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紀傳體史學、傳記文學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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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史記》，是由西漢時期的司馬遷編寫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最初稱為《太史公》，或《太史公記》、《太史記》。《史記》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採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內容簡介《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史記》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的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其中本紀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佔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立了史書新體例「紀傳體」。「本紀」是全書提綱，以王朝的更替為體，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其中記載先秦歷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記載秦漢歷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項羽，漢高祖劉邦，高後呂雉，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和漢武帝劉徹。「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迹；「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數民族的傳記。

《史記·太史公自序》：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大漢王朝繼承五帝的遺風，接續三代中斷的大業。因周朝王道廢弛，秦朝毀棄古代文化典籍，焚毀《詩》、《書》，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貴圖書典籍散失錯亂。而這時漢朝興起，蕭何修訂法律，韓信申明軍法，張蒼制立章程，叔孫通確定禮儀，於是品學兼優的文學之士逐漸進用，《詩》、《書》等被毀棄的古書亦不斷在各地被愛好文學的人士搜尋並獻出。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與世長辭。司馬遷子承父之志，繼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開始了《太史公書》及後來稱為《史記》的寫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漢三年（前98年），李陵戰敗投降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並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上給了他巨大的創傷。出獄後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繼續寫作《史記》。前後經歷了14年，《史記》的寫作已基本完成。司馬遷大約死於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後。歷史評價精妙的敘事藝術1、五體會通。綜合前代史書中各種體例，創立了紀傳體的通史。八書、十表、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形成縱橫交錯的舒適結構。2、人物編排名實兼顧，以類相從。《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內在聯繫，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3、追根求源，詳因略果。4、條理清晰。精彩的人物刻畫1、平民入傳。2、個性鮮明。3、多維透視。4、旁見側出。旁見側出法，即在一篇傳記（傳主本傳）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徵則放在別人的傳記中顯示。如《高祖本紀》中主要寫劉邦帶有奇異色彩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他的缺點則散見於其他人物的傳記之中（備註：旁見側出中的"見"通"現"）。悲壯的風格特徵1、宏廓畫面和深邃意蘊。2、濃郁的悲劇氣氛。3、強烈的傳奇色彩。《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劉向、揚雄說：「然自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社會影響史學影響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中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鍊，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將相和》。文學影響《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後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國縱橫》。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為「二十六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歷史傳播司馬氏世代為太史，整理和論述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今本《史記》一百三十卷，篇數跟司馬遷自序所說的相符。但《漢書·司馬遷傳》說其中「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魏張晏註：「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按：即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余篇」，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馮商所續《史記》七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開始把該書內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惲遇害中止。《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泄露宮廷語，因此只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東漢朝廷也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只讓楊終刪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唐朝時，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