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銘】距蘇州河岸不遠的教堂：景靈堂 宋氏家族成員曾在此留下足跡（14.2.27）

透過哥特風格的大幅拱窗，可以看見上海的歷史。

教堂內的彩色玻璃。

1922年的建築依然故我

　　1922年，在蘇州河岸邊一條叫崑山路的馬路上，有一座教堂艾自屹立。

　　十分遺憾的是：這座教堂的建築設計師是誰似乎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了，不過，我們還是能夠明了建築設計師的意圖和雄心：它取名為景林堂（多少年後，景林堂被改作景靈堂），景林——這個教堂是被用來紀念已經去世15年的上海傳教士中特別的一個林樂知牧師的。

　　1922年，上海天空下，出現在人們眼前的景林堂，有著十分清新悅目的清水紅磚牆體，而若說它的正立面，借用建築專家的術語則是「三個對稱排列的山牆構成」，對市民與信徒們來說，他們所目睹的應是正立面上那個帶有鮮明的哥特風格的大幅拱窗，大幅拱窗有兩層樓高，拱窗的窗戶下面，人們應能夠看到白色的草樣裝飾物，當然，人們是無法看到它的平面，平面為巴西利卡式，是對靈魂獲救的一種永恆的寓意。

　　景林堂的副堂在底樓，而主堂設在二樓和三樓。當人們進入主堂，雖然它不像華美的聖三一堂那樣地具有強烈震撼力，也不像清心堂那樣地造型別出心裁，但頭上的木屋架還是十分舒展地展開著，天光正從兩邊窗戶中漏進，彩色玻璃讓屋內空間充滿了一種迷幻的感覺，聖台上方，十字架正端莊地呈現。

　　1922年，那是上海將它擁有十座城門的老牆一氣拆了之後的第10個年頭，亦是上海納稅西人會議通過設立華人諮詢委員會已有兩個年頭，上海經濟已經處於將對整個中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前夜，它呈現的已經遠遠不再是吳淞江邊叫「上海浦」所展現的那點氣象了，它將領有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景林堂便在這時屹立在了虹口這一帶，它高牆上的十字架讓人想起傳教士林樂知。

　　景靈堂的由來及歷史溯源

　　現在讓我們回望一下歷史，看看景林堂起源於什麼。

　　1860年的7月，上海苦夏中的一天，美國南方衛斯理宗派遣的傳教士林樂知抵達了上海。

　　對開埠後的上海來說，林樂知來得不算太早，在他之前，1832年6月19日，普魯士波美拉尼亞人郭士立已經悄悄來過上海；1843年，倫敦會的麥都思與雒魏林也到達了上海；1844年，美國聖公會的文惠廉抵達了上海；而1847年，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亦到達了上海。

　　作為一個傳教士，林樂知或許沒有讓多少人皈依基督教，但他在中國上海留下的烙印卻是深刻的，用另外一個傳教士傅蘭雅的話來說，當美國南北戰爭開打後，林樂知被差會斷絕了經費，但他「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教英文，午後赴江南製造局翻譯外文書，夜間編輯報紙，主日則到處佈道。十年間從未有片刻閑暇」。

　　1868，林樂知創辦了《教會新報》，到1874年，這份報紙改名為《萬國公報》，因報紙偏重於介紹「西學新知」，受到當時中國上海許多新派知識分子的欣賞。

　　1882年，美國監理會委任林樂知為中國傳教團團長，林樂知因此購買下了蘇州河以北41畝土地作為傳教據點，其中，中西書院的推出，是林樂知對上海的貢獻之一。書院的校址設在後來的景林堂對面，這是一幢白色外牆的新古典建築。

　　這個時期，林樂知還開設了印書館，建造書院教師、傳教士住宅，又興建了大批公寓樓房用來出租。

　　1886年11月17日，在中西書院對面的林樂知住宅里，舉行了中華監理公會的第一次年會。

　　歲月如流水一般無聲地流過。當林樂知於1907年在上海去世後，他留在身後的是開辦的學校與創立的報社。某種意義上，他與1870年到達上海的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有些相似，後者在上海廣學會這個中國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在華四十五年》、《百年一覺》、《泰西新史攬要》等影響中國晚清社會一代知識分子的重要著作，而林樂知亦以他創辦的中西學院和《萬國公報》，讓人們記住了他的名字。

　　到20世紀20年代，距離林樂知離開這個世界已經10多年後，鑒於信徒人數不斷增長，監理公會在東吳師生與中西教友的捐助下，在東吳法學院的對面興建了一座規模頗大的基督教堂，取名景林堂，表示對林樂知的懷念之意。

　　歷史煙雲中的那幢建築

　　2013年11月22日下午，天色或陰或晴。當我們到達景靈堂時，余江牧師正等著接受我們的採訪。1989年在神學院就讀的余江牧師，2003年的7月來到景靈堂工作，2004年成為主任牧師。

　　話題很快說開，健談的余江牧師先說起了景靈堂歷史，其中便說到了宋耀如，一個對中國近代史有著相當意義的家族的源頭人物。

　　從美國讀完神學回到上海，宋耀如一度曾在景靈堂當過牧師，不過，或許是因了急於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許因了不會講國語、更不會講上海話給牧師工作帶來的種種不便，還或許因了向來特立獨行的個性，總之，宋耀如早早地離開了景林堂，在從商方面卻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其中，宋耀如開辦起印刷廠。

　　在宋耀如的子女中，小女兒宋美齡對宗教是相當的虔誠，1917年至1927年期間，每每來到景林堂，成為唱詩班的一個成員。以後成為南京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也是景林堂的常客，只是始終有一點來去匆匆。歷史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那時，每當禮拜日子，宋耀如太太，也即宋子文的母親倪桂珍總會早早地坐在景林堂主堂第一排加座上，俄頃，頻頻回頭，是看看兒子是否正點到達的意思。那宋子文，總是踩著時間風一般地進入教堂，做完禮拜，又風一般地上車走人，讓倪桂珍若有所失。

　　時間到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在上海，日軍蝗蟲般地從當年華界湧進了上海公共租界，也湧進了公共租界中的所有教堂，他們將西方牧師一律關進了設在青浦的集中營中，景林堂牧師也不能倖免，在景林堂人去樓空當兒，日軍還放肆地將陣亡士兵的骨灰放在了教堂聖台上。

　　蒙受褻瀆的景林堂就此中斷禮拜長達八年。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景林堂得以再見天日，信徒再來禮拜。

　　那以後，歲月又經過了多少個春秋，直到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是在1981年吧，景林堂改名景靈堂，」余江牧師說道，「又一部歷史開始了。」

　　景靈堂成為上海第三座復堂的教堂，而今它是虹口區基督教的總堂，下屬多倫路的鴻德堂、江灣的基督堂。這之間，景靈堂有著許多故事可以敘述，其中之一便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噩耗傳來，景靈堂上下無不為之悲痛，隨後那個禮拜日，余江牧師等心潮激蕩地在景靈堂里號召眾教友為四川民眾奉獻捐助，一日內，竟然籌得55萬錢款送往汶川，當日晚上，景靈堂還為遇難者做了禱告……

　　傍晚5點，我與余江牧師告別，復又站在崑山路上，遙遙地，再次觀看著這座由清水紅磚結構而成的建築。雖然，它不如聖三一教堂那般華麗，也不如清心堂般怪異，但看似平實的造型中其實孕育了上海歷史的一部分。那刻，時空交錯中的我意識到，從遙遠的1922年到如今的2013年，倏爾之間時光已過去整整91年，而91年的景靈堂又豈是我這篇小文能夠全然敘述？