永遠無法被終結的存在價值。

哲學的理論功能及其存在合法性，這是自哲學產生以來就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重大課題之一。尤其在當代哲學中，回應這種挑戰尤其顯得迫切。而回應這一挑戰，最核心的莫過於如何說明和論證哲學的理論功能，即回答「哲學究竟能發揮何種功用」這一重要問題。「哲學的功用」既非「實用工具」之用，也非「經世致用」之用，而是「思想智慧」之用。「思想智慧」不是「知識」和「技術」，而是使人獲得「自由」和「解放」的「啟蒙」力量。以「界限」反思和澄清為基本主題的哲學前提批判所集中顯示的正是這種理論功能。

通過對「界限」的自覺澄清和反思，哲學向人們昭示，把人從「真理在握」的獨斷幻覺和狂妄無知中驚醒，使之直面人的認識和生活信念的限度，從而提升和增進人的自我理解，構成哲學不可替代的重大功能。如前所述，無論是常識、科學還是傳統形而上學，都堅持「主觀規定」與「存在規定」具有同一性並因此具有無需質疑的真理性。然而，「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工作卻揭示了這種似乎「無條件」的「同一性」實質上不過是一種幻覺。在此意義上，對「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工作正實踐了蘇格拉底「自知自己無知」的箴言和精神。自近代以來，人們變得越來越自負，不僅認為自己的認識能達到對「存在」的如其所是的把握，而且還能運用真理性知識去「改造」世界，控制世界的命運和歷史行程。沉浸於自負中而不知反省，這正是導致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眾多困境的深刻根源。與此相對，哲學通過「界限」的自覺澄清和反思，揭示了這種「致命的自負」的虛妄性和無根性。毫無疑問，這對於克服現代人似乎「全知」卻「不知自己無知」的「成神」性的「自戀」，是意義深遠的解毒劑，儘管這會使那些沉溺於「思存同一」的自負的人們惱火不滿，但卻為願意承認人只是「人」而不是「神」的誠實的人們所服膺。

同時，對「界限」的自覺澄清和反思將使哲學成為一切話語霸權和抽象意識形態幻象的「他者」，哲學將因此成為守護思想的自由創造本性、捍衛現實生活的豐富和具體本性的重要思想力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所謂意識形態具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把特殊當成普遍，二是進一步把普遍的東西視為真理性和統治性的。很顯然，這正是「思存同一」的幻覺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一旦人們把自己的認識和信念視為與「存在」同一的「真理」，那麼，如果在一定條件下與現實利益相結合，它就很可能化身為代表真理的話語權威，成為統治人的「抽象力量」。在此條件下，人的思想的自由創造性、人現實生活的豐富具體本性必然成為這種抽象力量的犧牲品。對「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構一切以真理化身的面目出現的話語權力的虛假性，暴露其僭用真理之名所具有的虛妄性和獨斷性，通過這種方式，哲學的前提批判試圖為自由的思想和真實的生活開闢空間。就此而言，「界限」澄清和反思作為哲學的前提批判實質上就是一種特殊的話語權力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抵禦人們被抽象的思想力量遮蔽和壓迫，推動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這是以「界限」澄清和反思為主題的哲學前提批判工作的另一重大理論功能。

最後，與上述二者內在相關，以「界限」澄清和反思為主題的哲學前提批判具有十分自覺而強烈的倫理學旨趣，即它把推動向「他者」的開放、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和承認視為哲學的自覺追求。通過「界限」的澄清和反思，破解「思存同一」這一獨斷論教條，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而且包含著更深層的倫理價值動機。在「思存同一」的教條的統治下，自以為「真理在手」的人們必然會把自身視為絕對的中心而把他人視為實現「真理」的工具與手段，「真理在手」必然伴隨著價值上的優越，由此而形成的將是試圖同化一切異質性因素的、自足完備的封閉的思想和價值系統，所有不能被納入這一自足的封閉體系中的「異質性」的「他者」被拒斥，將成為必然的命運。對此，當代哲學中許多深刻的思想家，如阿多諾、福柯、德里達、列維納斯等人已經做出了十分深入而令人警醒的分析與闡發。在此意義上，對「界限」的自覺澄清與反思顯示出十分重大的倫理意義：「界限」意味著一切「封閉真理」和「神聖價值」的限度，意味著其不可懷疑性和不可抗拒性的終結。它包含著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從自足完備的、封閉的自我中心主義中走出來，向自我之外的異質性的他者保持開放的態度，承認並尊重自我之外的「他者」在認識和價值上的獨立地位。

增進人的自我理解，抵禦抽象思想力量的侵蝕，捍衛思想的自由創造和現實生活的具體豐富本性，推動人們突破自我中心主義的誘惑，自覺地向「他者」保持開放和尊重，等等，所有這些，都充分表明，以「界限」的自覺澄清和反思為主題的哲學前提批判最鮮明地體現了哲學的精神品格，也充分顯示了哲學不可替代的存在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