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天下，中國專制崩壞的開始

07-24

1368年，明太祖登基，建立大明王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命人著手編撰《祖訓錄》，歷時六年書成，後來又兩次修訂，最後定名為《皇明祖訓》。底層出身的明太祖生平最重視的莫過於此書，這是他為「朱家人」子孫後代定下的規矩，是比《大明律》更高的家法國規，為的是大明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由朱元璋創建的明朝歷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最終還是亡了，亡在了流寇李自成和滿清鐵騎之下。要論君主的氣魄與能力，明太祖與他的四子明成祖（永樂帝）在歷史上皆一等之梟雄，數風流之人物，為何太祖定下的規矩，之後的皇帝守不住祖訓，最後為宦官所操弄，落了個亡君亡國？權力集中在朝廷，王權專斷、君臨天下，真的能成大事嗎？

都說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是秦皇開創的君主專制，時人喜談「周秦之變」，從西周的貴族封建制轉向秦漢以王權為核心的郡縣制，秦漢體制，歷二千年而未變。這些說法，籠而統之，忽視了秦漢之後的中國政治，其實分前後兩段，前一段是漢唐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後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獨裁專制。從封建到郡縣的「周秦之變」固然不錯，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從共治到獨裁的「宋元之變」。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叫「崖山之後無中國」，說的是異族入侵之後，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沒亡，這是可爭議之題，但漢唐兩宋施行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後，再無續曲。

中國的君主獨裁專制，究竟始於何朝？日本的京都學派二代傳人宮崎市定將君主專制與君主獨裁作了區分，在他看來，君主獨裁是一種法律化的建制，大小決策雖然由行政官僚擬案，但最後皆由君主一人乾綱獨斷，這是自宋代以後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漢隋唐，雖然有像秦皇漢武這樣的剛愎人主，但他們只是憑個人的意志與能力獨斷專行，遠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為轉移的君主專制。梟雄一死，後主羸弱，遂回到漢唐的常規制度：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宮崎市定《中國史》

所謂共治，乃是分內朝外朝。宰相原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與天下之國事都得由宰相這一大管家來打理，漢武帝之後，國事與家事、公與私得以區分，宰相率領儒家士大夫執掌外朝，獨立於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現。內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組成。君主身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實際的行政權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錢穆說：「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權與相權之劃分，通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這有點像現代企業的管理，皇帝是董事長，有用人之權，宰相是總經理，執掌日常事務。

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為系統。唐代的相權雖然一分為三，分為中書（決策）、門下（複核）和尚書（執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權力較之兩漢有升無降。中書省負責為皇帝擬詔書，君主只須同意畫敕而已，這還不夠，皇帝的敕令還要送到門下省的文官複核審查，合乎法律與規矩之後，再送到尚書省執行。唐朝士大夫權力囂張，王權謙卑，不是沒有緣由的，中世之際，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後有門閥支撐，皇帝不過是貴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長，王權在相權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獨斷。

君主與王權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五代十國大亂之後，門閥貴族漸亡，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來自鄉間布衣，要看王權的臉色，君重相輕，宋朝國策的最後決定權不再在宰相手裡，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過，為了防止唐末的藩鎮割據重現，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開始，兩宋就有重文輕武的傳統，宋太祖立下了「不殺大臣和言官」的規矩，士大夫的權力與尊嚴然受到君主的尊重。傳說北宋名臣包拯在擔任諫官任內，屢屢犯言直諫，唾沫星子飛濺到仁宗臉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欣然接納良言，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包公。兩宋的歷朝皇帝很少有昏君，大都開明大度，而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學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普遍意識，為人正直，敢於擔當。無論是君主，還是宰相大臣，皆以法為度，不敢僭越。

宋太祖當政的時候，宰相趙普欲提拔某臣僚，太祖不喜此人，不擬批准，趙普不高興了，批評太祖：「賞罰分明是古今往來的規矩，豈能以陛下的個人好惡來定奪？」太祖氣急，徑自走開，趙普追上去，不罷不休，太祖自知理虧，拗不過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兩宋在制度上比較起漢唐雖然君重相輕，但宋代的君像一個君，臣像一個臣，君臣相處，都比較方正，故可以保持和諧的平衡。

中原文明來自農耕民族，自春秋戰國年代便產生了軸心文明的突破，文化成為立國之本，文化人有其高于軍功貴族的特殊地位，君主為天子，秉承天命統治天下，但這只是一重權威，天命還有另一重權威，那就是士大夫掌握了何為天命的解釋權，王權的統治，是否合法，是否順乎天合乎民意，要看士大夫的輿論轉移。君主與士大夫各各秉承天命的雙重權威，是共治天下的文化基礎。另一方面，治理天下是一門專門的技藝，需要博雅的知識，以宗室、外戚、宦官組成的內朝如何承擔得了，同樣要有理性化的文官來實現。

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後終於被打破了。來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後代驍勇有之，文明不足。他們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華夏漢民族早在西周就產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到了孔孟，發展為一套完整的執政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蒙元統治者來自狩獵民族，他們將打下的江山連同民眾統統視為狩獵品，宮崎市定說：「蒙古人最初過著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擁有足夠的獸群，而以狩獵為生。因此即便通過征服建立了龐大帝國，政治上仍是狩獵者的理論，即征服的土地與人民不過是狩獵而得的戰利品。換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問題就是如何運營對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於物件，沒有任何發言權。」沒有了民本的觀念，當然更談不上尊重士大夫了，蒙元時代在政治上實行嚴格的族群等級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統治階級，而漢人（黃河流域）與南人（長江流域以南）不得為正官，更不用說當宰相大臣了。蒙元的皇帝就是草原上一不二的大可汗，是叢林世界的獅子王，卧榻之旁，決不容他人酣睡，哪裡還有士大夫與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間？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宋元之變」。自此之後，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格局不再回歸，代之以絕對的君主獨裁。漢唐兩宋的君主專制是君主個人強力意志的偶然現象，在制度上畢竟還是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內朝之外，還有宰相率領的文武百官，具體打理天下事務。然而，元代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真正奠定君主獨裁製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繼之而起的明朝。明朝雖然回到了漢人當皇帝的時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孫們卻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漢獨裁之毒。朱元璋軍事北伐成功了，靈魂卻被成吉思汗南伐了。這位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皇帝，沒有讀過多少儒家經典，倒是在蒙人的統治下，耳濡目染，學會了許多殘暴地對待讀書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術。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樣，將天下的土地與人民都視為自己的私產，想盡一切辦法傳給自己的子孫。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識，而無江山意識。天下，本來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獨有；自元明之後，對於君主來說，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無「天下人之天下」意識，即使有的話，也蛻變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還是那位宮崎市定，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元明連續性」觀點。不錯，明朝在文化上光復漢唐兩宋，但在政治上卻是蒙元傳統的繼承人，將一套來自草原的君主獨裁習俗發揚光大，而且徹底地制度化了。這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朱元璋煞費苦心、幾易其稿定下的《皇明祖訓》——朱氏王朝的最高指示，家法國法，合為一體，是為規矩。

為了讓朱家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朱元璋告誡子孫，要將國家的權力牢牢地捏在君主一人的手中。對君主獨裁的最大威脅，能夠分享和篡奪君主權力的，一是來自士大夫的相權，二是養在君主身邊的閹黨宦官。他們既是君主權力的延伸，同時又時刻威脅著君主權力本身。因此朱元璋定下了兩條違者斬首的嚴厲規矩，第一條是永不置相：「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第二條是宦官不得干政：「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廢除宰相是中國政治歷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士大夫能夠與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執行總經理職責的相權。朱元璋忌諱明初丞相胡惟庸權重勢大，驕縱跋扈，遂殺了胡惟庸，並決定永不置相，吏、戶、兵、刑、工、禮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報告，對君主負責。士大夫文官組成的外朝，從此再也沒有了與君主相對的宰相，皇帝既是國家領袖，又是政府首腦，集權威與權力、董事長與總經理於一身。當然，皇帝一個人畢竟忙不過來，需要自己的秘書班子，從永樂帝開始設立了由大學士組成的內閣，內閣中有首輔。但這個首輔已經不是六部的行政首腦，只能算作總統府秘書長，雖然首輔能夠代表皇帝領導六部。

從漢唐到宋明，士大夫與君權的關係，一直呈一條下降的通道，只要從君臣之禮就可以看得明白。漢代的丞相見君主，皇上必須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長官去見君主，皇上還能賜坐賞茶，坐而論道；宋代的宰相去見君主，只能畢恭畢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輔覲見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禮了。士大夫在王權面前的尊嚴，如同秋風橫掃之下的落葉，凄然飄落，蕩然無存。

網路漫畫：君權與相權的歷史變化

豈止尊嚴，身為一介書生、朝廷命官，連自己的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生死未卜。宋太祖曾經定下「不殺大臣」的祖訓，故宋代的士大夫比較有安全感，活得體面、有尊嚴。到了明朝，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延續元代的蠻夷作風，將讀書人視為奴才和家畜。稍不滿意，便動輒廷杖，在大庭廣眾之下，剝掉臣下的褲子，打得血肉橫飛，當場打死的也不在少數。官僚們清晨出門上朝，惴惴不安，白天惶惶不可終日，到了傍晚出了衙門，便要互相慶賀又多活了一天。

明太祖和永樂帝都是不世之梟雄，皇帝中難得的狠角色，他們要滅的不是讀書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給他們的尊嚴，肉體的懲罰還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獨裁者眼裡，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為民請命，要與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權之外另外樹立一個權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歡孔子，討厭孟子，因為孟子思想太激進，竟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令他很不爽。洪武三年，當他讀到《孟子》中「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朱元璋大怒，失聲大叫：「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他下令國子監將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廟。

在漢唐，士大夫制約君主的權力，除了相權之外，還有諫官一途。諫官一職的設立，乃是專門向君主提意見，挑皇上的不是。諫官在漢唐屬於政府的一部分，從屬於宰相領導。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描述了一個循環監督的路線：宰相聽命於天子，諫官聽從於宰相，而天子之得失又要聽之於諫官。天子、宰相、諫官，形成了一個環環制衡、相生相剋的循環圈。到了宋代，門下、中書省下的諫官皆廢，成立了諫院，脫離宰相而獨立，此時的諫官所諫的對象，從天子轉移為宰相，宰相若想有所作為，常常受到諫官的指摘攻擊。到了明朝，連諫官都給廢了，僅僅在六部當中留了一個叫做給事中的官職，專門負責審核六部發下的政令。也有一些不怕死的官員和給事中，會給皇上上書，指責為君的不是。萬曆年間的給事中鄒文標向皇帝提意見，兩次上疏，兩次被廷杖，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嘉靖年間的海瑞更是出名，在奏疏中批評皇上虛榮、自私、多疑，氣得嘉靖喝令：「抓住這個人，不要讓他跑了！」一邊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道：「萬歲不必動怒，這個海瑞向有痴名，聽說他已自知必死無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經買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訣別，僕從早已嚇得統統逃散，這個人是不會逃跑的。」嘉靖最後命錦衣衛將海瑞捕入死牢，差點殺了他。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讀書人，仇視官僚士大夫，但有論者以為他對民眾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朱永嘉在《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一書中說「他的同情始終傾向於弱勢的一邊，也許這些正是朱元璋留給後人最為珍貴的地方。」他還透露吳晗多次修改《朱元璋傳》，始終不能令毛澤東滿意，因為毛在感情上與朱是相通的，吳晗只看到朱殘酷的一面，沒有看到朱有布衣情結，同情下層社會受欺凌的弱勢群體。

其實，吳晗並非讀不懂朱元璋，在1948年版的朱傳中，吳晗如此寫道：「對官僚地主士大夫，朱永璋用一副惡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無人不怕。對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鬍子的老公公，滿臉慈悲相，滿口和氣話，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許是人民多年來所夢想的有道明君呢！」

王權、士大夫與民眾，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權的首要敵人從來不是民眾，而是貴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為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士大夫，都要與王權分享權力，共治天下。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芸芸眾生們，則終日盼望著一個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藉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氣。來自底層的布衣君主對抽象的、作為整體的人民有理論上的偏愛，但一旦涉及到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民眾，卻是殘酷無情，毫無憐憫之心。

君主獨裁製度是否有效，與其說取決於制度，不如說看人，君主有雄才大略、超強的權力意志，就穩得住局面，做得了大事。一個剛愎自用的獨裁者，既能大善，亦能大惡，大善大惡，全在其一念之間，制度約束不了他，臣下也不敢違拗。宋神宗乾綱獨斷，不顧朝野之反對，力挺王安石變法，歷史上留下英名。朱元璋心狠手辣、說一不二，繼承蒙元的蠻性，鑄成了歷史上最黑暗的君主獨裁製度，中國傳統負面政治的這筆賬，要從明太祖算起。大凡一個朝代開國之初，創業君主無不兢兢業業、勤勉理政，朱元璋、永樂帝皆是如此。但君主獨裁製度最大的毛病，是王權更替經常伴隨著危機。讀二十四史，圍繞著王位的爭奪、太子之間，東宮後宮、外戚宦官彼此勾心鬥角、結黨營私，弟弟殺兄、皇后弒子、母后被斬首，遍目皆見殺殺殺！一代梟雄在位，天下稱頌君主獨裁的好處，但每一次王位轉移，都會伴隨著一場嚴重的權力惡鬥，都有幾顆腦袋落地，甚至整個家族滿門抄斬。

為了防止皇太子們爭搶王位，中原王朝有長子繼承皇位的傳統。長子繼承，固然穩定，但第一、二代君主來自社會底層，自己打下的江山，或者被分封為割據一方的地方王，如朱元璋、永樂帝，自然能力非同一般。但進入太平盛世之後，太子們養在東宮，一堵高牆將他們與社會隔離，終日與宦官為伴，再加上基因的衰退，強人之後無強人，明朝後繼的君主們大都昏庸無能。假如依然是漢唐兩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平庸一點並不要緊，因為國家的日常治理在宰相手裡。君主有權威，宰相有權力，如同日本的天皇制那樣，未嘗不是一個妥當的安排，但是偏偏明代開國之後，將宰相給廢了，一切權力集中於人君手中，朱元璋、永樂帝自然拿捏得住，收放自如，但朱家那些深宮中長大、不經人間風雨的平庸後代，靠的是祖蔭接的王位，又如何把握得了江山。

為了守護君主的絕對權威，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廢了宰相，嚴禁母黨、閹人干政，將一朝之大政通通交班給君主一人。偏偏不肖之子孫，擔不起這樣的分量。做一個獨裁的君主其實是很辛苦的，天未亮時，五更時分，便要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覲見。公文如山如海，終日批閱，如同沒有盡頭的苦役。明朝中後期很多位皇帝，對朝政既無興趣，也吃不起苦。幸好皇帝有自己的秘書班子，大學士們組成的內閣幫助擬旨，是為「票擬」，還有最親近的識字宦官代替皇上「批紅」，久而久之，皇帝的權力旁落，王朝大政操於擁有「票擬」權的內閣首輔和「批紅」權的司禮太監手中。

內閣首輔與司禮太監是皇帝的左右手，但太監是皇帝的身邊人，權力之大往往要勝出一籌。張居正作為明朝一代最有作為的內閣首輔，假如沒有司禮太監馮保的支持，定將一事無成。這些大太監們通常都是皇帝小時候的玩伴或伴讀，比如英宗、神宗都是九歲左右登上王位的，一個不懂人事的小孩子，終日貪玩，於是年齡大一點的太監「大伴當」奉皇后之命名，負責對小皇帝監管，皇帝從小對他們有畏懼感。還有一些大太監，比如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深得皇上寵幸，君主貪圖安逸，不理朝政，就由這些閹人擅權。宦官以皇帝之名控制了明朝的特務組織東廠和錦衣衛，對正直的士大夫和政敵大加整肅，捕殺迫害，形成了晚明宦官當政的亂象。

那麼，獨裁製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為所欲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呢？非也。雖然相權廢除了，但文官治國的傳統還在。對於龐大的官僚系統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後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撐著，因此官僚系統與君主之間，又是一場永恆的隱匿戰爭。皇帝與官僚的較量，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權術的鬥爭，充滿霸氣的帝王如明太祖、永樂帝藉助韓非的法術勢，可以將群僚們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邊又沒有強悍的宦官幫襯，君主就只能被迫屈從於官僚機器的集體意志。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官僚們所需要的只是說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

萬曆皇帝登基之初，以自己高貴的儀錶給群僚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聲音發自丹田，深沉有力，餘音裊裊。但他外強中乾，優柔寡斷，欲立自己寵愛的妃子所生的三子取代長子為皇太子，為整個官僚系統所反對，說是不合祖宗之法。萬曆帝拗不過大臣們，索性以怠政反抗，最後三十年不上早朝、不見群臣、不理朝政、不出宮門、不批硃筆。雖然萬曆年間歌舞昇平，但按照黃仁宇的分析，明朝的氣數開始轉向，從此走下坡路，之後一路下滑，萬曆的孫子熹宗君只愛做木匠活兒，將朝政大權交給了目不識丁的宦官魏忠賢，天啟一朝烏煙瘴氣，昏暗無邊。即使到了崇禎皇帝接位，除去了魏忠賢，親自理政，試圖重新振作綱紀，但為時已晚，在張獻忠、李自成與滿清騎兵的雙重夾擊之下，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轟然倒地，政權拱手讓給了從大興安嶺走出的努爾哈赤皇族。

明太祖煞費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訓》，原本希望讓朱家王朝萬歲萬萬歲，但還是逃脫不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興亡歷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代循環往複，但為蒙元所開創、朱元璋所確立的君主獨裁製度卻在繼續延伸，而漢唐宋所曾經有過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成為了久遠而模糊的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