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評丨陳東升：法官有判案的權力 公眾有評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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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東升

來源：法制洋蔥頭 2017-04-06

輿論監督替代不了司法審判。

法官有判案的權力，公眾有評論的自由。

司法審判應符合公眾正義直覺，不能違背天理人情。

這些本來都是常識。

之所以要寫此文，是因為在於歡案討論中，法律實務界有人撰文反對輿論監督司法審判，說什麼「未親歷審判無權評論案情。」說什麼「在輿論與法院判決之間，我只相信法院判決。」說什麼「要把評判的權力交給專業的人去做，公眾不要對法院判案說三道四。」說什麼「不親歷庭審就定性的專家既無良又無恥。」

如此奇談怪論、歪理邪說，違背常識，混淆是非；如果任其傳播，危害甚大。所以有必要予以明辨反駁，以正視聽。

沒有人懷疑法官應依法獨立公正審判。

都說司法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要在正義邪惡、是非對錯之間做出涇渭分明、不偏不倚、不贏不損的正確判斷，法官所面臨的工作神聖而又艱難，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勝任。

百官之中，唯有法官難做。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它需要法官受過專門訓練、具備獨立審案素養，需要法官鐵面無私、公正廉明，需要控辯雙方舉證，需要審查證據材料，需要庭審調查，需要察言觀色，需要甄別真偽，需要獨立判斷。

概而言之，任何訴訟案件，未經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均不具法律效力，依法獨立公正審判案件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法定專有權力，即使誰想替代，也是替代不了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司法審判還需要輿論監督呢？

這是因為，輿論監督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這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當然也包括人民法院和法官，公民對他們自然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這是因為，輿論監督是推動錯案糾正的重要力量。

有人作過統計，從趙作海案到陳滿案，從呼格案到聶樹斌案，近年來我國糾正的二十起重大刑事錯案，都離不開當事人或家屬的不斷申訴，律師、記者的鍥而不捨、奔走呼籲，公眾的輿論監督、聲援吶喊。問題在於，那些為錯案糾正奔走吶喊的家屬、律師、記者、公眾基本上也都沒看過案件卷宗，也沒有親歷審判，如依「未親歷審判無權評論案情」之邏輯，那麼，這些錯案又該如何糾正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法院順應輿情民意而糾正對這些大案要案的錯誤判決，莫非都糾正錯了？

這是因為，司法公正需要司法公開保障。

在連和尚都往往把持不了的今天，司法界也早已非凈土。從黃松有到奚曉明，司法腐敗之所以接連不斷，一是因為法官位高權重，容易成為被誘惑、被腐蝕的重點對象。二則因為司法公開透明不夠。鐵幕重重，為黨政領導幹部干預司法、為法官權錢交易、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留下了隱蔽空間。遏制司法腐敗的重要對策是司法公開，它需要公眾參與，更需要公眾監督。

這是因為，正確判決需要內部糾錯、外部監督。

且不說貪贓枉法，即便在正常狀態，法官審案也需要內部糾錯、外部監督。美國著名法官倫尼特·漢德一生聽訟、公正無私，成績卓著、深受敬重。但他談到當法官的感想時，卻坦誠地說，我對訴訟的恐懼，遠勝於死亡和納稅。

這確是肺腑之言，個中道理，是因為世事之複雜，事物之多變，人心之不可測，連神都難以把握，作為普通人的法官，更有可能把握不準，判斷失誤。

如果說，我國訴訟法律所設定的二審、再審及法律監督是對法官不正確判案的制度救濟與糾正。那麼，公眾評論則是法院體制之外的輿論監督力量。近年來，人民法院推出的庭審過程公開、司法文書網路公開等新制度，其目的就是請人民群眾監督，依靠輿論監督力量使我國司法更趨公平公正。

從本質上說，司法審判是對社會正義的再分配，法官審案要最大程度地追求法律正義，但也需要兼顧社會普遍正義。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5日在山東調研時所言，天理、國法、人情是紮根於人們心中的正義觀念，法官判案，要聽取民意，要尊重人們普遍的基本的道德訴求，要符合公眾正義直覺，而不能違背人之常情。受訴法院要準確把握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尊重民意的關係，獨立審判與尊重民意並不矛盾。

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去年，我國地方各級法院受理案件2303萬件，審結、執結1977.2萬件。在這麼多案件中，於歡案之所以引起公眾關注，是因為它觸及母親被辱憤而傷人這一基本倫理問題。還因為在當今社會，司法腐敗帶來司法不公的事例並不罕見，人們普遍缺乏法律安全感，為於歡案一審判決明顯違背社會共同認可的價值判斷而焦慮，擔心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期望通過輿論監督呼籲正義公平回歸。

據統計，於歡案輿情高發期，公眾發表評論多達上億條。正是在輿論監督力量的推動下，各級司法、執法、紀檢監察機關積極回應民意，從善如流，迅速介入案件再調查、再審理，並通過網路橋樑，通過溝通對話、解惑釋疑，使人民群眾內心的焦慮不安得以緩解，使滔滔輿情得以逐漸趨理性、平穩。從這個意義上說，於歡案堪稱民意助推法治、司法輿論良性互動之典型案例。

在我看來，法官有判案的權力，公眾有評論的自由。要實現司法審判與輿論監督良性互動，法官、公眾雙方都需要努力。

於法官而言，在新媒體環境下，審判案件首先要堅持依法獨立公正審判的司法原則，遵守法律和法律程序，保持理性、客觀、冷靜的司法定力，不輕易為輿論所左右。另一方面，也要時刻注意傾聽公眾評論，自覺接受公眾監督，預判案件法律文書公布後外界輿論對它的可能反應，從而審慎行使司法審判權。

於公眾而言，發表評論的邊界是法律。公眾有評論的自由，但這種自由，是符合法律規定、負責任的言論自由，不是以偏概全，不是藉機泄憤，不是道聽途說，不是無中生有，不是詆毀謾罵，不是誣告陷害。我國法律規定有誹謗罪、誣告罪，在法治社會，言論一旦越過合法邊界，也應受到法律制裁。

司法審判不是誰家的私家後花園。在中央一再強調要規範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大氣候下，還說什麼「未親歷審判無權評論案情，」這往輕里說，是狹隘司法；往重里說，是司法專制主義、司法神秘主義的沉渣泛起，是打著依法獨立公正審判的幌子反對司法公開，反對民主法治。這些奇談怪論，違背天理，違背人情，既不講法理，也不講政治，值得引起警覺，予以反駁澄清。

至於「不親歷庭審就定性的專家既無良又無恥」之說法，限於篇幅，不再展開批駁。古雲，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陳興良等二十餘名法學專家既是中國法學界權威人物，也是法學教育界的傑出代表，他們根據於歡案的判決書而對此案該如何判決發表學術觀點，恰恰體現了學者的良知與正義感。估計某些人也受過高等法學教育，由於法學專家評論此案，就如此公開謾罵昔日老師「既無良又無恥」，只能說明在當今法律實務界，某些人既缺法律良知，也缺做人道德，把「既無良又無恥」這一說法送給他們，倒最合適不過。

2017年4月6日於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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